刘同苏
在过往的十年里面，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是中国福音运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本文仅借助有限的篇幅，非常简略地评述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产生的历史条件，其生命传统的传承，在整个中国福音运动中的定位，现行与未来的基本走向和所命定处理的关键问题。如愿进一步了解相关的问题，可以阅读笔者所著：“城市家庭教会的定义”，“圣局中的棋子”，“天命与世道——新时期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基本关系”等文章，以及“上帝与西泽的疆界”一书。
反向贫困与内在充实
——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缘由
如果启示都来自于上帝，那么，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统一于上帝；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普遍启示总是铺垫着特殊启示展开的场景。自1840年以来的整体文化转型构成了中国福音运动兴盛的客观条件，同样，都市化也构成了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客观条件。都市化是目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显著特征。都市化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城市，而是以市场经济与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从定量的角度看，1990年以前，中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而现今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五；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至本世纪中叶更会达到百分之九十。论到质量，农村与城市不再是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城市文化绝对地主导着整个文化的所有领域，并且按照从大到小的传播次序，由最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发散而遍及整个国家。初起于上海的衣饰款式，象高坡逐级而下的流水，经由中大城市，县镇，几个月后边泛滥于乡野村落；乡谈村语里间或夹杂的那些时髦思想范式，向上溯源，总能在北京的前卫思想流派里面发现其最终渊源。都市文化以无法抵挡的势头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随着都市化，出现了一种反向贫穷。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都市化，带来了急剧增长的物质财富，而迅速扩大的外在有形资财反倒显露了内在精神资源的贫乏。自近代以来无法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精神世界，于“文革”与“六四”的最后打击之后，已经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当然无法驾驭几乎瞬间爆发起来的巨大有形财富。都市化造成的这种内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寻求。除了广州的个例以外，“哪里的都市文化繁荣，那里的福音运动便兴旺”，这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规律。说到底，不是物质财富的发展奠定了福音传播的基础，而是有形发展反衬出来的精神惨白促成了对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仅仅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却没有造就满足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观环境是信仰展开自我的场景，也是检验信仰力量的客观尺度。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都市化的客观条件，更是由于继承了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传统。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与前辈圣徒之生命实践的基础上，传统家庭教会面对意识形态化之专制主义的全面逼迫，和由于锁国政策而被迫分离于普世大公教会的隔绝状态，以基督的“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样式，活出了既能与中国文化接轨而又不被该文化之罪性所俘获的生命传统。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一生命传统，城市家庭教会纔可能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够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主流人群。信仰的实在力量就是把握大众。文化核心处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争鸣的关键不是理论的交锋，而是实际生命影响力的竞争。说是说不出一种文化来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成就都是大众活出来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于其对大众生命的影响。经由“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实践，传统家庭教会形成了敬虔主义与本土化的传统；正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城市家庭教会纔可以在都市化的挑战之下，把握主流人群（进入文化）并提升主流人群（召出来）。从本质上讲，城市家庭教会使基督教在诸信仰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凭借的不是理念与技术的优势，而是能够改变大众生命的内在功力。
形式虽然不是最终的决定要素，但却发挥着重大的辅助作用。套一句老话，生命本质确定之后，形式就是决定因素。都市文化毕竟不同于乡村文化，从而，基督信仰需要一种新的形式，纔可能在都市文化的处境里面表现出自我的生命力量。此次中国的都市化得益于对国际社会的开放，而城市成为了“先得月”的开放窗口。凭借着城市先行开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会率先与普世的大公教会接轨，由此而在教会架构与神学思想方面获得了某种借鉴。城市家庭教会能够较成功地回应都市化的挑战，其原因除了对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继承以外，也是由于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中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家庭教会传统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的汇接点；藉由这个汇接点，中国家庭教会在外形上重新对接到（在生命本质上从未离开过）普世大公教会的大家庭，并且由于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观环境，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准备，与普世大公教会的连接，构成了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主客观原因。城市家庭教会就是，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挑战之下，借鉴海外大公教会的生命形式而于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家庭教会内部的新生的次传统。
三条进路之一
——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定位
尽管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在中国福音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其本身仅仅是中国福音化的进路之一。三股各具角色却彼此辅助的教会支流汇聚成了此次中国福音运动的大潮。
（1） 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对中国福音运动的主导地位表现在：能够响应社会文化挑战的新型教会结构，促成中国教会教义系统形成的神学实践，对教会发展的内外关键问题的处理。就象都市化的次序是从大至小一样，由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引发的福音热潮也是依次从整体文化的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县镇，到乡村。
整体文化的中心城市。虽然中央集权制的瓦解造成了目前多元化的地方文化，北京和上海仍然居于影响整个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把握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就预演性地把握了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福音运动在社会文化的中心爆发，便高屋建瓴，从社会文化的制高点向整个国家漫溢而下。
五年以前，北京与温州还是中国福音运动中并行的两大中心。目前，北京已经取得了绝对的领先地位。在教会架构，教导牧养方式，教义确定以及相关的神学思维，对社会文化的参与，政教关系等等方面，北京家庭教会都向全国的教会提供了先行的模式与视角，并由此而主导着整个中国教会的基本走向。据笔者于2009年10月在温州的观察，至少有三种迹象标志着温州教会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1）新型堂会的出现。温州教会的堂会制已经经历了三波发展，先是从“三自”教会出来的教牧建立的独立教会，然后是要求独立登记的家庭教会在传统家庭教会系统之外建立的堂会，而现在已经在传统家庭教会系统内部出现了堂会制的教会。这些充满活力并象征着整个教会未来走向的教会，所采用的全是北京模式。（2）社会性与文化性的新型事工。无论是刊物，是福音茶社，还是青少年辅导，温州的先行事工总是流行着北京的样式。（3）年轻人的动向。在年轻弟兄姐妹和教牧同工中，对传统教会模式的不满足，对新型教牧形式的渴慕，已经形成了无法忽略的浪潮，而年轻人正代表了教会的未来走向。对于这些适切于时代发展并代表教会未来的运动，温州教会的传统模式无法提供动力与引领，实际上现行体制还在力图阻止新型教会样式的到来。可以说，在过去十年里面温州家庭教会已经将全国福音运动的主导位置移交给了北京家庭教会。这一福音运动中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的福音运动从资金密集型与劳力密集型的模式，转向了智能密集型的模式。河南和安徽为中心的第一波福音浪潮，以大型团队和魅力型领袖为主导方式，形成了劳力密集型与家长制的引领模式。以温州为中心的第二波福音浪潮，用提供资金与骨干的主导方式，建立了资金密集型与领袖主导型的引领模式。目前以北京为中心的第三波福音浪潮，以先进的教会架构与神学思维的传播为主导，奠定了智能密集型与全民参与式的引领模式。
上海在过去三年里面的变化非常值得注意。几年以前，上海教会的主体依然是以旧式市民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家庭教会。目前，在文化成分上，年轻专业人士的比例急剧增加；在教会架构方面，依附于大教堂的团契形式（即主日去“三自”教会，平日在家里聚会）逐渐被放弃，完全独立的堂会正在成为上海家庭教会的发展方向。上海的福音形势有些类似于6-7年以前的北京，由此可以预计，在十年以内，上海家庭教会的影响将会具有全国意义。若两大社会文化中心都被翻转为两大福音中心，对于福音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北京宏大的创造性思维毕竟需要上海细密的实践理性来相辅相成。
处于发展前沿的中大城市。在北京，初始的大爆炸期已经过去，教会还在急速的发展，但是，教会形状初步成型，发展步伐渐渐趋于沉稳。由于都市化的浪潮，从北京开始的新型福音浪潮已经波及到了省会与直辖市一级的大型城市，在沿海地区，甚至于中等城市里面都可以见到新型福音浪潮的冲击力。在作为文化枢纽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比如武汉，西安），福音运动的初始爆炸期已经开始，在其它大城市里面，福音与文化的先行积累也预示着初始爆炸期的临近。中大城市的福音工作应当成为目前全国教会发展的首要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在奠基时（即初始爆炸期）的投入具有最大的外在效益（类似于原始股的投资）；二是中大城市是福音-文化中心向全国传播福音的首先管道。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作为单个人或单个教会的独立活动。福音的浪潮与都市化的文化拓展相伴随；教会发展的高潮不可能越过都市化的热潮而单独形成。中国教会若不需要上帝安排的客观条件，而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即封闭的纯教会活动）就可以创造持续的福音浪潮，那么，此次福音运动在中国的兴旺就是中国教会的功德，而不是上帝的恩典。就目前形势而言，文化的枢纽就是福音的枢纽，都市化的高潮在哪里，福音浪潮就可能随之而在那里高涨。依笔者的观察，中大城市的福音浪潮也具有后发者的优势。中大城市的家庭教会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北京模式；由于有北京先行实践的借鉴，这些城市里面的教会有意识地计划教会的发展（而北京教会在初始时却要付摸索的代价），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北京模式的优点，却避免了北京教会走过的某些弯路。
作为最终落脚点的县镇。县镇是中国都市化的落脚点，也是此次福音遍传中国的落脚点。都市化之后，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会居住在都市，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必定要居住在城镇而不是大型城市。目前县镇的教会依然被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所主导。单单依据传统农村教会的模式，显然不足以应对正在来到的都市化挑战，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模式或迟或早会影响县镇一级的家庭教会。不过，目前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对县镇家庭教会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可以预计，当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模式波及县镇的时候，由于先行等待着的传统农村教会的影响，县镇将成为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最终融会地。
（2）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如果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是随着都市化而由上向下的进路，那么，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就是被都市化冲击而由下向上的进路。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辉映之下，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式微也成为近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中的一大景观。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式微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农村在都市化的冲击下式微，农村里面的教会也必然会受到影响。随着都市化，城市文化已经绝对统治着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以往凭借城乡隔绝而依靠人数占优势的农村文化已经完全处于弱势与依附的地位。如果都市已经成为可以人人可以进入的朝阳文化地带，青少年就不可避免地涌向那里；若是中国从拥有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居住在城镇的都市化国家，迅速衰退的农村必然发生结构性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文化变化都不可能不影响农村教会的生存样式。在主观方面，首先都市化的文化冲击显露了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在生命建造方面的不足，其教导与牧养的方式无法响应都市化的挑战，由此，传统农村家庭教会不仅失去了以往对城市教会的影响力，而且自身的生存都出现了危机。另外，由于对突来的文化冲击准备不足，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基本上是以传统模式去防守，而没有抓住上帝赐予的机会进行自我更新。如果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把握此次机会，主动加入到都市化带来的全国福音热潮之中，此次的进城潮就不会是流失，而变成差遣。一方面，借助与进城人口的天然联系，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应当主动差遣人员进入或建立民工教会，并且通过这一管道而进入城市教会的全面建造。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应当更为积极地参与县镇教会的建立，在即将临到的县镇福音化中成为主导力量之一。以差遣的方式主动参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便会在城乡的交流里面，成为被祝福者。主动差遣的城市宣教，为自我生存提供了活力，而被差遣的人员不再是流失的负数，而是与原教会紧密联结并不断带回城市教会先进经验的桥梁。都市化的挑战不一定造成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没落，反而应当成为一个楔机；正确的回应会提升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生命并使之成为能为此次福音热潮提供活力的基地。
（3）民工教会。就外在渊源而言，民工教会是一个新兴的教会传统；尽管基本成员来自农村，又坐落在城市之中，民工教会的兴起与传统农村家庭教会或新型城市家庭教会都没有什么关联。进城的农民弟兄姐妹们，根被从农村教会的故土中拔了起来，却没有扎入城市教会的新土，于是，那些被上帝呼召的弟兄们便自发地开始建立民工们自己的教会。在上帝的计划中，民工教会可以说是一支福音特遣队。透过民工教会，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将自己的生命触角伸进城市，民工教会就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先遣建立的城内滩头阵地。不过，先行进入大城市的民工们，绝大多数不会永久性地留居城市。笔者在北京经口头统计发现，百分之九十的民工计划最终返回家乡。按照目前农村社会文化的变迁，返回故乡的民工越来越不可能重归农村。一是由于土地的丧失（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也不可能使用密集人力进行耕作）。二是文化重新适应的困难；在城市所受的技能训练都是非农业的，城市生活所造就的都市文化习性也具有难以逆转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返乡农民最终归回的可能是接近自己村子的县镇，而他们从大都市获得的福音与文化的优势，会使他们成为县镇福音化运动中的空降兵。在随着都市化而下的城市福音化浪潮尚未抵达的时候，返乡的民工基督徒可以先行携带来那一浪潮的活水。城市生活造就了技能，眼界，品味上的某种优势；这种文化优势也许对生命进深没有多大意思，但对于引发福音兴趣的破冰却具有重大作用。从城里回来的人说，城里人都吃香喝辣，于是便建立了感官享受的期盼和内在需求。若他们说，城里人都去教会，那么，便会造成内在世界中对未来生活的精神尺度和对信仰的向往。当然，文化优势并不会直接产生信仰，却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冲击并造就了企图进一步了解信仰的需要。教会生活方面的优势，表现为亲身观察了先进教会模式的运行，接触到较为系统的神学理念，间接或直接地经历了先进思维模式对具体教会问题的处理；将这些先进范式带到故乡，对现在的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和未来的县镇福音化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只要比照“海归”基督徒在城市家庭教会中的作用，就不难类推出“城归”基督徒在故乡福音运动中的角色。民工教会的出现是对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和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双面挑战。如何成为民工教会的差遣基地与长久支持者，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得以融入城市福音浪潮并使自身更新换代的关键之一。中华福音团契与颖上团队已经有计划地在城市民工和城乡结合部建立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普遍衰退之际，这两个团队还能够保持活力并在全国福音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原因。对于新型城市家庭教会，这是一个关系自我生命与定位的更大挑战。目前城市人口中，第一代农村进城人口已经占据百分之六十。如果我们既没有实际参与也根本没有感动连结民工教会，我们就不配再被称呼为“城市家庭教会”。如果城市人口中百分之六十都在我们的福音“版图”之外，我们就不是涵盖整个城市福音运动的城市家庭教会，而是只照顾自己阶层的“有产阶级（工商经营者）教会”或者“知识分子（白领）教会”。在生命内涵上，这是一个更为尖锐的挑战。基督是为所有罪人舍身的，只为一部分人（比如无产阶级）而死的“基督”就不是基督。由此，只有向本乡本土上所有罪人传扬福音的教会，纔是活出基督之为他生命的真正教会；否则，基督生命便有了折扣，教会就会沦为自我服务的文化圈子。忽略并隔绝于民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在外延上就应当去掉“城市”两字，在内涵中就辱没了“教会”两字。
白色殉道的生命与公民社会的雏形
——新型城市家庭教会面对的关键问题
一个教会的主导作用，主要不是人数或技术，而是对教会生活之关键问题的处理。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对目前中国福音运动的主导，也不是由于她从海外的教会那里借鉴了教会模式或神学理念。一切形式上的借鉴仅仅具有辅助性质，真正的关键是所借鉴的教会模式与神学观念能够活生生地融合于家庭教会的传统，并由此而解决中国福音运动面对的关键问题，最终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保持自我灵命传统的前提下，能够响应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新时代挑战。目前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主导处理的关键问题既有涉及内部关系的，也有关乎外部关系的。
（1） 内部生命问题。
生命内容——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红色”就是“流血”。“红色殉道”以形象化的象征表述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红色殉道就是：在教会与世界的直接外在冲突中，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动力渊源，基督徒为了信仰缘故而自愿地承受来自世界之惨烈迫害的生命样式。“白色”就是“圣洁”。“白色殉道”也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白色殉道就是：在教会与世界共处于同样外在社会环境的条件下，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动力渊源，基督徒为了持守圣经生活方式而拒绝世界价值观与感官诱惑的生命样式。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教会经历了外在社会环境极为险恶的大迫害时期以及其后的迫害衰减期。那一时代的关键问题就是在教会外在形体都会被铲除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坚守住独立的信仰。传统家庭教会以红色殉道的生命样式，保住了教会生命传承并且奠定了今天教会复兴的基础。今天，外在的逼迫减弱了，中国基督徒享有了与一般社会成员类似的权利（虽然还不是完全同等的权利）。与世界冲突的惨烈形式不再是教会殉道的首要样式。教会面对的不再是监禁，流放，批斗，丧失工作，离散家庭等等外在迫害，而是金钱，名声，权力，感官享受等等世界价值观的引诱。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抵制世界价值观的诱惑，坚持基督的生命样式，已经成为中国教会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
生命形式——从放养（点片制）到牧养（堂会制）。教会架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从而，堂会制并不是一种从海外引进的纯粹先进技术，换言之，它不是一种为制度的制度，而是为生命的制度。堂会制之所以能够在现今的中国教会发挥形式上的优势，仅仅因为该教会架构较为有效地服务于白色殉道的生命内容。“点片制”的“点”就是聚会点，“片”就是将点连接在一起的网络。“聚会点”的称呼已经表明“点”的基本功能是分别为圣的聚会，而“片”的设立就是支持点的聚会。在教会与世界截然对立的时期，教会与世界是完全分离的；一个人只要守住分别为圣的聚会，就守住了基督徒生命的全部（因为已经自动被世界划为另类）。由此，那时守住分别为圣的聚会是教会生活的首要事务。片的建立就是为了支持点的聚会。以片为单位的派单制巡回讲道，就是为了满足主日聚会的基本需要。堂会制是一种生命全面连接的灵命生活形态。堂会里面的多层次与全方位的设置，只是为了将圣徒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彼此连接在一起，并且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彼此连接而实体性地与基督连接在一起。与堂会制相关的牧师住堂制明显地是为了在整体生命的连接中实施全面生命的教导。就以牧者的功能为例，以往传统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可以带领6-7个聚会点。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牧养的牧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牧养就是全面生命的同行。一个牧者能够陪伴多少“羊”的全面生命呢？只要看一看一个父亲能够抚养多少孩子，就不难做出类推。能够同时带领诸多聚会点，只是因为与“羊”的连接限于分别为圣的聚会，而只要口号式的情绪激励就不难维持住分别为圣的那一点聚会时段。同理，一个仅仅在主日按照派单于十几个教会转来转去的传导人，能够和几只“羊”建立全面的生命关系呢？在与世界截然对立的大迫害时期，即使没有全面的生命连接，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分别为圣了，逼迫教会的世界就自动将我们划到了圣的一边。可是，在要求白色殉道的时代，于外在条件方面，基督徒已经凡事与世人相同了，如何让“羊”在凡事相同的条件下，活出与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即不犯罪），就需要牧者凡事（即全面生命）一同与“羊”共同经历。在全面生命连接里面与被牧养者共同经历基督，这就是牧养的本质。耶稣这位最大的牧人，没有在6-7个聚会点转悠，就粘在十二个使徒身上，就是为了向我们显明牧养的本质。仅凭派单而几个月来教会过一趟的传道人，能够与“羊”们有几分生命的连接呢？仅仅与“羊”在主日打个照面的传道人就只能带出主日的基督徒，每日与“羊”全面生命同行的牧师纔可能造就整全生命的基督徒。堂会制的本质不是制度，而是制度辅助的日常全面生命连接与牧养；这种日常全面生命的牧养，是今天在主流社会中继续保守基督生命样式（即白色殉道）所必需的教会形式。
生命理念——以教义为中心的神学实践。神学也不是为思辨的思辨。如果不是为了在中国现今的文化境遇里面，确立保守教会生命的教义，目前的神学培训热潮就毫无价值。在大迫害时期，神学需要相对地降低。与世界的截然对立使神学对信仰的说明显得多余（不是真得多余），我的殉道就是我信仰的告白，我在被逼迫时仍然活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我信仰的最高“神学”诠释。前都市化的自然经济形态，也加强了信仰的经验分量。小型的封闭的单一的少变的紧密的自然经济环境，加重了经验对信仰的宣示力量。持续不变而近距离地与一个同样文化背景的人相处，无需神学解释，就可以实在地显示自己的信仰生命。在信仰与世界混杂（在世的出世）的外部条件下，在都市文化那种多元易变的开放性环境里面，尽管经验性的见证依然是信仰生命传递的基础，但是，对于解释如何在与世人相同的外在生活里面却活出与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对于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说明同一个生命样式，对于在短暂相处的时光中浓缩性地传递完备的圣经真理，神学就成为必需的辅助。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纯学术的神学，而是建立教义并由此规范信仰生命的神学。教义就是在活的生命境遇中按照圣经原理统一教会生活的规范。
（2） 外部关系问题。
社会参与问题。 广义地讲，“社会参与”是指教会参与分别为圣的教会领域之外的社会活动；目前一般特指教会在慈善，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在大迫害时期，教会不可能面对社会参与的问题；那时的教会与极权控制下的社会处于壁垒分明的外部冲突之中，教会完全被驱逐和隔绝于社会之外，就算教会打算参与社会，也不被允许。在目前教会与社会混杂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社会参与纔会成为教会正实际面对的问题。说到底，社会参与问题的本质就是：基督徒是不是还要作为人活着？只要还作为一个人活着，基督徒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生活。“基督徒个人可以有社会参与，而教会本身不可以有社会参与”的说法，显示了教会观的偏差；按照这种教会观，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完全分裂的，而教会仅仅涵盖基督徒的业余生活；教会并不是基督徒全部生命的集合，而仅仅是基督徒某个方面的生命集合。“社会生活已经被罪统治”也不能成为逃离社会生活的理由。正因为罪的污染剥夺了社会的原创本质，纔需要教会将上帝创造社会的本来样式带给社会。若不活在社会生活里面，又怎么可能向社会彰显其失落的本质呢？外在凡事相同，纔可能显示内在的不同；外在凡事不同，内在的不同反倒被外在的不同遮蔽了。社会参与的实质就是在与世人相同的一般社会生活里面展示信仰生命的特殊。
政教关系。在大迫害时期，家庭教会与政府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除了外部冲突，双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在家庭教会一面，只是被动地被政府逼迫并以地下状态逃避与政府的接触。在现今向主流社会传扬福音的时代，家庭教会开始采取公开与主动的态度。采取地下状态，怎么可能向主流人群传扬福音呢？即使最为反对教会公开化的教会实际也公开着呢。在主流社会公开自我，就意味着要直接面对治理主流社会的政府。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中国教会里面流行着被罪严重扭曲过的关于“政治”的观念。“处理政教关系”被人曲解为“搞政治”，而其中的“政治”等于权力斗争。实际上，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其涉及的是关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共政策与共同规则。家庭教会涉身政教关系，其与政府的关联仅仅是表象，而实际内容是整个社会公共生活的改变。在以往的专制主义治下，由于公共权力完全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国没有公民社会。然而，在整个公共生活被公共权力绝对控制的条件下，因为具有属天的超越渊源，家庭教会自成一体地建立了仍然保有个人基本权利的公共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面，人们可以按照圣经（即不按官方的意识形态）讲道，所以坚持了言论自由；可以思想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圣经价值观，由此保留了思想自由；可以选择官方教会以外的教义，从而守住了信仰自由；可以组成官方组织之外的群体生活，因此实现了结社自由。在专制主义的绝对控制之下，家庭教会成为了唯一维系个人基本权利的公共生活，由此而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驱或雏形。作为公民社会的唯一实际范例，家庭教会正在实际主导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传统家庭教会的基本态度是坚持信仰而不诉诸权利，而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则采取“信仰与权利”双坚持的态度。双坚持的态度并没有为家庭教会的属灵生活添加更多实质内容，而是将已经实际存在的这种公共生活形式引入主流社会的常规秩序之中，让其也成为整个社会的祝福。“登记”问题是坚持信仰权利的关键问题，也恰恰成为了公民社会建立的要害问题。“独立登记”意味着真正的民间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在教会一面，通过独立登记，教会获得了影响主流社会所必需的合法形式；在社会一方，作为所有个人基本权利的基地，民间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公民社会的建立。在诸非政府与非赢利组织里面，家庭教会的团体个数与成员数量最多，财政资源最为雄厚，组织结构最为严密，与国际接轨最好，人员的委身程度最高，从而，成为最终实现社团独立登记的主导力量。
“三自”问题。“三自”表面上是一个实体，实质上却是两个概念。一是政治权力控制教会的官方机构，即三自会；二是被三自会控制的教会。从长远看，与三自会的关系，没有什么发展的前景。首先，作为政府部门中最保守的一个机构，三自会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自主权；与三自会的关系，不过是与政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其十分有限的作用基本上还是负面的）；其次，在公民社会正在来临的前景下，所有打着民间团体旗号的官方机构或迟或早会丧失其生存地位，三自会作为其中一员并不可能避免消亡的命运。对于家庭教会，在这一关系中的真正挑战是着眼于后三自时代，现在就开始发展与三自会下属教会的关系，以期在那些被掳教会归回的时候，能够自然地与家庭教会相融合。
谁可以解决教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谁就在主导教会的走向。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正式通过对上述关键问题的处理而主导了目前中国福音运动的发展。
（若歌中美牧师研讨会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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