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演讲，关于于建嵘教授的研究。几年前我和于建嵘教授在海口开会时见过，他的名气很大，很荣幸今天在西南能够碰到。在这项研究中，于建嵘先生将群体性事件分成四类，并从中提出了一个社会泄愤事件的概念，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他将群体事件分为四大类——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科学的分类必须采取单一、明确的划分标准。而他划分这些类型的标准是多元的，比如，维权是以行为目的来定义；社会纠纷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有组织犯罪是以行为方式、行为的严重程度；社会泄愤事件是以纠纷原因定义的——这些明显不是并列关系。也因此，四种类型存在分类不周延且相互之间有交叉的明显缺点，如社会纠纷包括社会泄愤事件、维权抗争、有组织犯罪，犯罪与纠纷也不能并列。

    第二，于建嵘教授使用的概念不准确、不严谨、模糊，上述许多概念就是这样。我以社会纠纷为例，我本人喜欢使用纠纷的概念，所谓纠纷就是指社会纠纷，而不是指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狗的纠纷，社会纠纷是更一般的概念、更上位的概念，包括普通的纠纷，也包括激烈纠纷。后面使用的“社会不满群体”的概念也不准确，每个人都有不满，我对这次会议的组委会就有不满，是否不满者皆可归为“社会不满群体”？究竟是谁对谁、因为什么、对什么的不满才是“社会不满群体”的“社会不满”呢？至少他在研究中应当界定清楚。于先生的概念需作更严格的界定。

    第三，在上述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社会泄愤事件”更值得商榷。它不能与作者提出的其他三种群体性事件并列，也不能与其划清界限，作者没有讲清楚它与其他群体性事件究竟有何不同。作者提炼出的社会泄愤事件的四个基本特点可以套用于几乎任何一类群体性事件。

    第四，于教授对所谓“群体性泄愤事件”的原因分析也出现了没有针对性和泛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作者试图构建出这样一类群体性事件，但却未发掘出其特别之处。

    第五，由于概念界定上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的泛化和不够明确，所以最终导致政策建议的笼统、空泛，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

    第六，于建嵘教授刚刚提到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我认为，一丁点也没有超出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当代中国农民“依法抗争”的理论框架。

    第七，于建嵘教授刚刚涉及到三个司法制度方面的问题，这恰恰是本人的专长。其中两个比率还在数据来源上令人质疑。一是再审改判率，他以此来证明法院的司法不公，因为这一数据逐年上升。我不知道他这个数据是从那里得来的，而且我要指出，这一概念是指案件改判占进入再审的案件之比，即使这一比率高，也完全不能证明法院的错案多。二是执行率逐年下降。同样，我不清楚他的数据来源于何处。因为官方的统计数据是，自2000年以来，执行率是逐年增加的，近7年都基本上达到85%左右。当然，执行率，并非指判决得到切实执行的比率，而是指执行结案的比率。按照我的实证调查，以及我的推断，执行到位率，即实际上能按判决金额执行到位的大约占四成左右。

    三是于先生提出了所谓司法制衡的概念，而且自以为很新鲜。事实上，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令人误导。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司法制度研究领域早已有很明确的解释，我将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病概括为司法的“六化”现象——司法的等级化、行政化、商业化、地方化、非职业化以及政治化。而问题的解决，也是改革司法体制，消除司法的等级化、行政化、商业化、地方化、非职业化以及政治化。因此，毫无必要提出完全令人误导的“司法制衡”的概念。

     最后是应星教授的演讲。应星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对他也特别敬佩，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是我推荐的必读书。应星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透过一般的利益解释，看到精神的力量、人格尊严以及基本权利的推动作用，他从伦理、道义的角度来解释，提出了承认的政治学，有一定的新意。他还在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摒弃物质动机。斯科特提出道义经济和生存伦理的概念，从伦理的角度来解释集体抗争，但应星认为，斯科特最后还是有物质论的色彩──当农民活不下去的时候，要抗争。

    我听了应星教授的理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以为，应星走得太远了。精神诚可贵，但物质是基础，不要脱离物质、利益单纯地谈精神谈人格谈基本权利。抗争者们的确有的人有时候是为了一口气，但这是大多数吗？是只为一口气而无利益动机的同时存在吗？

    刚刚他谈到群体性事件的升级，提出群体性事实际上很多是被打压出来的，越打压，激起的反弹越大，但请你注意，大部分打压是成功了，绝大部分打压都会让人变得更老实，所以不是因为打压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升级，群体性事件的升级至多只能说有打压的因素，但只是部分地影响。

    我做了一些跨学科研究，有社会学、经济学、法律与文学等，你们社会学家还是不要对经济学过于排斥。我想，任何抗争、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经济学中理性人的框架是很重要的。在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动机和精神动机都很重要，其中多数群体性抗争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也有为“气”而斗争的因素。更何况收益可以解释为包括精神收益在内。

    因此，我认为，应星教授并没有走出斯科特的框架，斯科特没那么笨，说所有的抗争都是因为农民没吃的了，他只是说没吃的可能会导致抗争。应星只是将斯科特的框架换成了一个中国式的表达——气。不过，这又令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练气功，气沉丹田，不过练了五六年，还是没有打通任督二脉。

    最后，应星教授谈到了加快司法改革的问题，希望这样的案件尽量到法院去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群体性事件。我做过类似的研究。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意图是好的，但难，很难，非常难，甚至可以说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群体性纠纷，法院的解决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法院更是无力应对；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也不可能实现快速平息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群体性纠纷处理的首要目标；即便群体性纠纷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也常常会受地方党政的影响或干预；即便法院作出裁判，也很可能难以执行。因此，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更愿意诉诸党政、人大、公安等法院以外的权力机构，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当事人不多，提起诉讼的情形更少。

    我就评论到这里，请诸位原谅我说了许多非专业的意见，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徐昕教授是非常典型的西南政法大学的作风，我们西南政法大学讲学无论是什么，一到这里就要接受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批判，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不要见怪，下面有请我们的客人光磊教授，大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