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其中政治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更为突出。一是在处理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如何防止党国家体制的倾向；二是在多元文化趋势下，如何防止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三是在权力结构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状态下，如何实现权力制衡，找到一种对公权力制约的有效制度设计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中国模式的话题首先在西方国家提出。一年多来，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并由国外传导到国内。在国内的讨论中，似乎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并没有形成比较成型的自己的模式；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但形成了独特的模式，甚至断言中国模式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那么，究竟存不存在中国模式？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模式？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教授。汪玉凯教授表示，中国模式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

　　记者：您认为中国是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抑或是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中国存在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呢？

　　汪玉凯：实际上，不管人们认不认可中国模式，中国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确与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模式有明显的差异。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对这一模式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理论和实践。虽然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轨迹。

　　“三位一体”的中国模式

　　记者：按您的理解，中国现在已经走出了区别于当代国际社会主流模式的中国道路。那么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呢？

　　汪玉凯：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必须有其深刻的内涵。从整体上看，这一模式涵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的领域。换句话说，中国模式是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三者的综合。

　　一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就经济模式来说，我认为最核心的东西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保持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在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中，经过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起主导作用。

　　二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如果把这一模式高度抽象，似乎可以归纳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内涵主要有三：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统合的公共治理模式；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模式。

　　从公共治理模式来看，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统合的公共治理结构。这里所说的党政统合的公共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家的公共治理架构中，并存着党政两套并行的公共治理组织：一是政府的行政系统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责的事业系统，一是执政党的党务系统。在党务系统中，甚至还包含着隶属于党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系统。尽管这两套组织之间有一定的职能交叉和重叠的地方，但在国家的公共治理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上述公共治理架构，从表面上看，与西方的公共治理结构都有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实际上，中国更多的是体现党政统合下的多元化趋势，而西方国家则体现的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多元治理趋势，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从而也构成了这一模式的法制基础。其内在逻辑是，通过突显人民主权地位，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式的代议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

　　从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来看，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也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某些特征。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

　　三是中国的社会模式。就社会模式来看，其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长期坚持制度、政策框架上的城乡二元分治，通过较为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种管理模式有了很大松动，但其制度基础依然存在。二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强政府、弱社会的形态还比较明显，社会发育水平整体比较低，民间组织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和发展。

　　中国模式的优势

　　记者：掌握中国模式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该如何把握中国模式的优势？

　　汪玉凯：中国的这一模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自身的优势：

　　从经济方面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大胆地解放思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嫁接，在政府有效的调控下，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对传统的国有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经过30年的努力，使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彻底改变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尽管这一模式也面临很多挑战，其形成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逐步确立起来的，但在实践中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得到了某些验证。

　　与此相联系，中国注重宏观调控和在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领域实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也使国家有比较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有利于聚集国家的力量，集中举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比如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左右，但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占世界20%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没有国家强有力的推进，是很难想象的。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用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政治运作和政治语言，阐释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按照我的理解，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诸如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其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被世界广泛所认同。而中国政治模式所反映出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价值。如果仔细分析，还会发现，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人本和谐”理念等，在一定意义上正在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同时，中国的政治模式，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由于民主政治发展阶段的制约，导致社会的撕裂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本过高等问题。

　　另外，中国的政治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能够比较快地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从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讲，与中国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从社会模式来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整体没有脱离亚洲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政府的功能相对较强，也影响到社会自身发育水平的提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政府的强势，在一定意义上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对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模式并不轻松

　　记者：在对中国模式做出客观描绘，并充分肯定其优势的前提下，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一模式面临的挑战。您认为中国模式面临哪些挑战？

　　汪玉凯：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从经济模式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向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发挥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与此相联系，在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点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防止垄断，如何有效地解决国有经济管理这个世界性难题。另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真正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全局性问题。

　　从政治模式来看，面临的挑战应该更为突出。

　　一是在处理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如何防止党国家体制的倾向。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走向了政党政治的道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政党的作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更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这大概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执政党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摆正执政党与人民作为权力主体的关系，进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否则，一旦出现了强化党国家体制的倾向，就会对中国的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在多元文化趋势下，如何防止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在观念形态领域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以往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看，在这方面有过很深刻的教训，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意识形态中心”三者高度重合为一，就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严重后果。即使在结束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构中国的文化价值方面，我们虽然有过很多探索，但现在看来，也并不很成功。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文化价值的重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存在着公共治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这样的政治模式在现阶段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如何淡化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重构文化价值，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是在权力结构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状态下，如何实现权力制衡，找到一种对公权力制约的有效制度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最终将有多大的张力，或者在什么范围内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获得民众信任，也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在于，目前中国政治模式中有关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实难尽人意。尽管理论上几乎完美无缺，如执政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民众的监督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显得苍白无力，捉襟制肘，以至于出现了让很多普通人感受到“越反越贪”的怪现象。反过来，如果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最终不能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方面，找到“四两拨千斤”的制度设计，体现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分权制衡原则，这种政治模式也许会受到更多人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

　　从社会模式来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将如何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改革社会管理体制，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完善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记者：通过上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模式具有的现实和潜在的优势，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审慎地对这一模式进行再认识。我们如何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呢？

　　汪玉凯：实际上，人们在实践中似乎越来越形成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遇到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最终都与我们的政治有关，或者与我们的政治模式有关。如何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中国政治模式的完善，将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使命。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认为，我们在不断完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政治模式的变革和完善。其基本趋势是，要从“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逐步转向“人民意志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实现这一转换过程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因此，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大领域（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六大议题（建设学习型政党，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的优良作风，深入反腐败），进一步加大对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就成为完善中国政治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

　　对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首先要考量改革的整体战略和路径。在我看来，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领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执政，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政；如何领导，以什么样的方式领导。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也是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的。一个最基本的改革思路是，首先要改善党内的政治生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这是前提。在党内应该广泛地推行十七大提出的票决制，而且必须引入公平竞争机制。要把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二，要变革执政党的组织体系，与政府的公共治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最大限地防止党政之间的功能重叠和交叉，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公共治理的低效率。最近广东顺德的党政统合的改革思路，值得我们关注。

　　按照顺德的做法，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将原来的41个机构，整合成16个，其中党的序列6个，政府序列10个。而党的6个机构和政府的相关机构合署办公。如党委办和政府办合署，党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合署；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体育文化旅游部门合署等。党委社会工作部与政府的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合署；党的政法委与政府的司法部门合署等。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在决策方面，顺德确立了党、政、人大、政协统一的大决策机制；打破传统的区长分工的模式，实行党政16个部门每个区级领导分管一个部门，使区委的决策快速在部门得到执行和贯彻。而党的纪委和政府的检查、审计合署办公，独立地行使监督权。三是高效、经济的政府运转模式。由于机构精简，中间环节大大减少，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的运转效率，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如果说，我们的两千多个县级基层政权，都能够推行顺德党政统合的公共治理模式，将对县一级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顺德的这一党政统合的治理结构，如果能和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改革相结合，其作为也许会更大。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建设的精神，未来我国将在基层扩大党的领导干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此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县进行这方面的试点。比如，县一级可否设想县委书记不兼任人大主任，而县委书记和县长由一人担任，但必须是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和人代会选举产生。前者选举多位合格的县委书记候选人，推荐给县人代会；后者在合格的县委书记候选人中选举县长。那位候选人当选为县长，就是当然的县委书记。而人大主任应该独立选举产生。这样就形成这样的格局：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监督书记；人大监督县长。这样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县级的政治生态，使主要领导干部会更好地为民众和党员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向上负责。这对改善县级党政与民众的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这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县进行改革的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

　　第三，要强化执政党在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主导权，适度收缩执政党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直接管理权，包括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存在的形式以及发挥作用的形式等。

　　第四，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党国家体制的倾向。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现代法治三者之间，更应该突出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党的领导和现代法治说到底是要体现人民意志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服务的。

　　第五，在政党政治方面，适度地调整目前的多党合作、协商政治、民主监督的体制，在大的合作模式下，给其他民主党派更多竞争的空间。应该说，中国的政治模式，只有在进行了上述变革后，才会显示出更大张力和生命力，对公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和制度设计才能真正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