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安德鲁·拉利波特 [英]马克·蓝滕/文 杨大群/编译 

 
　　来自中国的消息和分析显示，中国国内动荡不断加剧，罢工、动乱、抗议及其他质疑中国共产党权威的迹象日益增加。然而，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替代中国共产党的可行选择，也没有迹象表明党内正在出现能够对其国家的控制构成威胁的分裂或软弱性。恰恰相反，中国成功、平稳地完成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领导层更替。此外，自1978年邓小平发起自由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改革在江泽民时期继续进行，在胡锦涛的第一届任期内得到了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正在把自身定位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中潜在的“第一名”。

　　然而，尽管经济领域存在这些积极的迹象，但是中国没有出现政治开放和多元化发展的迹象。相反，自从上任以来，随着权力的巩固，胡锦涛继续限制国内媒体的自由。尽管通信、网络和无线短信技术在中国城乡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中国政府继续试图控制信息的流动。对信息的修改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能够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人比以前要多。2002－2003年“非典”（SARS）疫情爆发期间的情况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公开了它的医疗和公共安全政策。

　　在1989年以后的这些年里，人们担心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不可能实现调和，同时也担心中国共产党无法幸免于这场重大的合法性危机。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成功和随后90年代“辉煌的十年”都说明，这种结论还为时过早。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党国体制诉诸于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领域中形成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诉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以目前的形式解决所有这些挑战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法性危机发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以此解决了第一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在20世纪末，这一方法似乎取得了成功：没有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在腐败和可能的经济衰退面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要求是十分脆弱的。江泽民时期的政府沉重打击了一些非法的政府活动。尽管如此，腐败和滥用权力仍然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长期威胁。

　　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另一个威胁是法轮功。1999年，这个组织数万名法轮功的拥护者在中南海门前示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不祥征兆，可能会削弱当前的政权，而且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要求的一种意识形态威胁。

　　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际环境形成了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实现国家统一的呼吁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诉求。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打击腐败、政府效率的提高乃至环境治理都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没有人相信，诉诸革命的英雄叙事能够维持可行的合法性要求。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下问题：中国当局在何种程度上相信其政权合法性受到威胁？如果它相信的话，那么它会对这种认知作出何种回应呢？

　　中国国家对合法性挑战的回应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衰落，中国共产党无法再保证每一名公民的社会福利。然而，它希望继续成为治理中国的惟一选择。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应对由于经济开放和扩大国际参与而形成的新思想和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许要面临的三个选择是：退却（retreat）、收缩（retrenchment）和适应（adaptation）。

　　国家退却的思想并不新鲜，实际上它是许多经历政府转型的国家的一个特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前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即使不具有所有的统治特征，也具有大多数统治特征，如今都不得不退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诸多领域，常常为发展更大规模的公民社会让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国家都经历了相同的转型。一些后共产主义政权较为平稳地进入了更广泛的自由主义（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而另一些国家使其政府进行了有选择的退却（俄罗斯和越南），还有一些国家通过抵制多元化改革和推行一党制，完全阻止了这种退却（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机器并未退却，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国际变化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弹性。

　　一些研究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家认为，同这种现象相关的上（国际机制、国际法和跨国公司）下（次区域、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方向的权力转移表明，国家的权力正在遭到无情的侵蚀。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有能力引导全球化的力量，并且实际上把全球化纳入到国家自身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竭力将自身确立为能够使经济全球化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惟一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指导了弱小而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并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国家收缩思想认为，国家应该意识到自身越来越多的局限，有目的地把一些治理领域交给私人部门，但要保留其他的治理领域，以确保稳定与生存。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压力，但至今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要采取这种选择。

　　中国国家可以采取的第三种措施是适应，即将来满足国家的需要而发生的进化行为。由于摒弃了许多传统的毛泽东主义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国的党国体制摆脱了苏联共产党的厄运，有选择地引进国外的思想和商品，把自身定位为国家稳定、安全与繁荣的保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适应呈现出多种形式。2000年，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企业家和私营部门的工人入党。与此同时，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修订后的宪法。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包括如下规定：进一步承认私有财产，承诺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权利，并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取代日益衰落的保护国有岗位与基本需求的“铁饭碗”体制。

　　尽管中国共产党今天没有面临20世纪90年代所预言的治理危机，但是它现在的角色还远没有那么稳定。更广泛的国际交往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人们对党的冷漠，甚至有时直接进行抗议。因此，这个适应过程变得非常困难。不可否认的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仍然是整体性的。

　　合法性要求的三个基础：经济表现、稳定和民族主义

　　经济表现

　　为了保持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种幸福主义合法性的战略，即鼓励个人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这项战略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最持久和最显著的成就之一。邓小平将改革制度化，并且将其一些主要内容写入宪法。

　　然而，依赖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也存在问题，因为对于庞大的人口来说，这种积极发展也会造成一系列的矛盾，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1978年，邓小平可以要求人们放弃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追求，因为在经历了十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之后，人们感到精疲力竭：人们首先欢迎与改革计划相伴而来的政治稳定，以及自己生活水平的改善。然而，到了90年代，幸福主义战略就显露出自身的弊端：财富分配不公平，腐败滋生，大量工人下岗，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不稳定。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这些大量问题，对政权合法性的第二根支柱——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

　　稳定

　　1989年政治风波及其后续影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幸福主义战略的局限性。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重启改革政策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它正在回归同样的战略，但是会以新的、不同的机制加强这一战略。特别是，中国政府更加密切地关注国内秩序与和平。

　　传统的观点认为，缺乏任何新的道德秩序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使改革初期出现的腐败问题恶化。因此，最近的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腐败叙事把反腐败描绘成一种改善经济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和带来社会稳定的努力，从而使自身重新获得了合法性。

　　在同农民、城市工人、少数宗教团体、复员军人和知识分子等群体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成功地使国民确信其是惟一有能力防止混乱的力量。1999年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感到了快速的经济改革步伐带来的压力，并且党也不愿意鼓励政治观点的表达和政治参与，但他们的保守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情感仍然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了积极的环境。

　　民族主义

　　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没有能够为党带来自发或自愿服从的某种可信主张，中国共产党就会转而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合法性来源。由于毛泽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已经衰落，这种现象在政治中心和民族本身中的发展形式是什么？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国政府以强调主权来支持合法性要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权与政权合法性就密切相关。在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期间，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高涨。这时，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合法性的支柱。然而，中国共产党很快发现了这种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弊端，在其大范围扩散之前，迅速采取措施加以控制。20世纪90年代期间，其他的摩擦也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摩擦包括中美在北京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担心。

　　2005年4月再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时人们抗议日本教育部允许修改其历史教科书。这些抗议证明，针对日本二战期间在华的历史罪行，中国对日本的敌意还在延续。同时还证明了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情绪爆发的意愿。

　　中国共产党这些模棱两可的表现证明，民族主义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由于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民族主义并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充分的替代，以消除腐败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无法补偿经济上的管理失当。民族主义也会发生“逆火”：由于没有充分维护民族利益，领导层以及中国共产党会遭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攻击。

　　另一个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来源的不确定因素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性质。在当代中国，还有其他三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形式。美国波士顿大学约瑟夫·傅士卓（JosephFewsmith）教授曾经提到过保罗·科亨（PaulCohen）所描述的两种民族主义情绪传统，并且补充了试图调和这两种传统的第三种民族主义情绪传统。前两种情绪形成于19世纪中国的内陆和沿海地区。“内陆”传统同一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相关。重视农民阶级和自给自足的毛泽东，就被认为是内陆民族主义的代表；康有为等晚清时期的改革家以及胡适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则代表了提倡民族主义的“沿海”传统。

　　邓小平及其现代化计划正在复兴第三种民族主义倾向。这个现代化计划混合了其他两种观点的要素：它借用“沿海”传统，学习西方的现代技术，但也吸收了“内陆”传统的思想，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这种途径必然要求同发达工业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也需要倡导一个和平的环境。它还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反过来又促使外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这种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中国领导人正走在未知的领域中：如果经济低迷和（或）社会动荡增加，那么将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来源就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国际危机会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没有以足够的热情来维护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所要应对的多重挑战中，合法性仍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 资料来源：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21st Century：Adaptation and the Reinvention of Legitimacy，Edited by André Laliberté and Marc Lanteigne，Routledge，2008）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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