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圣约与国度：三一上帝与基督教文明論護教學》》
大约1997年左右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改革宗运动，经过赵天恩、唐崇荣、王志勇牧师等人的努力，改革宗神学在大陆家庭教会蔚然成风。
中国改革宗神学介绍与传播有注重教理性；注重灵修；强调神学，以及公共关怀等；注重教牧性等优点。这些给中国教会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祝福到许多教会：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以及海德堡教理问答被很多教会用于受洗培训、平信徒门训，乃至传福音，使中国教会的基要真理建设有很大突破；注重灵修和公共关怀，使改革宗思想成为一批深度参与公共领域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律师的祝福，维权运动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律师是基督徒，其中大多数持守改革宗神学立场。改革宗运动有效改变了中国教会信仰私人化、圣俗二元对立的弊端；强调神学使中国教会迅速扭转了华人教会的反智倾向，使大陆教会的神学教育、神学热蔚然成风；注重教牧性，使乡村教会时期（温州与河南都有此特征）重宣教不重牧养的弊端在城市教会快速发展时期有很大改观。
改革宗神学和清教徒神学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个巨大的祝福。因为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很差，改革宗神学补足了这一环节。改革宗神学为中国思想提供了心灵秩序与公共秩序、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平衡框架。
改革宗运动已经有十多年了，如何深化关乎城市教会乃至整个中国教会的未来。麦格拉思认为,改革宗靠的是组织和纪律。十字架事件是中国教会的新开端，逼迫促进联合与反思。中国教会深处内部发展和外部社会处境的双重困境之中。就内部而言，中国教会在农村教会快速成长，以及城市教会异军突起之后，面临进一步扩展的七大瓶颈，即神学、人才、组织、教会牧养和治理、经济、教育、科技等。
就外部处境而言，中国社会的经济市场化已初具轮廓，而公共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模式则远未定型。福音在文革后的广传只是偶然，其后是儒家传统的全面复兴，还是会继续深化，推动中国迎来可与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相比美的中华神学时代？中国的改革宗运动在此双重困境和挑战之中，同时也面临重大的发展契机。改革宗神学要实现赵天恩牧师的三化目标，需要在总结反思中更新提升,以成为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祝福。
中国文化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经历沃格林所说的“存在的飞跃”，需要补充哲学与神学两个传统，而哲学及现代科学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主题，以及笔者所提炼的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人道”与“理性”主题，已初步注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而启示的飞跃尚在酝酿之中。
当下中国大陆的心灵秩序和公共秩序仍然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同时也是一个大开大合，呼唤中国大理论的时代。在此复杂的处境中，基督教思想应当走出基督教中国化以及西方本位的两个极端，而以基督教人格的生命和纯正的圣经真理相结合，提出基督教文明进路的中国问题方案，以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历史三峡，建立笔者所说的“新内圣外王之道”。这种意义上的文化使命，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成全，也是福音对于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
志勇属于圣经中所说的“若果癫狂是为上帝”（林后5：13）的人。王牧师到2001年时圣经已经读了三十遍以上，读破了三本圣经，我亲眼见其所用的圣经因用功甚勤而卷页、裂开。
志勇牧师此书以国度性的胸怀、全局性的眼光，把前提论护教学扩展到文明论护教学，以人的认知心、宗教心、道德心、政治心为总纲，全面建构教义、密契、道德和德修神学，提出了“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的基督教文明神学纲领。
在笔者看来，本书作为志勇牧师孜孜以求圣经真理二十年的集大成之作，乃是中国教会基于改革宗正统神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心灵秩序和公共秩序问题所作出的全面思考，为中国教会走出七大瓶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既为先声，便非定论。志勇牧师的一些提法我还有所保留，然而我相信，本书所打开的问题给我们的启迪是深远而意味深长的。
北京 201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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