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社科院开除范亚峰事件之一

陈永苗

 

因从事教会维权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基督徒范亚峰于2009年11月2日被以“政治”原因遭开除，法学所有关领导和人事部门宣称是“不再续聘”。长期以来，因为和政治沾边，范亚峰作为副研究员承受了来自体制内的政治暴力，作为基督徒承受了来自家庭教会内部的道德压力。

宗教“迫害”的原因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理所当然是无神论的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家庭教会自己。最近被迫和政治沾边的北京守望教会和上海万邦教会，也遭遇了二重伤害。

愚民和暴民造就了专制。对宗教迫害和维权没有自觉，或者将家庭教会作为异议的堡垒，都是导致和纵容宗教迫害的原因之一。家庭教会所倡言的服从和只要信仰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言辞振振，却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到底符不符合上帝和《圣经》之道，一直没有反思和自觉。用人的道理，替代了神的道理。

服从掌权柄的人与服从上帝之间，我想西方人能够处理得好，当掌权柄的人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反对上帝的撒旦时，奥古斯丁教诲说，反抗掌权柄的人才是服从上帝。服从和反抗有一个清楚的界限。而我发现，到了中国这个界限消失了，只有服从没有反抗，一味强调盯在神坛，只注意信仰，甚至把信仰和维权对立起来，你死我活，要信仰就不要维权。黑格尔和卡尔.施密特无不强调，这种惟信仰的道德神秘主义，实际上对专制统治的反映。换成基督教的语言，这是魔鬼进入了统治了人心。

卡尔.巴特认为，从约翰《启示录时代》起到尼采，并非反对政府里的败坏，而是向统治者存在的权力，提出根本性挑战。巴特说，要认识到上帝乃是制服现存不义的胜利者，这便是回归的意义所在，这便是《罗马书》第13章的意义所在。

巴特认为，受到现存秩序秩序伤害的正义感，不会因为与现存秩序的决裂而得以重建。最激进的革命不只是反叛，而且本身也是对现存秩序的辩护和强化，而且比以前过之而不及。反叛者正是通过它的反叛，站到现存秩序一边，胜利之后立即回头是岸，不再是反叛者了。

如何彻底地摆脱现存秩序，包括激进抵抗和革命对现存秩序的延续，是首要考虑的。在巴特看来，反对最激进的革命，并不意味着拥护现存秩序，因为叛逆者一不留神，就会卷入这样的漩涡，将上帝秩序与现存秩序进行进行争执，让上帝来驱赶魔鬼，让上帝与魔鬼之间进行战斗。

当今的中国家庭教会，在政治问题，既不符合福音精神，他们在非政治反政治，与极端政治化之间徘徊沉沦。

家庭教会的政治认识，一方面是要信仰就不要维权，另一方却是政治异教当做福音。二者之间互相掐架没完没了。从1989年之后，很多异议人士皈依了基督教，再到近年来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皈依了，尤其在北京。他们之间，对基督教政治的理解，很大还是取决于前者，后者不过是一些小学生，因此给家庭教会带来一个问题是，撕裂了家庭教会本来还可以并存的信仰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深深的鸿沟。我甚至看到，不要说维权，甚至面对宗教迫害，也是没有神学和心理上的准备的，一旦遭遇了就慌慌张张，溃不成军，躲闪都没有章法。

因为迫害而与政治沾边的基督徒，因为仇恨，用上帝反对共产党，就把上帝降低到同等的地位上。这样，就把政治反对当作信仰。共产党与上帝作战，争夺人心，可是上帝决不会与共产党作战。在一个基督徒的信仰里，绝不会有半点共产党的阴影。是坚定自己，而不是否定对方。固然，真理让人得自由，可是政治自由，并不是真理，是第二性的。《罗马书》中，虽然蕴含着用上帝诫命来否定掌权者的可能，但是这不属于信仰，而是人的政治。人的政治，当然也要受到基督精神的渗透和主宰，可是并不是信仰。当把信仰下降为一种道德，一种与共产党展开人心争夺的战斗时，就是对信仰和政治二分的突破，魔鬼进入了人心。我把它叫做政治异教。

政治异教的存在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是89之后的反专制要求，而且与家庭教会受迫害关系极大。也就是政治异教其中一部分是家庭教会受迫害反弹的极端政治化。所以通过批判无法取消和改正政治异教，而是要疏导。法律维权就是疏导，它能够达到政治异教的目的，却没有政治异教的毒害性。而且在政治异教和远离政治之间，达到了平衡，这样避免了家庭教会的巨大分裂。

基督徒该参与政治。其实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有一个内圣外王，也就是基于爱而推广于他人，爱他人，希望或者强迫他人接近上帝。既然信仰有了公共层面，就像大乘佛教一样，“外王”构成基督徒完全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没有为上帝做工，就不算好的基督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世俗王权的关系。世俗王权也是一种隐秘的异教，或多或少的要求监管个人的灵魂，如果一个世俗王权否定或限制对上帝的信仰（主要是通过否定教会），那么与世俗王权的斗争也是基督徒的一部分。

福音是具有政治性的。政法是通向神圣的必要过程，只有穿越了政治和法律，才有可能真正到达神圣之领域。这是，古典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延续到中世纪，为了要恰如其分的达到所谓的启示神学，就必须首先经历政治学和法学。

阿伦特认为耶稣福音有政治性。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指出，耶稣虽然像一位宗教领袖一样讲话，不过他的思想和最基本的人类经验相关，因此具有政治性，具有重大的政治意涵。耶稣在律法中降临，作为以色列的拯救者。放在与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当中，或者抵抗罗马的政治当中，耶稣无法避开政治性。

尼希黛斯在《启示录的宪法学说——从彼特森神学看施密特》中说，在一开始，甚至从耶稣开始，福音宣道便以法和政治的说法来表达，基督教制度也是通过模仿政治制度形成的。彼特森《教义史讲义》，观念史已经确定了这一点，因为“教义”的确定用法，恰恰源于古代的法律语言，指行使国家法权的特定形式。彼特森《〈哥多林前书〉讲义》手稿中说，洗礼是一种法权行为，产生出特定的法权状态—超自然的法权状态，进而产生超自然的在，因为这种法权纠纷是天与地之间的。

对耶稣而言，旷野试探前的思考（超越敌基督的诱惑，例如权柄、食物、神迹），与迷赛亚与犹太国不可分离。如果限制在古典原则里面，那是不是基督必须从敌基督处获得理解，没有敌基督，那么基督精神就无法让人获得理解。《圣经》中对福音的理解，对自由的理解，离不开政治心理经验语境。巴别塔的记忆，在埃及的奴隶记忆，出埃及的记忆，对外战争，大卫王朝的成功与失败，都有规定性的作用。

耶稣之后，偶像崇拜并不是必经途径。固然耶稣是宗教的终结，神话的终结，历史上曾经走法政——神圣的路径，但是耶稣超越了，以神性超越了历史路径的限制。对圣经和律法的偶像崇拜，上帝在其中，就祛除了偶像崇拜性。

我认为在政治异教和远离政治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中间地带，这就是家庭教会维权。家庭教会是不是反对专制的坦克我不知道，但是家庭教会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维护基督徒的公民待遇，避免宗教迫害。这是必然遭遇的，属于教会生活和政治之间的交叉地带。这无可逃避，没有法律维权，家庭教会没有获得合法地位，那么信仰生活就处于恐惧和胁迫之中。

 我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说，基督教将在未来专制者崩溃以后，在公民社会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形成社群，实行自治，其领袖将扮演地方精英的角色，有利于地方稳定。我不赞同基督教用于民主运动，尤其是奔向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所以我将用法律维权来反对政治异教，把家庭教会放在重建公民社会的伟大使命之中，而不是直接当作武器来批判专制。因为后者将是毒杀家庭教会、基督教和中国命运艳丽斑斓的毒蜘蛛。

近代中国秩序大崩溃是不可挽救的，是古典时代的自然法体系的死亡，类似于西方秩序的瓦解。王国维跳湖的惨烈，不比寻常。这与罗马晚期的大崩溃一样。罗马大崩溃后文明的保存依赖于基督教。中华古代文明的大崩溃也是一样，需要基督教来保存。罗马有个奥古斯丁定来解决，中华文明大崩溃后，也应该有人站出来做奥古斯丁的工作。

 

本文链接：陈永苗：为基督徒范亚峰从事政治辩护,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