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范亚峰初中毕业没有走升高中、考大学的通衢，而不得不先入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才上大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研究生。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二○○三年毕业，留在法学研究所工作。
从某种角度来看，维权是律师的日常工作，维权行动中出现大量律师的身影不难理解。但范亚峰是一名学者，他积极参与维权活动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对于笔者的问题，范亚峰表示，维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虽然他对做律师不感兴趣，但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他希望在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同时，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影响、推进中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从《公法评论》起步的维权经历

二○○○年五月范亚峰开办了《公法评论》网站，希望借此提升宪政理论研究的品位，扩大宪政思想的传播。他表示，自己从办网站到参与签名，到写文章为受害者呼吁，参与案件的讨论，以及作为公民代理人出庭，这一系列发展十分自然。

范亚峰是杜导斌案第一个五十人声明的发起人之一。该文本修改了二十多次，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范亚峰在修改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是体制内外知识分子首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很多人认为，维权不应该援引当局制定的法律，范亚峰有不同考虑。该文本的特点之一是，援引了“八二”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二○○四年二月，北京举行了一场修改完善人权保护条款建议的研讨会。范亚峰是两个发起人之一。主题发言和建议文本经过反覆讨论，数十遍修改，范亚峰认为，维权运动受到了他们做事风格的影响，逐步细致化。

二○○五年，范亚峰组织了蔡卓华案实力雄厚的律师团，包括张星水、高智晟、王怡、滕彪、陈永苗、金晓光、许志永等，作为公民代理人，出庭为蔡卓华的妻子肖云飞辩护；全程参与“太石村”罢免案；引导四、五月间的反日运动。

范亚峰认为，我们既不能不讲国家与民族认同，又必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有不少人支持台湾独立，海外的更严重。范亚峰表示，他坚决反对武力统一，但也反对台湾独立。他认为，很多问题很复杂，要有广阔的视野，不能简单轻率地下结论，应该走中间温和的道路。

对“太石村”事件结局的评论

“太石村”事件以全部被捕人员的释放而告一段落，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范亚峰认为，首先必须将事情做大，不做大就不会有解决的可能性。太石村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变为世界最著名的村庄之一；其次，知识精英大规模介入草根运动。虽然到现场的人数不多，但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此前也有类似事件，但基本上是个体行为；再次，资源动员方式与众不同。太石村采取的是放弃暴力的方式，始终强调依法维权；最后，模拟“血酬”的模式。如果当局以为可以对民众任意妄为，甚至大开杀戒，则和平方式将转化为“血酬”模式。这就对当局有一个威慑。

范亚峰同意台湾学者黄春兴的观点，当局与民间都应该成熟理性，都应该反复计算镇压与容忍成本，双方都要作政治企业家。民间必须尽可能把事情做大，放大它的意义，使当局的镇压成本远远高出容忍成本；另一方面，民间又不能过于激进，使当局的容忍成本高过镇压成本。

汕尾流血事件发生后，当局面临着必须在“汕尾模式”与“太石村模式”之间做出抉择的强大压力，尽管它希望每一种模式都不存在。但形势比人强，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只好选择“太石村模式”了。他认为，对当局的善意应该肯定，这样才有良性互动。

思考转型理论提出“政法系”

范亚峰认为，转型理论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表述为“公民维权、宪政治理、和平转型”组合成的理论逻辑，二○○六年及以后的实践走向将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展开。

范亚峰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体制内已经形成了一批与“江系”、“团系”相提并论的力量。他们人数众多，既有公检司法工作人员，又有法学学者与律师，还有人大代表。他们将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这就是他提出“政法系”的原因。

他认为，宪政治理意味着，现行体制内已经积累了一批能够遵循宪政逻辑管理社会的人才。中国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要盘活这个存量。

范亚峰认为，促进社会转型的方式不外乎暴力革命、和平革命、改良与保守。维权是和平革命与改良的综合，一般情况下它选择改良，特殊情况下它选择和平革命。这是维权运动的基本特征。他表示，由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的卓越工作，视野之内所有促进社会转型的方式，都被成功地解释为维权。除非国家近期内出现大的变局，否则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替代维权运动。

他表示，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少数人的利益减少，大多数人的利益增多，整体而言有利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但由于资源掌握不对等，少数人掌握着大多数资源，因而转型的过程将非常艰苦曲折。但是，因为社会转型是大多数人追求生活新机会的事业，所以当局不可能以拔钉子的方式，通过残酷镇压运动领导层，达到消弭社会转型动因的目的。总有一天，当局将发现，与维权运动合作是首选策略。

中国政治生态尚无法预测

范亚峰的自我定位是，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融维权人士与学者两种身份于一身。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张力，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实践都有很大的帮助。他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范亚峰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五到十年内，要么是当局继续执政，要么由民间取而代之。只是后一种可能性极小，只有当各种有利条件全部集中时才会发生。范亚峰表示，胡锦涛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权谋高手，强势人物；同时，胡也不愿在民主化过程中做恶人，背历史孽债，这从汉源事件、定州事件到太石村事件的处理方式可以见出端倪。当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大陆既不可能出现苏东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也不会出现“袁世凯”式的人物。因为中国司局级以上的干部都被胡牢牢控制住了。

范亚峰认为，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二十多年的巨大变化缺乏深入了解，维权运动正是要给他们一个认识真正中国社会的机会。他表示，其实民间组织，如家庭教会、非赢利组织、民间智库等吸收了大量精英人士，他们将是主导中国未来的主力。

二○○六年一月五日于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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