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博士首先就这次会议研讨会重点研讨草根维权与法治的原因进行了交代，他指出在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互动的线索中，自 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后，无论是家庭教会的过红海战役，还是北大五教授的建议导致了《拆迁条例》的废除，包括李庄案件的出现等等都有效的遏制了反法治的势头。而在10年，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选择，就是对于草根维权领域的保护。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研究，草根维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访民问题，一个是街头化，群体性事件。在天地人三才中，关于天的宗教自由有了很大的突破，土地的拆迁问题上，《拆迁条例》的废除也是一个进步，但是关于人的访民问题始终没有很大的起色。而草根维权中，访民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中国人权的保护，也是对于中国法治的一个推动。
杨慧文律师以“草根维权者的处境、心态与法治的困境”为题进行了简单的分享，他从上海访民沈佩兰、童国菁、毛恒凤、单庙法、李惠芳、金月花等人的遭遇和状况揭露了慰问中的偷偷摸摸、非法拘禁中的偷偷摸摸以及相关人员搭乘维稳中的便车，强行拆除访民的房子故事。不仅如此，不顾及妇孺生活的这种没有底线的打压访民的方式使得访民受到了巨大的心灵伤害，也延续了访民心中的仇恨和艰难的生活困境。
杨律师也介绍了上海访民维权的特点。第一，维稳经费在多方利益驱动下“合理”地急聚膨胀，由于维稳机制是建立的违法基础之上，维稳经费的扩张就象是癌细胞一样不可扼制，法律的免疫与抑制机制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第二，长期的多次上访，让多数访民掌握了上访技巧，形成了上访习惯。第三，艰苦的上访生活和无情的打击，让大多数上访者形成了不屈不挠的意志。第四，饥饿、侮辱、殴打、拘禁、极低的生活质量、极差的生活环境都成了上访者的修炼课程，让上访者形成了基本相近的认识和比较类似的性格特点，让上访者都对物质利益由于长期的绝望而淡漠，相似的遭遇又使他们惺惺相惜，无意中形成了自发的联合互助。第五，访民定期的上访，给信访部门制造的巨大困难让访民产生了快乐的“节日感”。
杨律师也透过两起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一起发生在昌平区的房屋拆迁案例，指出了当下公权力对于公民人身权利的漠视，比如被拆迁户的腿被打断了，虽然线索清楚，嫌疑人的范围很明确，但是警察迟迟不破案。此外，随意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遭到随意的拆毁等情况也时常出现。这也造成了现实中当局对于刑法、劳教制度的选择性适用。弱势群体常常遭到严酷的刑罚，经常被劳教；而对强势的公职人员即使违法，也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这种对比，一方面让强者更加胆大妄为，另一方面也让弱势群体对于法律和政府机关的公信力更加的绝望。这种强弱双方的扭曲互动让法律的实施越来越难，使法治进程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共信律师事务所的刘培福律师介绍了共信律师事务所办理的陕西山川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运作过程。这起涉及公众存款6亿多元的案子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法吸存罪”之最。李柏光律师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并没有鼓励当事人走集体上访的道路，还是严格的走法律途径。首先，他向陕西省、西安市政府提出了申请，要求政府履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职责。但是，两级政府并没有行动。数万当事人就向市人大提出罢免市长的动议。与此同时，李律师向法院起诉了政府部门的行政不作为。结果中院不受理，就上诉到省高院。高院仍然不受理，就申请撤销立案庭庭长，启动罢免法院院长的动议，后来人大也就此事进行了讨论。通过这些行动首先保护了投资人的资产安全。而由于我们并不主张当事人到北京上访，也没有给政府施加太大的压力，地方政府也就没有透过司法局不让李柏光律师介入。
刘律师也介绍了他们代理过的山西长治的一个案件，但是由于当事人不敢签名提罢免，不敢得罪当地政府，所以说委托人的素质不同，他们不一定会按我们的思路走，这对案件的运作也有很大影响。
随后，范亚峰博士总结了二位律师的发言，也对李柏光律师从05年单独运用罢免到现在的综合的运用多种方式的依法维权这种维权方式、方法上的创新非常赞赏。关于街头化问题，透过冯正虎在福田机场的争取回国权而上演的一个人的街头化，艾未未等六名艺术家在长安街的街头化，还包括福建福州马尾人民法院门前声援三网友的围观，这些事件也表明了在10年，无论是访民维权，还是街头化，大规模罢免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也是法治民主的一个棋眼。
江天勇律师认为，最近几年访民的数量在大增，访民的类型也在大增，有些访民的文化素质也相对于以前的访民有所提高。但是，访民在法律的使用上不讲究，这样容易被抓。如果律师能够为访民提供一些帮助，这样也可以帮助访民更加理性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范亚峰博士回应江律师的发言，提到了杨帆教授的一个提法，也就是说访民问题类似于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但是访民问题具有不可解决性，因为现在的体制，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决定了访民问题的解决关涉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维权律师怎样来帮助访民，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思路跟于建嵘的有根本的区别。于建嵘的研究是以控制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利保护为中心。他提出的守住宪法的底线，实际上是维稳逻辑的体现。我们讨论维权法治，必须要增加政治敏锐性。
李和平律师认为说草根维权的意识在觉醒，因为公权力不受制约，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导致参与维权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感觉到法律越来越不好用了，法律不管用了。无论是“三个至上”，“律师要讲大局”等提法让我很灰心了，官方好像对于法治动员了，要回到专政的道路上来。但是，他忘了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斗得的是以前的官方。现在，民间斗的是他自己，是现在的官方。但是，现在民间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依靠法律，有的是依靠媒体，但是更多的人是依靠权力，他们在寻找“青天”，而官方也想冒充“青天”。这种封建专制的思想我们必须要重视。
李和平律师的发言启发了范亚峰博士从生命维权、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维权过程中出现的自焚、杀人和上访等方式。自焚运用的是最原始的资本——生命。第二种是杀人，比如杨佳就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这是以暴易暴的暴力资源。第三个就是上访问题，对青天的盼望。在王朝末年往往会出现很多流民，流民成为冲击王朝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是流民的冲击力不是聚合性的，而是弥漫性的。流民很难成事，上访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青天的观念，行政中心的观念。
张赞宁律师谈到了基督教信仰与法律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默契。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唤醒民众，这方面的工作还做的不够。杨佳的产生，是暴政出暴民的结果。无论是自焚还是杨佳式的杀人，政府都是有责任的。
范亚峰博士则认为维权就是最好的启蒙。访民天然的不相信法律，他们相信青天。但是，我们要帮助访民从相信青天到相信法律。依法维权、中道维权、和平维权的原则对访民问题也非常重要。我们不仅是依据法律，也是依据法，法的原则，法的精神来维权。
夏可君教授接着和平律师和亚峰博士的话题，提出了从传统的上访叙事向以法为中心的叙事转变。这样的话，访民的素质就会很快的提高。草根，只要有一块地方，草就会疯长。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存活能力。为什么草根在现代中国这三十年这么明显呢？这是因为现代性的拔根运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草根，都是游民。访民也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居民，他的房子被拆了，就跟上访的官员周旋，成为了移民。但是，移民上访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家也回不去了，就成为了游民。他认为，愤怒是正义的品质。在暴力控制下的游民，他的正义的品质被唤醒，这种品质就是愤怒。而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法对愤怒进行规训，进行管理。但是，愤怒这种生命的能量如何来转化呢？如果政府转化不了这种愤怒的话就需要维权运动来转化。在地的方面被拔根了，青天大老爷不管用了，就需要一个由法律打开的一个公民的公共空间。以法治维权来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在现代性里，由于我们与家乡的分别，家族、家庭的破裂其实使每一个人都在这种专制的维稳体制下不正常了。这种不正常才是正常的。通过法的叙事，使中道维权、和平维权介入进来，把弱势群体转化为强势群体，走向一个宪法改革，那可能才能使人们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
范亚峰博士回应说，刚才提到了现代性，实际上从传统到现代来讲，前面提到的三种方式都是很传统的。一个是自焚，一个是杀人，一个是上访。自焚跟传统的自缢，抹脖子自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用汽油这种现代性的工具，披上了现代性的外衣而已。这三种都是同一个青天思维的不同变种。第二种就现代性而言，现在是还未完成的现代性。正在完成的塑造现代性，也就是依法维权的主框架有三个新的路径。一个路径是法院，第二个是街头化，第三个是罢免。这个三个路径的生命政治背后隐藏的三个价值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非常重要。慧文律师和培福律师上次去上海没有鼓动任何人自焚、杀人、上访，而是走诉讼，走法院的路径，这个生动体现了依法维权为中国草根群体提供了新的想象，这就体现了维权运动对公共空间的塑造。
张凯律师总结了草根维权的一个优势，两个缺陷。优势是他们有这个决心，他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甚至是几十年的长期上访，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有些群体甚至提出快乐维权，互相联系，后来他们就像一个俱乐部，经常一起研讨怎样上访。但是，他们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一个是知识上的缺陷，一个是信仰上缺陷。有些访民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不存在法律的障碍，他就觉得不公平，但是从法律人的角度来讲，并不存在不公平问题。这个是知识上的缺陷，需要我们的引导。第二个是存在信仰上的缺陷，他把上访本身当做一种信仰，最后就会积聚愤怒。这种愤怒没有办法释怀的话，最后就会转化为一种其他的力量。我觉得基督徒法律人刚好可以弥补这种缺陷，一个是可以给予他们知识上的引导，另一个是给他们传福音，使他们的心灵得以自由。
范亚峰博士补充说，给访民传福音很难，但是我们先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再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更容易接受。
胡石根弟兄认为访民需要许多帮助，包括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医疗上的帮助，传福音也是一个方面。但是访民最需要的是法律上的帮助。如果能够对一些领袖人物进行法律培训，让他们去带动更多的同类项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只需要做几例成功的案例来鼓舞人心。现在的党国体制是全面打压，四面树敌，结果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实际上，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打压反弹模式。《引爆点》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主动维权为寻找引爆点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思路和路径。
范亚峰博士介绍说，市场营销关于引爆点的理论的核心是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群。只要影响这个人群，流行趋势就形成了。孙中山在晚清要倾尽全部的资源在南方搞十次的起义，是要制造一个大势。十次起义给人的印象是已经点燃的干柴，以十次起义为出发点，在保路运动中，武昌空虚，武昌起义发生。而中国当下10年开始的态势已经不是引爆点的问题了。从09年到10年的主动街头化的一系列事件，事实上主动街头化已经提供了类似于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南方十次起义的典范。不同的是，这个还没有形成大势。现在中国大规模的街头化已经在酝酿当中，这个势已经初成。草根维权带动中国政体变革的迅速转型事实上已经具备。这是一个顺势而为推动它的问题。这个刘沙沙女士的贡献非常大，去年许志永先生被抓，刘沙沙和妙觉两个人到天安门搞街头化，被抓关进黑监狱后，及时砸破黑监狱救出被强奸的李蕊蕊，一下子击破了抓许志永之后的恐怖情景和想象。打破恐惧的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鼓吹中国民主化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实现，这是对于维稳体制最好的配合。就这一点而言，新的想象非常重要，如今大规模的街头化，大规模的罢免已经在强有力的改变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尤其现在加上推特，推特将事件的影响力放大了十倍。这个是非常有力的变化。
刘沙沙女士认为现在的网络环境并不好，我们需要在访民中发现那些特别有尖锐度的问题，特别能够形成能够被传播的具有影响力的案例。在这种传播艰难的境况下，只有特别有尖锐度的问题才能更好的传播。
范亚峰博士提到说人际传播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是人际传播。而还有一种传播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需要主流媒体能够突破管控。在大众传播并不处于有利地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人际传播也是对的。比如家庭教会完全靠人际传播，发展的这么快，可见人际传播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
陈天石弟兄提出了维稳体制与维权体制的互动中，采取依法、和平、中道的维权模式，运用引爆点的模式来帮助访民本身就是很大的力量，是可以把本来是一锤就起火的棉花转变成很有力量的钢筋。而法律人在和平维权中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法律人站出来。
李方平律师认为虽然这几年法治在倒退，但是利用法律来斗争已经例行化。以前那些走公益诉讼的体制内的法学学者都退出了公益诉讼的领域，因为政府或者说学校不喜欢，就不让做了。而他们的退出，使得草根律师有了市场了，而且他们的压力也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很多很主流的案件也定性为维权案件，视为对党和政府的威信的挑战。比如严晓玲的这个案件，包括三个网民的诬告陷害罪的案件都是最最典型的。虽然现在法治的状况在倒退，但是民间的力量在进步。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运用和宣扬法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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