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甫一稳定，即对秘密统治中国的地下社会予以雷霆一击。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会道门”的高潮。

　　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解放之初，共产党集中精力进行剿匪肃特运动。尽管部分帮会出于种种原因，与新政权有过对立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并没有将帮会作为重点的镇压对象。而这一指示的出台，正式表明了共产党帮会政策的改变。

　　作为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推动了此次政策的转变，而且亲自指挥全国公安系统取缔“反动会道门”，短短几年便彻底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势力。

　　风暴前奏

　　事实上，早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之前，对“会道门”的处理已经开始了。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1949年7月)之前，华北、东北和西北等老解放区就已经将帮会组织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948年2月20，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指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

　　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提出“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

　　1949年8月14日，公安部开始办公。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老解放区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1949年11月1日，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虽然在北方老解放区的工作成绩斐然，也积累了经验，罗瑞卿却迟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取缔会道门的工作。这固然与全国各地特务、土匪活动猖獗，公安部门无暇顾及会道门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

　　“不可树敌太多”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的强烈要求，毛泽东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

　　毛泽东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中共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2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罢工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对此，毛泽东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随后，罗瑞卿又亲自指挥，在北京市发动了取缔一贯道的行动。经过两个月的运动，登记点传师720 人、坛主4775 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1283处，声明退道者17.8万余人。

　　经过一期镇反，老区的帮会势力基本被取缔。

　　帮会的末日

　　运动伊始，为避免出现“左”的偏向，造成镇反扩大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比较谨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开始对镇反运动产生了不满情绪。而罗瑞卿的南巡报告，又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判断。

　　相对于北方老解放区，南方新解放区的镇反运动进行得困难得多。为了考察和指导南方地区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罗瑞卿连续出巡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在考察中，他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反革命的镇压力度不够。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不满很快就影响到了罗瑞卿后来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虽然4月以后，毛泽东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罗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但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各地乱杀多杀的问题。

　　到1951年10月，为期一年的第一期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120万人。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在一年多的镇反运动中，帮会组织至少有14.2万人被处以极刑。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期的镇反运动中，只有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被彻底取缔，新解放区只镇压了帮会头子，大量的帮会组织尚未彻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1953年底，第三期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摘自《红与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