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模式的要素和理论基础

范亚峰

 

我先从一个背景谈起，就是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碰撞。20世纪有两种党国逻辑，国民党的党国逻辑和共产党的党国逻辑，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二者都有党、政、军、主义、领袖五合一的框架。就中国大陆而言，最近这三十年的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基本上可以一分为二。从1978年到1989年是第一阶段，在这十一年间，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不断分化，而在此之前，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是连在一起的。邓小平的改革引起了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分化，1989年学潮形成了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第一次激烈碰撞，结果是社会逻辑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过去二十年以来，社会基本上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延续五四以来的传统，其内部可分为思想资源和社会运动两个层面。2008年之后，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出现了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正面碰撞，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这些领域的国进民退，可以理解为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全面碰撞的开始。在2008年奥运之后，这种碰撞达到高潮。到现在为止，共出现了三波党国逻辑对社会逻辑的打压，第一波是对零八宪章的打压，第二波是在公盟事件中对于民间组织的打压。第三波，从2009年9月到12月，党国打压家庭教会。第三波国进民退以党国对于社会领域打压的失败而告终。从2010年开始，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碰撞进入了一个更为不确定的状态。

 

一、维权模式的五种要素

今天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维权模式的五种要素；第二个问题是维权模式的理论基础；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的合力型整合模式——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的整合。今天的研讨会试图对00年代的社会运动做一个总结，我试图从宏观方面构建其中的演变逻辑，而不关注细节上的论证，重点在于提出问题。

第一个部分，我首先来讨论维权运动的五种要素。维权运动从2003年开始，逐渐形成社会运动，这已成为共识。在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从1983年开始到1990年初具规模，这其中经过的时间不过7年，而大陆的维权运动至今已有六年时间。从民主化周期来看，大陆的维权运动和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极为相似。而熟悉台湾自力救济运动的朋友告诉我，大陆维权运动的规模和强度已远远超过了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我们对于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不用自卑，台湾固然有为台独自焚的，但大陆也有在拆迁中自焚的，并且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了台湾。无论是在动员的强力上，还是在动员的力度上，大陆的维权运动都已经超过了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大陆权贵资本主义倾向所带来官民矛盾的激化已远远超过了台湾当年的有限、弱势独裁在官民矛盾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情况与台湾不一样，台湾的经济改革是以中产阶级为导向，在土改之后，台湾在政体上形成了具有东亚威权特色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此，随着官民矛盾的激化，大陆的维权运动在规模、强度等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

大陆的民主转型有三种传统可供总结。第一种模式是苏东的模式；第二个是大陆本身的传统暴力革命模式；第三种是台湾模式。我把这三种传统扩展为五种要素。苏东传统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模式，第二种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模式，第三种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

首先讨论第一种，苏联的高层分裂模式。苏联模式的特点是，它夺取政权很快、瓦解也很快。而中共政权的特点是，它夺取政权很慢，花了28年，所以这个体制瓦解起来也慢。高层分裂是苏联模式的核心，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高层分裂模式是整个苏东体制瓦解的核心。左派在苏联瓦解的研究中提出“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苏联高层自身在内心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引发了高层分裂。高层分裂模式对于维权模式有何启发呢？在过去二十年中，大陆的中共高层恰恰总结了苏联模式的精髓，达成“一条船”共识。那么在“一条船共识”的前提下，高层分裂模式中的因素如何渗入维权模式中呢？维权运动巧妙运用了“双核心之争”，吸收了高层分裂模式的精华。中共固然没有高层分裂，但我们可以抓住权力交接过程所形成的战略机遇，在维权运动融入高层分离模式的要素。官民矛盾和权力结构矛盾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两层矛盾。

第二种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看作是苏东转型中文人政治的典范。这个模式对于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08宪章事件。在大陆民间力量四板块维权、教会、民运、笔会中，08宪章运动的主体是笔会，它以中国大陆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体，实际上是对“七七宪章”模式的模仿。“七七宪章”模式受制于苏东整个大气候，这也是08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与其他四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它孤军深入。它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缺乏基础。

第三种是波兰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已经具有了实质性的形态，此前它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波兰团结工会与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中，天主教会不把教会政治化，天主教会永远秉持着教会的独立立场。波兰的一个特殊条件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有30%以上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占波兰总人口的60%以上，这形成了波兰模式的背景。在苏东转型的三种模式中，波兰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中，30%左右是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形成了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事实上的结盟。因此，中国家庭教会和维权运动的关系非常类似于波兰天主教会与团结工会的结盟。这个模式是未来中国社会转型转型的最主要模式，对于这一点，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自觉。我们的问题在于还缺少一个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会的力量联盟，这是大陆组织化的不利条件所决定的。

第二个传统是大陆既往王朝更替的暴力革命模式。在过去几年里，就暴力革命模式而言，最具标志意义的是王斌余事件和杨佳案，杨佳案毫无疑问是暴力革命模式的余响。在当下中国，暴力革命模式具有实践上的不可能性。由于主流国民心理求变怕乱的心态，暴力革命模式已经是一个需要告别的遗产。尽管如此，我们对于暴力革命模式背后水泊梁山式的帝国传统还缺乏深刻的研究。吴思先生提出，党国是帝国的最高形态。我认为，庙堂和江湖、景山和梁山是同构的，景山代表了庙堂之高，梁山代表了江湖，它们基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作为执政党，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依旧遵循了“赢家通吃”的梁山模式。对于梁山模式的改造，是整个中国宪政民主化转型的核心难题。我们要告别暴力革命模式，关键在于如何把苏东转型的三种模式和台湾模式有机地融合进中国大陆的转型模式中，在价值、制度和组织各个层面都彻底告别梁山模式，否则，我们无法实现真正的转型。

第三个探讨的是对我们最具启发的台湾模式，我把台湾模式概括成互动模式。有人提出，台湾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因为蒋经国的威权和中国大陆的后极权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就需要有更高层次的概括，我抽象出来三种因素。第一点，台湾政治转型的全局遵循的是政治市场论和政治企业家理论，这是它最为核心的理论基础。黄春兴教授运用了奥地利经济学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做了精彩的研究，他的结论也为社科院陈尧论述威权转型的博士论文所证实。在台湾政治转型中，朝野双方精确地衡量了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这两点都是政治市场论和政治企业家理论的基本概念。以托克维尔为底色，我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商业精神。邓小平三十年经济改革给中国人的思维带来的巨大变化，体现在维权运动中，就是对于台湾政治转型中政治市场论和政治企业家理论的学习。第二点是组织化路径。台湾组织化路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基层选举路径，一个是办杂志的路径。在办杂志方面，一个是公政会，就是公共政策研究会；一个是编联会，就是编辑记者联合会。这两个路径正好对应了法律人和文人。组织化路径給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我和李凡教授的看法相反，不是要搞基层选举。村民选举并不能带来什么改变，而且大陆政府对于台湾民主化的总结恰恰是要彻底控制住基层民主选举路径。大陆民主化转型组织化的两条路径就是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大陆并不存在着台湾那样的文人办杂志的政治生态环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美丽岛》那样的杂志雏形。因此，大陆民间力量的格局是以家庭教会、维权运动、民主党三大板块为核心，而以笔会为辅。第三点，台湾街头化运动在理论方面的指导是黄春兴教授所概括的暴力边缘理论。很多人的一个误解在于，他们把大陆的非暴力理解成无暴力。对于大陆而言，我们还缺少真正严肃的理论批判，因此，暴力边缘理论对于我们的启发是很重要的。

 

二、维权模式的理论基础

对于这五种因素的整合需要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自由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维权运动是在1990年代的三大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第一，公民社会理论，这个以邓正来教授的理论贡献最大。第二，是依法治国理论，这个以法学所的王家福贡献最大。执政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毫无疑问是维权运动的核心原则依法维权得以确立的前提。如果没有依法治国理论为主导，我们所有的依法维权都没有了依据。法治原则是维权运动最为核心的原则，依法维权是中国民主化最为核心的路径。第三个是刘军宁先生所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对年轻一代影响最大。中国这些年来引进自由民主理论的各个分支，以秦晖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李银河为代表的欲望自由主义，以及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大陆的幸运在于，我们引进了这些年来在西方处于边缘的古典自由主义，这是“公共论丛”平台非常了不起的、具有深厚思想史意义的一个贡献。

进入00年代，我们在三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总体而言，维权模式有五个方面的理论基础。第一，是政治市场论和政治企业家理论，这是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应用。在这方面，秋风先生这几年用力最猛、贡献最大。奥地利经济学对于解构萨缪尔森均衡经济学，建构更加高明、精要的思维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基督教圣约传统的影响。基督教思想，特别是改革宗圣约神学，对于大陆的维权运动影响很大。这几年，我们这个圈子，包括曹志先生、汪正飞先生和我本人，对于圣约传统做了一些介绍。

第三，是自生秩序和多中心秩序理论。随着哈耶克著作的翻译和介绍，1990年代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得以深入。稍后的奥斯特罗姆思想和波兰尼思想也汇入多中心秩序和自生秩序的研究，我的看法是，普通法宪政主义也可以归入这个理论脉络。这个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一套整全的社会理论。对于中国全方位建立基于自由之上的社会而言，这个理论非常关键。没有自生秩序和多中心秩序理论，我们的建构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方面是政治观。这几年来，孙中山“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观的确立非常重要，它逐渐成为维权公民的共识。同时，对于另外一种政治观的吸收也很重要，即反向运用施密特、毛泽东的政治观。为什么中国不会走从魏玛民国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原因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经成熟，比较有决断力。施密特和毛泽东的政治决断论、划分敌我论促使中国的维权运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以此来分析，可看出中国的一些民间力量不敢进行政治决断。例如“我们没有敌人”的说法，这在政治上就不够成熟。一个真正强大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无论它在哪里都有敌人，它的敌人就是专制。而维权运动、维权模式之所以得到尊重，重要的一点在于坚定不移的政治决断，在于开宗明义地亮出自己的旗帜。专制是我们的首要敌人。不要以为你不亮出旗帜，他就会尊重你。恰恰相反，他会认为你不过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第五是本人提出的中道论，盼望对以上四点进行整合。中道论，包括中道整合与中道维权等思想。中道整合，就是合高低之势、合内外之势，就是对于中国民间力量的规则和资源进行整合。中道整合可以分为三个路径，即地域整合、阶层整合及系统整合。在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中道论对于过去十年来的各种思潮给予了处理和尊重，秋风先生和永苗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叫中道自由主义也罢，还是叫维权模式也罢，我们对于民族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包括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都努力给予恰当的处理。在00年代，中道自由派努力化解自由与中华性、自由和传统、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张力。左派和民族主义在与维权运动靠拢，儒家也不反对维权运动和中道自由主义提出的基本主张。我们也尊重邓小平改革的历史贡献，这也使得在和中共的关系上没有犯割裂历史的虚无主义的错误。如此，我们努力实现自由、传统、平等、中华性和富强等多种价值的综合平衡。

 

三、合力型转型模式：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的整合

第三部分来谈合力型转型模式。合力型转型模式就是对于政权改革和政体革命的整合。

对于政体转型的动力学分析，首先根据与体制有关的规则和资源分布，讨论体制内与体制外力量的关系；其次考察体制内部之关键结构，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最后根据对待体制的态度，讨论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两种方案，并认为维权运动的合力型转型策略较为成熟。

 
体制内与体制外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分基本上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官方与民间的区分含义相似。从法治到民主的体制内主流思路，与法治和民主共生互动的体制外进路，两种进路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而体制内与体制外，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两种分类方式，可构成十分丰富的政体转型方案。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官民矛盾之两层矛盾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政体转型的关键问题。某种意义上而言，现有政体的重要危机就是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结构转变，与僵硬的政治结构的矛盾。当局逐渐开放政治垄断市场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判断。非党人士出任部长即是有限开放的表现。考察中国政体转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政治转型的市场逻辑，即与经济改革的双轨制相类似，政体转型中的政治双轨制也是打破中国政治垄断的现实机制。

可以认为，中国政治市场的双轨制已经形成。官方政治市场的危机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足，政府行为市场化、私人化。而民间政治市场从1978年开始形成，到1989官方市场和民间市场发生冲突，民间市场基本上被取缔。政治市场的双轨制使一批精通两个市场现状，并能够巧妙驾驭投机倒把风险的政治商人迅速走红，其购买方、需求方是民意，而供给方、卖方则是旧体制中拥有资源的精英，包括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分别握有合法性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又可分为宣传资源、组织资源和统战资源。倒卖国有资产的合法性资源和政治资源可能成为中国转型的重要特征。当局的意图是既有限倒卖合法性资源给民间市场，又打击民间市场，以防止民间市场做大替代官方市场，其目标是既维持自己大庄家的既有格局，又有限顺应民意的要求，从而有限回应政改的要求。转轨政治过程的博弈游戏规则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其中的多边不对称关系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官方、自由派、民意和世界社会是这一游戏的多方。其中，民意又可分解为大陆民意、香港民意、台湾民意、海外华人民意等不同方面，并包括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倾向。孙志刚案体现了博弈规则：官方打压、民间低调要求、官方有限让步的反应模式，但官方的反思性使其不断打击互联网、整肃发起维权战役的个人和平台，从而不断加大博弈的风险。但官方的有限暴力原则又不断激励洞察了此种博弈规则的个体进行冒险，而且在政治市场中行动者的激情也会不断生产出这样的个体。

政治市场从完全垄断，到逐渐开放的过程，乃是政治暴利的机会。体制内外的双轨制将导致政治暴发户。握有体制内的规则和资源的人与体制外的力量进行政治交易，做好民间市场，再对于官方市场进行运作，则能迅速崛起，且在后面形成的政治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1]

但政治市场的双轨制模式要考虑市场隐喻的有限性，即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不同特征。

 
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

我们今天研讨的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什么我们选择法国为探讨的基础？法文Régime是政体的意思，托克维尔的书名可以翻译为“旧政体与大革命”，政体转型本身就是与革命相关的问题。维权模式的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合力型模式，是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的合力。合力型转型模式是与统治良心、统治理性相关联的。季卫东先生认为，我们必须承认，邓小平的改革是在统治良心和统治理性下进行的。1992年的经济改革、1997年的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2004年对人权的承认及财产权写入宪法，这些都符合中国转型的目标。从1997年到2008年的十一年间，法治也取得了实在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支持政权改革，而不能犯毛泽东式的两极思维的错误，认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在中共精通中道整合规则的情况下，这样的两分法只能把自己置于“剩余者的地位”。不理解这一点，是海外民运日趋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合力型思维支持政权的改革，支持体制内包括行政改革、财税改革、地方民主创新、党内民主等在内的一切的改革。否则，我们就会与中国主流社会脱节。如果我们采取合力型思维，就能有效构建体制内和体制最大的民间力量联盟。第二点，当政权改革的动力和资源耗尽时，我们要及时推进政体革命，这一点非常重要。自从2007年以来，我们看见党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各个领域的国进民退。不要说法律、司法改革的成果，就连过去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改革的成果恐怕也要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迟疑地推进政体革命。政体革命与政权改革相结合的合力型模式，这就是维权运动的精髓。法国大革命后，人类社会对于体制转型的最大贡献在于，非暴力的、和平政体转型模式的成熟。根据李凡教授的研究，1905年俄罗斯的革命是和平政体转型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努力也很重要。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台湾的转型也是一次和平政体革命。印尼和苏东的转型都是和平政体革命、是颜色革命。把革命和暴力联系起来，这是误人子弟。所谓革命，就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革命的方式上，毫无疑问，我们要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和平政体革命。在和平政体革命中，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如何？这有待于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探讨。总体上看，到2009年底，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经济和政治矛盾已经全面激化。不仅如此，在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碰撞中，民间力量已经在家庭教会这个板块获得了胜利。如果你没有力量、内心软弱，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决断，那你就是随时待宰的羔羊。相反，如果我们具有捍卫自由、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法治的意志，那么，在未来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就有可能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运动战到更大规模的运动战，进而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有可能透过支持开明派、遏制保守派、争取投机派，从而尽快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规则与资源的整体性危机，可以推导出政权改革、政体革命的转型逻辑。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是党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矛盾、单一中心与多元社会的矛盾，以及等级制有机体的为民政体与平面化多元化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化解这一危机不能靠组织秩序的内部规则的优化即党内民主的推进，而要靠中国社会整合原则的转变，即社会的整合力量从党治转变为法治。所以执政党可能需要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与政体革命。政权改革本身就构成政体革命的一部分。而政体革命的方式和途径尚未确定，改革与革命还在赛跑。政权的体制改革已逐渐接近政权改革的极限，从而引爆渐进式改革积累的全部社会矛盾，明智的政权改革有可能导致政体革命和平进行。

党治政体的根本缺陷是对于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关注不足。社会转型之要在于各归其位，而公民维权的社会转型意义乃是，公民维权形成压力促变、使危机转型出现和平进行的可能，公民维权支持政权改革、推进政体革命。维权运动关于政权改革、政体革命并行不悖的立场，意味着其所推进的中国政体转型趋向于合力型的转型模式。

今天我们这些关心中国民主法治的朋友能在聚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民主化，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统治理性和统治良心。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政体和平转型奠定理论和实践各方面的基础，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

[1] 这里有必要与晚清的政体转型进行比较，可以认为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双轨制投机成功者。那么，今天的政治双轨制与晚清有哪些相似和不同呢？还可以拿中国的政治双轨制与苏联比较，叶利钦的投机成功是否由于戈尔巴乔夫？中国与苏联的相似和区别又有哪些？苏联转型时尚未形成权贵利益集团，而大陆的权贵集团已经高度成熟，这又会给中国的政体转型带来哪些影响？
本文链接：范亚峰：维权模式的要素和理论基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