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勇
对康德政治哲学的理解，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康德要以历史哲学替代政治哲学。但是，美籍德裔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却洞见性地认为，康德《判断力批判》“包含着其政治哲学中最伟大、最有创见的思想” ,可以从我们所熟知和认同的康德“历史哲学”中精炼出一种“政治判断”理论，构成康德“未写出的政治哲学”。这种“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是阿伦特对康德政治哲学的理解和重新解读，抑或可以说是阿伦特自己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治的审美化，而这种政治审美化的可能性就在于阿伦特对“判断”概念的重新解读，给予其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解维度。　　
一
　　康德178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确实有将政治理想从属于“历史目的论”的倾向，即将人类的政治使命衔接到自然目的之上，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康德通过九个论题环环相扣、逐级地建立了从“充分发展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物”到“普遍世界历史下的世界公民”，形成了一种按照自然计划的合目的性的历史哲学。在这个进程中，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了“公民状态”。在康德看来，我们可以希望“通过许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实现“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得到充分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的自然最高目标——实现“千年福祉王国”。
　　“千年福祉王国”是“目的王国”和理想王国，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康德指出，“良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那么，这是否是这位头顶“璀璨星空”、胸怀“道德法庭”伟大哲学家的无奈呢？
　　进言之，即使康德政治哲学中的“历史目的论”倾向所展现的仅仅是人类未来美好的政治愿景，是康德哲学中另外一个无法规避的“物自体”和政治悬设，只具有理想性的指导意义。那么，在这种政治理想下的个体如何践行自我的政治实践，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实行自我的政治判断呢？
二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历史概念虽然在其“成文的”政治哲学，诸如《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永久和平论》中很重要，却并不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对康德而言，历史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历史主题是被理解为造物的一部分的人类种族，只不过是所说的作为最终目的和创造之最的一部分。在她看来，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未写出的政治哲学”，而它所摒弃的正是其“成文的”政治哲学中所展现的“历史目的论”倾向。
　　康德以前，“判断”被界定为一种谓词性的行为，判断与命题相同，其特征在于它做出了真或假的断言，在字面上判断被表达在命题中。在康德看来，“判断力”与“知性”和“理性”共同构成了人的高级认识能力；与之相对应，普遍逻辑在其分析论中所讨论的就是“判断”、“概念”和“推理”。
　　康德认为，“判断力”分为两种，即“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前者是从一个被给予的经验表象来规定一个作为基础的概念的能力；后者是对于一个给予的表象为了某种由此而可能的概念按照某个原则加以反思的能力。进言之，“规定性的判断力”就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归摄），即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如果把一般知性解释为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也就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的规则之下。”康德进一步指出，在高层认识能力中，作为联结彼此独立的知性和理性的中介环节的判断力不是知性认识中从普遍概念出发规定特殊对象的“规定性的判断力”，而是从给予的特殊出发去寻求其可能的普遍原则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出于此种需要，它给自己立法：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由于自然合目的性又区分为直接与愉快相关的主观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和建立于其上、不直接与愉快相关而与对客体的知识相关的客观的、质料的合目的性，所以，“反思判断力也就区分为通过对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作评判的审美判断力，和通过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对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作评判的目的论判断力。”
　　阿伦特所建构的“判断”理论正是依据她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尤其是对其中的“审美判断力”的诠释，建构自己的政治判断理论，使之应用于政治实践。
三
　　阿伦特晚年之所以要尝试建立判断理论，一方面缘于她对现实的反省；另一方面则是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的必然结果。
　　在实践层面上，阿伦特亲历艾希曼的审判，提出了“平庸的邪恶”（the banality of evil）理论，思索人为恶的理由。在她看来，为恶不在于知识的匮乏和智力的缺失，而是思辨能力与判断能力的缺乏：政治邪恶源于思辨能力与判断能力的丧失，以至于在现实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无法分辨是非善恶。阿伦特指出，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罪恶告诉我们，人的“不思想”与“不判断”所造成的灾难远远胜于人做恶本身的危害的总和。
　　在理论层面上，阿伦特晚年著作《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和“判断”三个部分。阿伦特按照概念史的进路，论述人思维、意志和判断活动的意义。在她看来，对于政治实践而言，思维和意志活动是在“私人”领域进行的，它们是“与世隔绝”的，必然陷入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思维是我与自我的对话，意志是我的意志与我的否定意志的矛盾与对抗。（cogito me cogitare, the volo me velle）”人要摆脱自我的这种困境，必然需要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而心灵活动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就在于心灵活动本身的另一项能力——判断力，借助判断力，我们可以实现从“私域”到“公域”，从“思想”到“实践”。
　　审美判断（judgment of taste）也称鉴赏力判断（aesthetic judgment），是将一种审美特性或审美价值归于某一对象，因此有别于给予我们知识的认知判断或逻辑判断。康德分别从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通过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概括出对于美的普遍一般的说明：在质的方面，“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的评判的能力”；在量的方面，“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美是那种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在关系的方面，“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即“无目的的合目的形式”；在模态的方面，“在一个鉴赏判断里所想到的普遍赞同的必然性是一种主观必然性，它在某种共通感的前提之下被表象为客观的。”
　　阿伦特正是从康德“审美判断”关于美的论述中找到了一切实践判断和政治判断得以可能的条件，发掘出了康德“未写出的政治哲学”，进而建立了她自己的政治判断理论和“审美的”政治哲学。
　　从质的方面来看，美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被表达的，因为一切利害都将破坏鉴赏判断并将取消其无偏袒性。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在广义上包括经验性的审美判断与“鉴赏力判断”。经验性的审美判断是对惬意事物或愉快事物的判断，鉴赏力判断在狭义上则是一种审美判断，是对美的判断，是“无利害感的”，因此与个人的欲望和动机无关。所以，从事这种判断的人期望他人在同样情况下作出相同的反应。因此，鉴赏力判断具有一种主观的有效性和普遍性。
　　无利害性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判断的无偏私性。个人利益无法摆脱偏见，或者只能部分地摆脱偏见，现实的政治生活和判断往往与利益和目的联系在一起，这就使真正的政治淹没其中。康德以一种“沉思快乐”来审视法国大革命，通过表象与之建立了适当的距离，这就有了对之评价所必要的疏远、不介入和无偏向性。所以说，当我们通过 “再表象”与判断对象建立了适当的距离时，我们就有了公正判断的条件和可能性。
　　从量的方面来看，美是无概念的，即没有任何客观化的意图。“没有概念”意味着一种重新理解，一种自我判断的生成。阿伦特将之引向政治领域，赋予了判断独特的意义：当下事件的判断无需援引前例、运用原则和遵循成规俗律。在阿伦特看来，援引前例则使判断无法洞见事物的新异；运用原则往往使判断走向科学式的推论，而无法洞见当下判断的独特性；遵循成规俗律则腐化了人判断的来源。
　　从关系的方面来看，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目的意味着一种内部结构，在这种内部结构中，各个部分之间，各个部分同整体之间相互调节。目的正是《判断力批判》第二部分所处理的人类组织之外被发现的东西。但是，没有终结的目的，并非是如建构人类实践的技术中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那样，是被寻求和计划出来的。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在无须借助任何有意图的修饰行为的状态下，就反映了这种和谐的组织结构。在阿伦特看来，政治不是关于目的的判断，而仅仅是关于表象的判断，这也正是审美判断可以应用于政治判断的原因。
　　从模态的方面来看，美是人类共通感（common sense）所表达的。美之所以使他者有同样的感觉，引起他者同样的判断，就在于人类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不是以私人感情为基础，而以一种共同情感为基础。共通感“在自己的反思中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康德的共通感是共同体成员与言行交流的基础，保证了交流达成共识的理想。共通感使得“我”与“他者”共同“在世”，因此具有了可交流性和普遍性。但我们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政治事件，行使判断时，我们不是以任何方式强迫他者同意，而是期待他者的认同。这种认同的过程就是共通感的确立。进言之，如果共通感形成了，那么“我”的判断就是“全体”的判断，这也就在最大程度上恢复了政治的自主性，使我们对政治有了一个新的理解维度。
　　政治的审美化过程就是彰显对人的自主性、独特性、奇异性认同的过程，亦是对普遍社会价值认同的过程。“政治审美”理论也许并不完善，但却可以使我们在一个新的张力场和视域中思考政治，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考量路径。阿伦特不可能给予“政治”一劳永逸的回答，但却是伟大问题的提出者和践行人。
 （作者单位：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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