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模式的文化探源

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内核

管 健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中国目前出现了很多新富群体，无论是富豪排行榜，还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富二代，都让我们在日益崛起的新富背后，看到家族风生水起的力量，一种中国新富家族模式的凸显。

文化是家族再次兴起的内核

家族也是谱系，总让人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藤系中的一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中国文化则要加上一个副词——“更”。钱穆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中国古代就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是儒家传统所主导的社群主义社会，社群的核心小至家庭，大至家族。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下，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人们最先依赖家庭、亲属来维持生活，维持生存。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仅以血亲为关系纽带，而且连接着地缘的相邻关系，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传承构成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以个人的修身和价值治理与国家形成对应同构的社会形态。

中国人通过关系而定义自我，通过“我在关系中”而了解自己。这种关系首先是家庭和家族的关系，个人意义与祖先的恩泽和家族的命运是联系到一起的。一个人做错事叫“有辱门庭”、“丢祖宗八代的脸”；一个人取得成功叫“祖宗显灵”、“祖坟冒青烟”；人们的最大梦想是带给“祖先荣耀”、“惠及子孙”；人们最担心的是“死后怎么向祖宗交待”、“子孙们怎么看我”。就连骂人也可以窥见国人对家族关系的看重。你对美国人说“你是猪”、“你是木头”，他就会气愤得不行，而这些语言的杀伤力在中国不堪一击。中国人最感愤怒的语言不是把你等同于植物或者动物，而是对你祖先、父辈、家庭或家族的辱没和羞辱，这种国骂直接会唤醒中国人极其强烈的愤怒感。据史载，《战国策》中的齐威王说了一句“叱嗟，而母婢也！”便成为最早的史料记载的国骂了。可见，中国人对家族关系的重视的程度，每一个人都是家族的一个环节。尽管从古代中国到现代社会，时代飞速发展，但国人内心深处的对家文化的认同依旧如此。

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内核。诚然，在解放初期，打破一切旧观念，人们曾经对家族嗤之以鼻，然而文化内核性因素早已成为一些固守的集体记忆，总会迸发出来。在这种行动逻辑中，作为互惠的方式，人们会选择“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文化土壤。

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家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人重视家族，希望家族不断繁盛、子孙享受荣光，其实内心人们热望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复制”，也就是说，社会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的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所能调控的各种资源尽可能将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自己的子女，甚至惠及子孙。然而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人们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但家族永续传承的理想一直未变。

传统社会中，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土地关系和政治关系，土地是可以世代承袭的，在村落中的权力关系也因为土地和财富的承袭而巩固。家财万贯、米烂陈仓、广厦千间，良田万顷是恩惠后代的最好财富。伴随着这些财富的拥有，人们在乡村和族群中的权力关系和地位也开始凸现，这些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断世袭的。历史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从西周后数千年如此，皇权、族权都是血缘关系的产物。所以人们相信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家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买到良田多广阔，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除了土地和财富之外，家族永续发展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考取功名和官运亨通。因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的社会，缺乏法制的护佑，无权无势单有财富是不够的，满门抄斩和财产充公随时可能发生。若要有常青的基业，需要有权力和地位的依靠，所以在传统社会便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个个莫不弹冠相庆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化，囤积土地传承子孙是不可能的。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日益推进法制建设和民主改革，世袭的权力和地位荡然无存，个人的成就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地位和权力需要民主选举和法制监管。

这样一来，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复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家族永续传承的理想唯有依靠家族企业来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商企业的系统性改造使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家族企业都已销声匿迹，只有极少的老字号民营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因此今天的民营企业几乎无一不是崭新的。这些风生水起的家族新富势力的核心领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大多集中于地产、能源和一些新兴行业。

中国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业已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开始走向裂变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成长的挑战，如何突破“财富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千年咒语是破茧之途的重要历程。(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家族的历史变迁(延伸阅读)

项继权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中国是一个家族传统浓厚的国家。历代王朝借助家庭伦理、家族制度及“三纲五常”的道德教化实行社会控制。

第一个时期，从西周至春秋初期，我国实行宗法制度。如周代，周王自称天子，天子是“天下宗主”，他把土地分封给各国诸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的废除，宗族制度也开始瓦解。在此过程中，个体家庭开始从宗族中独立出来。

第二个时期，东汉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的典型形式是世族门阀大家族。这一时期，原有的小家庭和小家族逐渐被以世族门阀为典型形式的大家族所代替。大家族的形成与土地兼并有直接的关联。到东汉时期，门阀地主已经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出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遍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的状况。东魏、北齐时，出现刘氏、张氏、宋氏、王氏、侯氏几个大宗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第三个时期是从宋代开始，至明清时代，出现庶民的家族或家族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这一方面是随着科举制度进一步推行，选拔官吏基本通过科举，人们入仕不再受门第的制约，“孙以祖贵的现象不多见了。”

在不同的时期，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及家族的治理方式不尽相同。如果说在春秋战国以前，家族治理表现为家国不分、周王的一族治理的话，那么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少数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而宋代以后则是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

我国家族的组织、功能和作用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现在的家族本身已经从一种权利共同体转变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从短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在一些地方有复活之势，但是，传统家族组织的权能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现实乡村社会中家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复兴的话，那么，或许这正是因为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个人的独立化也加深了人们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家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家族认同、血缘关系给人们以某种心灵上的归宿和寄托。但是，这种复兴的家族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有的家族。家族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新富家族联姻“公权力”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调查结果

■75.56%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65.58%的受调查者认为，成功得益于“家族经济的组织优势”

■“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86.5%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新富家族发展最大的忧虑

“新富家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财富家族，其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家族，这些财富家族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了起来。

不同的新富家族有不同的表现。一些新富家族自觉、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得到了大众的赞誉，成为新的榜样。而另一些新富家族因为“为富不仁”受到公众唾弃，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原上海“首富”周正毅等。

新富家族的崛起，将深远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新富家族公众怎么看？未来发展走向如何？其发展壮大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人民论坛杂志社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做了关于新富家族公众看法的网络调查。同时，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抽样调查了320位普通群众。本次调查参与人数总计4975人。

创造财富的“英雄”

75.56%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总体评价如何？”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2.23%的受调查者认为“不佳”；21.2%的受调查者认为“很好”或“好”，其中认为“很好”的占5.9%，认为“好”的占15.3%；认为“一般”的占受调查者的26.57%。由此可见，五成的受调查者对新富家族的评价不是很高。

为什么人们对新富家族的评价不高呢？“有些新富家族的发家史，是通过行贿、钻政策空子、搞权钱交易等不光彩手段聚敛财富的。”“一些人在成为新富后，便开始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藐视大众，置社会秩序、市场规则不顾，即便是做了一些慈善事业，也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自居。”“在当今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人无疑是社会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仅仅创造财富是不够的，他(她)还必须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人民论坛记者采访的部分群众表示。

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42.5%)。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以上采访调查结果反映出，公众对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家族企业这种商业形式本身，以及对家族企业的财富并无负面印象，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认为，改革开放后，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财富以家族的形式迅速累积，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家族企业，这股力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球瞩目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真正原因。新富家族虽然在素质上说有许多不足，但它首先是一股鲜活、生猛的积极力量，其学习改进的能力与其市场开拓的动力完全可以媲美。

新富家族的崛起“值得肯定”

——72.35%的受调查者认为，成功得益于“改革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当今社会一批新富家族崛起，您认为他们成功因素主要在于？”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改革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占总72.35%)、“家族经济的组织优势”(占总65.58%)、“善于与政府官员搞关系”(占总25.34%)。另外，19.82%的受调查者选择“家族成员的谋略和奋斗”，13.68%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具有某种官方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了活跃社会的突出观察点。这是家族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没有这个大环境，新富家族也就无法造就。”“家族企业，并不像1980年代的流行认识，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时、落后与封建的经济组织形式，相反，它是一种既古老又极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至今仍是最普遍的经济组织模式。”人民论坛记者采访的部分专家表示。

家族经济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共同的利益的感召下，依靠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家族之间产生了创业期的极大凝聚力，团结奋斗，不计报酬，这使家族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壮大，迅速崛起，最后成就了新富家族。

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巫继学告诉人民论坛记者，总体上看，新富家族的崛起值得肯定。新富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长久未衰的经济组织形式，有其内在“基因”——家族文化，正是这一本质“基因”，决定了家庭经济乃至家族企业的长久生命力。

专家表示，社会转型期许多体制机制还不到位，对政府公权还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导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权出卖现象，商人出现营商困境，纷纷选择与官员打交道的方法，这是公众关注新富家族的政治背景或官方关系的主要原因。

“您如何看待当今社会上一批新富家族的崛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7.2%的受调查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的现象”；58.94%的受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要鼓励更多的新富”。另外，有35.68%的受调查者认可“要进一步规范新富家族的市场行为”；22.35%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高高在上，已经脱离了社会大众”。

不能将新富家族与权贵资本主义划等号

——“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86.5%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最大的忧虑

“关于新富家族的发展趋势，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占总86.5%)、“家族经济管理如何实现向现代化转型”(占总26.8%)、“家族经济如何培养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占总16.56%)。

“黄光裕的悲剧，就在于官商一体。”“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已经告诉全球，如果不在体制上彻底实行政府公权与商业行为的隔离，不建立政府公权的约束机制，将会有很多个体生命为此付出代价。”网友留言讨论。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家族经济进入了一个接班人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培养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成为财富家族传承发展亟待要解决的问题。有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富人家族的孩子中，只有约10%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成为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人。对不少新富家族来说，不是富过三代的问题，而是能否富过两代的问题。

关于新富家族的未来走向，52.55%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发展趋势不明确；45.66%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将发展为一个社会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38.98%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将深刻影响政府决策。只有23.22%的受调查者认为，新富家族将承担起先富带后富的社会角色。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具体数据难以精确，但显示出中国财富家族创造出了庞大数字的社会财富。财富的不断累积，必然会寻求更多的政治发言权和社会影响力。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家族势力的增强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度避免了政治家族的产生和发展。不能把当前的家族势力与权贵资本主义划等号。中国社会应该给予这股力量更好更大的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空间，同时应该通过政治的民主化，避免新富家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执笔：人民论坛记者艾 芸)

新富家族红与黑：不同路径造 就不同人生

不同的路径造就不同的人生。新富家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些遵 纪守法，步步积累财富，逐渐受到认同；有些投机取巧，甚至违法乱纪，虽然财富迅速隆起，但最 终还是难免东窗事发，身陷囹圄。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被人称道的新富家族

希望集团刘氏家族

改革开放初期，陈育新(刘永美)、刘永言、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以常人难有的勇气脱下“公服”，当起了专业户。他们从农村最常见的养殖业入手，以科学技术为依托，完成了从养殖行业到饲料行业的转变，并在饲料行业打出一片天地。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从当初的四川新津县新良种场到今天的希望集团，他们已成为拥有近百家企业，年销售收入80多亿元的“中国饲料大王”，成为中国新兴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

1982年，刘氏兄弟四人卖掉手表、自行车，一共凑齐发家资本1000元，成为农村改革后第一批养殖专业户。1992年对刘氏兄弟来说意义重大。刘氏兄弟的产业出现第一次分化：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四刘永好跟随二哥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建饲料场。刘永好个人财富已达到290亿，近年来在“胡润百富榜”一直名列前茅。

比亚迪王传福

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身家亿万的集团公司总裁，从26岁的国家级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到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王传福，这位年仅37岁的商界奇才用自己的智慧、精练和汗水书写了青年创业的神话。1987年王传福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院工作，1995年辞职，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比亚迪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年进入汽车行业。2009年，他以350亿元个人财富名列“胡润百富榜”首位。

泛海集团卢志强

1985年，而立之年的卢志强下海创办第一家公司：山东泛海集团公司。从事教育和培训行业。随后，国家开始推行住房改革，卢志强将业务转向了建筑和房屋开发，在北京注册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1994年，国家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数十位民营企业家为此率先提出“光彩事业”。卢志强也看到光彩事业的价值，在北京成立光彩事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光彩事业的推动下，公司实力迅速增长，开始出击房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卢志强以财富300亿元成为新科北京首富。

新华都实业陈发树

陈发树，新华都实业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儿时的陈发树家境贫寒，甚至小学都未能够读完，但就是这样一位可能当时还无法写出自己名字的人，缔造了如今的商业神话。从卖杂货起家，到现在进行黄金开发，参股旅游，陈发树的生意越做越大，但行事甚为低调。真正让陈发树走入公众视线的，是2003年底福建紫金矿业H股在香港高调上市。他是最大的自然人股东，一夜间身价遽增14亿港币。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陈发树以218.5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位列11位，为福建省首富。

投机取巧者往往难以长久

国美电器黄光裕

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三度问鼎中国大陆首富。从2000年开始，在全国疯狂扩张的同时，国美集团借壳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实现国美电器上市，黄光裕财富爆发式增长，以105亿元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中国内地首富，时年35岁。

但现在看来，在他财富进阶的每一步都涉嫌权钱交易，非法操作：涉嫌违规骗贷、并购中涉嫌行贿商务部、涉嫌套现洗钱、在内地股市涉嫌坐庄，等等。2008年10月，“胡润百富榜”公布，黄光裕再次荣登内地首富，这次的身家是430亿元。一个月后，他被警方控制，失去人身自由，并牵出惊心动魄的利益链条，引发政商两界的巨大震动。

农凯集团周正毅

早年周正毅曾经开过点心店、服装店、KTV歌厅，甚至摆过小摊卖馄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去日本和美国淘金，虽然在那里没赚到多少钱，却学到了如何做生意的本领。回到上海后，他在股市里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旗下有4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在香港，两家在上海。经营项目包括农业、房地产、高速公路、贸易以及金融。2002年，他的农凯集团销售收入达5.40亿美元，纳税0.12亿美元，有4000名员工。2003年9月5日，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德隆实业唐万新

原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总裁。他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几乎一一囊括。2004年12月17日，作为21世纪初一直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核心人物，唐万新因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

格林柯尔顾雏军

曾在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并在其后以其自诩的“顾氏热力循环理论”新技术闻名于业界。1997年，顾雏军创办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筹得资金7000万美元。导致顾雏军美梦破灭的是，2001年以来，其团队将科龙当成“提款机”，以科龙系列公司和格林柯尔系列公司作为平台，频繁转移资金，以满足不断扩张的资本需求。2005年7月底，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被警方控制，随后顾雏军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

新富家族的生存逻辑

人情、裙带规则严重偏私化，往往会破坏理性的制度规则，如果是向政府官员寻求资源，就可能会出现很多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

储小平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一般而言，华人发展事业先是通过家族网络，再通过泛家族哥们网络，再把交往相对长期和重要的人物通过“拉、钻、套、联、袭、认”等方式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这种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事业拓展方面作用显得特别的重要，但这种关系存在一个明显的隐忧：人情、裙带规则严重偏私化，往往会破坏理性的制度规则，如果是向政府官员寻求资源，就可能会出现很多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

关系运作制约新富家族发展

改革前的计划集权体制，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完全由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掌控，全社会几乎“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结果表明，这种体制初期虽有一定成效，但稍久就弊端丛生，不突破，中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改革初计划集权体制是慢慢开始松动的，有部分归政府或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可以由市场价格调节和配置，谁能拿到计划价格外的资源，谁就能发大财。那么谁能够拿到计划外的资源呢？自然是有头有脸、有门有路者捷足先登。随后，关系运作愈演愈烈。

我们调研发现，在家族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群体。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家，会比其他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新富家族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越好，其获得的贷款就越多。家族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相当多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也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也决定着新富家族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新富家族，并且更能存活下来，甚至发达起来。这足以表明，人脉关系规则在中国当代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何做到相互报酬递增

我国30年的改革发展和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官商关系有着双重制度变迁的路径：

一是相互报酬递减。如果家族企业向某些政府官员行贿寻租，少数政府官员向对方提供偏私性的资源供给(设租)或对其竞争对手、交易市场实行偏私化管制，于是，寻租的企业和设租的少数政府部门的官员得到受益。但政府自身的总收益降低或难以增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陷入相互报酬递减的陷阱。这正是吴敬琏先生屡次提出要警惕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也是亟需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相互报酬递增。如果政府越来越明确定位于服务者和规范规制的角色，那么企业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将自己的群体意见传递给政府，促进政府的服务与规制不断优化，那么企业就会在越来越公正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而政府的收益也会加快增速，于是政企双方互动的结果将是相互报酬递增。

在我国30多年改革进程中，这两种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现实中交织地演变着，而各个地区的情形也有差异，有的地区政企关系逐步进入良性互动轨道，结果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明显，有的地区政企关系长期处于不良互动状态，结果社会经济发展不尽人意。(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民营家族蜕变的深层原因

在中国目前这种转型环境中，有理想的家族企业应该与官员及灰色交易保持适当距离

潘必胜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族经济可以分为两类，民营家族和特权家族。家族经济的性质和影响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结构尤其取决于政府的性质。

在有限政府制度下，民营家族将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全能政府制度下，特权家族将成为经济的主体，寻租将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在特权主导的经济体制下，民营家族没有生存的空间，它们或者勾结特权人士成为特权家族，或者逐渐式微并死亡。

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商关系的内容不同。有限政府下，官商关系主要是依法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督的内容是防止私人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害。全能政府下，官商关系的主要内容是设租和寻租。

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商勾结的目的不同。有限政府制度下，对保护私人财产权，都有明确严格的法律规定，保护产权的功能主要是由法院承担的，政府在这方面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所以私有企业勾结政府的意愿较低。只有少数政府采购项目，才需要勾结政府及其官员。全能政府下的官商勾结的目的，一是获得产权的私人性保护，二是获得经营许可或行政垄断权。由于缺乏法律对产权的严格保护，或者即使有法律，也由政府负责制定和解释，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种环境下，家族企业一方面尽可能让自己家人占据尽量多的企业关键岗位以保护财产，另一方面就是寻求政府对企业财产的私人性保护。

官商关系的主导力量在不同体制下也不同。有限政府制度下的官商勾结，一般是商人主导，商人利用官员，官员是商人牟利的工具；而全能政府制度下的官商勾结，一般是官员主导的，商人是官员牟利的工具。前者是先发财后当官或者发财也不当官，而只是收买官员，有钱就有一切；后者，是先当官后发财，有权就有一切。

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商勾结的程度也不同。在有限政府制度下，政府受到法律的有力制约，家族企业即使勾结政府，也是临时性的，不是经常性的。如果是全能政府，政府不受法律制约，那么勾结政府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成为经常性、普遍性现象，甚至家族企业派出家族成员直接进入政府做官，实现政府、企业、家族的一体化。

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商关系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官商关系的性质主要由政府的性质决定的，不是家族企业决定的。有限政府制度下，官商勾结的后果也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租金有限，政府能够支配的资源有限，而且人民有能力纠正政府的错误行为；但是在全能政府制度下，政府支配的资源是十分庞大的，行政租金也十分庞大，而且人民不拥有纠正政府行为的渠道和能力。这种情况下的官商勾结，后果十分严重。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在若干个特权家族的饭桌上就可以决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任何政治、经济改革政策都会被消解，制度形同虚设，改革流于虚文，整个社会会越来越紧张、断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坏的资本主义”。

为此，防范民营家族蜕变为特权家族，有限政府和可竞争市场是两项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在中国目前这种转型环境中，有理想的家族企业应该与官员及灰色交易保持适当距离，专心致志于专业化，这既是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贡献，也是保持家族企业持久发展的重要条件。(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

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但要谨防这种“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陈光金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在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政商合作”，而且还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学商合作”。这种“精英联盟”，在部分领域、部分地方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否认也不可回避的事实。或者也可以认为，“精英联盟”正在成为中国新富家族的一种重要特征。

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为何常发出相同的声音

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发生了多维度的广泛而深刻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实质，则是全社会的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或者说是全社会范围的利益分化。

这种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知识)三大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空间的逐步形成，从而造就了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群体，而新富家族是典型的经济精英群体。

这种社会分化，有一个突出的表现特征，就是利益的差别化或利益不平等的扩大化。在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的改革收益，而处于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的社会阶级阶层获得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称的更少的利益。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所谓的定型化趋势，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富二代”、“穷二代”以及“官二代”，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反映。

在许多其他涉及各个社会阶层重大利益和权利调整的方面，现有的一些制度实际上也是固化现有利益和权利格局的重要机制，例如征地制度、拆迁制度、农民工制度以及被认为具有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其中当一些制度在实行中明显具有损害社会中下层的利益的时候，即使在法律位序上低于相关的国家法律，但却显得异常强悍，可以与后者对抗。在不断上演的征地拆迁悲剧中，即使在《物权法》已经生效的时代，土地被征用、房产被拆迁的普通公民的相应物权并不能抵抗征地和拆迁者的公权(或者资本权力)。如果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呈现出定型化的趋势，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这三个领域活动的精英们，在改革和开放的话语下，从各自的角度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从而形成某种博弈格局——并且显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精英与大众双赢。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双赢的局面日渐被打破，各类精英集团从改革发展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大于大众的收获，这一点，在我们以往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中得到了验证：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这些精英群体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受益者，即使在那些属于精英集团的被调查者中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部分控制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社会精英们何以几乎总是在涉及利益和权利格局调整的问题上会发表着相同或相似的声音，并且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往往还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

谨防“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在当今中国的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手段拉拢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乡镇企业的多方密切关照，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政商合作”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乡镇企业经过改制已经基本转型为私营企业，但这种“政商合作”并未停止，最近一些地方的党校主动培养“富二代”的广受争议的做法，其实也透露出这种“合作”所达到的程度。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国有企业改制也如火如荼，改制过程中“政商合作”的影子同样无处不在。因此，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精英联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社会对于这种“精英联盟”现象的看法，对于“精英联盟”现象的社会后果的认识，虽然存在不一致之处，但可以看到，否定性的评价似乎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评价也许不够客观。理性地看，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精英之间合作，与其他地区展开经济发展竞争，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另外，客观地看，“精英联盟”尚未达到无所不在的地步，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或一些时候，不同精英之间似乎并未真的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少见，例如，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可能由于政绩获得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可能由于施政理念上存在差异，对待经济精英的态度可能是不同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精英联盟”之间，并不能轻易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新的总体性的“精英控制”，垄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机会。最后，还要看到，中央政府对此也保持着警惕，反腐败和打击官商勾结的力度不断加大就是证明。

当然，一旦形成“精英垄断”格局，必定会导致严重有害的社会后果，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关键，无疑是深化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从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为本的原则出发，有形成效平衡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和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晚清四大买办之席氏家族：求富与求贵的双重结合(史话)

马学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其运行也有自身的逻辑与特点。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普遍遇到的难题是如何让子孙保持长久的富贵。

贵即指科举功名，入仕为官，富便是经商发财。从本质上讲，那就是“士”与“商”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席氏家族历代都有人在思索、探讨这些问题。近几百年来，依照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判断，在“富”、“贵”问题上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在洞庭席家的历史上，席温的第27世孙席洙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人物。他本人亦商亦文，以其丰富的阅历，观洞庭两山家族之盛衰，集多年之功，用心撰写了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席洙在《居家杂仪》中所反映的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在后来的席家子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席洙的《居家杂仪》对洞庭席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

从后来席家子弟的发展路向上看，一条就是经商，求“富”，物质上的；一条就是读书，求“贵”。但这个贵，不仅仅是做官，还有从文习艺。作为一个经商的大家族，富裕之后，他们思量的是要营造一方书香氛围，席家人喜欢藏书、刻书、读书和著书。这个作为一种传统，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明清之际，他们曾在苏松一带创设过著名的扫叶山房，以刻工精良闻名于世。到了近代，如申报馆买办席子佩仍保持了刻印、出版书籍的喜好。(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史研究室主任)

警惕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

当“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把改革变为替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时，人民群众就会由改革的受益者，变成“改革”的包袱

黄苇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近些年来，“特殊利益集团”、“新富势力”、“权贵家族”等陆续见诸报端。虽然用词不同，但所抨击的，都是部分社会强势群体企图挟持公权力，独占改革利益的现象。其中三类群体尤其引起人们诟病。

一是部分垄断行业、企业领导人员，利用其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二是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三是某些有背景的家族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攫取超额利润；有些“草根”出身的企业家，也通过重金收买权力来获取资源优势。在新富家族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这些都说明，尽管国内和党内还没有形成规范化、组织化的特殊利益集团，但在权力强势群体和资本强势群体中，确实出现了一股相互勾联的势力。他们不仅觊觎经济、政治高地，还把触角伸向学术和舆论领域。在新崛起的财富家族中，不仅已有人进入人大、政协，还控制了若干媒体，拥有不少“食客经济学家”作为代言人，在政策制定上有很强话语权。用“权势分利集团”来形容这股看似无形、却能对改革形成很大牵制力量的社会势力，也许更合适。

最大的危害是使改革变形

“权势分利集团”一旦实现了对公权力的“绑架”，危害是巨大的：

第一，强化短期行为。“权势分利集团”一心只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并不在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就决定了公权力一旦被挟持，必然出现大量“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哪怕耕地锐减、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矿难频发也在所不计。而一些起家资本不多的房地产商，能在极短时间内进入中国富豪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建筑在从项目立项、银行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直到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的“公关”活动上的。在他们成为公开富豪的同时，也造就了若干隐蔽的富豪。

第二，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度。“权势分利集团”对政府俘获活动的重要表现，就是使改革的走向脱离改革初衷。例如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先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市场竞争和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要适时通过政策调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这方面的调控力度已明显加大。但“权势分利集团”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既得利益具有刚性，绝对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因此，对于党和国家试图平衡各种利益的改革，他们总是采取软拖硬顶的抵触态度，或者千方百计使之扭曲变形，使避免两极分化的措施不能到位。

改革，作为利益的再分配，不可避免会付出一定社会代价。但如果经常出现多数人承受改革代价，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情况，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度必然下降。

第三，破坏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基础。当“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把改革变为替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时，人民群众就会由改革的受益者，变成“改革”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稳定的基础必然被削弱。而越不稳定，就越要急功近利地推动GDP高速增长，做大蛋糕，缓解矛盾；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出符合强势群体要求的“改革”举措，扩大贫富差距和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从而使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被扭曲。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首先要坚决阻断权势分利集团和公权力的联系，从根本上讲则要消除“权势分利集团”存在的土壤和活动空间。

防治“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要标本兼治

标本兼治措施，我认为最重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阻断权钱交易，也要严惩行贿。资本强势者和权力强势者通过权钱交易结合，是“权势分利集团”形成的重要渠道。过去我们对行贿受贿区别对待，对受贿处罚重。而对于行贿方，或出于对被敲诈勒索者的同情，或出于为固定受贿证据而做出的承诺，或出于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往往从轻发落甚至不予追究。但行贿者收买公权力获得的不法利益，往往是受贿者所得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行贿活动也不会因受贿人落马而停止，会向新的对象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对“害群之马”的宽容，实际上是对守法者的惩罚，对社会公正的亵渎。因此，不仅应使腐败分子倾家荡产，也要使行贿的富豪倾家荡产。让行贿者“不敢送”，才能对腐败活动“釜底抽薪”；让办事人“不必送”，才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会得到绝大多数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的竭诚拥护。

第二，要打破、重构固化的利益格局。“权势分利集团”因共同利益而结盟，利益导向变了，结盟情况也会变化。比如，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很容易使某些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在推高房价上成为利益共同体。如果主要以各种民生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和财税分成的依据，就有利于把地方政府利益与当地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并成为对各种与民争利行为的制衡力量。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使强势权力集团手中的权力和强势资本集团手中的财富，逐步向公民社会，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健全法制，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切断权力强势者、资本强势者和舆论强势者相互勾连的通道。包括制定限制行政权力沟通经济权力的现代行政法，限制经济权力依附行政权力的现代民商法，以及有效约束垄断组织伸向社会各领域之手的社会组织法等。

我们面临的“权势分利集团”的特权、垄断、管制、审批等寻租活动，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问题的症结，在于旧体制的控制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主导着资源配置，要素市场的形式有了，但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起作用。

第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消除“权势分利集团”的治本之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宗旨，但不能不承认，公权力变成特权的现象仍屡见不鲜。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和完善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才能使公权力和资本权力彻底切割，使“权势分利集团”失去立足之地。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循序渐进，包括加强舆论监督，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转变政府职能，培育新社会组织等，可以说还任重而道远。(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李氏家族：兄弟发大财儿女攀豪门(史话)

在李鸿章得势之时，李家兄弟多多少少都沾了光。李鸿章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二。据宋路霞所著的《李鸿章家族》记载，李家真正发财的是老四李蕴章和老五李凤章。

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安庆城里的大财主。

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他经营过地产、商贸和典当行等，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他们虽然没有怎么涉足晚清官场，但毕竟都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亲兄弟，捞到了由这位大官哥哥带来的许多好处。

李氏家族虽然以办洋务著名，但骨子里却还是很念旧的。李家起家、打仗靠的是淮军，儿女婚嫁时最相信的也是淮军，特别看重地方上很有实权的官僚家族，希望借豪门联姻巩固家族的地位。

四川总督刘秉璋曾师从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又被李鸿章调往淮军，统领淮军的主力部队。而刘李两家，从儿女到姑侄，竟先后通了七门姻亲。

除了与淮系要员联姻外，李家还攀了很多阔亲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曾国藩的长子，盛宣怀的长子，段祺瑞的外孙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的曾孙……都和李家成了亲戚。

(本文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