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学界对欧美6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趣和中国当下维权运动的关注，美国著名社运研究学者查尔斯.蒂利的名字也逐渐被大陆学界所熟悉。2006年底、2007年初，蒂利的两本著作--《威慑、资本、和欧洲国家》和《集体暴力的政治》--在中国大陆连续推出中文版。今年夏天，他还将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个社运研讨班上亲自为中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者授课。

　　因为社会运动总是伴随着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过程，社运研究往往看上去像社运史研究；相对于通常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等等视角，用社会运动这一社会政治来理解政治过程往往又会得出一些非同寻常的结论。虽说社运研究对中国出版界来说还相当陌生，新近引进的这两本书并未直接论及社运，但是蒂利独特的社会政治视角，已经为中国读者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作为北美社会运动研究的干将，蒂利著作等身、相当高产。他在2004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欧洲的抗争和民主，1650-2000》（英文版），从社运史的角度重新诠释欧洲民主化历史，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笔者一代，经历过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阅读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人，1991) 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1994)的反思过程中，大多认同了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但是，蒂利对法、英两国道路的重新解释，展现了介于暴力革命和议会政治之外的第三个空间--抗争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对民主化的推动。这是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方面，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化进程的丰富性，也有助于我们从当下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中汲取信心。

　　蒂利对法、英道路的重新解释，是在学界新近对民主化研究的反思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在非民主和民主政治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们不应当把民主化简单理解为从非民主向民主体制的变迁，比如一个民主存量递增的长期过程。相反，如民主理论大师达尔所说，在过去和现在，在任何国家，相对民主而言，"去民主化"的趋势始终广泛存在着。相对于主流体制政治，蒂利长期研究的抗争政治也就是与"去民主化势力"的斗争因此对民主化贡献巨大，欧洲过去两百年的民主进程某种意义上就是抗争政治的历史。

　　按照蒂利的解释，尽管非抗争政治--比如布坎南和杜洛克强调的财政、税收与民主的关联、政治参与与政治公开、利益表达与政治组织活动等等--仍然构成政治活动的主体，但是民主化却主要发生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就是公民与代理人之间的三个互动部门：公共政治、类别不平等、和信任网络。这三个部门同时也是抗争政治的三个战场，促进着民主化。民主化因此可被概括为公民与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威权之间的关系变化、抗争政治的结果，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公共政治制度化的维度，需要以社会不平等的削除程度和今天以社会资本来称呼的信任网络来衡量。这一视角既适用于审视现实民主社会的民主现状，比如9.11之后美国民主的退步或者东欧后共国家不同的民主进程，也适用于重新看待法国和英国民主道路的差异和意义。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由于高毅和朱学勤的著作影响甚广，许多中国读者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最后引致拿破仑的篡权和卢梭式人民民主理想的覆灭；同时，英国的光荣革命却奠定了宪政主义的基础，自由民主在随后的两百年里不断得到巩固。这一观点也是今日宪政主义思潮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一，并支撑着若干渐进改革的思路。但是，在蒂利看来，法、英道路的差异似乎并非如我们想像中如此截然；相反，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抗争政治的方式和作用，对民主的发展和巩固而言，倒更具意义。

　　具体说来，法国大革命不仅奠定了欧洲近两百年人权与共和制的民主基础，而且"激活了一系列民主促进机制"：抛弃路易王朝时代以贵族、包税人为中介的间接统治，建立集中行政管理体制（包括欧洲大陆第一个警察国家体制）和大众的政治参与制度；建立选举和代议制，废除贵族-代理人网络（包括旧的妨碍民主的信任网络），代之以跨阶级联盟和各种公民协会。这一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统治的民主模式成为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框架，拿破仑政府继续巩固了这一体制，即使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1851年发动政变，也不敢废除1848年实现的普选权。在《抗争的法国》（1986）这本蒂利自己早先著作的基础上，蒂利把法国抗争政治的模式归纳为与"法国军事扩张--国家扩张--直接统治"一条近代民族国家主义线索平行的另一条线："人民抵抗--斗争--协商--公民权"。公民抗争和19世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与威权政府的斗争、外敌入侵的动态过程中，推进着民主。1830、1848、1870-71、1905-07、1935-37、1944-47、1968等历次抗争和革命因为各种社会不平等而产生，而以不断扩大公民权和有组织的协商结束，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法国民主。

　　英国道路也不例外。只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权利法案赋予议会更大权力之后，英国的社会不平等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不平等，英国的抗争政治因此集中体现为宗教解放的斗争，也就是围绕天主教徒争取宗教平等展开的抗争。这一抗争在1825-26促成了同情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新教代表进入爱尔兰议会， 1918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赢得爱尔兰议会选举胜利并退出英国议会、翌年展开武装独立斗争。虽然两年后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但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抗争并未结束，在1968年的波及世界的抗争风暴中再次爆发，持续至今。另一方面，传统的民主化观点偏重于英国的改革道路，比如1832年通过的第一部改革法案、以及1867、1884、1918一系列改革、二战后英国福利体制的建立等等，但是，蒂利却指出：尽管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资产阶级在英国议会内的席位，实际上却广泛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去民主化"的保守力量在19世纪的英国宪政体制内仍然相当强大，为推动法案作出努力的英国工人最后发现他们的权益被排除在立法之外。这一结果大大刺激了英国工人阶级在1838-48期间大规模动员。他们以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等多种方式，提出了广泛的政治要求，包括男性普选权、每年召开议会、投票选举、废除对议员的最低财产要求、议员工资、平均选区等。英国抗争政治的主轴也由此从宗教转为阶级，这些今天被当作自由民主的当然内容和形式却是由体现人民民主的工人阶级的抗争政治争取而来。

　　在著作的最后，蒂利将这一抗争与民主的关系推及俄罗斯、东欧、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巴尔干国家、以及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之间的反复中，抗争以及抗争的因果机制--也就是笔者在自己的社运研究中强调的认知、关系和规范构成的三重社会政治边界机制--再生产着公共政治、社会不平等和信任网络，改变着威权与民主。正是在这意义上，如果有人把当下中国的维权运动视作民主化的开端，大概一点也不令人惊奇。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查尔斯.蒂利，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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