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维权与意义阐释研讨会纪要
范亚峰博士首先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这次“草根维权与意义阐释研讨会”的背景。近来，街头 化的推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3·19和4·16的“福建三网民案”的围观，4月30日因江苏泰兴因幼儿园凶杀事件引发一万多人的 群体性事件，这是近来的第五起伤幼儿学生事件，这使得半年的世博会出师不利。校园安全很快上升到最高层次。所以，可以看到草根维权对中国政治的冲击力已经 很现实的影响全局提到议事日程。同时，孩子问题再次成为中国近来社会转型的很重要的主题。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救孩子”。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是毒奶粉事件的结石宝宝的问题出来，5·12大地震之后，严控的一个主题就是大地震中校舍倒塌致孩子死亡的问题。这些伤害孩子的风暴的同时出现也是我 们探讨草根维权的一个背景。
他将草根维权的冲击力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弥漫性冲击力，如访民常年累月的上访；另一种是聚焦性冲击 力，如大规模的街头化和大规模罢免。聚焦性的冲击力在不断上升，而大规模罢免也声势浩大。为此，有必要来探讨一下草根维权与意义阐释的问题。维权运动发展 到今天已经登堂入室，现在已经无人不谈维权。
维权运动有两条线索，资源动员和意义阐释。意义阐释与资源动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维权运动发展 成为社会运动与以前的社会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八九年事件中，是有一些符号 自发生成。但是，这些符号彼此之间是不协调的。八九事件中有几个场面，一个是下跪请愿，一个是三人对毛泽东的画像泼墨被学生扭送到公安局，还有一个是民主 女神像。而美国人在做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的时候，一下就抓住了要害，以民主女神像作为这个纪念碑的经典画面。
在维权运动中，对资源动员和意义阐释同等重视，高度重视符号的生成和符号系统的内在协调是维权运动非 常重要的自觉。对维权运动有奠基意义的孙志刚案以及北大三博士是经典的代表性符号。在这个符号的生成过程中，各界对孙志刚案的意义阐释是比较准确的。尤其 是许志永和滕彪对孙志刚案的意义阐释是比较恰当的。在这之后，比如太石村案的民主小岗的符号提出，这些是个案层次的符号生成。全局层次的符号生成值得我们 重视，像中道维权的原则，中道维权是维权运动的核心意义阐释的主框架。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为此，范亚峰博士提出了三个问题供 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是草根维权的核心隐喻。圣经中大量运用隐喻来作为传道的方式。隐喻是至关重要的表达意义的 一种方式，因为在21世纪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视频、具有想象力的隐喻是至关重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鲁迅提出来的几个核心隐喻，在今天的维权运动中都还可 以使用，可见其伟大的生命力。第一个是“野草”，“野草”与“草根”是相关联的。第二是他的短篇小说的名字“药”。俄罗斯作家赫尔琴说过，“我们是病，不 是药。”这对于中国的知识份子也非常合适。知识分子提供不了药，而本身就是病。药涉及到生命的问题。维权运动和维权政治实际上是生命政治。病和药的比喻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最近的孩子问题，包括地震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很多人都是感受到社会的病非常深，但是很多人看不到药在哪里。第三个隐喻就是鲁迅 说的“救救孩子”。生命政治体现在很多方面，像自焚、跳楼秀、孩子问题等。这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道家的传统，老子讲“复归于婴儿”。一个是基督教的传 统，耶稣讲“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天国。”关于孩子这样的一个幼小的生命的维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今天讨论的意义阐释关乎维权运动未来的 创造力的问题。像台湾的野百合学运，有许多的创新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受。像艾未未最近纪念地震中孩子的活动，“念念不忘”就是一个创新。将翻墙软件称为 “西厢计划”也是非常高超的创新。救救孩子跟出埃及有关，这个需要更多的探讨。
范博士谈到了意义阐释的功能两个方面：创新和营销。到现在为止，几个比较有创新的，像零八宪章、艾未 未、冯正虎的国际化的幸福终点站、崔卫平的电话采访，都是很重要的创新。一个富有创新的隐喻的生成和意义阐释可以极大地强化传播的效果。因此，意义阐释要 从自发走向自觉。
紧接着，他谈到了草根维权的主框架和主颜色。他认为中道适合做主框架。而维权运动的主颜色有人认为是 蓝色，但是蓝色容易让人想起河殇，想起西化。他认为主颜色应该是黄色，是新黄色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正脉，但是是经过更新的黄色文明。这个解释有两个理由， 黄丝带行动深入人心，老百姓自发的选择是黄色。另外一个，从五行来讲，共产主义的红色文明正好是红生黄，火生土。火是红色，土是黄色。无论是实践和理论都 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主颜色是黄色。
他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媒体政治的角色。台湾民进党的几个教训值得深入研究。民进党先后有三个主席以退 出民进党的方式结束在民进党的生涯。一个是许信良，一个是施明德，一个是林义雄。这三个人正好代表了民进党的三种元素。一个是林义雄的政治道德。一个是许 信良对大陆的政策。一个是施明德强调党内的和解和团结。陈水扁做了党主席之后，不能够把民进党的传统和新一代的关系处理好，采取了割断历史的做法。但是， 民进党的一些经验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民进党在街头动员经过两个时期，一个是悲情时期。林义雄被关押后，他的妻子出来搞选举，但他妻子不会演讲，她一上台 就不停地鞠躬，结果满场几万人哭成一片，这是悲情政治。最近，大陆也是在走这条路线，打的是悲情牌。第二个是综艺时期。台湾有一次选举造势，号称最青春靓 丽的造势。他们搞了一个花车从台北拉到台南。现代的民主政治必然具有娱乐功能，所以，这里面悲情与娱乐如何调和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两个都提到了媒体 政治的登场。但是，今天讨论意义阐释，并不是忽视资源动员。
最后，他强调了两个具体的问题，一个是要重视影像的冲击力，一个是歌曲的选择上要拒绝唱红歌，选择一 些新的歌曲来表达，比如像对周云蓬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进行改编。
张凯律师谈了他对马尾法院的事件的看法。他认为，马尾法院唱的是两台戏。一台是专业人员唱假戏，在法 院里面。这些专业的法官在这里唱假戏，因为实际上最后的决定，他们是做不了的。但是，法院外面的一台是群众人员在唱真戏。群众人员是真的在寻求正义，寻求 公正，但是他并不是专业演员。从这方面来看，他认为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形式的维权是否真的有意义。法院需要逻辑建构，是需要慢慢生长起来的，但是现在法官 不去做，而知识份子又是缺位的，所以，群众就自己出来了。法院里面在审判，群众在外面唱“草泥马之歌”，完全的把法院的威严性给解构了，他认为这种解构是 有伤害的。个人的解构权力可以解构政府，解构假的东西，但是对于马尾法院事件，这个需要更多的冷静的思考，比如说如何让法律真正成长起来。
胡石根弟兄认为法还是要分良法和恶法。但是，在马尾法院的事件中不是对整个法律的解构，也不是知识分 子的责任，当然这里面有知识分子的缺席。意义阐释更多的不是知识精英的创造，这种创意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来自草根，应当欢迎和尊重老百姓的选择。
范亚峰博士则认为八九的失败跟意义阐释的混乱也是有关系的。群众运动没有精英的领导，很容易失控。八 九年要撤撤不回来，就是草根的失控。所以，创新是草根与精英的互动，应该不是以草根为本，也不是以精英为本，而是一个共同整合的过程。
陈天石弟兄认为大多数的创新还是发生在草根中，精英是对于其敏感性的发现的问题。意义的阐发和归纳不 是草根能够解决的。他同意亚峰的草根与精英的互动的说法，但是对其认为八九年不能撤离广场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原因不是学生撤不回来， 当时学生还是在控制范围内的，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精英引导的失误。精英们出来引导，直到六二的宣言，这个反作用是非常大的。当时高自联很清楚，一早就把学 生撤出来了，那里只是一个象征。至于当时的一些符号有些混乱，其主要原因是组织是临时性的，这个是组织不能完全控制的。草根维权的意义阐释有一点是很重要 的，对此问题有思考的人应该有一些示范作用，带头做一些尝试，需要对民众的创新有些引导。
赵常青弟兄认为意义阐释的问题，有些符号化的东西，比如歌曲、主色调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 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面旗帜。关于草根维权方面，应当解剖麻雀，抓典型。像福建马尾法院事件中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值得重视。第一个是从具体利益的维权上 升到政治维权，除了喊出了言论无罪，也喊出了自由万岁，而自由的含义是非常广的。还有比如他们唱的歌，除了明显具有江湖气息的草泥马之歌反映了民间维权的 特点，他们一直在唱国际歌和国歌。这个也是政治意识在觉醒。第二个是精英阶层的参与是非常成功的，像徐友渔、崔卫平、夏业良等都参与了。很多律师也表现的 非常积极，是标兵。所以，资源动员上与下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这个方面要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段军弟兄认为虽然大陆跟台湾是同门、同种海峡两岸，但是拿台湾的民主化模式与大陆的情况类比的话，我 们就错了。拿苏东事件来类比，也是不可能的。南非在黑人与白人种族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最后走向民族和解，民主化转型了，但是无论是白人政权，还是黑人政权他 们都是信奉上帝的。而我们的共产党是无神论，所以南非的转型也是不能跟我们类比的。任何民主转型中的街头运动是必然的，但是不同国家的街头政治运动只有相 似性，没有类比性，没有相等性。中国的维权要有中国的特色。
黎雄兵律师认为马尾法院围观事件中，对于目前的司法活动进行解构跟我们最终要实现的良性的互动是并不 矛盾的。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司法是权力体系下的分支，并没有形成权力制衡。只要是为体制的运行提供服务的所有的神经末梢，或者说其他的系统都可以采取一 定的改造和解构的行动，这个并不矛盾。
李方平律师首先也回应了张凯律师的看法，马尾法院在这个案子中不能代表正义，只是一个傀儡，一个木 偶。我们为什么要尊重这样的一个木偶呢？他从自己做十五年律师的经历来看，现在律师的作用在具体的个案中在逐渐淡出。在八九十年代，一个政治案件，一个异 议案件，基本上是以律师为主的，关键是律师敢不敢接的问题。这是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律师就敢出来接受采访，发表一个不同的观点，而且公开出来。到了 现在，马尾事件中公民的围观，其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律师。如果这样演化下去，律师的角色会逐渐边缘化。但是，这种边缘化是进步的。律师在法庭上 辩论，公民也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中央台前两天播了司法工作会议，要加强对律师的管控，也要对舆论进行引导。为什么是公开报道，而不是秘密会议，这个跟4·16马尾法院的围观事件是有关的。包括唐、刘两位 律师的“吊照门”事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应。
张凯律师回应说，法律是理性的，是建构的。而在马尾法院围观事件中，完全是解构性的，没有任何正面的 建构性的东西。对于非正义，我们不能以非理性来对抗，恰恰要用理性来对抗。
段军弟兄不认同张凯律师拿美国跟中国比较。美国烧国旗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中国烧国旗是侮辱国旗罪。美 国的言论自由里面有逻辑建构，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而中国的言论自由不说在逻辑上进行建构，是在常识上都能阐明清楚的自由。中国现在是违反常识的，是反智 主义的流行。
张凯律师回应说，刚才提到常识很好。美国非常强调常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 验。”什么是常识，这个也是不好界定的，这个也是一个逻辑的成长的过程。
江天勇律师谈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如何面对法院、法官？在中国应该设一个藐视法庭罪，但是为什么没有 藐视法庭罪？因为这个必然涉及到法官独立，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怎么设一个藐视法庭。中国不是不愿意设而是不敢设。中国的法院架构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法 官做不了主，法院也不是独立的。第二点是关于知识分子在这种运动中的作用。中国的知识份子绝大部分还是被权力豢养着，少数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 即使是他们里面也有很多毒素。所以，真正的知识份子参与到权力建构的理论中去任务也是很艰巨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应当担当更多的责任，但是现在还做的很不 够。第三点是对关于马尾法院围观事件的看法，他认为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是理智的，他不是失控的，里面没有暴力，而且有公平正义的理念，网上也对这个案件也有 很多分析。不管言论自由的边界在那里，但是这里谁都能看出来，将他们审判是很荒谬的。
陈天石弟兄认为意义阐发就是要解决一个软件系统的运行的问题。草根维权，维权运动如何向前更有效率的 向前推进是今天研讨很重要的中心。以案例来研讨是一个方法，但是纠缠在案例里，我们可能会失去研讨的重心。
王京龙弟兄认为符号是一个很表象的东西，在它的背后是有价值做支持的。我们应该为维权运动建立一个价 值系统，在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之间有一个行动系统。这三个系统构成的整个维权系统跟历史上的很多东西是不同的，这个肯定是区别于白莲教的东西，也是区别于 太平天国的东西，区别于上个世纪的长沙抢米风潮，也区别于不久前发生的瓮安事件、3·14事件、7·5事 件的。我们应该是重建一个新的价值系统，用主题词表述的话，应该是慈爱、饶恕、真相、和平、希望和安慰来代替过去几十年来加给人们的残暴、复仇、掩盖、绝 望和哀伤。重建一个新的价值系统来作为我们思考和指导问题的价值。很多价值的混乱也会对将来的行动带来内部的互相的攻击，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过 去，对伪崇高的解构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这个有他正面的一面，但是仅仅解构而没有建设会带来价值虚无，价值真空。这样的话，白莲教的东西出来也不是 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是行动系统，无论是NGO，还是公民领袖，凡是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的人或组织都 要遵守游戏规则，不要突破最后的底线。街头运动也是有规则的。树立规则意识，形成共识也是很重要的。
范亚峰博士回应说，维权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今天没有展开。中道 是一个初步综合的价值系统，将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五个价值作为核心价值。马尾事件体现了两个价值，一个是打着温家宝总理的“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 光辉”的旗子，有正义的价值。还有一个是高呼“自由万岁”，体现出了自由的价值。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李和平律师认为，意义阐释的问题确实需要人去思考，但是现在提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到时候？（黎雄兵律 师说，时间到了。）现在的有些事情不要把它说的太大，不要说成是全局性的东西，而是分解成局部性的，个案的，有限度的，建设性的，力量逐渐成长。概念化、 抽象化，有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还没有露头就被打死了。所以，我们从个案的，有限度的，有目标的去做事情，去积累这个不仅是对我们有利，甚至是对共产党都是有 利的。我们是不是要务实，一点一点的做，不要着急。
赵常青弟兄回应了和平律师的看法，他认为目前的维权运动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阶段，而是从特殊性上升到 普遍性，认识到本质和趋势的问题。中国未来的维权，需要精英人士和理论人士的概括和总结，并推而广之，这个很重要。马尾的维权，民间很克制，官方对民间也 有克制，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珍惜这样的一个空间。
黎雄兵律师认为关于草根维权的意义阐释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推动中国向前进的就是维权运动，别 无他路可走，这一种基础性的力量，是其他力量不能够替代的。要否定维权运动，否定维权律师，维权公民的提法都是逃避现实，回避矛盾的胆小做法。现在瓦解意 志，损害团结和公民社会的行为就是反维权的性质。你不说你就不能够起到鼓励你的同伴和公民社会的作用，客观上营造了一个恐怖气氛。
李苏斌律师认为：这样的研讨对于自己这样的实战派来讲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减少走弯路，是很有帮 助的。关于马尾法院的事情，我们能否容忍法官把人民法院流氓化？其实，现在的法官不是我们不想尊重他们，是他们自己不尊重自己。很多法官把法院流氓化了。 民众唱草泥马之歌，是想帮助他们恢复他的公正和公信力。很多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律师都在法庭上提出来了。我同意亚峰的看法，我们的维权现在跟党国的关系怎 么处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学问。其实上帝允许中共继续存在，我们也应当顺服它，但是它必须顺服上帝。最起码，他们也要顺服他们自己的法律。现在，很多政府、 官员包括法官，他们自己也破坏法律的实施，破坏现有的法律制度。
王军律师从自身的角度来理解，他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个案的权利和抽象权利的关系。维权运动从开 始，是从维护具体的权益开始的，发展到思考造成这些具体权利缺失的根本性问题在哪里。没有人损害你的权利，人都是懒惰的，只有你的权利受到切实的、痛心的 损害，你才会为了具体的利益去维权。因此寻找和定位哪种权利受到了侵害也是很重要的。谁最后解构了权威？实际上是权力自己做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对维权来 讲，要找准具体的权利诉求，但是，另外一方面绝对不可以停留在具体的权利诉求。当你真正起来要权利的时候，它最后就能成为你的权利。关于司法的权威问题， 关键要看它是否具有司法权威的内涵。现在的司法并不具有独立性，它更多的不是在执行司法的功能，而是在维护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功能。所以，个人认为，现在更 需要做解构的工作，因为群众已经没有了说理的地方，如果律师能够用理性的辩护来建构权利的边界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马尾法院的事件。
陈天石弟兄认为，无论是符号系统、价值系统还是行动系统都是一步步的慢慢的形成的。亚峰强调符号系统 可能是受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我们今天讨论的事实上是从目标到如何行动，再到今天的符号的生成，已经是一个很全面的研讨。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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