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良 为本期《独立阅读》撰稿

　　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对于转型政治中的民主化问题存在严重的误解和判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末一系列公开的民主运动偃旗息鼓后，大陆知识界出现了所谓“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根本背景，便是国内民主运动受到巨大挫折后的反思和理论再探索。这一过程中所贯穿的深深的现实关注和问题意识，无疑是值得赞赏的。知识界的这一转向最终却出现了所谓的“左右论战”和所谓的第二次、第三次“改革大讨论”。在思想上，出现了反民主的政治哲学误读，典型如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的新保守主义引介，以及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兴起；在理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渐进论和民主充要条件论，前者以“渐进市场化”、“后发优势”、 “ 增量民主”、“法制主义”等理论为代表，后者则是“市民社会论”、“宪政论”为典型。

　　事实上，碍于整个九十年代理论和实践资源的匮乏，知识界的所谓“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向并没有真的解决中国未来民主化问题所亟需的理论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的，更多的知识精英迷失在西方庞杂繁冗的理论概念中不能自拔。既不能够深入他人的历史、知识和学术传统，也不能够利用本土丰富的田野资源，为西方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像样的问题和原始观察。纵观九十年代以后的大陆知识界，真正为海内外理论界所关注重视的成果，要么是海外华人学者的实证之作，要么是一些非学术化但不乏经验洞见的泛历史著作。而那些曾经为学界所信奉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药方，几乎都禁不起长期的检验和推敲。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本来基于中国民主化问题而反思出的理论解释，不仅没有成为民主化的“工具箱”，反而越来越热衷于对现行体制做“合理化”和“最优化”的解释。知识界的理论没有成为民主化的资源，反而成为威权巩固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趋向倒是真真反衬出国内最近20年整体的保守化趋势。

　　与主动向威权靠拢的知识界保守派不同，知识界仍不乏刘军宁、贺卫方、秦晖、徐友渔等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学者不断引进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试图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史提出有别于官方史观的解释，为民主化转型充当理论资源。但无论是风靡一时的“市民社会”，还是方兴未艾的“宪政民主”，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些概念的共同特征是其意义往往基于成熟的西方社会背景，在应用于既非民主化，亦未完成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时，几乎难以找到适用的概念主体。

　　理论上的困顿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来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威权强人邓小平的逝世，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其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永远不会因理论的乏力而停滞。2003年以来城市维权运动的兴起和新社会组织的勃兴，似乎极大触动了理论界中敏锐者的神经。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人类学社会学译丛中，以社会运动为题出版了一本十年前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前沿学者的会议论文集，几乎是国内1989 年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专门讨论社运问题的理论专著。此后，2005年至今，三年中先后翻译出版了Sidney Tarrow、Charles Tilly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与历史社会学巨擎的著作。这其中，最新引介的一本，便是不久前因淋巴癌去世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晚年名著《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格致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下简称《抗争》。）

　　行文至此，可能有朋友觉得笔者废话太多，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才引出正题。也许吧，但笔者总认为，交代清楚上述国内知识界的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 Tilly的著作。尤其是对那些同笔者一样不谙欧洲历史的读者来说，《抗争》一书的重点并不是同以往的历史著作那样描述欧洲过去350多年动荡的社会历史，而是在纷繁的历史资料甚至琐事沉渣中，找寻出欧洲国家从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促成国家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条件。这种结构化的历史分析方法，倒是颇有几分当年黄仁宇提倡的“大历史”的味道。对于现实感充沛，不乏问题意识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来说，Tilly著作所带来的方法和分析框架，应该远远比他分析的资料对象来的亲切。

　　在《抗争》一书中，Tilly始终强调“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条件”未必是有意识的创造出的，更多的是国家演变过程中，由于国家在资本、承诺和强制方面不同的能力体现所构成的组合变化形成的一系列偶然后果。若以今天中国的情境论，民主的实现当然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民主理论家。“宪政”、“公民”、“ 自由主义”等等这些广为知识分子鼓吹布道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并不具有直接推动历史进步，或直接说，推进民主化的功效。毕竟，没有哪个国家只依赖思想启蒙有意识的成就民主化。但长期来看，这些概念和理论资源背后所指向的，却正是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巨大的社会认同危机。这样的认同危机，加上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权利意识的自觉，混合成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从厦门市民散步，到今年314拉萨事件，瓮安事件，再到杨佳案二审时法院外支持杨佳的群众示威和重庆、广州等地出租车司机“喝茶”，以往以固定利益群体形成的嵌入性认同，正逐渐开始通过“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概念普及，形成新的、跨群体联盟性质的超然性认同。理论成为行动的工具箱，意识形态与民主化的关系，正通过抗争政治的实践重新形塑。

　　但是，Tilly在《抗争》一书中不无警示的反复提醒，仅有如上这种催生民主化的条件，并不足以保证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更不能保证，某一时期促进民主化的条件不会在另一阶段转变为去民主化的因素。就像今年314的拉萨事件，正是由于民族问题上沉疴已久的类属不平等深深嵌入了中国的公共政治之中，而可能解决这一类属不平等的信任网络却早已因中国政治固有的封闭保守而自绝于公共政治领域之外，最终导致了集体暴力政治的出现。由此带来的一连串事件和后果，如西藏流亡人士对温和路线的动摇和达赖本人身体日衰，至少在目前来看，很难判断出这些事件和后果，日后会否促成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条件。

　　在Tilly看来，对政治民主化的判断和预测，必须基于对国家性质和能力的准确认识。但讽刺的是，最近二十年以来，国内知识界一方面拒绝再用“党国”之类简单但不失清晰的框架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能力变化，另一方面，却始终对中国政体的威权性质和社会的威权现状抱以忽视甚至无视的态度。以至于在眼花缭乱的所谓学术成果当中，频频出现所谓“中性政府”、“集体人权”、“协商独裁”这种反民主反社会的自创概念。比之Tilly所分析的欧洲历史，中国今天的威权现状显然更具迷惑性。但这种困惑似乎已经在近年来的维权行动与进步知识分子启蒙行为的合流中，逐渐廓清。无论是牛博网、天涯社区这样的公共议政平台，还是08岁末一纸石破天惊的《零八宪章》运动，其大前提都建立在对国家政体性质和社会现状清楚无误的认识之上。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已然存在的社会运动网络正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频繁的冲击着封闭、保守、貌似强大的威权政治体系。

　　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对民主化转型抱持乐观呢？相信每个人都会通过Tilly的传授，得出自己的判断。

注：本刊另一位作者吴强博士，曾在2007年12月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撰写过《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书的书评。故而，本人并未对Tilly书中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解读过多。请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吴强博士的书评。（《抗争与民主：蒂利对法、英民主道路的解读》，吴强，《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2月7日，阅读地址：http://www.cs.com.cn/lcsh/04/200712/t20071206_12567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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