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谈火生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重新检视西班牙民主化这一经典案例来反思民主化研究中的一个假设：强大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和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西班牙恰好是非常虚弱的公民社会和极其成功的民主化同时并存。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民社会是如何与民主化进程关联起来的？什么类型的公民社会，什么类型的民主化以及公民社会在民主化的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
【关键词】公民社会　民主化　共识　法团主义
一、引言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民社会不仅是推动转型发生的关键行为者，而且有助于民主价值的培育。①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创造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②尽管现在没有多少学者会简单地主张，公民社会自身就能带来民主的巩固。但是，奇怪的是，大量关于公民社会的论述都包含这样的假设，特别是新托克维尔主义的理论家们。③几乎所有认为公民社会和民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人都会引用阿列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下面这句名言：“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公民社会之所以具有促进民主的功能，是因为志愿性社团及其活动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能力，培养出具有美德的公民。大量的公民结社是美国能够进行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的关键原因。④沿着托克维尔的思路，学者们发展出更为精致的理论论述，在活跃的公民社会和民主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⑤

　　但是，我们在西班牙看到的情况却是：虚弱的公民社会和非常成功的民主转型。

　　按照学者们通常使用的衡量标准，西班牙无论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还是在民主化之后，其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都是非常低的。在历史上，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就不发达，其社会组织呈碎片化状态，且发展迟滞。⑥即使是在佛朗哥掌权之前，西班牙人要想组织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曾痛心疾首，称其祖国是“一盘散沙”。整个国家处于深深的分裂状态，缺乏社团生活作为纽带，各种对立——共和主义者对君主论者、科学主义者对神学家、专制论者对无政府主义者——将西班牙撕成了碎片。这些对立的最终结果就是内战。⑦如果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术语来描述西班牙人的话，可以说西班牙是一个“孤独的民族”（a nation of loners）。按照“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直到今天为止，西班牙仍是对社团生活最缺乏兴趣的国家之一，西班牙人参加志愿性社团（无论是工会、宗教团体，还是政党）的比例是最低的。⑧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了所谓“西班牙参与之谜”的问题：尽管民主程序已经非常制度化，但是，公民参与却步履蹒跚，西班牙的参与率非常低，无论是志愿性社团还是其他的公民活动。在西班牙，只有1 / 3的成年人加入了至少一个社团，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巴西，只有1 / 3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社团；韩国则有9 / 10的人至少加入了一个社团。这种状况不禁让人惊呼：“公民意识贫血症在西班牙到处流行。”⑨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民主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在佛朗哥去世之时，大多数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对于西班牙的民主化前景并不看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悲观，但是，西班牙后来所取得的民主成就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当西班牙开始向民主蹒跚起步时，胡安·J·林茨（Juan J. Linz）警告道，西班牙社会存在的极化和碎片化状态会引发一场“迫在眉睫的合法化危机”。⑩事实却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西班牙的民主化堪称范例。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佛朗哥去世后的仅仅几年时间，西班牙就实现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平稳过渡，缔造了70年代最成功的一个转型范例，以非常有序的方式将民主植入政治社会的肌体；在80年代，民主政体成功地应对了各种挑战，如经济改革、军队现代化、分权化改革，这些挑战曾让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痛苦不堪。这一成就被拉美、亚洲和中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惊为“奇迹”和“模范”。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当很多新兴民主国家退化为委任制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或“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时，西班牙的民主制度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品质，没有像那些国家一样受到普遍的腐败、大规模地侵犯人权、政府不透明、不负责任、权力高度集中等问题的困扰。11以至于林茨感叹道：正如魏玛共和国是研究民主崩溃的理想案例一样，西班牙是研究协议式民主转型与迅速民主巩固的典型个案。12

　　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虚弱的公民社会和成功的民主转型，我们的心中不禁会浮现出一个问题：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西班牙在公民社会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民主化，而且成为民主化的样板？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班牙个案的研究，对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尝试提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框架。本文考察的时段主要集中在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后到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上台。当然，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也会向前延伸到佛朗哥去世之前十几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因为它们是后来历史进程的一个必要准备，不对这个准备阶段进行梳理，就无法理解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


二、西班牙公民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在考察西班牙公民社会与其民主化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对西班牙公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考察。

　　（一）公民社会的性质：合作型公民社会

　　宽泛地讲，公民社会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它是开放的、自愿的、自发形成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维持的，有着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又受着法律秩序或者一套共有的规则的制约”。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不同，政治社会由政党和国家机关、政府组成；它也不同于经济社会，经济社会由追逐利润的企业和公司构成。13学界对公民社会有不同的分类，就其与民主化的关系而言，笔者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将公民社会分为合作型公民社会和对抗型公民社会。合作型公民社会承认现存的基本政治社会秩序，其目标仅限于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推动局部改革或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因此，它愿意与国家合作，起码不将与政府对抗作为基本的手段。对抗型公民社会则否定现存的基本政治社会秩序，其目标是对秩序进行根本性变革。因此，它与国家处于对立的状态，试图颠覆现存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型公民社会的基本态度是温和的，而对抗型公民社会的基本态度则是激进的。但这不是说合作型的公民社会就没有抗争，而是说其抗争的目标更多地是针对具体的政策，而不是整个政治秩序；其诉求更多地是经济性和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就西班牙而言，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工会、邻里协会、学生社团、天主教会组织和异见团体。可以说，从历史上讲，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就非常脆弱，经过内战和随后的独裁统治，本来就虚弱不堪的西班牙公民社会几乎完全被摧毁。但是，在佛朗哥统治晚期，西班牙的公民社会曾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城市草根运动的兴起，工会、学生社团、邻里协会、异见团体等都十分活跃。此次复兴的起点是邻里协会，这个活跃的社会网络最开始是70年代早期出现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些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1970年，邻里协会刚刚组建之时只有6个人，到1977年，加入其中的家庭达到1400个。开始，协会的目标仅仅是提高生活质量（特别是改善居住条件），但很快其目标就扩展到政治自由化等要求。当时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发展可能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我们知道，直到1976年，随着《政治改革法》的出台，独立工会才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在此之前，西班牙工人组织的各种协会早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合法化之后，工会更是发展迅速，1977年，有400个国家级工会和2400个地方工会登记成立。14

　　在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及其所发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中，工会和它所领导的工人运动最能反映西班牙公民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15下面，我们就以它为例来说明。

　　有学者认为，西班牙民主转型及巩固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和行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无论是面对新的民主政治制度还是随后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都能及时调整。16但是，在做出这一论断时，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个事实：在整个民主转型时期，工人罢工不断（见表2）。其中，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的1976～1978年，西班牙每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时达到1200万到1600万个工作日，这几乎是同时期法国的6倍。

　　那么，如何解释如此频繁的罢工和所谓的温和之间的矛盾呢？我们可以将问题换一个问法：工人罢工所要求的是更为实质性的变迁，还是仅仅在现存框架下的利益冲突呢？佩雷斯—迪亚斯（Victor M. Pérez-Díaz）通过对相关调查数据17的分析后发现，工人不仅对于企业和工会的态度是非常温和的，而且对宏观层次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态度也是很温和的。这种态度上的连续性取决于工人对自身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理解。调查显示，西班牙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很淡漠的。1980年，只有37％的产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这一比例在1984年下降到20％），同时，有37％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一比例在1984年上升到44％）。另外，只有4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是很重要的，39％的人则认为无所谓。与此相应，工人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同度很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热情地拥抱它），这至少有两个后果：其一，即使大多数工人支持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或共产党），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赞成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或赞成采取激进的改革形式；其二，即使工人赞成建立另外一种政府形式，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拒斥现任政府的政策。18

　　从1980年开始，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两个关于参与管理的问题让工人来回答。观点A：工人应该有机会参与与其工作相关的各种组织问题的决策，但是，管理、投资等决策则应交给企业的管理部门。如果工人对此问题回答是“不”，那么，就要进一步回答下一个问题：“请简要回答你为什么不同意。”对于这个问题，问卷设计了两个选项：“工人没有理由对其工作的组织问题进行决策”或“工人应该参与投资等问题的决策”。观点B：工会应该尽可能地争取提高工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工会应该提高产量，这样就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分配，同时又不用分担管理层的责任。如果工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进一步追问：“你不同意的究竟是哪一点？”给出的选项是：“工会不应该操心产量问题”或“工会应该分担管理层的责任”。调查结果是，1980年，受访者中85％的人同意观点A（1984年则有89％的人同意观点A，只有6.5％的人不同意，也就是说，6.5％的人认为应该扩大工人参与决策的权力），71％的人同意观点B（1984年则有73％的人同意观点B，11.7％的人不同意，也就是说，11.7％的人认为应该扩大工会的权力）。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工人的态度是温和的，希望改变现有权威结构的人是很少的。19

　　那么，为什么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态度会比较温和？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原有政治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佛朗哥时期法团主义（Corporatism）政治遗产的影响；二是自50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积极后果。

　　第一，我们先来看法团主义政治遗产的影响。按照威廉姆森（P. J. Williamson）的考察，法团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是欧洲天主教教义。20而我们知道，西班牙是欧洲天主教最坚固的堡垒，因此，法团主义传统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即便是佛朗哥上台，他也不得不按照这一传统来构造其统治体系。佛朗哥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来规制公共生活，作为自由结社生活的替代品，佛朗哥支持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公民社会构建计划，组织“公民社会”的任务就由天主教会来承担。21从一开始，佛朗哥政权就试图回应内战造成的广泛分裂，倡导“有机法团主义”（organic-corporatist），将其作为国家的组织原则，旨在促进社会的和平。西班牙社会被描绘成为一个和谐的金字塔结构，在金字塔的塔尖是国家，底部则是家庭。国家掌控着批准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和其他各种组织的权力。这个政治金字塔的主体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省和市的行政部门、统一的等级制国家机构，即西班牙工团组织，一般称为“垂直工会”（the Vertical Syndicate）。尽管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描述佛朗哥政权的法团主义特征，但工团可能是佛朗哥法团主义策略的主要支柱。它遍布每一个工厂车间，控制着劳工关系的每一个环节，甚至产品本身的各种特征。可以说，法团主义策略的高度制度化就体现在工团之中。22佛朗哥通过鼓励公民参加由国家批准的各种组织来创造一种公共生活，国家有选择地和工人运动合作，并将天主教会整合进国家的结构之中。23

　　那么，这种法团主义的政治遗产对民主转型时期的工人阶级有何影响呢？

　　首先，法团主义的政治实践强化了西班牙人传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统的法团主义结构是伊比利亚版本的公民社会的基本骨架。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中，社会成员的义务和角色要求是确定的，确定的根据是阶级、性别甚至是出生的等级。将政治体粘合在一起的绝对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社团生活，而是一种信念，它相信垂直的等级制社会结构绝对是天经地义的：国王就应该统治其臣民，教皇就应该统治主教，老板就应该统治工人。即便是著名的共和主义思想家加塞特也从来不鼓吹社会平等，他相信群众就应该接受睿智的贵族的领导。24佛朗哥40余年的法团主义政治实践强化西班牙人的这种政治倾向。70年代所开展的社会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于佛朗哥政权是持默许的态度。西班牙人对政党没什么好感，他们更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能解决西班牙面临的各种问题。25也正由于同样的原因，西班牙人认同君主制，这是君主制在西班牙能重新确立并与民主制共生共荣的重要前提。

　　其次，法团主义的政治实践培养了西班牙人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来解决社会冲突的行为模式。按照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经典解释，法团主义是这样一种代表系统，它由一些有选举权的单位（constituent units）构成，这些单位数量有限，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被组织进一个等级秩序之中，在其中，它们具有明确的责任（义务），它们之间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关系。这些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创建的话），并被授权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垄断性的权力，代表该行业参与协商（a deliberate representational monopoly）。作为交换，它们在领导人的选择、需求的表达和组织支持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国家的节制。26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法团主义其实是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它按照行业来加以组织，并在国家的统一协调下进行。尽管它是一种等级体系，尽管国家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其基本的运作机制不是镇压或对抗，而是协商。代表功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之间建立常规协商关系，国家要求它们为有关的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但作为交换，它们必须说服其成员与国家合作，来实现政策的有效实施。27

　　我们注意到，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整个转型是在现有政权的主导下完成的。在此过程中，不仅反对派能与政府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公民社会也认同精英们达成的这些共识。那么，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呢？除了内战记忆的抑制作用之外，法团主义政治实践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垂直的辛迪加联合体不仅提供了政治空间，而且提供了政治激励，使得工人委员会组织并创造了议会中的直接民主传统，以及有效而自由的集体协商。工人委员会开始赢得策略性斗争的胜利，成为有效的代表，并建立起一种非正式的传统：与企业主进行“自由的”集体谈判。28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自由的”集体谈判的历史经验不仅重建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为协议型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我们再来考察50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积极后果。可以说，这种积极后果是一种未预期的后果，佛朗哥当年在启动这场改革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它会重新塑造西班牙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

　　从长期来讲，5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西班牙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刻转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西班牙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农业人口从49％下降到1975年的26％。经济的发展使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转移到中心城市。这种结构性变化不仅使得农村地区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农业不再是社会冲突的源泉，而是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1975年，工薪阶层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1962年高12个百分点。社会保障资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翻了一番，从4.2％提升到9.3％。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也从1953年的8.2％上升到17.7％。佛朗哥政权晚期的经济发展使绝大部分西班牙人的生活水平与他们的西欧邻居们不相上下。因此，在普通民众的眼中，国家是工人的保护者和恩人。在这一背景下，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得到了重新塑造。佛朗哥政权晚期的经济好运使工人阶级从激进转为温和，在政治上相当地节制。有学者认为，经济的发展使西班牙的普通民众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化，阶级之间的屏障被部分地溶解了。因此，毫不奇怪，在民主转型期间，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存在“阶级意识的危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民主转型期间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很少表现出改变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热情。29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类，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可以称为“合作型公民社会”。30西班牙公民社会的这种特殊性质是其民主转型及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除此之外，西班牙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也是我们不能不加以留心的。

　　（二）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西班牙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集中化程度非常高；二是左翼政党的突出作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点。在前佛朗哥时期，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工会是“全国工人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和“全国工人联合会”（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UGT），前者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者则属于社会主义者。但在内战结束后，前者完全解体，后者急剧衰落，UGT当时只有区区数千会员，主要集中在巴斯克地区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31前文已述，在佛朗哥统治初期，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几乎被打压殆尽，至佛朗哥统治晚期才逐渐复苏。其中，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发展可能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当民主化启动之初，工人运动成为公民社会最重要也是组织最完善的部分。

　　我们知道，直到1976年，随着《政治改革法》的出台，独立工会才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在此之前，西班牙工人组织的各种协会早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合法化之后，工会更是发展迅速，1977年，西班牙有超过400个全国性的工会和2400个地区性工会。32其中，最大的工人组织无疑是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ssions， CCOO）。它成立于60年代初，当时处于非法状态，尽管寄生于佛朗哥政权的垂直工会之中，但其目标却是反对佛朗哥政权。它很快成为反对佛朗哥统治的关键力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CCOO基本上就是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代名词，直到民主转型之后，UGT才重新恢复生机，到1978年，UGT的力量仍不及CCOO的一半。而且，西班牙产业工人工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集中化程度非常高。大约80％的工人加入的是两个最大的工会：CCOO和UGT，小工会几乎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33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点。西班牙公民社会主要是在左翼政党的领导下发展，并在左翼政党的组织下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西班牙的左翼力量主要有三支：无政府主义、工人社会党和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Espa愀， PCE）的力量其实一直很弱小，在内战前党员人数从来没有超过5000人。当时左翼运动的主角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它才是西班牙最强有力的群众组织，在内战爆发前，其党员人数超过100万。当时西班牙的公民社会组织基本在其麾下，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也是在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的。34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a Espa愀， PSOE）在内战后流亡西欧，并在海外组织流亡政府，希望通过国际压力来促使佛朗哥政权实现自由化；而西班牙共产党则转入地下斗争，组织公民社会来反对佛朗哥政权。60年代到70年代，反佛朗哥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得益于西共成功的组织工作。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邻里组织，均是在西共的组织下发展起来的。35

　　CCOO之所以能够很快成为反对佛朗哥统治的关键力量，这要得益于西班牙共产党有力的组织和领导。CCOO成立不久，西共就控制了它的基层组织。36共产党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充实了各级工人委员会的组织系统（包括省、地区乃至全国性工人委员会），在工人委员会中发挥着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工人委员会自称是独立自主的，但它实际上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的工会。工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27名成员中有21人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37通过对CCOO的组织控制，西班牙共产党成功地将CCOO转变为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从佛朗哥威权政体内部起而反对之。38对当时的佛朗哥政权来讲，CCOO简直就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分店”或“工具”。39

　　可以说，在西班牙民主化的准备期和启动阶段，公民社会的动员机制的核心是西班牙共产党，它在佛朗哥晚期成为西班牙公民社会复苏的孵化器。事实上，如果不算共产党的活动的话，不仅公民社会的复苏根本谈不上，而且更谈不上将公民社会整合进民主转型的共识政治之中了。毫不夸张地讲，直到民主转型启动之时为止，西班牙共产党是西班牙组织最完善的政党，其组织网络覆盖了每一个村庄，其党员的数量最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公民社会之中，与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或者直接加入共产党，或者与共产党合作，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反佛朗哥政权的斗争，这几乎已经成了新一代西班牙人走上政治舞台时必须通过的一项仪式。40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公民社会中的这种压倒性优势对后来的民主转型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之后，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都致力于塑造一种温和的形象，并告别过去那种政治极端主义的做法。他们支持苏亚雷斯的共识政治，坚决支持蒙克洛阿盟约，支持通过协商制定新的宪法，并推动工人运动与政府合作。1977年选举过后，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就开始对公民社会进行收编，很多社会运动兴起没多久就被遣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草根形式的社会动员——城市的邻里运动——才突然中断了；41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班牙产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在1978～1984年间大幅度下降；1978年，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57.4％，到1980年，这一比例只有33.8％，1984年更是降至23％。42

　　与此同时，这两个政党在签署了蒙克洛阿盟约之后就对其麾下的工会进行约束，使之不再罢工。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总罢工（general strikes）非常少见的关键原因之一。而在其他国家，总罢工常常成为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稳定的巨大威胁。43

　　可以说，在整个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这两个左翼政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林茨的话来说就是，它们一直是“忠诚的反对派”。在新兴的民主体制中，左翼政党在民众的政治倾向的塑造过程中仍发挥着关键作用。左翼政党将共识这种价值取向带给了他们的选民，用共识和实用主义代替了对抗和极端主义。44尽管两党中有很多人还是主张激进的变革，但是，两党愿意与政府合作，这无论是对于民主而言还是对于公民社会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没有左翼政党的指导和支持，我们很难想象在1976～1982年间西班牙的公民社会会是一个什么状况。西班牙公民社会的去动员化和1977年后的迅速衰落，其根源都在左翼政党，但是，公民社会的衰落并没有妨碍西班牙民主巩固的步伐。西班牙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公民社会与支持民主的政府不再处于对抗状态，而是走向合作，民主巩固才有可能变成现实。45


三、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转型

　　西班牙的民主化包含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一是转型过程，即新的游戏规则的确立。这些规则主要针对限制国家权力、政党和社会获取权力的途径和方法、权力运行的形态。这一过程的结束以1978年的宪法公投和1979年巴斯克地区自治公投为标志。二是新政体的巩固过程。其特征是新政体没有遭遇颠覆的危险，无论这种威胁是来自外国干涉、军队干预、社会革命，还是反对党。在西班牙，这一过程的完成是以1982年第一届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为标志的。三是政体的制度化过程。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的政体是合法的，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不仅在事实上得到遵守，而且被政治家和公众内化于心。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46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一线索来考察西班牙公民社会与其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化的启动

　　公民社会以两种方式来促进民主：一是促成从威权主义统治向（至少是部分的）选举民主的转型；二是在民主建立起来之后深化和巩固民主。47

　　有学者认为，在西班牙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作用甚微，主要是政治精英之间的谈判、协商等策略互动在发挥着主要作用。这种说法当然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完全忽视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也有失偏颇。事实上，在西班牙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精英之间的协商或协议是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压力的推动下形成的，并深受社会压力的影响。48

　　前文已述，在佛朗哥统治晚期，西班牙的公民社会曾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各种政治活动伴随着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工会、学生社团、邻里协会、异见团体等都十分活跃。这些团体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给威权体制的精英们施加压力，迫使威权体制打开大门，从威权统治的阴影中走出来。49

　　5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西班牙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刻转型，它不仅使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也为新的工人运动创造了结构性条件。从1951年巴塞罗那交通工人大罢工开始，一直到70年代，罢工成为西班牙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501956年春，新的罢工浪潮从潘普洛纳逐渐向巴塞罗那和阿斯图里亚斯等地蔓延，参加罢工的人数非常庞大。更为重要的是，罢工第一次在政治上公开声明反对佛朗哥政权。511967年的马德里工人罢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有10万工人走上街头，打出的标语是“不要佛朗哥，我们要民主”（Franco no， democracy yes）。70年代早期，CCOO公开要求结束佛朗哥统治。在佛朗哥统治晚期，罢工是如此频繁，以至于在60年代初期其频率超过了除英国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52在西班牙，因工人罢工造成的工时损失在1966年是150万个工作日，1970年是870万个，1975年达到1450万个。而且，工人的斗争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在1963～1967年间，只有4％的罢工有政治诉求，但是，在1967～1974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45.4％。53

　　1976年，这是佛朗哥去世后的第一年，也是西班牙民主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一年，这一年有360万工人参加罢工，其人数是1975年的6.54倍，也是30年代以来最多的一年。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完全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公民社会不仅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对抗型的公民社会，政治诉求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并试图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而且，其规模和活跃程度也都处于历史上的最高点，60％以上的工人均是工会会员，以家庭主妇为主体的邻里协会也异常活跃。工人阶级的动员是推动西班牙走向民主的关键因素。这种强有力的工人动员成为公民社会反对威权政体最主要的工具，并加速了佛朗哥政权的解体。它使得后佛朗哥时代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所谓的“没有佛朗哥的佛朗哥主义”是行不通的，仅仅“自由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民主。54正如何塞·M·马拉巴尔（José M. Maravall）所指出的，在佛朗哥政权晚期，由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所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大众压力，是导致佛朗哥主义产生危机的原因之一。55佛朗哥去世后，这些动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它对于激起威权国家内部危机和民主化进程的启动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56

　　事实上，在1976年春天、冬天和1977年夏天这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公民社会的反应成为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关键因素。首先，从1975年11月到1976年6月，佛朗哥主义阵营作为一个整体，其反应非常迟钝，并严重分裂。正是公民社会的骚动表明了佛朗哥主义者的失败，并为国王启用苏亚雷斯铺平道路。1976年的春天可以说是一刻也不得安宁，经济危机的警报不断在西班牙人的耳边响起，随之而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集体谈判。其次，当苏亚雷斯在1976年秋冬之际启动《政治改革法》时，民主反对派开始犹豫了，并反对参与12月举行的关于政治改革的公投。而人民则用手中的选票表明，他们相信苏亚雷斯的良知和他的政治判断。最后，1977年6月的大选是人民第三次关键的干预。民众在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温和倾向将极左和极右均驱逐出局。这一结果为随后宪法的起草和其他社会经济政策共识的达成定下了基调。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精英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能引领民众，而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并顺应民心。57

　　（二）公民社会与改革共识的达成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公认，协商和共识在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有很多学者将西班牙政治转型称为“共识型转型”，其基本特点是通过政治精英之间的谈判与约定以及公民之间的共识，来避免报复行为、暴力对抗和内战。58很显然，这种共识包括两个层次：水平层次的政治精英之间达成的改革共识、垂直层次的社会共识。第二个层次的共识显然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通过公民社会，将精英之间达成的改革共识扩散到社会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政党的作用非常重要。就此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左翼政党的温和化，这是精英共识达成的重要前提；其二，左翼政党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掌控，这是精英共识能顺利向社会领域传递的关键。

　　我们知道，左翼政党一向以激进为其特征，但西班牙的左翼政党从佛朗哥晚期开始逐渐温和化。这首先是从西班牙共产党开始的。从1939年内战结束开始，西共就变成了非法政党，直到1977年恢复合法身份，西共一直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政党，也是西班牙最有效的反对力量。1956年后，西共在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的领导下在很多领域都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在西班牙社会发展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姿态，采取了“全国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的政策，决定放弃通过革命推翻佛朗哥政权的策略，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取代佛朗哥政权”，以合法的斗争取代地下斗争。西共愿意通过谈判、协商，与所有“赞成全国和解的”政治团体联合，特别是与天主教实现和解与联合。59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策略转变对于后来的民主转型是非常关键的。60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步骤：1970年的自由协定（the Pact for Freedom）开启了西共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实现转型的大门。1976年，西共和工人社会党一起接受在西班牙重建君主制的主张，通过这一让步来加速民主的回归。61在1976年4月巴黎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里略表示，如果出现奇迹，国王要实行民主改革，共产党不会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障碍。621977年之后，西班牙共产党致力于塑造一种温和的形象，支持苏亚雷斯的共识政治，10月份签订的蒙克洛阿盟约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这份盟约明白地显示了中间政党和共产党之间利益的汇合。而工人社会党在签署这一盟约时是非常不情愿的。63可以说，西班牙共产党策略的转变是蒙克洛阿盟约得以达成的关键。卡里略对这种议会外的协商最起劲，事实上，正是他的态度迫使工人社会党人跟着走。64

　　如果说共产党的温和化是精英共识达成的关键，那么，它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掌控则是精英共识向社会领域传递的链条。我们知道，作为西班牙共识政治之象征的蒙克洛阿盟约尽管是在政治系统内部完成的，但它得到了公民社会绝大多数组织的拥护。这一点之所以能够做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左翼政党对其麾下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让各个阶级保证协议的执行，防止政治极化现象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劝阻社会抗议的发生和政党之外的组织的建立，首当其冲的就是邻里运动和学生运动。65

　　一份研究转型时期邻里运动的报告指出，由于邻里运动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关系密切，共产党的战略转变直接影响了邻里运动的策略选择。此前，邻里运动倡导的是一种断裂式的民主转型，也就是要将威权政体的政治精英排除在民主过程之外，但是，现在这种政治诉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它们接受由政党和政府组织的协商。

　　与此同时，左翼政党还让工会接受蒙克洛阿盟约，他们还对几个主要的工会进行约束，使之不要发动过多的罢工。尽管人尽皆知西班牙工人在转型过程中表现温和，但是，工会领袖并不愿意通过与国家或企业主妥协的方式进入民主。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民主化启动之时，劳工精英反对工会直接卷入政策制定过程。对于UGT的多数领导者而言，他们反对由他们曾经的对手制定的盟约，更反对与一个曾经数十年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的威权政体合作。对于CCOO的大多数领导者来说，工会参与盟约的制定无异于阶级背叛。当苏亚雷斯谈到社会公约时，转型时期最著名的工运领袖尼古拉斯·萨托里俄斯（Nicolás Sartorious）在西班牙最重要的报纸《祖国》（El País）上撰文警告道，工人运动应该反对这样的盟约，因为它会削弱工人阶级在政治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伤害民主化进程。尽管这两个组织都对盟约持保留态度，但是，它们都不愿意反对工人社会党和共产党支持盟约的政治决定。最后，工会不得不将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搁置一边，以便与他们的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66

　　工会态度的转变起码产生了三个后果。其一，佛朗哥去世前后不断高涨的罢工热潮开始消退。在表2中，我们看到，1977年和1976年相比，罢工次数急剧下降，从1568次降为974次。然而1978年以后罢工的次数又涨起来了，而且数量翻了快1倍，1978年是1356次，且一路上涨到1982年的2582次。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单次罢工的人数。1976年，罢工次数是1568次，参加罢工的人数是3638962人，平均每次2321人；1980年，罢工次数是1669次，参加罢工的人数是2461061次，平均每次1475人；1982年，罢工次数是2582次，参加罢工的人数是1634062人，平均每次633人。也就是说，罢工的规模在不断下降；二是罢工的诉求结构。让我们来看另一组数据（见表3）：

　　与政治相关的游行示威活动急剧下降，下降幅度排在前三位的均是政治性诉求：要求“实行大赦”下降了99.69％，要求“自由”下降了89.91％，要求“自治或独立”下降了55.46％。唯一一项上升的是“反抗国家的压迫”，增长幅度很大，但总量并不大，而且它和要求自治或独立的示威一样，主要集中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等少数几个地区。这些北部地区恰好也是西班牙共产党力量相对较弱的地区。

　　其二，会员人数在1978～1984年间大幅度下降。1978年，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57.4％，到1980年，这一比例只有33.8％，1984年更是降至23％。67作为西班牙公民社会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会，尽管没有像邻里组织一样走向解体，但其力量被严重削弱。

　　其三，帮助蒙克洛阿盟约得到了工人的拥护。CCOO称赞盟约是一个“历史性的契约”，“无论是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还是对于民主来说，它都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能让工人们在独裁时期所做出的牺牲得到补偿”。由此，改革共识传递到工人和其他民众之中。一项针对工人对蒙克洛阿盟约的态度所展开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工人都找不到比政府所提出的这项政策更好的替代性经济政策了。68

　　随后产生的各种协议继承了蒙克洛阿盟约的精神：社会信任、团结和合作的精神，社会共商成为西班牙民主巩固阶段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特征。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成为一个新合作主义的社会，无论是在国家—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政策制定领域，协商和共识（bargaining and consensus）都成为主流。在1977～1986年这十年间，蒙克洛阿盟约成为经典模板，每当这个新兴的民主政体遇到困难时，如控制通货膨胀、面对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面对军事威胁，人们都倾向于通过社会协商的机制来制定公共政策。69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社会民主协商的过程恰好体现了新法团主义的理念，民主共识的达成依赖于不同社会力量在如下问题上达成一致：为了民主这一长期的宏伟目标，抑制短期利益，甚至对他们的政治信仰进行修正。70无论是1977年的第一次选举，还是1978年新宪法的通过，西班牙人都获得了全新的政治体验：相对和平、平静、温和的改革。伊比利亚的民主诞生于险情之中，因而它只能是温和的。时至今日，政府和在野派达成协议，至少是各方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这种习惯做法仍是西班牙政治生活的特点。71

　　（三）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在西班牙，民主的政治文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民主价值和制度的认同；二是对共识型而不是竞争式的民主的青睐。

　　其实，在佛朗哥去世之前的15～20年中，新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在孕育之中，这一过程一直没有间断，它为其后的政治转型铺平了道路。这些传统的形成是由那些倾向于改革又有机会推动改革的社会团体启动的。在佛朗哥晚期，西班牙曾经历了公民社会的复兴，在这一过程中，CCOO利用体制内的集体协商机制在车间、办公室内部催生了民主结构的成长，并带动了邻里协会等组织的发展。公民权和民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的。72

　　随着人口的转移、技术的更新和经济的发展，不仅城市生活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社会亦是如此。推动变革的社会团体面临着新的环境，这迫使他们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同时，这些人有机会接触新的文化，据此，他们可以对他们所处的环境重新界定，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新的含义和方向。例如，欧共体的模式、欧洲知识分子的异议传统、教会的现代化和新的消费模式。这些社会团体引入新的传统，并逐渐占据社会的中心舞台，通过他们，新的传统辐射到其他的人群当中。73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旅游业对西班牙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6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已经成为欧洲人的度假天堂，这些旅游者以其惊人的收入和闲暇对佛朗哥的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学者在对欧洲人在西班牙的旅游进行评估时，强调它对西班牙社会民主化的作用。按照一位外国游客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外国旅游在西班牙年轻人中激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像欧洲人一样生活。”西班牙著名的历史学家安赫尔·比纳斯（渀最攀氀 Vi愀猀）评论道：旅游者使西班牙人认识到，“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像民族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一成不变”。74

　　到70年代中期，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宽容、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谈判，这些都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规范。对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掌权者权力的运用进行制衡也已常态化。在公共领域公开宣称各种观念、主张自己的利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将佛朗哥政权视为一种反常的现象。正常与反常的标准已经开始发生逆转。据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苏亚雷斯在1976年夏天的公开演讲中呼吁人民通过政治改革法案能获得成功。在这次演讲中，苏亚雷斯运用对立的修辞——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来打动民众。其基本的逻辑是：我们应该打通这二者，将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引入到政治生活中，这就是政治民主的目标所在。75

　　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民众对民主的好感，并将精英之间达成的共识成功地传递到社会之中，传递到普通民众之中。调查显示，到1984年，有91％的西班牙人认为选举是必要的，有81％的人认为议会是必要的。民众对其政治制度和民主过程的高度评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公共舆论强烈支持民主，并坚决反对任何其他的替代形式，包括军人政府。1978年，有77％的西班牙人认为“民主是最适合于西班牙人的政治制度”，只有15％的人认为威权体制是“最适合于西班牙人的政治制度”。1985年，76％的民众为转型感到骄傲，只有9％的人认为转型不值得骄傲。认为民主是“最适合于西班牙人的政治制度”的人，在1981年是81％，1988年是85％，1993年是79％。76另一项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见表4）。77

　　但是，仅有对民主价值和制度的认同是不够的，在西班牙，我们还需要解释另外一个事实，即西班牙人对共识型而不是竞争式的民主的青睐，因为西班牙在转型期间所采用的是一种共识型的民主模式。共识型民主需要共识型政治文化的支撑，而共识型政治文化要求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愿意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解决问题。78这种共识型的政治文化一方面源于佛朗哥时期法团主义政治实践的塑造，一方面也源于转型时期大众媒体的塑造。关于前者，我们已经有所论及；下面，就来看看媒体在公民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自60年代以来，电视开始进入西班牙人的生活。1960年，只有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1969年，62％的家庭都拥有了电视机。791966年的《新闻法》更是让新闻的影响力大增。无论是民众对民主价值和制度的认同，还是共识型政治文化的培育，媒体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它将精英和大众联接起来。有学者通过对转型期间重要报刊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主要的报纸在转型期间是如何支持由主要政党制定的政治改革方针和共识策略的，从而凸显了媒体在转型中的作用和地位。80

　　他们的分析所采取的是复式取样，一是日报，二是政治事件。报纸样本是12种报纸的社论，事件样本则是转型期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21个事件。

　　在全部441篇社论中，“民主”概念以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的形式明确地出现在2 / 3的社论中，“公民自由”出现在1 / 2的社论中，“特赦”和“自治”也有出现，但没有那么频繁（见表5）。

　　在1975年11月22日卡洛斯国王第一次发表正式的官方讲话之前，基本很少有报纸敢明确而公开地使用“民主”一词。《消息》（Informaciones） 和《加泰罗尼亚邮报》（El Correo Catalán）是例外。但是，当卡洛斯国王在1976年6月访问美国并在国会做了那次著名的演讲之后，所有的报纸都开始广泛地使用“民主”一词了。“和谐”、“和解”在当时的报纸上是经常使用的两个词，这与卡洛斯的讲话精神也是一致的。除了极右翼的《堡垒》（El Alcázar）以外，所有的报纸都频繁地呼吁全国和解。卡洛斯国王继续担当社会和谐保证人的角色。与之相关的词汇——共识、共处、协商——也逐渐出现在记者的笔下。对于和谐这一主题而言，有两个事件是标志性的：一是国王1977年7月22日在民主议会第一次会议时的讲话，一是1978年的宪法公投。在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内战中相互敌对的双方坐在了一起，这一画面以形象的方式阐释了“和解”的内涵。对宪法持批评态度的只有两家报纸：《堡垒》和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报纸。

　　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民主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因此，大多数人都希望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解。1977年1月，当绑架潮和暗杀潮来袭时，转型处于危急之中。当时马德里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一篇题为《所有西班牙人团结起来》的社论。这种一致性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它代表了转型过程中西班牙人对和谐和团结的渴望。马德里所有的报纸都采取集体行动，即使是极右的《堡垒》也不例外，这非常不容易。这篇社论指出，无论是谁，他只要发动绑架和暗杀，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敌人，是西班牙人民的敌人。他们的阴谋很清楚：阻止西班牙人享有公民权利，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开放的公共生活与和平共处。面对这样的挑战，所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有义务进行抵制，大家应该求同存异，下定决心，努力通过自由的选举走上民主之路。81在此，我们也看到，作为公民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体，在此期间和其他的社会团体一样，采取和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态度。除了《堡垒》之外，所有的报纸都明确地支持政治改革，他们认为，议会民主是西班牙最佳的政治制度。82


四、何种公民社会、何种民主化？

　　回到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虚弱的公民社会和非常成功的民主转型，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西班牙案例提醒我们，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是说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就一定有助于民主的转型与巩固（巴西是一个反例）；也不是说，民主化要想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反过来讲，不是说一个弱的公民社会就一定不利于民主的转型（西班牙是一个反例）；也不是说，民主化要想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削弱公民社会。尽管跨国调查的数据表明，有着稳定民主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公民社会密度最高的国家；反之亦然。但是，“相关”（correlation）并不意味着因果，西班牙和巴西的经验正好说明这一点。在这两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完全无法解释各自民主巩固的命运。83这两个案例对我们通常的一个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该假设认为，健全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84而且，它们不是孤例。跨国数据也表明，社团的密度和民主的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很弱的国家也建立了成功的民主体制；而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很强的国家却在建立稳定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步履蹒跚。85正如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言，在很多脱胎于长期的威权主义统治的新生民主国家中都存在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问题来自公民社会作为抵抗国家的运动取向。一个极度活跃、满怀对抗精神而又残酷无情的公民社会，可能靠着它对国家提出各式各样的大量要求而压垮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86而西班牙的经验则告诉我们，只有当公民社会与支持民主的政府不再处于对抗状态，而是走向合作，民主巩固才有可能变成现实。当然，只有当政治制度值得公民社会信任和尊重时，政府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87

　　那么，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间究竟是完全没有关系，还是有某种关系？如果有关系，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说，二者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像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关键的问题是，公民社会是如何与民主化进程关联起来的。也许，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什么类型的公民社会，什么类型的民主化，以及公民社会在民主化的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注释】
①Caroline Boussard，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hallenges， ” in Ole Elgstr洀 and Goran Hyden（ed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How? Routledge， 2002， pp. 156-172.
②一般认为，民主化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结构取向；二是行为者取向。结构取向的核心假设是民主化的道路取决于结构性力量，而不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策略选择和互动，特定的结构性力量会引导政体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行为者取向则将民主化视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其中充满了精英的分化、冲突、无法预测的策略计算、各种未预期的后果。因此，它强调政治精英的偏好、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就此而言，强调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一般出自结构取向的研究。
③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23.
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3～221、635～640页。
⑤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是其代表作。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47.
⑦Howard J. Wiarda and Margaret MacLeish Mott.， Catholic Roots and Democratic Flowers ： Political Systems in Spain and Portugal，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p. 106.
⑧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olity Press， 2008， p. 69.
⑨Peter McDonough， Samuel H. Barnes and Antonio López Pina，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Spai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
⑩Juan J. Linz， “Europe’s Southern Frontier： Evolving Towards What？” Daedalus， Vol. 108， No. 1 （Winter 1979）， pp. 175-209.
11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4.
12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13L.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Press， 1999， p. 221.
14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15邻里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在西班牙的社会影响有限。邻里运动没能亲眼见证西班牙成功的民主转型，它过早地夭折了。在1977年第一次选举之前，邻里组织就急剧地衰落了。天主教会基本属于佛朗哥政权的外围组织，虽然后期与佛朗哥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还是通过政权获得很多特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天主教会对于大众动员异常冷漠。它对民主化袖手旁观，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这与东欧、亚洲和拉美的情况截然不同，在那些地区，教会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见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50-58。
16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6.
17基于三次针对产业工人进行的大样本全国性民意调查，这三次调查分别于1978年、1980年和1984年举行，样本数分别为：3500人、2200人和2200人。
18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244-245.
19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4.
20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21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9.
22Joe Foweraker， “Corporatist Strategi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0， No. 1 （Oct.， 1987）， pp. 57-72.
23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0.
24Howard J. Wiarda and Margaret MacLeish Mott.， Catholic Roots and Democratic Flowers： Political Systems in Spain and Portugal， p. 106.
25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31.
26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eds.）， The New Corporatism， Notre Dame， 1974， pp. 85-131。此处翻译参考了张静译文，见张静：《法团主义》，第25～26页。
27张静：《法团主义》，第27页。
28Joe. Foweraker， Making Democracy in Spain： Grass-
roots Struggle in the South，1955-19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
29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89-90.
30当然，这并不是说西班牙的公民社会就完全没有对抗性的成分，而是强调整体而言，西班牙公民社会更倾向于合作式的互动模式。这也不否认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其对抗性的成分可能有所上升，例如，在1975～1976年间。甚至可以说，在这段时间，西班牙公民社会更接近一种对抗型的公民社会模式。同时，在这段时间，它也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
31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1.
32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33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7.
34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6.
35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5.
36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37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p. 60， 72。1966年以后，共产党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影响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为：一是作为一个有着真正全国性网络的组织，它可以支配工人委员会，并对其决策进行控制；二是共产党可以从国外（如苏联支持的世界工会联合会）获得大量资金，并可用于工人委员会的组织，见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63。
38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1.
39瓦尔特·豪布里希、卡斯滕·莫泽尔：《佛朗哥的遗产》，林荣远、张鲁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7～108页。当然，在不同的地区，共产党对CCOO的控制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北部地区，如加利西亚和桑坦德，几乎没有共产党人位居工人委员会之首；相反，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共产党人在CCOO中占统治地位。
40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92-93.
41西班牙共产党是邻里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据报道，西共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68％的代表是各级邻里协会的会员。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3。
42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7.
43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4。尽管在1977～1986年这十年间，西班牙的罢工人数在欧洲仍然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从1977年的16641.7天降低到1986年的2279.4天。而且，全国性的总罢工几乎绝迹，民主化之后，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发生在1987年，此时距民主化已经有十年之久。而在30年代的西班牙和80年代的南美，总罢工几乎是家常便饭，成为其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见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70。
44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2.
45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6.
46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3-4。注意，此处论述与前面讲的转型与巩固两个阶段是不矛盾的，事实上，从时间的维度上讲，第三个过程贯穿于整个时段，它既包括转型前的准备阶段，也包括巩固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47L.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p. 233.
48Damia n A. Gonza lez Madrid and O猀挀愀爀 J. Mart n Garc a， “New Play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in Spain， 1962-1977，”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0（2009）， pp. 39-68.
49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50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4.
51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55。当然，罢工主要的诉求还是经济性的。
52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4.
53José María Maravall，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 8-10.
54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4.
55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2.
56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3.
57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34.
58Josep M. Colomer， “Transitions by Agreement： Modeling the Spanish Wa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Dec.， 1991）， pp. 1283-1302.
59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9.
60有人对此评论道：如果卡里略不善于把国家利益放在他的政党的利益之上，那么，毫无疑问，今天的西班牙民主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菲利普·努里：《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杨恩瑞、赵铭贤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61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5.
62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154.
63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168。这其中有苏亚雷斯领导的中间政党民主中间联盟（Unión de Centro Democrático， UCD ）与西班牙共产党联手狙击工人社会党的因素，而且共产党策略的转变过程亦非常复杂。
64菲利普·努里：《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第311页。
65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6.
66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5.
67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7.
68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0.
69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68.
70Joe Foweraker， “Corporatist Strategi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0， No. 1 （Oct.， 1987）， pp. 57-72.
71菲利普·努里：《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第311页。
72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67页。
73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35-36.
74Sasha D. Pack， Tourism and Dictatorship： Europe’s Peaceful Invasion of Franco’s Spai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 3.
75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35-36.
76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62-63.
77Paloma Aguillar，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Jeffrey K. Olick（ed.）， States of Memory： Continuities， Conflic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ational Retrospe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8-160.
78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23.
79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第267页。
80Barrera， Carlos and Ricardo Zugasti，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imes of Transi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Spanish Democracy （1975-78），” in Katrin Voltmer（ed.），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Routledge， 2006， pp. 18-34.
811977年1月29日，马德里所有的报纸。
82当然，支持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反对佛朗哥主义。相反，有些报纸认为佛朗哥主义有可取之处，例如，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83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35-36.
84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163.
85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36.
86L.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p. 251。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抗型公民社会对于无论哪种类型的民主化的启动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即使在西班牙这样的自上而下型的民主化中，如果没有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1975～1976年初急剧增加的罢工，而且是政治性罢工），其民主化进程能否在1976年启动都是有疑问的。在这一阶，西班牙的公民社会更接近一种对抗型的公民社会模式。
87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6.
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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