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分析第337期》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
作者：李凡 发表时间：2014-6-9 15:51:34

中国已经开始了民主化发展的漫长道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中外学者有关中国民主化发展的论述也已经出现了不少。不少的论述，也将中国的民主转型做了比较研究，有的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台湾和相比，有的与苏联东欧的相比。有的也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做了预测等。这些分析有的比较乐观，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会比较顺利，有的则比较悲观，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转型还没有发生，而且成功的机会不大。我的看法是无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如何，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开始，但是需要对当前中国民主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再从这个实际出发，考虑民主化发展的路径和发展的阶段。因此我们曾经做了一个中国民主化发展的指标，用动态的计量方法观察转型的程度。根据我们的研究，我的基本考虑是，从民主化发展的形态上看，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但是中国还没有从极权主义之中走出来，仍然处在极权主义之中。这也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现状。

一、世界民主化发展的不同形态

从世界民主发展的过程来看，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发展的过程来看，一般看到的是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发展的过程，除了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外，几乎所有第三波民主发生的国家都是从威权主义发展起来的。例如最早出现的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南美出现的一系列国家的民主转型，也都是这样的例子。在亚洲出现的民主转型，无论是台湾还是南韩，以及后来出现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还是最近出现的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民主发展的进展，也都是从威权主义开始变化的。几年前开始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发展，虽然到目前为止进展并不成功，但是从过程来看，也是从威权主义为转型时的出发点开始这种民主转型的。

按照学者的看法，所谓的极权主义政体是现代的产物，一般是指右翼法西斯主义，例如二次大战前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以及一些左翼共产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的国家，例如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了无数专制主义的国家，但是专制的程度都不如这些现代的极权主义，因此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的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的主要体现就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无所不及的程度，社会自由被完全消灭或是压到极低的程度。

从近现代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走上民主制度的国家，从极权主义类型起步的国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右翼法西斯主义，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他们是二次大战的祸首，这些国家内部的极权主义统治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动了二次大战，世界历史对此记忆犹新。这些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被美国和英国等民主制度的国家占领，这些占领国将这些国家强制改造成民主类型的国家，因此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些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转型的自然过程。我们也就不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和自然的从右翼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过程的出现。

第二类是左翼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主要的。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俄国战败的机会取得政权，建立了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接着又借着第二次大战主要战胜国的地位，将共产主义政权的模式在世界推广，建立了一个左翼共产主义的世界阵营。共产主义有很伟大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却都实行极权主义统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列宁主义，以及他的继承人的所谓斯大林主义。但是苏联的极权主义在斯大林死后，即开始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的改革松动了苏联的极权主义，这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些极权主义的国家都遇到了深刻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先从波兰开始，出现了政治转型过程。从社会的需要来看，这些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就是要从极少社会自由的极权主义向给社会所需要的更大自由空间的政治体制方向转型，而其最终目的从理论上讲是要向民主类型的国家转型，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民主类型的国家可以给其社会成员以最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在他们的政治转型开始不久之后，也就是在所谓的“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阶段，这些转型的国家就由于种种的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出现，而使得转型中途出现了制度的突然崩溃，这种后极权主义阶段因此存在的时间非常短。这样，这些国家的转型就由于这种“中断”而没有能够出现一个从极权主义到民主主义发展完整的转型形态。由于没有这样完整转型阶段的出现，因此对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最直接的解释：一种是极权主义没有转型的可能，一旦出现转型，就意味着政权的崩溃；一种是这种转型仍然是可能的。但是从实际经验来看，第一种解释是正确的；第二种解释是无法证明的。

由于这样的原因，现在国际政治学界所看到的和所研究的从专制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案例基本是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案例，而从极权主义到民主的转型的案例似乎都不完整，所谓的后极权主义只是非常短的变化，好像并没有一个从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成功转型的案例。所有的极权主义最后变成民主主义政体都是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或者因为外部原因（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或者由于内部原因（社会的不满和统治阶层内部的冲突）而导致原来的极权主义体制崩溃或无法维持而出现的政治变化，而不是一种完整的逐渐演变的发展过程。这样在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成功的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逐渐转型的案例。这样从极权主义政体到民主政体的政治发展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会出现什么样的阶段，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和威权主义到民主转型的区别会有哪些，也就无从观察和了解。

中国现处在一种政治转型中，从理论上讲，也是要向民主转变。这种转变有可能吗？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好像在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中国从30多年的历史变化来看，即使按照林茨（Juan Linz）的说法，“后极权主义”的状况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东欧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治的崩溃。因此好像这种转型是存在的。中国的政治转型的实际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从极权主义到民主转型的例子，如果是这样，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

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案例中来看，有的威权主义国家政治控制比较严，例如有长期的军政府的控制，并且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死人无数，可以称之为硬威权主义或强威权主义，例如巴西等不少南美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等；而相对应的那些非军政府统治实行法治的威权主义就是软威权主义或弱威权主义，例如亚洲的新加坡和柬埔寨等。这两种不同的威权主义政体向民主的转型哪一种更容易一些，难于做出结论。相对的来讲，似乎弱和软的威权主义的转型可能要比较容易一些，而硬威权主义或强威权主义政体的转型就难一些。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例如强威权主义政体的巴西已经转型成民主国家，但是弱威权主义的新加坡却仍然被认为是威权主义国家，而没有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但是即便是以长期的军政府形态出现的威权主义，不管军队对国家的控制有多严，仍然是威权主义国家，他们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仍然比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要松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讲，社会在威权主义的控制下仍然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而在极权主义之下的空间就非常小，甚至几乎没有。在极权主义的政体下，所建立的政治机构有严密的制度控制和分工，有比较精密和严格的控制。但是在威权主义之下，即便是威权主义的军政府控制之下，也无法建立起这样的严密控制的政治制度。也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从威权主义政体开始出现的向民主转型成功的案例就比较多，而极权主义的转型就会比威权主义要难得多，这就是可能的我们看不到从极权主义转型成功案例出现的原因。以最近出现的缅甸的民主转型来看，到目前阶段，也是缅甸的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下开始出现的政治转型。但是在转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缅甸已经有了一个维持了20多年时间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客观存在，而执政的军政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控制和消灭这个反对党已经无能为力。缅甸的军政府基本是靠着军队来维持政府的控制，但是没有建立起来严密的政治体制来控制社会，只能依靠杀人和抓人来维持军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巴西和许多南美国家的例子中，军政府也曾经长期执政，有的达到30多年（巴西），虽然这些军政府对社会的反对运动进行了长期的镇压和控制，但是最终在社会的压力下，军政府也只能还权于民，最终同意民主选举。实行长达20－30多年的军政府的统治和严格的政治控制，虽然是强硬的威权主义，但是最终开始民主转型，并走向成功。原因在哪里？

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为例来讲，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稳固阵脚，在台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不惜大开杀戒，镇压不满的台湾社会，严格控制新闻媒体，控制反对党的建立和政党活动，实行警察统治，这种威权可谓严厉。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对于社会给予一定的空间，实行私有经济、允许宗教和社会组织活动的自由，实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至少是官方认可），这些都给了社会一些自由空间，而不是将社会的所有空间都全部封杀。这样对社会的控制状态，尽管是在戒严令有效的军事管制期间，社会仍然是有较大的空间和自由的。这就是典型的强硬的威权主义特征，就是对社会有严格的控制，甚至是军事管制，但是社会仍然有其空间。这样严格的对社会的控制只能是在军事戒严的特殊名义下进行，维持着统治的合法性，否则社会无法接受。因此当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自由民主的时候，台湾政府也就“被迫”“适时”地解除戒严，开放自由和民主与社会。这样的威权主义政体在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尽管由于政府对社会控制程度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等原因而出现转型过程的不同，形态的不同，因此有的顺利一些，有的困难一些，比如阿拉伯国家因为传统文化的不同在转型中的过程中就比较困难一些，但是从总体的转型上看，基本是从威权主义政体直接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这个转型可能由于每个国家不同而出现形态的不同和过程的不同，但是从政体上讲，就是一个转型。也就是转型是从威权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这种转型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极权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转型遇到的并不是这样的情况，从起点就不一样。

二、中国民主化发展的现状

1、现代极权主义的建立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的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极权主义的体制，是完全仿照苏联的政治体制而建立的现代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因此，中国如果要出现向民主的转型，也就是从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来看，就是要从极权主义的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从政治体制的转型形态上看，可以假定，在从极权主义开始的向民主的转型中，应该有转型到威权主义政体阶段的存在，至少从理论上讲这是存在的，这大概就是林茨讲的“后极权主义”的意思。当然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也可能不只是一个阶段的存在，但是可以认为有一个威权主义阶段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从理论上看，从政权形态上看，从极权主义到民主的转型就有着两个不同阶段，或者是两个阶段的转型。首先是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型，再次是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

中国在1949年以后，很快建立了苏联式的列宁主义制度，将全部社会权力收到共产党手中；而在党内实行领袖统治，也没有党内的民主，最后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了个人独裁，建立了斯大林式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运动完成的。这些政治运动也是中共学习苏联、毛泽东学习斯大林的做法而来的，当然有毛泽东自己的中国式的创造在内。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以实现“专政”为目的的极权主义政体。这种极权主义有以下的一些基本特征：

社会：党严格控制了农村和城市的基层，建立了各种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甚至深入到控制家庭；

取消了原有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而用党控制的社会组织，例如妇联、工会取代了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不允许社会出现自己的组织；

先是控制宗教组织、继而取消了宗教组织的存在；

政治：共产党独揽大权，控制所有的政府机构；

党试图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替代其它的思想和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党控制所有的新闻媒体；

允许一部分民主党派的存在，但是利用反右等政治运动，将这些1949年前成立政党的中间人物打倒，控制了这些政党，文革中，一度将民主党派取消；

各级政府官员由上级党任命；取消了选举，选举法如同虚设，人大和政协被党严格控制；

法律被党控制，甚至一度取消司法制度；

经济：用公私合营等办法，强制取消大中型的民营经济；保留一部分的集体经济和很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脱离了国家和集体经济，个人几乎无法生活；

建立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国民经济；全部资源和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基本上没有私人财产，法律上也不承认；

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将原来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实行集体经济，并建立人民公社的体制，基本剥夺了农民的个人经济自由；

国际：实行完全封闭的政策，除了国家关系之外，个人和社会的对外联系基本完全中断。

在这样的一种统治之下，中国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列宁主义的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和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全盘西化的结果，但是是走向左翼的结果。

2、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变化和发展

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不仅造成了普通老百姓的灾难，也造成了统治阶级的灾难，最终出现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专制主义顶峰的个人独裁的出现。因此在文革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统治精英和社会的共识，就是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推翻文革的结果。这个改革从经济上来看是逆毛泽东计划经济而行的改革，推行市场经济而要破除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面控制。不管在政治制度上对这种逆向改革是否形成了共识，但是从客观上讲，破除个人独裁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中国政治发展的风向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出现一个逆前30年而出现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求有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更多空间。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在开始要更多的自由空间，而在政治上也开始出现了要更多空间的自由民主的发展方向。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争取更多个人空间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自由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发展方向，更多的自由的要求就是民主化的方向之一。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超过了林茨所描述的东欧后极权主义的现象，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自由，私营经济也在蓬勃发展，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却并没有出现苏联东欧那样的政治制度的崩溃，而是在沿着一个曲折的道路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缓慢演变的但是有明显的社会要求更多自由目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管多么难走，出现过多少的曲折，但是可以看到社会的自由在不断扩大，社会的自组织在不断发展，公民社会在出现在发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推动力量的压力下，也在向着更多的参与和更多的自由的方向在走。这就是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在发展的显见证明。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呢，是脱离了极权主义的政体已经进入一个有较多自由空间的威权主义政体了呢，还是仍然在极权主义的政体之下呢？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关注的。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这是理解中国民主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一些现在出现的现象描述一下：

社会：社会的空间在扩大，流动性在增加；

大量的注册的和没有注册的社会组织在不断出现；政府的控制在放松，对这些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控制已经不可能；公民社会在60多年后，已经在中国重新出现；社会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在不断出现，社会组织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开始承认一部分社会组织为可以接受的，但是政治类和宗教类的社会组织政府仍然在严格控制；法律上看，仍然没有结社自由；

宗教已经复活，政府基本可以控制宗教组织，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对于外来基督教的控制政府已经放松，基督教已经打破政府的控制，在中国已经扎下根基；

政府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已经放松，但是基本控制没有问题；政府对城市的控制在松动之后已经逐步恢复，仍然在有效地控制严格；

经济：经济上的多元性已经出现，各种形态的经济制度都在发展；

总体上看，国有经济是主流，控制了经济的命脉；

私有经济已经很为可观，但是从主体上讲仍然为国家所控制，资源有限，发展空间有限；

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

国际化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融入全球经济是发展趋势，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政治：在农村的基层曾经出现了最低组织级别的选举，在非政府层面，但成果有限，最近几年在倒退；政府层面的选举都被政府严格控制，政治制度对社会不开放；

昙花一现的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已经被政府完全控制。

地方政府的改革风行一时，但是基本上失败，残留例子不多；

政府负责制的改革多少有些进展，政府信息在逐渐公开；腐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的不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在加大；

党对政府、经济、社会的控制虽然有松动，但是正在试图恢复原来的控制，并加大向社会渗透的力度，“一党独裁”是现状；党内的个人独裁演变为领袖的寡头政治；

警察的力量在加强，并成为维稳的主要力量，维稳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

法律为政府和党控制，没有司法独立；但是要想乱杀人已经不可能，判政治不满人士入监是经常使用的方法。

国际：对外开放成为无法阻挡的主流发展趋势，但是党对外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认为西方国家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而且在中国国内也仍然存在大量的海内外的敌对势力。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在3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重大的变化。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趋势之下，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都已经出现，但是发展有限。在政治上，作为民主最主要特征的政府选举没有出现，中国人民仍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权。政府的负责制有所改善，完全的负责制没有出现，中国曾经有过的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的选举权，事实上无法实现，在最近十年里是倒退而不是前进。在维稳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变得异常保守，在政治上不是积极进取，进行改革，而是用镇压和控制的方法对待社会的合理要求。因此，中国政治上的多元化没有出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被严格控制，大量出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都是“非法”存在的，政府想要对这些都进行严格的控制。作为威权主义主要特征之一的反对党在中国没有出现，中共仍然是处于一党独裁的局面，所谓“参政党”的民主党派一些负责人虽然可以到政府部门担任部长或者省市的负责人，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这些党充其量只是共产党的支部的实质。新闻和出版自由在中国都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在网络上的争夺很激烈，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国家的声音要远远大于社会的声音。在法律上，虽然有了许多的法律以及恢复了律师制度，但是仍然没有司法独立审判，法律被政府和党所严格控制，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无法体现。

从政府内部来讲，政治多元和多中心也没有出现。党对各级官员的任命控制很严，人大和政协这些民意机构仍然徒有其名，表达的只是党意，而不是民意。虽然各级人大和政协想有更多的权力，但是被压了下来。

3、当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和世界上威权主义的比较

上述表现出来的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现状很难用林茨的后极权主义来加以说明，已经超过了他说描述的状态，但是却没有出现像他所讲的达到这个程度之后出现的政治制度崩溃，因此用林茨的描述来谈中国是后极权主义，好像已经不够。但是说中国就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政体，也远远不够。

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对照表，现在仍然可以沿用这个表来看中国的民主化的发展现状。这个表在阿拉伯方面，使用的是Daniel Brumberg的分析方法，他是根据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定下来的威权主义的特征，而中国的部分是我从中国当前的政治现状中总结出来的，是为了适合和原表中阿拉伯国家的特征加以比较而选用的指标。

表3-1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不同转型阶段对比表

    

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型
（中国）
    

威权主义向自由民主转型
（阿拉伯国家）

社会
    

社会组织
    

已经出现，但受到严格控制，数量少
    

数量多

严格的、政治性的审批制度
    

程序性的登记制度

类型控制
    

所有类型

没有相关结社法律
    

法律宽松，具备相关法律

社会运动
    

分散、自发
    

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政治
    

选举
    

不具备政治类型的选举
    

政治类型选举开放给社会

公民没有对官员的选举权
    

官员、代表的选举开放，选举操纵存在

仅有基层选举，大选不存在
    

全国性的大选、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都存在

选举法律
    

基本不具备，无法解决争议
    

法律体系存在，可以解决部分选举争议

政治反对派
    

反对派出现（持不同政见的人），但没有反对党出现。政府也不能容忍反对党出现。
    

政团和反对党存在

言论
    

    

空间受限制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由表达意见

没有新闻法
    

新闻法

可以有反对意见，但诽谤、颠覆罪都存在
    

自由发表意见

不存在独立媒体，新闻部分开放但严格管制
    

媒体开放给社会，有所控制

严格管制互联网
    

一些管制

经济
    

    

部分市场经济
    

经济自由

法律
    

    

有法律但司法不独立
    

司法比较独立

政治权和公民权受限制
    

较多的公民权

由这个对比的表格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当前的民主化发展的程度，即便是和阿拉伯国家相比也是非常之低的。Daniel Brumberg是根据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定下来的威权主义的特征，他的这个研究是2003年完成的。从时间上看，恰恰是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之前做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阿拉伯之春前夜的阿拉伯国家威权主义的政治状态，或者是当时阿拉伯国家民主化发展程度的写照，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威权主义现状的写照。这个写照可以清楚的看到什么是民主化过程中从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型时的状态。

从这个对比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民主化发展的程度和2003年时的阿拉伯国家的程度相去甚远，这样的程度差别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阿拉伯国家当时的状态是在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中的威权主义的状态的话，那么中国的现状就比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还要差很远。如果以中国的形态看还远远不是阿拉伯国家式的威权主义的话，那么就专制的程度而言就应该仍然只能是极权主义。以这样的原因来看，那么也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种政治转型状态的差别。即中国仍然是在极权主义政治的转型中，并且仍然处在极权主义形态中，而远远没有达到威权主义的状态。而阿拉伯国家是从威权主义到民主的转型中。

那么对于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型来讲，就应该可以说已经脱离了原来起点的极权主义，也超过了后极权主义，看起来是要向威权主义转变，但是还没有达到威权主义状态。这样就有两个转型阶段出现的可能。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转型目前仍然是在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型之中，即出现了一部分威权主义的特征，有些类似于阿拉伯国家，但是没有达到阿拉伯国家威权主义的程度，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远离阿拉伯国家威权主义的状态，还是在极权主义的范围内。因此，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可以认为中国虽然仍然在极权主义的形态中，有一些方面已经开始进入了威权主义，但是仍然在第一形态的转变之中。具体怎样看，可以不同情况来定。其实就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来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自由，许多原来不敢想的自由都已经有了，因此如果要问中国人自己的话，中国人可以回答已经相当自由了，甚至有些民调已经认为达到民主了。在这样的气氛下，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威权主义也未尝不可以。

政治学上对于什么是威权主义没有明确的共同一致的定义，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上诉的阿拉伯国家的转型是从威权主义开始的转型，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阿拉伯国家目前政治发展的现状简单地推出现在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特征：

政治上：有反对党存在，反对党可以参加选举；

全国性的政治选举在一些国家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执政党的操纵，反对党无法取胜；

有一个可以负责的政治体制的存在；政府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功能和机构的区别，但是执行的不好；有的国家有不同政治机构之间的制衡，有的没有。

法律上，有一定程度司法的独立；

社会上：有社会组织存在的空间，国家有相对的空间允许社会组织的建立，也对社会组织的活动加以允许和鼓励；社会可以发动不同程度的社会运动，以及各种不同的抗议、示威；社会实际上有结社和活动的自由。

新闻和信息是开放的，但是有限。

这可以是阿拉伯国家的状况，也在其他威权主义政体存在过。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台湾和新加坡。

台湾长期实行军事管制，不允许反对党的成立，但是在戒严法下，社会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是合法的，有宗教的自由；虽然没有大选的存在，但是地方政府的选举是存在的，反对派可以赢得地方选举。戒严法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用来阻止台湾民主化发展的借口，因此在戒严法取消之后，各种反对党就自然产生，新闻也自然自由，司法也就开始独立。

新加坡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讲，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被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原因是新加坡虽然有不少反对党的长期存在，也有全国大选的存在，也有独立的司法，但是反对党的活动受到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的长期阻挠，而且选举制度阻碍了反对党的竞选。因此，新加坡虽然有较为发达和自由的社会发展空间，但是在选举中反对党无法取得胜利，而且媒体也为政府控制。所以以这样的原因，新加坡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

表3-2 台湾和新加波威权主义比较

    

    

台湾
    

新加坡

社会
    

社会组织
    

早期受政府严格控制，80年代后可自由活动；

宗教自由；
    

社会组织数量多，程序性审查登记，受政府的监管。

宗教自由；

社会运动
    

80年代发生大量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政府通过立法限制公民的自由集会权，社会运动和游行集会基本没有

政治
    

选举
    

地方政府选举在戒严法之下也一直向公众开放，1996年进行第一次全国性选举；
    

大选向全国公民开放，执政党通过选举程序等手段控制选举，

政党
    

反对党在1986年出现
    

反对党长期存在

言论
    

    

早期实行“一报五禁”等措施限制言论自由，1988年后媒体数量快速增加，言论相对自由
    

政府严格控制媒体数量，现有的媒体也是被政府控制，媒体报道的内容也被政府左右

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法律
    

    

早期司法事务受军事长官指挥，警察权力过大，司法不独立；1994年起司法逐渐独立；法律体系比较完善
    

法律体系齐全，但是过于严厉，司法相对独立

在林茨所描绘的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威权主义国家的形态，虽然大部分都有军政府的存在，有的还非常长，但是这些军政府都没有建立起极权主义的政体，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允许不同程度的反对党的存在，允许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存在。这些东西的存在是威权主义的特征，而极权主义则不具备这些。

表3-3 拉美国家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形态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
    

智利

社会
    

社会组织被限制行动，教会成为唯一反对独裁统治的力量；

在威权统治后期社会运动频频发生。
    

社会组织依然存在，工会被纳入国家机构以防工人罢工，威权统治后期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现象普遍。
    

存在社会组织，但被严密控制，80年代初期工人罢工和社会运动普遍存在。
    

早期各类社会组织被严禁集会或进行选举，1983年以后工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多次罢工和抗议游行。

政治
    

议会被解散，只保留两个政党，虽然还有选举，但是选举是被严格控制的。
    

左右两派选举竞争激烈，但是选举并不公平，军政府可以随意解散议会和罢免官员。
    

解散议会，废除宪法，红白两党均被解散。持不同政见者被抓捕或杀害。
    

人民团结阵线的组成政党被解散，其他政党也被禁止活动，议会被解散，实行严格的宵禁

言论自由
    

禁止国外媒体进入巴西，政府派检察官进驻媒体，不得报道政府和官员的负面新闻。
    

言论自由并不能充分实现，在威权统治期间阿根廷有六千名政治犯和三万名持不同政见者失踪。
    

言论不自由，每600人中就有一人作为反对派被监禁。
    

媒体被政府接收并严格控制，左派的报刊被取缔。

经济
    

市场经济
    

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庇隆时期国有化程度较高。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法律
    

颁布新的宪法和法律旨在加强总统和军队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以实现政治稳定。
    

司法不独立
    

司法不独立
    

司法不独立

威权主义的存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相比，有不同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也可以出现不同的形态，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的分歧。我在这里不想对威权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为了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和帮助，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框架，概括威权主义的政治形态大概的主要特征是：

可以有反对党的存在；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政治类型的选举，非执政党的人士可以参加选举，被选上的人士，得到合法性的认可。在社会方面，允许社会自己成立的组织的存在，宗教和结社的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社会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开展社会活动和社会抗议，这也是法律认可的。社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新闻媒体的自由；存在可以负责的政府体制，包括不同功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分立。

这样的一个形态，虽然对于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有程度不同的区别，但是大体上的共同特征是有的。有的国家有一项或几项，但是都不是完全具备，否则就是民主国家了，但是至少都要有其中的一项。这是威权主义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中国的目前状态下，改革开放以前一项也没有，现在也一项都没有，这些内容仍然基本上不存在。例如不仅政府选举就不存在，基层社会组织的选举也受到政府操纵，共产党控制所有大小官员的任命。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结社自由，没有相关法律的存在，现存独立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出现的，而不是政府认可的。政府内部基本不存在功能的区别，一切权力由执政党控制。媒体都为政府所控制，只是在网络上出现了政府的失控，但是政府仍然在试图控制网络，而不是新闻和信息的自由。可能会有有些比较好的个别案例，但是整体上司法不能独立。

因此从这样的形态来看，中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初始状态的极权主义，政府和党已经对许多事物控制不住了，社会正在努力摆脱政府的控制，但政府不是不想控制，而是在试图恢复控制。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达典型的威权主义的形态，至少是没有反对党、没有选举、没有司法独立、从法律上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结社自由。因此从民主化的转型来看，比较好的讲法是，中国在向民主化发展，目前的最近目标是在向威权主义靠近，但是还没有到达，所以离民主还很远。因此，将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从理论上讲应该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主发展的现状。这两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发展，然后像其它国家的转型一样，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转型，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制转型。这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两个阶段的衔接会是什么样的，无法预测，可能会非常的不明显，也可能很短。也就是说，这两个阶段可能会无缝连接，平稳过渡，像是一个状态，但是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苏联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而出现了制度的崩溃。而中国现在所处的环境，和它们完全不一样，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两个阶段的转型。

4、定义当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形态

对于中国当前政治发展的状态可以用一种什么样形态学的概念加以定义呢？既不是原有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威权主义，更不是民主，哪一种概念可以适合描述现在的中国呢？

林茨在他的名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用后极权主义来描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形态，认为这些国家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极权主义形态，而进入了后极权主义。从他的表述来看，这些国家的后极权主义有些类似于现在的中国，但是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中国来看，已经比他所描述的那个苏联东欧国家的“后极权主义”要走的远，社会的自由多了许多，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开放程度也很高了，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和空间仍然非常低，几乎没有多少发展。那么中国是林茨所讲的“后极权主义”吗？

林茨的后极权主义从他所描述的情况来看，依我全面对威权主义的划分标准，并没有达到威权主义的程度。但是从实践来看，脱离了极权主义原点的这个政治形态，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就崩溃了，但是非常像威权主义。所以这个后极权主义到底该如何定义，是一个问题。可以认为，离开了极权主义的原点，就进入了威权主义，所以后极权主义就不是极权主义，而是离开了极权主义的“威权主义”了。我这样对他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因为事实是苏联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政治转型中途因为制度崩溃而使得一个转型的进程终止，一个制度转型的全过程因此无法得知，因此用后极权主义来表述这些国家是从极权主义转变而来是可以的。现在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出现的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全过程，而我们看到的是在现阶段，是一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混合体，既不是原来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威权主义，看起来离极权主义更近一些，保留了所有的极权主义的制度特征；而离威权主义似乎要远一些，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一个也没有实现。因此，将现在的形态称之为威权主义也有道理，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看，称之为极权主义更为符合现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

那么，这样的极权主义该如何定义呢？称之为“后极权主义”显然不合适，因为在林茨等人那里，后极权主义的实质意思是威权主义。中国有的学者称之为“后极权主义”，但是在英文中使用的是Late－totalitarianism，如果准确地使用中文，应该叫“晚期极权主义”，就是如同称清朝的后期为“晚清”一样。“晚期”有“后”的意思。但是在中文里，“后”的意思太多，可以将晚期清朝称之为“后清”，但是会与“清后”混淆，因此不如叫“晚期”或“晚”为好。因此Late－totalitarianism可以称之为“晚期极权主义”或者“后期极权主义”。意思就是极权主义的后期和晚期，这是和post意思不大相同的，post在中文里就是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因此Late－totalitarianism就是极权主义晚期或后期的意思，不是极权主义之“后”。而post－totalitarianism在中国的语义里，就是极权主义之“后”，应该是新的东西，而不再是极权主义了，而极权主义的“晚期”仍然是极权主义。我的意思是，中国的现状是处于极权主义的“晚期”，仍然是在极权主义中，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了。

还有一种定义的方式，就是称中国目前的阶段为一个混合阶段，即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混合阶段，英文为mixed totalitarianism-authoritarianism，也就是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状态混合在一起。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威权主义，两种形态都有，混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描述目前中国转型形态的办法。

我曾经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概念来描述当前的中国政治形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汇。因此，对于中国的当前的政治形态来看，应该认为是处在“晚期极权主义”之中，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三、如何界定中国的威权主义阶段

如果认定中国的政治发展阶段仍然是处于晚期极权主义中，或者是在混合形态中，那么中国民主化中第一个阶段目标也就是威权主义该如何认定，也就是中国的发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算是实现了威权主义了呢？这需要有一个界定的标准。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一个课题组，这些年来一直在坚持做一个“中国民主化指标”（Chinese Democratization Index ）的课题，已经连续做了四年了。这是想用一个计量的方法来确定中国民主化发展程度的课题。有关这个课题的想法的具体做法在课题报告里都有，这篇文章就不多讲了，可以参考我们的课题报告。

这几年来的发现是，中国民主化的指标数字非常之低。这个指标体系分为四个面向（dimensions），即按照民主发展所包括的四个内容，分别为选举、政府负责、法治和公民权利，分别从0－10分的标准给予评分。但是几年下来，所有的这四个面向，在0－10 分的标准中都不及格。2009年的资料中最高的政府负责得分为3.7，其次法治得分为3.34，公民权利得分只有2.82，而最低的选举得分则只有1.41。在2010年的资料中，相关的数字为，法治3.45，负责2.99，公民权利2.68，选举1.22。这个数字比我们用的2009年资料做的前一期的指标数值还要低，而且呈现的是逐渐落后而不是逐渐变好的发展趋势。

图3-1 2012年中国民主化指标

具体的将这四个面向分开子项来讲，可以用下列图表来表达：

表3-4 2012年中国民主化指标各类别、项目及科目分数表

类别
    

类别分
    

项目
    

项目分
    

科目
    

科目分

一、选举
    

1.22
    

（一）公民选举权
    

1.64
    

    

（二）政府选举
    

0.36
    

    

（三）人大选举
    

1.76
    

    

（四）基层选举
    

2.12
    

    

二、负责
    

2.99
    

（一）横向负责
    

3.52
    

1．全国人大权利的履行
    

3.70

2．地方人大权利的履行
    

3.26

（二）纵向负责
    

2.45
    

3．人大对选民社会负责
    

2.41

4．行政对社会负责
    

2.59

5．信息公开
    

2.34

三、法治
    

3.45
    

（一）司法独立
    

1.82
    

    

（二）限制政府滥用职权
    

2.68
    

    

（三）平等权
    

5.69
    

    

（四）人身自由与保护
    

4.06
    

    

（五）财产权
    

4.67
    

    

四、公民权利
    

2.68
    

（一）经济发展权
    

4.89
    

    

（二）言论自由
    

1.31
    

1．媒体网络
    

1.35

2．宗教
    

0.94

3．文化学术活动
    

1.43

4．意见表达
    

1.67

（三）集会结社
    

1.11
    

5．集会
    

0.83

6．结社
    

1.38

从这个结果来看，选举这个大项得分之所以如此之低，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其它威权主义国家政府所有的选举，也就无从进行分析。出于研究的需要，在中国没有政府选举的情况下，我们将中国的村、居委会选举的所谓基层选举放上，但是和国际上相比，其实仍然没有比较的意义。由于缺少这一选举的大项，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指标也就不可能高上去。第二个大项政府负责指标低，就表现为政府不对人民负责。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中国的议会和政府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因此在履行公务的时候他们是对上级负责，不需要对社会负责，所以自然得分就低。最近几年各地地方政府推行了一些改革，试图对人民负责，例如政府透明改革、预算改革等等，但是范围很小，影响有限。在法治的大项上，可以明显的看到司法独立和限制政府滥用权力方面做的最差，得分最低，不仅司法不独立而且政府滥用权力。在法治大项中，得分最高的是平等权，也只是刚过5分，其它方面也都乏善可陈，得分也都不高。而在公民权利这个大项方面，除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使得人民的收入增加方面有所发展之外，其它方面在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这些方面的得分都非常的低，所有的得分都只有1分多一点。

这个民主化指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每一年的比较研究，可以给中国民主化的发展一个动态的观察结果，来了解中国民主化发展的程度和进展。几年研究的得分结果可以证明中国民主化发展非常地艰难，中国的政治目前仍然是在极权主义的状态之中，这也证明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是处在第一阶段，即在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政体的转型之中，这个第一阶段的转型目标还没有实现，也就是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中国还是在极权主义之中。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都没有的情况下，甚至连最基本的政府选举都做不到的情况下，如何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进入到威权主义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界定中国民主转型第一阶段的目标的威权主义呢？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环境下，形成的威权主义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目前这也只能依靠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了。这可以有两个方面来加以决定。一是全面的发展，二是单项的突破。所谓的全面发展的意思，如果按照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中国民主化指标来看，平均的讲，这四个大项的得分应该达到6分以上，也就是单项及格以上。按照课题组打分的标准，分为0，1－3，4－6，7－10，其中在制度层面的评分中，4－6分的标准是，有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都已经制定，且其内容的主要部分达到民主民权法治的国际标准，而在实际执行分中标准是，有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进行了相关实践，且在实践中达到了民主民权法治国家的标准。从单项上看，4－6分虽然不高，是一个中等发展程度。但是如果所有的单项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这样的平均的中等程度的发展，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就有可能可以认为中国已经达到威权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是单项的突破，并且达到威权主义政体的形态。也就是在公民社会、政治、法律、新闻自由每个主要单项方面有重大突破，例如像新加坡式的出现反对党，或者允许进行政府层面的自由选举，哪怕是地方政府层面的选举；或者政府颁布法令，允许社会组织自行建立，政府对此加以保护；或者政府开放新闻和信息的自由，对社会不再加以限制；或者推动司法独立，建立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这些制度和法律方面的出现，是一个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所全部具备的，或者是部分具备的。对于中国来讲，上述中的任何一项单独的实现，都可以认定中国到了威权主义的发展阶段了。在我们的民主化指标中也就是某个单项达到中等以上程度的变化，也就是出现7分以上的评价，也许就可以认为从总体上看是可以达到威权主义的发展状态了。

上述的两个标准如果出现，虽然只是不太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转型中，都有可能成为达到威权主义转型阶段完成的状态，而开始下一阶段的转型的出现。这是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转型，在世界的现代历史中还没有出现过，因此出现许多意料不到的结果是可能的，所以这样的两个评价标准也只是一种参考的标准。当然，有一个参考的标准，总比没有这样的标准为好。

四、中国民主化转型的特点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的转型应该是有两个阶段，而目前是在第一个阶段。但是从东欧国家的转型来看，第二个阶段没有出现就出现了政权崩溃的局面，而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具有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的转型过程吗？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转型的状态就和东欧国家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个阶段明显的来看要比东欧长的多，因此在第一个阶段过长的过程中，也可能第二个阶段的转型就会比较短，甚至是不明显的和不出现，而和东欧国家一样呢？目前这都还是理论假设。要由将来的事实来判断了。目前的工作是要将中国当前的转型形态的特点指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下边我将就中国转型第一阶段的特点展开讨论，并就一些与此相关联的原因和发展的问题做些探讨。

1、民主化转型难度大，进展缓慢

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展来看，中国的变化很大，30多年前谁也想不到中国会转变成目前的样子。由于这个转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作用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尤其表现在经济上，以及社会上。但是如果单指政治上的变化，和国际相比，就显得很慢了。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在政治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单就民主化的发展来说，世界出现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发展，而且基本上完成。在这个第三波的世界民主化发展中，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历史上密切相关的台湾已经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型，从一个军事管制下的硬（强）威权主义转变成一个世界公认的民主政体，当然这个转型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转型是成功的。由于民主转型的成功，同为中国人的台湾人民的自由程度、人权发展程度都要比大陆人高出许多。与中国政治体制相近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所学习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已经在第三波中转变为或者民主或者半民主的国家，都比中国走在民主和自由的前面。这些国家政治转型，因为各种原因并不非常理想，甚至是通过原有的制度崩溃而实现的，因而出现了许多的混乱，其中有些国家的动荡结束，有些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个转变的影响是巨大的，完全改变了世界政治体制的格局。在亚洲许多的其他地区，有的国家已经成为民主巩固的国家，例如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有的正在发生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变，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柬埔寨。两年前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虽然存在有许多的问题，但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结果还需要观察。因此相对地来讲，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转变为民主国家，或者正在向民主的转型之中。在世界大国中，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已经非常之少，而中国是其一。由此可见，中国虽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在大大增加，但是在政治上的变化是很慢的，落在世界的后边。

确实，从我前面所做的分析来看，中国的政治转型可能要经过两个阶段，这是难度来源之一。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来看，他们原来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转型过程的话，也可能有两个阶段的，这样的转型时间就会长一些。当时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转型非常的急促，出现了制度崩溃。而制度崩溃导致了转型过程的变化，而通过混乱完成了转型。其实从原东欧国家的转型来看，波兰的转型比较像中国，正在逐渐的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型，从团结工会算起的话，在第一阶段也经历了不短的时间。但是波兰在1989年以后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而改变了原来的转型节奏，进行了迅速的转变。

从中国的情况来说，除了原有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影响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所走的路径也对政治改革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政府推动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影响之大，以致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已经扭曲了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结果，而走向了经济改革的歧路，结果是大量的国有巨型企业的出现和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一种政府发挥巨大作用的改革路径依赖，也影响到政治上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以及是逐渐扩大的和主导的作用，就不可能让政府在改革之中，逐渐走向消减权力、对权力加以制衡的方向，反而是政府（党）在改革中追逐利益、追逐权力，甚至是滥用权力。而为了维护政府的利益，政府就要扩大权力、控制司法、阻碍选举，阻挡社会对政府的制约，这就阻碍了中国民主的发展。这样中国的所有符合民主化发展趋势的改革就无法推动。这是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制度结果相配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这是相辅相成的制度结构。

从政府和党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来看，一方面由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行，使得政府必须放弃一部分的权力，例如意识形态、经济控制、社会空间、个人权力、社会流动等，这方面政府的权力在流失，甚至是衰落；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控制，将失去的权力重新拿回来，以保证政府和官员们巨大利益的获得。这就是这30多年来，党和政府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行为，导致中国的政治结构和以前的极权主义相比，没有出现任何结构上的区别和制度上的区别，只是在控制程度上有所放松，而这种放松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收回来的。这样的状态，就使得政治上改革必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的出现。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民主化的转型非常困难，时间可能会相当长。而就是这种结构上的没有变化，才使得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在经济和社会上，也在政治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仍然保留有非常明显的原来的极权主义或者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特征。

2、社会力量弱小

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党）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严，这是因为现代极权主义除了政府之外，还利用强大的政党体制来控制社会。党补充了政府对社会渗透不足的问题，对社会进行了充分的穿透，以达到严密控制社会的作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极权主义，党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都很严，特别是对于列宁主义的体制来说，党对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因此，在这一点上来说，党对社会控制的程度是严还是宽，也是一个区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主要分水岭。在极权主义之下，党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严格。以中国为例，为了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党能够达到控制体制之外的社会组织一律不得建立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社会，朝廷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社会基层和广大的民间社会是政府无能控制的，而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政府对社会要实行收买和让步的政策，即放一部分空间给社会，让社会自己管理，而政府对此加以监督以至要和社会合作。而共产党实行的是对社会的全面的直接控制，不允许任何党控制之外的其它社会组织的存在，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必须要由党来直接管理。这样，一个组织纪律严明的党加上政府所具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军队和警察的运用，社会将会是一团散沙，任何的组织结构都不会允许存在。政府达到了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达到的控制社会的程度，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公民社会。从欧美的历史来看，没有强大公民社会的存在，就没有民主的产生。因此中国在向民主化的发展中所缺乏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力量的存在。民主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讲，就是要看极权主义国家中公民社会能否发展起来。虽然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成长，冲破了极权主义的限制，有了相当的自由，可以进行一些有效的社会抗争活动，也可以进行一些有效的社会组织，在政府的体制之外，建立一些社会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有些组织的规模也已经不小，例如宗教类的组织，这些是使得中国当前的政治形态有些看起来像威权主义形态的原因。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仍然有限，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所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公民社会的缺位。

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民主化的指标中，公民集会结社的得分都非常之低。在2010年的结果中，公民权利的大项只有2.68，而集会的小项中的是否允许成立工会的得分只有0.07，是否允许成立农会的只有0.10，都几乎为0，而结社子项的总分为0.01,也几乎为0。这表明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中国基本没有改进。虽然最近一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大部分是自发成立，政府无法阻止。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例如最近搞了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允许一部分社会组织可以成立。这些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政府是被动的，而且政策变动的目的不是让社会有更多的自由，而只是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的集会和结社就发展的比较慢，仍然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已经非常之快，而且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还会更快地成长，但是力量仍然有限，要达到一个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的力量还要假以时日，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打破极权主义的束缚出现威权主义仍然需要时间，这也使得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型非常困难。

3、长期停滞状态

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发展目前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也使得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型陷入了停滞状态。在经济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对政治的改革是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的，中共曾经建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讨论政治改革的规划问题。政治改革是在1989年之后陷入停滞的。1989年因为严重的党内冲突和社会的动荡使得政治改革夭折。90年代初期当经济改革再度展开的时候，共产党在政治改革上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只进行相对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改革，而对政治改革加以回避。最近一些年来，社会因为对一些政府政策的不满而出现了社会抗议运动，政府对此则采用了维稳的政策，用加强控制社会的方式来压制社会的不满，而不是用政治改革的方式来化解和释放社会的不满。这种回避政治改革的保守态度，也使得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伤害，出现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从1989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这样的停滞状态。这从中国民主化指标中也可以看的出来。这四年的指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这种长期停滞的状态使得社会和政府之间因为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产生的冲突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制度上也没有什么创新，即便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和社会的矛盾而出现了一些政策和制度上的创新，也无法得到上级和中央的支持，而是任其消亡，失去了改革的机会。同时，社会的不满也不断的淤积，和政府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中国已经面临一个社会动乱的前夜，这是许多知识分子所预计要发生的事情。这是近来一段时间里，许多知识分子谈论“革命”原因。他们想用革命和社会动乱的出现来促使政府和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在维稳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政府所拥有的强大的资源，显示政府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是可以在现在压住社会的不满的。这些年来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基本上为在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真正的社会动乱的局面出现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革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在中国出现一个改革不成，革命也不成的僵持局面。所谓改革不成，是因为在政府可以控制社会的局面下，政府内部的保守力量就不会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期待局面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但是从社会的一面来讲，虽然对政府不满，抗议和示威不断，批评满网络飞，但是政府就是不理，他们在现代社会之下也难于发动传统的革命。因此这样一个改革不成，革命不成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甚至较长时间地维持下去。打破这个局面的力量最终要看社会发展的力量，看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能在一个短期内迅速成长起来，迫使政府推动改革，从而可以打破中国民主化发展的僵局。

这样的长期停滞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矛盾集中的越深，就越是使得共产党不敢进行政治改革，而越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会越淤积更多的矛盾，因此这样的政治局面在长期停滞之后很难有一个善了局面的出现。而这种结局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发展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无法预计。

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民主化转型能否走向一个和平的成功的过渡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我所谈到的两个阶段的民主转型也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从中国30多年的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假设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可能不会像其它东欧的列宁主义国家一样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崩溃，而出现成功的转型，这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下，不只中国人民不希望中国的发展出现纷乱，而且国际社会也不希望中国的在经济上的这个G2国家出现崩溃，从而出现混乱。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发展中，中国和世界都会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希望中国的政治发展会是稳定、和平和理性的。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将会造福于世界。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愿望和一个假设。从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来讲，世界的极权主义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成功和平转型到民主国家的案例，因此中国的转型会不会也像其它国家一样，用制度崩溃的方式来完成转型呢。这也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一切还需要观察。

(本文刊登于《领导者》杂志第57期，2014年4月

 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最主要的著作是汉娜·阿伦特所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英文名称是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简体中文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内部出版。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

 后极权主义是胡安·林茨（Juan Linz ）在他的名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所用来形容苏联东欧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所用的词汇，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后边再谈。按照林茨的看法，这一转型开始的很早，是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开始的。

 李凡：《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巨流图书公司，2011年，高雄，第32页。

 Daniel Brumberg， Liberalization versus Democracy：Understanding Arab Political Reform， working paper number 37, May 200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李凡：《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巨流图书公司，2011年，高雄，第38页。

 Daniel Brumberg， Liberalization versus Democracy：Understanding Arab Political Reform， working paper number 37, May 200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在2012年10月由台湾政治大学召开的两岸政治比较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中就是用这样的态度讲的，本质上而言，中国仍然在极权主义中，但是一些中国人已经好像感觉到有很大的自由了，因此说中国是在威权主义中，用这样的感觉来看中国的政治现状也是可以的。

 许多中国的民调和国外的民调都指出中国人自己已经认为很民主了，但是这些民调是有问题的，这里不多谈。

 以上拉丁美洲的威权主义的概括根据以下的参考书目而来：林被甸：《拉丁美洲史》，董经胜，人民出版社，2010年；董经胜：《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世界图书出版社；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谷俊娟:《智利政党政治与民主转型》（硕士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5；苏振兴:《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古莉亚:《南美洲智利：社会运动与智利的民主转型》，，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

 中文版，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杭州。本文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形态的讨论多来源于这本名著。

 实际上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现状，许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威权主义了，基本看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为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曾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从捷克的哈维尔那里谈起，认为应该对中国的现状采用“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中国学者李慎之、陈子明和崔卫平都有文对称呼的问题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后极权主义和林茨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报告是《中国民主化指标研究报告2009》，由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于2011年1月刊出，第二个报告是《中国民主化指标研究报告2010》，于2012年4月刊出。

 中国民主化指标课题组，《中国民主化指标研究报告2010》，第6页，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12年4月，北京。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杭州。

 参看朱嘉明的著作，《改革的歧路》，联经出版社，2012年，台北。

 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论述，可以看李凡的著作，《当代中国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巨流出版社，2011年，高雄。
本文链接：李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