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瑞迪
现年41岁的范亚峰原本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副研究员。2005年，他与许志永、滕彪、张星水、高智晟以及王怡等律师一道组成律师团，为被称作是“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的蔡卓华非法印刷“圣经”案辩护，可以说是当时兴起中的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当时的范亚峰虽然积极活动在维权活动前线，但面对外国媒体仍然表现出某种谨慎，希望能以最平和的方式，从体制内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不过，这种谨慎显然并没有使他免于麻烦。2009年8月，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一度被当局拘押，公盟组织随即被限制活动；范亚峰在同年11月，被社科院以“政治原因”不予续聘；宪政学者张博树也在几天后收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要求他限期调离的通知。跃居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加强对维权活动的打压此后持续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范亚峰认为，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的维权形势并没有恶化。体制内以司法为中心的维权活动的确陷入困境，但实际上民间维权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体制内维权遇困，但民间维权取得更大发展

“其实，从09年到现在，维权形势不能说恶化，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这样讲，体制内的，以传统的司法为中心的维权行动确实进入困境，比如说：公盟被限制活动、维权律师大规模下岗、今年唐吉田律师和刘巍律师被吊销执照，等，但是，过去一年（从2009年9月到2010年8月）时间，总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维权活动实际上有更大发展。比如，传统意义上大规模的街头化蔓延到更大的范围。像今年5月各地的罢工高潮实际上形成了很大声势。2010年还出现一个新的势头，就是大、中、小各种规模的公民围观，强有力地改变了既有的维稳体制的格局”。

“我举一个例子：2005年元月，赵紫阳逝世，在北京发起了一种定点监控这样一种围堵战术，也就是每逢敏感日期，给特定的公民群体上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这种做法在2010年有了很大好转。这种好转与2010年出现的大量的公民围观有很大关系。这个特征就是主动街头化。在今年4月，“4-19”福州三网民案开庭，几百名网民到现场围观，形成了很大声势。目前，三网民已经出狱或者保外就医出狱。应该说，福州三网民的维权行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就是家庭教会维权。在2009年9月到11月，临汾教案、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以及我本人下岗，家庭教会受到全面打压。但09年底，中国政府就被迫停止了这种大规模的打压行动。2010年，中国政府通过维稳体制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力度大幅下降，教案明显减少。”

“所以，可以看出来，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官方力量的博弈、官民力量对比，实际上发生了有利于民间力量的变化。整个维稳体制非常疲惫，镇压力度、打压能力明显下降。”

体制内改革动力已基本衰竭

“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需要两种力量的合力。一个路子是体制内的政权改革，也就是通常讲的政改。另外一条路就是体制外推动的政体和平革命。

应该说呢，许志永博士去年被抓捕，以及我本人被下岗，都是体制内改革动力基本衰竭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它对从体制内推动政权改革的力量越来越不能容忍。所以才会有公盟被限制活动、律师大规模下岗、我本人失去工作……也就是说，它（政权）的刚性实际上是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标志。比方说，一条船在大海上航行，遭遇更大的风浪、危机更深的时候，船会抛下去更多物品，来减轻自身重量。这意味着大船的载重能力呈下降的趋势。所以，在09年下半年，对体制内人士―包括我、许志永、张博树，等等的大规模打压，就是这样一种大船危机更深的标志，而不是它更有能力、更自信的标志。”

中国政治变革的条件正渐趋成熟

“今年六月底，刘贤斌被抓捕引发反弹。7月份，22个省成立公民关注团；8月出现了持续的接力绝食。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对刘贤斌的打压，引发民间力量的停滞的目的没有实现。所以，在8月底，温家宝开始发表政改讲话。中共体制内高层相对保守和相对温和的两种力量对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出意外的话，随着国际压力和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中共体制内相对保守和相对温和的两种倾向会产生一种主导性的力量，中国政治变革的条件也会随之出现成熟。就是说，非常类似21年前，1988-1989年那样的态势。事实上，在2010年到2012年，或者几年内，相似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我相信，最后的结果，应该比我们上一次所经历的要好。”

官民就不大规模动用暴力问题正形成默契

“现在断言哪一种结局还为时过早。但是，从过去几年维稳体制和维权运动博弈的运作方式来看，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概率实际上比较低。维稳体制总结了89年的教训，现在更多地采取了软暴力的方式，比如说，传唤、限制人身自由、出动武警、不许开枪等等，用这些方式来控制维权行动。同时，维权运动也基本上遵循了暴力边缘的原则，拒绝大规模的暴力参与。就这个意义来讲，在不大规模动用暴力这一点上，官民双方正在形成一种默契和共识。所以，总体来看，只要不发生极端情况，大规模暴力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率还是远远大于再次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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