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 ”，问一个“何以可能”。



　　我之所以对康德哲学感兴趣、对整个西方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文化环境里，吃够了苦头。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讲道理，而是不会讲道理，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

　　我们先看一段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有名的相声《蛤蟆鼓》：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点小，叫声为什么那么大?

乙：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

甲：我家的字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怎么不响呢?

乙：那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它都不响。

甲：和尚吹的那个笙管也是竹子编的．它怎么就响呢?

乙：它虽然是竹子编的，但它上面有眼．所以就响。

甲：竹子编的，有眼，就响。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也有眼，它为什么

不响?

乙：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

甲：那唱戏的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又响呢?

…………

甲：泡泡糖为什么响?

乙：那是有胶性的，才响。

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

乙：那它挨着地了，不响。

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上述回答中，每个细节都是很认真的，似乎都说明了一种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总的来看是一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争论或讨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艺术家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这段相声之所以如此引人捧腹，是因为它把我们周围的日常所见的现象提炼出来，加以典型化了。

　　其实，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式就是这种状况，碰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是什么，明明错了也不知道反思。这种思维方式为人们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而将理性挤压成了类似于条件反射的碎片。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动脑筋，但中国人动脑子只动一下，然后就想到别的东西，通常都是情绪、体验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未经认真思考，飘忽不定，渗透一切，它可以是大气磅礴，也可以是极精至微，它不需要用脑子，只需要用“心”。

　　人们通常喜欢赞美中国人的“诗性智慧”，但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诗性的负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种种怪事，包括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完全不合理，却渗透着“诗性精神”。我当时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种种荒唐事件不能让它们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而必须加以清算，包括自己做的，身边的人做的，整个民族所做的事，它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都要搞清楚。为了搞清楚就必须读书，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读研究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时，我深研了康德哲学。其实按照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喜欢黑格尔。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黑格尔的思想，康德哲学是一项基本功。连康德的“纯粹理性”都没有搞清楚，谈何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当然，康德哲学这项“基本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康德和黑格尔都是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难读懂的哲学家。然而，促使我不断地对他们、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对康德哲学锲而不舍地钻研的，正是我当年由于不会思维而感受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及对周围非理性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叛精神。我知道，这种反叛光靠说怪话是不行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而是成人的一种深思熟虑，是对理性思维的一种熟练掌握和恰当运用。所以它是一种反思，一种彻底的清理和颠覆，一种重建。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在读康德的书时内心常常有一种感慨，觉得这正是我们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不是指康德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和他所做出的解答，而是指他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我力图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把他这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学到手，然后用来影响国人。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因此，康德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在这里，所谓“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但理性在康德那里不仅仅包括知性，而且还包括超越的“勇气”。为什么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因为知性作为一种被“运用”的工具性的能力，本身不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动性，它只是逻辑理性，而非超越理性。它只有作为超越理性的利器才能发挥其无坚不摧的作用。超越理性的勇气首先体现为怀疑精神，即像笛卡尔那样，对一切既定的规范原则加以摧毁。这就是批判精神。笛卡尔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学更是体现了大智大勇。而这种勇气最终归结到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表现在认知上和行动上，就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由自己亲证的道理，都愿意做自己自愿的事情。一切由他人或者环境、历史、传统给他预设的樊笼都是不能长期忍受的，都势必要加以突破。

那么，有了这种勇气，如何做呢?如何运用自己的知性呢?其实每个人只要是

成人，都已经具备自己的知性，也会懂得如何去做。但这里做一点归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我认为，一般知性的运用有三个要件，第一是良好的记忆力，第二是敏锐的计算能力，第三是综观能力。

　　先说记忆力。是人都有记忆力，甚至动物也都有一定的记忆力，有的动物比人的记忆力还强。但动物的记忆力是外在的，只是外部事物刻在动物神经系统或大脑中的刻痕；而我这里说的记忆力是指内在的记忆力，是人对自己的行为思想的记忆力，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有过的念头不忘记，而能够保持住，随时能够返。这是动物不具备的，动物只记得外界的事物，它的记忆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生存条件，动物不记得自己的记忆。动物可以记得一条路，一种谋生技巧，一个对它好的同伴或主人，当这个主人在它面前时它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动物不可能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主动调用自己的记忆，将这种记忆和现实中的事物作比较、进行抽象或类比，从而凭借记忆进行思维活动。而人的记忆具有反思的意味，人记得一件事，就可以对这件事运用思维，记忆是反思的前提。自我意识本身就已经是内在的记忆了：当他把自己看做对象的时候，他记得这个对象当初正是自我设立起来的；因此他也可以在这个对象身上随时返回到自身。

　　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这种内在的记忆力是特别要注意训练的，否则你无法进入。当你跟着康德的思路前进时，你要尽可能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在理解后面的话时，要时时把前面说过的摆在面前，加以比较。如果不记得了，就要翻到前面去，加以查对。因此我在翻译康德的书时，特别强调应该有详细的术语页码索引，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查证。《纯粹理性批判》后面有50多页都是索引，聪明的研究者就会善于利用这个索引来做学问、写文章。康德自己也说过，读他的书如果只抓住一两句话，也许会认为他有矛盾；但如果全面地来作总体性的把握，这些表面的矛盾就自然消解了。

　　因此，我的讲解康德采用了一种我称之为“全息式”的讲解法，就是讲到每一个地方，都尽可能前联后挂，联系其他地方相应的说法，特别是把康德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提出来，放到一起来理解。同时，我们读康德的书本身就是对这种记忆力的超强训练，因为康德的句子是有名的长句子，连德国人都嫌太长、无法卒读。如果一句话你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那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缺乏这种训练，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短句子。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节省字，言简意赅；但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就是不适合于表达那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关系。当然，文言文的这种特点也使它成为了一种适合于背诵的文字，由于句子短小，每个字的含义又都很丰富，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把它背下来。中国古代做学问其实是很强调背诵的，这叫“童子功”；但这种背诵只是一种外在的记忆，即从小在脑子里刻下刻痕，到老不忘。这不用动脑子，和动物记得它的主人的声音气味没有什么不同。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在花大力气训练这种记忆，在这方面中国人举世无双。这就压抑了人的内在记忆。如果用这种方法治康德哲学，就会发现根本是南辕而北辙。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据说读过20遍，但还是无济于事，搞不懂。他们缺少的是内在的记忆，就是把前面读到一句话、一个词时所理解的意思从记忆中随时拉回来，与现在所理解的意思相比较，而不仅仅是把背熟了的那句话、那个词回想起来。本次讲演开头提到的刘宝瑞的相声也说明了这一点：你要确立一个事物发出声音的原理，就必须在各种场合下记得这个原理，如果场合一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甚至忘记了先前的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原理，而只是想当然的意见。

　　下面再说计算能力。通常认为学数学的人比较理性，这在一般意义上也没错。理性这个词，reason，本来就有计算的意思。只不过这种计算不一定是对于数的计算，而且也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掂量，对逻辑的一贯性的一种敏感和坚持。比如说，你连着说两句话，你要能够察觉到后一句话的意思比前一句话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能够算得出来。一般说，结果不能大于原因。你如果要说“因为”什么，“所以”就怎么样，你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如果要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此，这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比如前面讲的那个相声，本来说的是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粗，后来又加上了不能是竹子编的，再又加上了不能有眼、不能是圆圆扁扁的，…………这样不断地增加，每遇到一种情况就加上一条，可以没完没了。但加得再多，仍然是原因小于结果，因为总还是可以再加一种情况来解释物体为什么发声。

　　我们很多人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这样，他们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凭感觉定一个意思再说，然后发现概括不了，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的定义，搞得定义越来越长，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结果变成了一种泛泛而谈，甚至不知所云。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给“美”下的定义：“美是包含着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就够累赘的了，他后来说这还不够，又不断地作了补充。真正的本质定义只能是唯一的，就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例如我对美的定义：“美就是对象化了的情感。”)，当然有时候这可能只是理想，事实上有可能同时并存好几种定义，但这几种定义必定要相互归摄或者相互冲突，而不能和平共处。而这种归摄和裁判的标准就是逻辑上的不矛盾性、同一性，也就是一种逻辑计算能力。

　　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逻辑计算能力的训练，很多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偷换概念，偷换论题，在和人辩论中，拼命反驳人家没有说过的意思，拼命捍卫人家没有攻击的观点。在读康德的书时，这就表现为不注意康德一句话中的逻辑值，任意减少和增添。康德的长句子最需要把所有的成分都考虑在内，他之所以要写那么长也正是出于这种意图，即将复杂的意思组织成一个固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有很多时候，读康德书产生的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注意他的一个句子成分，如一个从句，一个修饰语，一个状语或一个条件。有的翻译也是这样，为了图省事把一个小词漏掉了，或者为了好理解把一

句话截成几段，因此而意思大变，读不懂了。康德有次说到，一个命题如果有它的限制条件，它就是一个有限命题；但如果把这个限制条件加进去而形成一个命题，那么这个加了限制的命题就成为一个无限的命题了。而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限制条件，或者译者把这个限制条件放在命题之外译成了另一句话，那么这个有限的命题就被误以为是一个无限命题了。

　　最后是综观能力。什么是综观能力?最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把两句或数句话合并成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同时又保持话语的一贯性和同一性的能力，又叫做概括能力。我们在日常谈话中是很随意的，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在学术交流中也限于闲谈或漫谈，最终你会发现一无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人非常喜欢把学术讨论变成漫谈和闲谈，把学术文章写成随笔和散文，而不习惯于咬定一个主题追根到底，觉得那样太累。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会惊异于苏格拉底从头至尾保持一个论题不走样，有时候看似跑马似地走远了，但一会儿又回到了原来的论题。苏格拉底的谈话对手经常抱怨说，我

跟不上你的思路了，说明这样的交谈是很累人的。但人们为什么还是爱读，正是因为它使人能够有所收获，即使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也能够把前面所讨论的内容作一个综观，说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哪个层次。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步伐，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综观能力追溯到自我意识的本源的统觉能力，它实际上表达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人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给予的认识材料，而是主动地综合这些材料以形成有规律的知识，这种主动性体现的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至少是很稀少的，中国人理解的超越精神是一种什么也不干的清高，一种没有责任、置身事外的散淡，而不是努力进行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康德的努斯精神则一方面体现在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能动性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律上。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讲的，为什么康德说“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干什么呢?做一个自由人，进行道德自律。而这就是启蒙的真义。通常认为启蒙理性就是专门着眼于科学技术，是唯智主义的，而它的负面就是败坏淳朴的道德。其实，康德的启蒙理性恰好是要重建道德，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把道德从一种天经地义的教条、风俗习惯或信仰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法则，使得启蒙的道德高于任何以往的道德。

　　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文化的道德水平举世无匹。然而，儒家道德基本上是一种前启蒙的道德，它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而是诉之于天经地义的天理天道。它也讲意志的选择，但前提是选择的标准已经预定了，这标准强加于每个人，就看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你就是君子，不接受就定为小人。这是不自由的选择。反之，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自由意志自律的产物，人们并没有一个先定的道德善恶标准，这标准还有待于人的自由意志去建立。自由意志如何去建立?也不是从外部选择一个标准，而是从自身的逻辑一贯性中形成标准。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在标准的束缚，而只受它自己的束缚，即在时间中保持一贯。自由意志必须做到不自相矛盾，自我取消，这才是真正自由的。

　　我们设想有一群人，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文化，不知道德为何物，也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教条，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要组成社会，他们只有凭借对他人的自由意志的认同，去寻求如何能够使各人的自由意志延续的有效法则。在不断磨合中他们终于会认识到，只有这样做，使你的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才最能保持每个人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于是这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一条“定言命令”，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道德行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了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普世价值的因素。

　　康德的这一道德革命具有极其震撼的启蒙意义。原来，道德并不是我们历来所以为的，似乎就等于一种习惯或风俗，需要人从小被动地去适应和服从。真正的道德正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人性并不是天地自然或神的产物，人是人自己造成的。这种道德原理颠覆了东西方数千年的传统，赋予了独立自由的人以最高的尊严。今天有不少人以为，通过返回到我们以前所具有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可以改变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但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以往传统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固然也有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的时代，但那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牺牲广大老百姓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所有的人都去顶礼膜拜一个至高无

上的皇权。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认为康德哲学就是终极的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它只是一种思维训练工具，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西方近代不只是康德，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都有这样的作用。也许康德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一点，但他也有自身固有的毛病，这是必须也可以加以批评和分析的。但前提是，首先要搞懂他，才能超越他。
本文链接：邓晓芒：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