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中道论坛之八
范亚峰
（2006年10月14日于乌有之乡书店）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下午的讲座。前段时间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会上党中央重新强调了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我们今天下午请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范亚峰老师，就在法制建设领域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来谈谈他的观点以及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好，我们欢迎范老师！
范亚峰：很荣幸啊!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乌有之乡书店来做这样一个讲座，乌有之乡书店刚刚创业没有几个月，也就是03年的时候我就去过一次。结果今天一开始就跑到北航西门了，然后发现一片废墟，拆掉了，然后就过来了。这几年对乌有之乡无论是网站还是它的活动一直都很关注。我总的一个感受是，这三年以来这些年轻人对构建这样一个平台做出了很多的工作。今天在这样一个地方来做这个讲座，我觉得意义比较特殊。讲座举行了很多次，乌有之乡这样一个名字让我们有所想像。大家都知道，乌有之乡是一个左派的一个思想平台。实际上过去几年，我和一些带有左派倾向的朋友在两千年左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在中国现在右的倾向过于严重，而比较成熟的健康的左派力量薄弱，这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的伤害很大，对实践的政治心态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会导致整个社会很偏激。所以我对过去三年乌有之乡的工作评价非常高。虽然是这样，现在我们仍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状，就是说比较成熟的右派和左派在思想上以及学术上的交流、沟通和碰撞，我觉得还是非常少，在这方面还是没有多大的长进。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能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乌有之乡的几位朋友非常谦虚认真地邀请我来这个做一个讲座，我对这个邀请很感激。我对这个邀请也非常重视，在两三周的时间，我把讲稿修改了很多遍，直到来之前两三个小时还在做很大的修改，希望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希望借助这样一个题目来讨论一下最近比较现实也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我今天的一个前言实际上要从乌有之乡这个名称开始讲起。我们知道乌有之乡这个名字，它是跟这个乌托邦在理想上互相关联的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实际上和——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社会尝试和努力，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评价，它的代价很大——对这样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思想和社会实验是相关联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发现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和信仰的丧失。实际上有一些欲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好事。色情的泛滥等等，把权利、自由引申为放纵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其中从一个严肃的学者的角度来看，社会理想和信仰的丧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前不久有个电视剧叫《暗算》，里面塑造了这样几个人物，这里面给人的一个感触就是在二十世纪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为社会理想而努力。在今天来讲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用什么样一种社会理想来能凝聚我们的人心，使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内聚力和外展力有一个真正的积累。我们知道，许倬云教授曾提到过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文明从周代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内聚力和外展力之间形成一个很奇特的平衡，这个平衡使得中国相对其他几大文明，到现在为止其他的文明已经成了历史的古迹，而只有中国能五千年一以贯之。经过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没有如此大的变局，这个变局来临的时候还能够自强不息，能够自我更新。以至于到了2006年中国即将崛起已经不是需要争论的事，需要争论的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崛起。
我们看到五千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内聚力和外展力的一种平衡。西方文明是外展力非常强大，有进攻性的特点，就王道和霸道的平衡来说，西方文明是霸道大于王道，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霸道和王道兼用。因此中国哲学家向西方学习也讲求一个道理，叫“德力并重”，中国要崛起，必须讲的是德力并重。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学政治学，发现美国是王道与霸道并重。最近张文木有文章讲中国治理智慧与实力的积累，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是讲求实力逻辑和力量均衡，西方文明经常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它有一种重要缺陷就是内聚力弱于外展力，这会导致霸权以后缺乏真正的积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内聚力和外展力有一个奇特的平衡，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周代，周文王囚于羑里而演周易，确定了易经思想体系，直到现在周易仍然是儒家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根本经典，以易经思维方式整合诸家形成的八卦五行四时阴阳道的思维方式，两三千年未受大的挑战。但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在这个挑战当中，在二十世纪有那样一场试验，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怎么样面对就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把社会分为经济、文化、政治三个系统。我们现在来看，对这个市场经济，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有很多看法。现在中国要接受市场经济作为资源分配的基本体制，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实际上对它的批判也是这种共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1978年到2006年这2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很显著的变化，是使中国确立了一个对市场的共识，这种共识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批评，在反思。毕竟它本身也不是很完善，很多问题我们接下来会更深入地探讨。这是三峡的第一个峡谷，现在已经过了。那么中国在2006年会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从乌有之乡谈到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我认为现在是有分歧的。分歧在关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关于后面两个峡谷到底是什么，关于中国转型到底怎么转。在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可期待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在二十一世纪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共同的奋斗目标。我们可以看看。六中全会刚刚过去三天，昨天秦晖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我们“难得的共识”，就是对和谐的共识。我们看中国二十多年，几乎谈到每个问题总是争执不休，共识很难形成，但现在在社会必须和谐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一个共识，而且和谐背后所凝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讲这种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和平、和谐的这样一种基本价值，似乎得到了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左中右各界的社会心理的基本认同。
那么，和谐社会它通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呢？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它通向的是三立，就是立宪、立国、立教，这三立的异象和愿景。什么含义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倾覆以后，直到现在为止国家没有实现统一，而处于分裂状态。两岸，大陆是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峡对岸是中华民国，这两个政治实体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虚构。在中国收回两个殖民地香港和澳门之后，未来国家的分裂的事实和走向统一的前景是不需要争论的。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未来中国有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就是说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什么的方式，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争议是比较大的。但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基本的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是立教。现在来讲中国社会存在三个影响比较大的思潮。第一个比较大的思潮我们都知道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很大的衰落，这是一个事实，我相信不管是哪种倾向对这点都不会否认。第二个比较大的影响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比较明显的一个思潮是儒家化的思潮，这个儒家化的思潮在2003年后受到强化。为什么会受到强化呢？我们发现胡温新政的几个核心的口号，比如“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个我把它叫新民本主义；另外一个就是和谐社会的“和为贵”这个直接来自于孔子思想的基本价值；另外“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对台和解”，这三和理论都是来自儒家。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从1990年之后，国学热的兴起包括气功热都是中国社会儒家化思潮的一部分。这是第二个影响比较大的思潮。第三个影响比较的思潮就是中国社会迅速兴起的基督教的影响。到现在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有七千万左右，七千万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而且基于基督教宣教的外向性或者说进攻性，基督教在中国城市和乡村迅速扩展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对这个趋势评价差异非常大，争议非常多，我们把这些搁置的话，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思潮。那么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儒家和基督教对中国未来主流信仰的塑造，换句话来说，中国十几亿人到底是以哪一种信仰、哪一种学说、哪一种宗教来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信仰，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定论的。那我们去看韩国呢，很有意思。韩国的基督徒比例已经达到50%，但同样我们再从《大长今》等电视剧来看，韩国儒家的传统也保存得非常好。他们搞这些招数对我们压力非常大，像端午节，像中医，申请文化遗产。韩国是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儒家和基督教几乎是两分天下，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况。中国未来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还很难断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华民族的主体的信仰或者新宗教经过十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必然会形成，这个格局很可能是类似于韩国的一个格局，就是说某两三种趋势、学说和信仰形成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很难形成主导性的国教。但在新文化建设的意义上来讲，中国一个新的教化体系，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正在引进，一个大的格局正在形成。这个任务我称它为立教。这个立教实际上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刚才讲了新文化现在是三分天下，未来是一个什么分法还不能确定。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在立国这个政治层面、立教这个文化层面两者有一个结合点，就是立宪。黑格尔讲：宪法是一个民族几百年民族精神的一个凝聚、结晶。立国是政治的能见的层面，立教是一个精神的层面，那么立宪呢，就是把一个国家的精神和他的物质的存在、国土、人民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这样一种政体的形式就是立宪的任务。这个立宪就是对立国和立教这样两方面进行一种调和，那么立宪的任务可以认为是立教和立国两大任务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中国从1978年以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28年，我们看他的核心的一个思想纲领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可以认为改革体制基本上就是一个转型体制，那么它要往什么方向转呢？实际上目标本身不是很清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邓小平改革的一个基本纲领叫做“摸着石头过河”。1976年就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呢？当时大家琢磨得并不是很明白，邓小平就说基于实用主义中国人的这种智慧。总体上首先有一个共识，就说阶级斗争不能再搞，我们先搞点钱花。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别的事情没有想明白，那么首先有个事情大家去做没错，大家先去挣点钱，先让老百姓吃上饭，以这样一个想法为基础，逐渐逐渐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
在这个基础之上，走到今天2006年，把和谐社会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我认为事实上是提出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从纵向的角度来讲，提出来一个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从横向的角度来讲，提出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和党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20世纪，中国在过渡时期有两种党治的形式，中国的党治实际上受到了列宁的很大影响，首先是孙中山确立了一个初步的党国体制，这个党国体制的基本的核心架构就是所谓的党、政、军、主义、领袖一体，这个架构实际上是对君主专制之后的一种替换，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实际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君主、天子之后，事实上是由人民取代了天子这个角色。毛泽东对这个取代非常敏锐，我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人民宗教，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两句话，一句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句话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有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喊的是“人民万岁”。另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独立自主”。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去看邓小平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那么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这里边表达的实际上是身体的屈服和直立。我们知道孔子讲：人之生也直。一个身体是直立还是弯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看，国歌里的第一句与毛泽东思想相呼应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么做奴隶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奴隶是趴着的，是跪着的这样一种状况，就从1840年以来，中国作为一头睡着的狮子也好，还是作为现在20世纪一只醒来的公鸡也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从1840年到1949年它是一种跪着的状态，是一种做奴隶的状态。那么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个站立、直立的状态，这实际上是表达了整个中国这样一个巨人整个姿态的一个转变。
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很大一个侧重是什么呢？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哲学就是主体性的哲学，所谓主体性的哲学就是说毛泽东的这样一个人民宗教到邓小平的时候逐步演变成公民的宗教。在80年代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另外一个极端则是小皇帝。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小皇帝，还有在这之后的所谓帝王戏热，在这里边他都体现了是一个在中国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的崛起的过程当中所浮现的种种挣扎，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个体被赋予主体性。到了21世纪，每一个个体已经被赋予主体性之后，但中国人实际上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每个人的个体建构都还没有完全成熟。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到21世纪无论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是每个个体，几种关系都出现了恶化。那几种关系呢？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体现为环境问题。第二个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说大陆与台湾这样一个冲突，台湾体现出非常强的一个离心倾向；另外一个，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二元的结构；还有贫富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些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就是身心关系。那么这个身心关系，也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分裂。这个分裂体现在文化意识上，我们现在很缺乏一个中国新文化的文化自觉。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里边有两种不是很成熟的倾向，一种倾向就是一种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自卑，这在右派里边比较多的，表现为对美国的盲目崇拜。什么东西美国都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非常右的倾向。另外一种倾向是跟这相对立的一个反面，就是鼓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可能不利于我们反省自己性格当中的缺陷。对于继承五四的任务，然后在五四基础之上继续进行这样一个反思，来进行新文化的建设，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建立真正的属于中国人的新文化，这两个极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全面危机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这任务、这个目标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了。在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构架当中，立国、立教、立宪，今天我们重点探讨的是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立宪的任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和谐社会和法治建设。就说我们要探讨立宪是作为一个中介，在这个和谐社会的三立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把这个11号刚刚公布的九大目标和六个必须我们把它读一下，然后分析一下，我这样一个解释的依据是什么。“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
我们注意，这个2020年不是随便提出来的，为什么是2020年，是拍拍脑袋随便提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根据我对中国传统知识的研究和了解，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一个数字是分不开的，就是28。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年的笔名是“二十八划生”，那么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建立的，哪年夺取政权呢？1949年，那么在国庆日上呢，就是开国大典上礼炮，别的国家都是21响，它放了28响。从1949年到1977年是28年，从邓小平的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6年正好是28年。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到2006年，为什么到2006年下半年有一个改革的争论呢？实际上有人提出叫改革的终结，有人说改革的死亡。它体现了改革体制到2006年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就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还在坚持，但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它所提出来的理论整个构架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这个里边很大的差别就是，和谐社会它所表述的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是四位一体，那么在这四位一体当中涉及到更加复杂的一系列关系的处理。站在这个意义上来讲，2020年可以认为是，再有第4个28年的话，它是2006到2034年的一个中间阶段。我们回去看很有意思，1921年到1935年毛泽东确立他的领导地位正好是在中间的第14年，那么你再去看，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恰好是在28年的中间，所以说对中国文化来讲，数字具有一个很奇特的含义。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和谐社会揭示出来提出2020年，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对于未来14年新的28年中间14的基本的目标，我们看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它第一个目标就是：“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民主法制，依法治国，还有权益得到保障，实际上是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就像和谐社会，它的最重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民主法制。有人比较，和谐社会和去年的小康社会论证差别非常大，依法治国从排到最后一位直接提到第一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治建设在中国这个和谐社会建设当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我们注意，在这里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目标的第三句话，“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保障”。
我们注意在这上使用的一个词是“权益”，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利，第二个是利益。权利和利益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写入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文件的九大目标和六个必须实际上是和谐社会决定最核心的内容。这个目标和最近几年的维权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最近几年维权运动，维权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维护权利，也维护利益。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地方用权益这个词，而没有用权利，没有用利益，实际上是对过去二十多年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很大的调整。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很大的特点是强调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强调利益。但是根据政治哲学，权利和利益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权利是利益，很多权利不是利益，或者说权利是更根本的利益。而且权利要比利益更加重要，比如说你免农民的农业税，这就是直接使农民得到利益。那么如果相反，废除城乡的壁垒，比如说改变户籍制度。比如说一个农民在北京打工，10年20年之后他还是一个农民，把这种户籍制度的壁垒去掉之后呢，这就是赋予他的迁徙自由，这就是对农民权利的确认。这种确认可以带来比具体利益多得多的利益。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有人说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公民维护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已经从“要利益”转变到“要权利”的高度。政府从这点上来讲，和谐社会这个理论最新的表述是把最近几年在大陆影响很大的维权运动的核心主张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这也体现了它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政党非常重要在于它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也就是不断的从各种各样的历史教训当中来吸取养料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实现所谓的“与时俱进”。
刚才讲到已经触及到了今天讲的这个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一个主题的要害。下边我结合这个问题来具体地对这个维权这个问题作一些分析。刚才已经提到这个和谐社会这个理论已经吸收了“维权”的主张。当然它不用民间的直接的表述，比如说“人民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它用的表述的很严密。它表述为“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这个切实尊重和保障来自于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把宪法修正案在这个地方化入中共中央这个文件里面了。
那么我来探讨分析一下中国维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它的基本走向。刚才讲到维权运动的兴起和走向这就是公平优先和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和改革体制的关系，实际上和谐社会理论是对于改革体制的继承和超越，意味着中国的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以前讲过中国有两个悖论，其中一个悖论叫“孔子悖论”。我们知道经过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思潮一分为二，一个思潮是尊孔，另外一个思潮是反孔，两者闹得不可开交，直到90年国学热兴起之前的话，始终是相互在打架。要么是全盘西化，要么是保守主义的儒家可以救中国，儒家可以救世界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从1990年开始国学热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左中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孔子悖论已经得到基本的化解。现在的儒家时时还是会有一些极端的，激进的，甚至是比较荒谬的思想，比如说把孔子的诞辰日定为圣诞节，据我了解他们也有一个策略，叫“语不惊人死不休”。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广告轰炸，人的视觉听觉都很疲劳，所以你必须故作惊人之语，别人一听很荒诞，然后骂一通，批一通，然后借这个机会传播的更广。但实际上这种想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一个正道。真正的做法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做一些恢复工作，用论语，用儒家传统来更新人心，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的这样一种更新的工作，我有一些朋友在这点做得非常踏实。
我刚才讲就孔子悖论已经得到化解。第二个悖论就是“毛泽东悖论”。我们发现，中国的精英和民众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有非常大的冲突。中国的精英，尤其是右派，右派基本上是对毛泽东做全盘否定，受到左派的很多批判。但是右派很痛苦的是，这几年我早就观察到的，你不相信你到农村里面去调查。五六十岁的老人，包括我父亲，我父亲一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那一代人，仍然是对毛泽东是非常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是非常真实的。在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当时我7岁，我记得我是在江苏的农村，普通老百姓流眼泪，那种悲痛一点都不假。不仅是那个时候，到现在来讲的话，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包括北京出租车的司机，你去问一问，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时代非常有感情。所以很多的人一种解释就是，这是一种愚昧，不够开放。实际上这样讲的话，是简化了问题本身的高度复杂性。我认为对于21世纪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毛泽东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而如何恰当地处理这样一笔遗产，实际上也是和谐社会和中国新的政体变革、新文化建设、新政治体制建设，中国走向和平崛起、走向真正的复兴所绕不过去的一课。正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中国社会恰恰是需要围绕毛泽东的问题的讨论和深化，包括对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刻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在中国新的政体建设形成一个更加成熟的方案。化解毛泽东悖论，化解精英内部关于毛泽东对毛泽东认知的这样一个截然的对立和冲突，化解中国精英和民众两者之间关于毛泽东认知的截然冲突和对立，这是中国社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任务，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对话。
我们刚才讲到和谐社会和改革体制，在邓小平的改革体制之后，2006年之后，我的判断是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需要处理好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中国的政体变革，还是文化变革，还是中国的统一，都要处理好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讲，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么未来中国走向统一的中国，实际上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处理好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我的理解它是中国文明的两个进路，一个是海洋进路，一个是大陆进路，这两个进度之间的非常复杂的关系。在我看来，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走的是海洋的路线，是海洋的一个进路；而毛泽东的中国主要是大陆文明的一个进度。我们看他们取得成功的路线也很清楚。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是从海外，从沿海向内地，南方向北方，北伐这样一个过程。他的依靠力量也是像美国的华侨。孙中山的信仰有基督教的信仰背景。毛泽东就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从上海，江西，一直转战到陕北，从西北再扩展到华北，华北扩展到东北，从东北往南打。这符合一个规律，中国自古以来所有大的王朝都是从北往南打，短命的王朝都是从南往北打，这是一个基本的路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典型的是以内陆，以基层，来战胜上层和外部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大陆文明的走向，一个是海洋文明的走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是一个大陆主导文明向海洋文明开放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开放过程当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的争论，但需要肯定的是一个大陆文明逐渐向海洋文明更新，重建大陆与海洋的关系，生成中国新的文化，新的文明，这是中国21世纪一个主要的任务。在这个角度来看，还有一个第三个维度，这有人必然会想起军事上的所谓制空权，所谓地缘政治，但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核武器已经出现，还有卫星上天已经使中国进入第三维度，空间的时代。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陆、海洋、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未来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新的理想在里边，也需要处理这里边复杂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直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共产主义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骨子里的根本目标都是富国强兵。有人观察，毛泽东在骨子里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孙中山信仰基督教，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有人观察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这是一个基本目的，所以孙中山临死前喊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那么对毛泽东来讲的话，无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选择和中国化，是非常灵活的。表现在他和苏联的交恶，不愿意加入社会主义同盟，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基本特点。
那么在21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讲，像神五神六升天，实际上提出一系列的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我有一个朋友，北大法学院的陈端洪教授提出来中国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从富强到自由，我现在看，神五神六宣传它是以爱国，以国家的昌盛，国家的富强民主。但事实上有一点，和谐社会在这个领域上来讲，提出来一个新的任务，叫核心价值的重建。核心价值的重建，对于中国来讲的话，除了保持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核心价值之外，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核心价值，还需要恢复一些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比如说中国传统的仁和义核心价值需要恢复。另外一个，需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自由的价值。这个自由的价值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价值，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对自由的价值对有真正的充分的重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正义的价值、公平的价值，这是中国需要恢复和光大的一种价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他原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公平，但是现在对公平这个正义的价值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强调得不够，对自由和正义这两个新的价值需要新的强调。
经过这样地分析，在中国2006年之后，它所面临的是什么任务呢？就是穿越历史三峡的另外两个峡谷，一个是政治的峡谷，一个是文化的峡谷，这两个峡谷都给我们提出空前的复杂的任务，那么这个空前复杂的任务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维权运动的崛起和法治建设、立宪在此过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往下来看的得话，公民维权实际上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再来观察讲邓小平的改革体制到和谐社会，这里面就提出来“三立”的异象。最近就是跟十六届六中全会相伴随的最近的一两个月，我在八月份提出一个观察，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加速期，就是未来我们不可避免的要穿越两道峡谷，甚至是同时穿越两道峡谷，一个是政治峡谷，一个是文化峡谷，这样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变革，用李鸿章的话讲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和新政体建设，它的意义是不仅仅是最近二百年的，它的意义实际上是夏商周中国古典文明成熟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新的政体和新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转向。
中国文明因为他本身问题的巨大复杂性，使得中国文明和中国政体的重建它的意义是超乎寻常的，这个论证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我们可以看现实，为什么讲转型进入一个加速期呢？我们来看东亚最近发生的几场政治地震，我们知道有一个思想家叫阿瑟在九十年代写了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运用了一个理论，就是把板块构造学说引入整个世界格局的转变当中，他提出1990年之后，就是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格局进入一个深刻的板块变动期，那么在东亚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1990年之后，日本处于一个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中国经济一直到今天为止十几年的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这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板块对比格局的一个转变，现在来看呢，你会发现，最近的几个月东亚的政治板块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哪几场政治事件呢？首先我们来挨个看，越南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次是泰国的政变，然后是中国台湾的一个倒扁运动，接着是大陆的我们知道两场很大的政治地震，一个是大家都知道是陈良宇的案件，是体现执政党内部的权力格局的升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大陆的这个维权运动有几个人被抓，有几个人已经被判，还有几个人已经进入刑事起诉的过程当中。接着呢，我们知道最近的一周发生的一个新的地震，就是这个朝鲜的核危机。我们发现何新在九十年代讲过，东亚有三个地区热点，从北到南有三个，一个是朝鲜，第二个是台湾，第三个是南海，我们发现很短的时间里，这三个热点热了两个，就南海还在沉睡。跟这个伴随的，整个东亚，从越南到泰国，到中国大陆的内部，到中国还没有统一的台湾板块，也就是在整个中国板块发生了三场政治地震，在中国板块周边国家发生了三场政治地震，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泰国，第三个是朝鲜核危机，实际上还要加上日本首相的更换。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东亚的政治板块的格局进入到一个什么时期呢？用地质学上的话讲已经进入到一个地震活跃期，他已经告别相对沉寂，已经进入一个地震活跃期，这几场政治地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整个东亚的，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板块还是国家内部的各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利益格局正在非常迅速的分化组合这个过程当中。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解读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含义是什么？和谐社会的含义是你这个各个板块之间就不要再碰撞了，再冲突了。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过一阵子，你们各个板块之间，基本格局要确定，重新进入一个地震沉寂期，这个地震沉寂期必须使各个板块都认，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是压下去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反正总而言之，各个板块之间的对比关系就已经基本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来看维权运动他就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关联。我一直认为毛泽东这个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实际上是理解社会的一种非常深刻的分析方法。我们来看中国社会是有很多矛盾，但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来了，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已经提出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弱势集团和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过去二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期，国有资产流失，然后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城乡关系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一个非常畸形的社会的板块结构。有人把这种畸形的板块构造趋势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大家也知道最近有一个说法叫“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或者说是官民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来的两大板块，所谓社会和谐最根本的问题在哪？最根本的就是两大板块的调整，这两个板块有很多小板块，比如说弱势集团的板块有农民工人等等很多的板块，但是最根本上分成两个板块，一个是弱势集团的板块，一个是强势集团的板块，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的出路是抑制强势集团扶助弱势集团，促进社会公平，从而使社会的和谐两大板块的构造比较合理比较合乎公平正义。什么叫正义呢？就是各得其所。按照他所付出的他得到，这样就实现了和谐。
那么在这样一个角度当中来看维权运动。维权运动的定义有很多种定义，那么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从2003年以来，或者说是从2000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崛起的这样一个推进维护公民权利的一个运动。我们都知道，03年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件，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之后呢，在中国社会，大量的上书，大量的诉讼，影响很大的诉讼，像刘涌案像宝马案，也有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像2004年是74000起，2005年是87000起，这样一种影响比较大的公民要求维护自己权利的运动。维权运动实际上非常宽泛，为什么说非常宽泛呢？我们知道，2004年，05年全国妇联的核心工作就是搞好维权，那么工会呢？就是全国总工会在2005年年会开完的时候，王兆国所作的报告的题目就是“团结起来，切实维权”，也确实做了很大事情。就是沃尔玛在很多国家都拒绝成立工会，它在中国被迫成立工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三一五”，我们知道“三一五”是消费者维权日，所以维权运动本身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运动，那么维权运动形成一种声势，它和中国社会，和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维权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依照法律来维护公民权利的运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它事实上是一个改良色彩比较浓厚的运动，实际上是社会自我更新的运动。
维权运动的核心主张我把它总结为三个。第一个是“仁爱正义”，这是它的一个核心主张，维权运动的核心主张就是这个社会需要重建核心价值，它的核心价值是认为中国社会需要恢复传统的核心价值，需要建设一个仁爱正义的社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法治民主”，就是要建设中国的真正的法治民主。第三个是廉洁均富，廉洁均富实际上是讲两个问题，均富实质上是讨论民生问题，廉洁讨论的是一个反腐的问题，解决的是强势集团过大，弱势集团过弱的问题；均富呢，均富这个问题目前在大陆目前讨论的比较少，这个问题在台湾讲的比较多，我们知道台湾的贫富差距是十分合理的，台湾收入最高的行业和收入最低的行业的工资比是六比一。现在在大陆这个比例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有人测算大陆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例已经达到六比一，就不要讨论城市里的高收入和农民之间的差距，这个事没办法说的，我的亲戚我的大爷的儿子他一家都是农民，在安徽全椒，靠近南京的地方，鱼米之乡，自然条件相当好，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人均的实际年收入是六百块钱人民币，全椒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六百块钱人民币，在北京是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一场演讲演讲费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这个均富实质上应该作为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在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这样一个社会，所以未来而言均富应该是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的目标，这应该成为左和右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以前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的偏差在法学所谓“替代经济学”成为强势。法学学者应该贡献出足够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负担，我们知道法学的经典定义是法学乃公平正义之科学，所以说作为搞法学的人，如果心中没有正义感，没有社会公平的倡导，实际上作为一个基本的法学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是不合格的，作为律师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律师的第一个要求，最核心的要求是公务性，它的商业性是非常弱的，但中国律师呢？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叫《法律职业主义》，中国律师的律师职业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就把他的技术性专业性就把他的商业服务性当作最重要的特点。律师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活，成为一个纯粹凭本事吃饭的，实际上不是，律师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定义维护公民的权利，是促进社会正义的公平正义的。
那么维权运动的具体路径我概括了一下还是三点，第一点是中道的整合，这个中道的整合实际上体现的是对这三个问题的重新思考。第一个是民族问题，第二个民权问题，第三个是民生问题。在我看来，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而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对它的深化，现在需要重新思考孙中山和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社会的这三个问题。民族、国家的统一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现在看几场政治地震，尤其是台湾的“倒扁运动”。
实际上台湾的族群已经分裂，我们知道台湾以南、北为界已经形成赞成独立和赞成统一的两大族群，力量基本上持平。台湾有一个公民教育的缺失问题，林毓生先生提出，蒋氏父子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只重视巩固自己的政权，忽视了公民教育，忽视了对健康的公民心理的建设，所以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台湾虽然走向了民主化，但是缺乏健康的心态。在日本殖民五十年和国民党专制38年以后，台湾缺乏一股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力量来进行比较深刻的公民教育，因此它的公民社会的基础非常不成熟。台湾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它的台独运动，这是它很不幸的地方。最初推动台湾民主的是主张台独的这么一批人，这批人走向政治舞台后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民粹主义，使得台湾民主的民粹主义非常严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倒扁运动体现出来的是整个中国文明的向心力的下降和离心力的上升，因此我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持不乐观的态度。我本人坚决赞成和平统一，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性的判断是，台湾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非常微小的，而且越来越小。
从某种意义上讲，倒扁运动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我们讨论台湾问题要纳入一个大的视野来进行。因此我讲维权运动的具体路径第一个就是中道整合，包含三个问题：民族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在我看来，民权问题，或者说兴民权，抑制官权，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今天讲三立，立国、立教、立宪，最关键的就是立宪，兴民权、抑官权，实际上就是在宪法之下确立国家权力的界限和公民权利的范围。把官权和民权的界限确立之后，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受到扼制，在这个基础上，整个社会会渐渐走向平衡。这是第二个问题：民权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维权运动的基本主张就是要廉洁均富，民生问题要走向“均富”。中国有两个两极分化，一个是城乡二元结构，一个是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的差异。穷人和富人不是简单的城乡差异的问题，农村也有富人，农村的富人非常富裕，像温州和内地就像在两个国家，沿海农村的生活水平、购买力几乎和美国普通人相当。人民币汇率汇率被低估，有人估计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应该是1：3到1：4，因此沿海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非常高，内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就非常差，有一些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这是民生问题。
我们看到，民权问题、民生问题、民族问题这三大问题，维权运动的主张是以民权问题为中心，带动民族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生问题的公平均富。那么中道整合的中道，其含义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在我看来，在整个帝制倾覆以后，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提供了三个方案。孙中山的方案是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方案是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的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的和谐社会是在探索新的中国道路。实际上思考中国问题，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能够成功，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反极端的。你看毛泽东的思维方式非常明显，《毛泽东选集》里边反对左倾和右倾，他走的是一个中间的、实事求是的路线；邓小平也是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右边的反思，坚持改革开放是对左边的反思。就像走车不能左偏也不能右偏，这就是中道的思维，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思维方式的精髓。因此，中道整合是维权运动思维的核心，它的几个基本特点，也是我的一个主张，就是超越左右派。在我看来现在左和右的很多争论都是口水战，我们缺乏建设性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过头去看，很多人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的评价是很不公平的。我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给我打下了很好的理想主义的基础，虽然我后来的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共产主义信仰在我的信仰的变化中是一个重要的铺垫。中道整合的核心价值，可以认为是一个正义的价值，这是维权运动的具体路径的理解。
第二点就是非暴力，中国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三种模式。中国政体的变革，我们不管最后的方案怎么样，但是中国在走向一个新的政体，和1911年帝制倾覆的时候政体不一样，这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个政体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照搬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法国的、俄国的，而只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在二百年的历史之后中国转向一个比较成熟的政体，在这点上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上，每个人持有不同的信念，希望自己的想法在政体当中享有更多的份额。政体的演变有三种模式，有苏东波的模式，大家已经很清楚，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并且中国政府的反和平演变、反颜色革命已经防止这种模式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因此我可以肯定颜色革命或者说苏东波的模式是不可能的。西北风是不可能刮到中国来的。另外还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水泊梁山的模式，现在有些海外民运分子鼓吹的是暴力革命，这种模式我认为也是绝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大家知道现代国家的通讯和交通的发达，比如高速公路、航空运输以及铁路提速，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大型国家进行超地域的控制。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打游击可以在深山里藏十万人，现在不要说十万人，连一千人也藏不了。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一个师空运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任何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都已经消解了，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的可能已经不可能发生。那么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以及台湾的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呢？我认为中国未来将产生一个新的模式——互动沟通模式，就是以台湾模式为基础，但是要防止台湾模式的弱点，比如说在蒋氏父子专制统治之下产生的台独式的民粹主义的膨胀。这种互动的新模式可以改变中国传统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样一种极端情绪，形成一个双方的政体，而不是一个单方的政体。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政体变革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死我活，这一点在1945年抗战结束就非常明显，当时无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骨子里都无法接受两党谈判、共同走向民主建国的模式。这是第二点，追求的是非暴力。
第三点就是司法中心。就是说和传统的“广场中心”相区别的，以法庭为中心。这可以有效地化解暴民和臣民的两极。我们不是平时做奴隶，一旦逼急了做造反派，而是在日常性的以法庭为中心的互动中进行自我启蒙，进行法治、民主和权利的操练。
刚才讲的维权的三个核心主张和三个操作路径，下面讲到的是一个对现实的分析。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应当学习什么呢？当前中国现实中存在两个方面的博弈，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这个博弈不仅在地方如何做大，还有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问题以及统一后的台湾的治理和西藏的长治久安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政体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一制，一国两制的融入使香港相当特殊，权力大过了联邦制之下的州政府，甚至是远远超过，比如香港实行司法终审权，我们知道司法权的统一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基本标志，但是香港的死刑不用到最高法院复审；中央政府的核心权力之一就是体现政府权力的征税权，而香港是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的，征税权不到香港，还有邓小平一国两制下承诺的台湾军队可以保留，而军队体现国家主权。如果中国按照一国两制来统一的话，它的政体将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将发现，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和推行经济特区的试验以后，中央和地方关系已经非常复杂。比如说司法权已经严重地方化。为什么把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呢？就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以死刑复核权为中心的死刑复核利益交换，带来大量的腐败，这就是司法权没有统一。现在分税制改革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中央财政状况急剧好转。但是这带来财权和事权的分离，有财权的地方不干事，要干事的地方没有财权，导致基层财政的迅速恶化。这就是说分税制改革没有确立一个好的中央和地方的框架。有人把这个改革叫做财政联邦主义。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关系很特殊，就是国税和地税的分离。最近几年土地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建设税由地方征收，而对地方政府来说使自己的财政好转要通过大兴土木来获取税收。中央和地方一直就有集权和非集权的争论，从建国以来就有“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说法。考虑到统一之后的中国的巨大复杂性，考虑到香港受过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考虑到澳门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将来统一后的政体将是介乎于邦联制和联邦制之间的一个政体，它叫什么名字我认为不重要。我认为它是这样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多中心治理的框架，恰当划分了地方和中央的财政税收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四五级，按宪法规定是三级，现在多了两级。为什么政策出不来中南海，原因就在于层级太多，造成信息成本高。那么治理以什么为单位？以省太大。譬如一个河南省人口一亿，相当于一个孟加拉国；一个山东省八千万相当于一个德国。以县则数量太多，有两三千个县。有一个说法：东方人善于治理几百万人的城邦，像香港新加坡600多万治理的不错，台湾两三千万人干得也还可以，人太多了问题就复杂。现在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是“虚省实县”，把县的数量减少，形成一个更为合理的治理框架，这个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
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是联邦制的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它叫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政体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形成新的中央和地方的框架。第二个要学习的是什么？陈良宇案件，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件，它体现了权力制约体制的必要性，制度反腐是未来必走之路。在横向关系上我们要学习制约权力的制度。它是否叫三权分立并不重要，耶鲁大学有个教授认为三权分立很荒唐，应该是五权，具体几权由我们自己决定，关键是学习权力制约的必要性。还需要学习的是契约的观点，这是立宪的核心。需要形成一个国家权利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契约的关系的观点，这个我们是比较陌生的。新加坡一个学者郑永年先生认为，国企下岗买断工龄不合理，他的解释是政府撕毁了隐性契约，原因在于在这种隐性契约下隐含了两个承诺，住房和养老保险。而买断工龄后，住房不管，养老不管，这就是撕毁了隐性契约，即公法契约。应该通过契约和法制的方式解决强势和弱势集团关系的问题。弱势集团和强势集团通过法庭、谈判，官民通过良性的协商，签订契约、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这是中国走向一个新的立宪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民维权行动可以积累法治民主的观念，积累立宪的规则，积累法律的规则，积累活生生的管用的规则，积累政府和公民良性互动的程序，积累中国重建和谐社会需要的经济的规则、道德的规则、法律的规则、文化的规则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真正走向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这个目标最终肯定要通过新的统一的宪法来实现，所以我的预期是新的宪法的诞生不会太远。我相信中国的立国、立宪、立教都会在二三十年内完成。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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