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名字，很多情况下是与国际冲突和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的。2003年他与美国前总统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直到今天仍震动着世界格局；他在解决北爱尔兰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受人赞誉，但作为中东四方任命的特使，在推进巴以和谈上的无所作为，又让他备受诟病。

　　事实上，十多年前，作为英国工党新星而崛起的布莱尔，却是以“第三条道路”作为自身最重要的政治标签的。

　　“第三条道路”，通常被认为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折衷，在经济上摒弃传统左派理念，强调市场与私营企业的作用，但也不完全接受自由放任主义，在公共政策上则试图通过增强经济效率的改革措施，维护欧美既存的福利国家制度。在英国，其理论代表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而在政坛上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的布莱尔，在思想上是吉登斯的门徒。

　　布莱尔的过人之处，在于将吉登斯的深奥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资本。他以“第三条道路”与“新工党”为旗帜，修改工党纲领，引领原本显得老迈不堪、在撒切尔时代臣服于保守党的工党走出阴影，于1997年获得有史以来空前的选举大胜。

　　在那个时代，“第三条道路”是欧美政坛的主流思潮之一。布莱尔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一道，引领了欧美中左翼政党的复兴。而且，布莱尔不仅改变了他的政党，作为20世纪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他也引导英国彻底走出与帝国历史的告别期，为英国塑造了一个富于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新面孔。

　　显然，布莱尔的继任者布朗没有他那么幸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后者的政绩，也宣告了工党的再次下野与保守党的重新崛起。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思潮与经济政策向“左”还是向“右”的争论，再度响起。近日，布莱尔在上海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回顾当年的“第三条道路”，并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监管与创新的权衡、劳工与资本的平衡，以及世界经济的未来。

　　《财经》：在金融危机之后，你觉得“第三条道路”理论是否到了回归的时候？

　　布莱尔：是的。“第三条道路”的意思是，政府与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私人部门合作，一同为企业界与民众提供强大的支持。“第三条道路”意味着政府和私人部门各司其职，并在相互之间构建合理的关系。

　　《财经》：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佳模式是什么？

　　布莱尔：我认为一些事是惟有政府可做、市场做不来的。只有政府才能采取足够规模的经济干预措施，使经济恢复稳定。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在西方所有国家，援救银行行动、经济刺激计划等，都必须由政府实施。只有政府才能为合理监管经济提供正确的框架，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诸如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

　　但是，发展工商业并不是政府的特长，我们需要企业和企业家保持它们强劲、旺盛的活力与发展势头。虽然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恢复经济稳定，但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未来都取决于企业家的勤奋与创造力。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最好不要压抑经济中的激励机制，不要影响企业的发展动力。

　　《财经》：你认为政府是否应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是，什么样的调控方式是合宜的？

　　布莱尔：最好的方式是使财政与货币政策彼此协调配合，同时建立一种能及时察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框架，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不仅在国内层面、而且在国际层面上也协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财经》：金融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曾是主导性的经济理论，你是否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一理论的一些不足？

　　布莱尔：因为我是“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所以我一直认为，政府和市场应当实现一定程度的平衡。但我不认为金融危机意味着我们需要逆转经济开放的进程，或阻止私人部门提出新的构想和创见。

　　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经济自由和企业创新依然非常重要。在我看来，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新的金融工具，我们需要跟踪考察它们的发展状况，对其施加约束和监管。但金融工具本身不应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换句话说，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确实对催生金融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理解它们的运行机理，并加以监管。

　　《财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革金融体系，既避免另一场危机的爆发，又避免市场机制遭到扭曲？

　　布莱尔：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的观点是，全球的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协调前进。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我会反问：“为什么人们没有预见金融危机的风险？”如果能事先发现风险的迹象，就可以加以防范。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球合作的监管机制，以利于各国及时得到并分析各种信息，发现风险，寻找解决方法。

　　但我们不应试图以严格的监管来消除一切爆发危机的可能，因为每次危机都必然和上一次截然不同。我们只是需要及时发现问题，不应破坏金融市场的自由与创新。

　　《财经》：在金融危机压力下，中国经济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

　　布莱尔：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经济开放进程，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全世界密切相关。正是过去30多年的开放创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一进程必须继续，同时也应得到谨慎的管理，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这正是中国政府目前的做法。

　　《财经》：今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停工事件，这是否让你对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

　　布莱尔：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的问题。长期而言，人们都希望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不断上升，这是普遍的趋势，现在也发生在了中国，我不觉得有多么奇怪。同样，中国需要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并确保在劳动者、管理层和企业利润之间达成合理的平衡。毕竟，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财经》：你曾是英国工党领袖，在处理英国的劳资关系方面也颇有经验，英国这方面的历史能为中国提供什么经验教训？

　　布莱尔：我们在英国学到的经验教训是：要保持一种平衡，让劳工阶层感觉自己享受了公正的待遇，得到了合理的收入，这在英国是通过最低工资、工人参加工会等机制保障的。

　　但另一方面，归根到底，企业的管理层与劳工有着共同利益，即保障企业经营的成功。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因此对于罢工，政府也应审慎对待，尽量不使其破坏正常的企业。当然，这样的平衡并不是很容易达成的，你看今天的英国，依然不时会发生罢工。

　　《财经》：你不断提到“平衡”这个词，如何实现平衡？它主要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引导？

　　布莱尔：取决于双方面，既需要管理层采取正确的做法，也需要政府建立公平的调整劳资关系的框架。在一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工总是会变得更加积极、强势，争取更多的权益，也试图在企业利润中分享更大的份额，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如果过多罢工对企业构成了过度破坏，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既需要政府建立有效的框架，也需要管理层与劳工保持对话。管理层必须理解，员工愉快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工人也必须理解，如果企业倒闭，那么所有人都会受损。

　　《财经》：我们总是能看到观念的一种左右波动，新自由主义一度是主导性的经济理念，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潮流的某种复归。你如何看待经济思潮的这种摇摆？

　　布莱尔：至少在西方，公众非常明白，政府在危机期间干预经济、试图让经济恢复稳定，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要一手掌控经济。事实上，我认为20世纪的政治观已经过时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分开、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政治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政治要解决的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是保持经济向全世界开放，还是选择与世隔绝？是把全球化视为机会，还是视为威胁？是欢迎来自国外的知识资本，还是将其拒之门外？是支持自由贸易，还是鼓吹保护主义？我认为这些才是目前经济讨论的主导性议题。

　　一些西方政治家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他们认为，公众希望政府重新主导经济。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有趣的是，考察近期欧洲各国几次选举的结果，你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这场“大左转”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今天的人们依然希望政府以合理、负责任的方式削减赤字，而且他们明白，归根到底，经济并不适合由政府来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