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学研究传统中的古希腊哲学 吴  飞 从中国学者接触西方哲学开始，希腊哲学就进入了中国学界的视野。中国学者很早就知道，希腊是西方哲学的起源，研究西方哲学必须从希腊哲学入手。同时，也很早就有中国学者花大力气翻译和研究希腊哲学。几代学人薪火相传，积累下来的希腊哲学的译著和研究，都已经不少，而且还有些优秀的学者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不过，就总体而言，希腊哲学的研究始终没有变成显学，没有像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等西方哲学的领域那样，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它在中国的发展，与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大大不成比例。多数学者虽然深知希腊哲学非常重要，但对它还是只能敬而远之。比如李河老师刚才说，《世界哲学》一直比较侧重现代哲学。我想这并不是杂志编辑的问题，而反映了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中的现状。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中国学者面对希腊哲学，乃至更大范围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至少面临两个障碍。第一，和任何古典学问一样，希腊哲学的研究需要非常扎实的古典语文学的基础，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但这对于很多中国学者来说都很难做到。第二，在中国的西学研究架构当中，究竟如何定位希腊哲学，始终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只要假以时日，加强训练，就应该可以做到，相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恐怕是更实质性的问题。 任何学问都不只是纯粹的学问，我们不可能出于完全专业的兴趣去研究，而一定要和中国现实的实质问题勾连起来。第二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把希腊哲学与现实的关怀联系起来，因而也就很难使它对中国思想产生真正的影响。西方哲学中的很多研究领域，我们是比较容易定位的，也知道该如何下手去研究。比如德国古典哲学，原来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来研究的，现在则会从它与二十世纪哲学的关联出发去研究；同样，现代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哲学，我们不仅知道它们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存在怎样的关联，而且也有对相应的现代科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于是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如何来定位它们。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过去我们也是不知道如何研究的，所以很长时间里是个空白的领域，没有什么进展，但现在，随着对西方现代文明总体把握的推进，我们也渐渐摸索出了思考中世纪哲学的门径。可是古希腊哲学和这些领域都不同。一方面，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在中国西学研究的总体图景中为它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于是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结果，研究哲学的人都知道古希腊哲学重要，没有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是谈不上西学研究的进展的；但是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很成熟的传统和架构。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除了是一门本来就非常精深的学问，有它知识的魅力之外，也一定要和研究者所在的生活处境相关，成为研究者思考自身问题的一种思想资源。 在以前，中国的西学体系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思想来源建立的。一个标准的展示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分成三个系列，形成了相当宏大的结构和规模，非常成功。按照这个标准对西方各门学问排列组合，今天看来虽然大有问题，但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形成了一个很完整和成熟的研究架构与传统，而且是中国西学研究的第一个成熟架构；当然，在这个架构里面，由于古希腊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当然不会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也很难直接欣赏古典哲学的思想意义。那个时候中国的哲学史观念，基本上是按照黑格尔的体系建立起来的，对古希腊哲学的一些理解，也大多限制在黑格尔确立的哲学史框架之中。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太简单了，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不过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总体视野。 在意识形态主导的西学研究体系打破之后，中国的西学研究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论著被翻译过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流派被介绍进来，在很多局部上也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不过，我们至今尚未成功建立一个新的总体性的研究图景，学者们之间对西学总体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我们最多只能说，有些问题意识被提了出来，引导着目前中国的西学研究。大体来讲，目前的西学研究是以现代性的发生为核心问题的，这大概能算作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一个问题意识。围绕这个问题，针对近代西方以来的各个领域中的学问，我们都可以找到定位。比如，二十世纪各个流派的西方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及其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各个主要思潮的思想来源和问题所指；笛卡儿的认识论传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英国的政治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等等。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可以看作现代性在哲学领域的种种表现形态，因此在思考现代性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相应的问题意识。随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入理解，本来在中国学术界很难理解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传统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因为我们发现现代西方文明的很多方面就来自中世纪，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作为承前启后的形态，蕴含着现代性很多重要的概念，因此，了解西方现代性的发生就必然需要深入中世纪的研究。于是，我们对基督教哲学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流派也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在现代的西学图景之中，对这些领域都可以有较好的处理，因而就这些方面而言，现在的问题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时代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思想来源的那种思路。不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并没有缓解古典哲学的尴尬处境。 从西方现代性的角度看，古典哲学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没有古典这个参照系，也就谈不上现代。不过，要理解这个背景与现代性的关系，却可以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思路。第一，我们可以像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西方很多批判现代性的哲学家那样，把古典文明当作与现代文明相当不同的一个文明形态，从古今之争的角度理解古典的思想文化，以批判现代文明。不过，我们的处境和西方思想家毕竟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从这个角度来处理西方的古今问题，必然潜在地涉及到中国自身的古今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中西古今之间错综交杂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就容易过于草率地对比中西文明的异同，或是陷入单纯的文化赏析，反而无法进入更深的哲学思考，更无法针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处境问题。 第二，我们还可以按照理解现代性的发生的思路，继续往古代摸索，从而在古典西方寻找西方现代性更深的源头，比如像福柯所做的一些研究那样。这个思路具有很大的合法性，不过它和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的思路是类似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古典哲学的意义都只能是间接性的和第二位的，而不具有实质的意义。虽然这样的研究会对现代性产生的理解会有助益，但无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古希腊哲学本身。对于古希腊哲学这么一个庞大的哲学传统，仅仅赋予如此边缘化的地位，恐怕还是不恰当的。而如果无法全面了解古希腊文明，我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也还只能是局部和片面的。我想这也不是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一个理想状态。 把古希腊哲学放在清理现代性之产生的脉络中看，上述二者都是可能的思路，但都有很大的问题。应当说，现在从这两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有一些，但都还没有多大的成功。这或许是我们当前进入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时候最大的障碍。 当然，除去这两个态度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希腊哲学当作单纯的学问，不加反思地跟着西方的学派传统去研究。这样做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不错的成果，但无助于形成中国自身的学问传统。我们现在介绍西方最优秀的古典哲学学派到中国来，当然会有力地促进中国西学研究的发展，但恐怕不能把自己变成西方某一流派在中国学术界的延伸，仅仅帮助西方某学派在中国文化中的殖民统治。西方现在能站得住脚的研究流派，都是经过相当长的发展，并且有它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这些学派的传统，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的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没有对古典哲学更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形成比较成熟的研究传统的，弄不好的话，对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文化的研究，就有可能完全失去问题意识，变成过度专业化的哲学游戏，陷入细枝末节当中而无法自拔。 刚刚李猛在他的发言中借用后现代的一个概念说，我们现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他者的他者”，因为现代西方是我们的他者，而古希腊又是现代西方的他者。上述的困难可能都来自我们与古希腊哲学的这个双重距离。当我们尝试着用汉语的概念思考和理解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可以在不断的尝试和磨合中摸索，既能深入对西方的理解，也能进一步清理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我想这也只能是没办法使无可奈何的的做法，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谨慎的尝试当然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但我想这一定不是中国的古希腊哲学最后应该有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研究逐渐深化下去，不过，只要还没有为古希腊哲学找到一个明确的定位，它就很难变成显学。 古希腊哲学是有着极大魅力的学术对象，而且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是从理解现代性的源头出发，还是从古今之争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需要一个成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自身的处境，我们面临着西方人不会面临的很多特殊问题，因而难以很快地消化古希腊哲学，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但这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其实，西方人面对古典哲学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把古典哲学顺利地纳入其中的。并不是所有针对古希腊哲学家的研究都可以称为古希腊哲学研究。虽然早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针对更早的希腊哲学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理解是我们今天重要的参考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哲学。其实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在思考自身的问题的时候，重新发掘希腊罗马的文化，才有了现代古典学的源头。但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也远未形成今天这种古典学的架构。我们今天所说的比较系统的古典学，特别是古典哲学，主要是随着十九世纪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最终确立，才逐渐形成的。刚才各位所讲的几个流派，无论是要继承、反思，甚至是批判，都是在这种现代学术体制之下，针对这种研究传统的回应。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究竟如何重新理解古希腊哲学传统，使之成为活的传统，能够在今天的生活和思考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工作。西方的这些学派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并不是现成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而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吸纳古典思想，并把古典思想作为反思现代处境的学术经验。 从西方古典哲学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也不必过于绝望。虽然我们的状况有特殊之处，但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西方人曾经面临的。虽然我们现在还远不能看到成熟的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形态，但将来应该形成一个更清晰有力的架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的努力，虽然很零散和微弱，就应该是在向这个架构缓慢但脚踏实地的前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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