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eter Zeihan，美国安全情报智库Stratfor

发表时间：2010年3月30日

译者：@jimmyu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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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三股势力——德国、中国和伊朗——面临着一些挑战，而这些挑战将迫使他们重塑他们与地区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我们正在三份地缘政治学期刊中详细研究这三个国家，重点描述STRATFOR对于这几个国家的评估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分析了德国。现在我们来分析中国。

最近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美国威胁说除非中国重估其货币价值，甚至更理想的是，允许其成为像日元或者欧元那样自由兑换的货币，否则将处以惩罚性关税。现在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三大经济体之一。与另外两个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控制着货币的价值，使之降低了出口的价格，并使之不仅获得了对于其他出口商对美出口的优势，还获得了对于美国本土生产商的优势。对于接受中国出口的其他地区（例如欧盟）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对美国而言，这种情况发生在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是可以容忍的话，发生在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之一就变得不可容忍了。但是，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对中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控制货币的能力有助于他们增加他们的出口。问题在于为何中国坚持继续控制货币，一部分原因根植于中国经济的本质。与美国的冲突现在已变得不可避免。因此，理解驱动中国的动力变得重要起来，也到了STRATFOR审查它对于中国的分析的时候。

中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但是，像之前的日本和东南亚一样，高增长率本身不具备永久持续性。日本和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虽然没有崩溃和消失，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确实改变了这个地区的运行方式。1990年日本经济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背后的动因都在于被波及的这些国家没有维持自由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控制着资本，以便人为地保持低成本，使得他们对资本被理性定价的国家获得巨大的优势。当然，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非理性的资本价格（正如美国在其金融危机之后得到的教训一样）；这种做法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幕也正在中国上演。

STRATFOR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内部不稳定性。中国令人瞩目的增长的最大原因在于，在创造了收入增长的整个经济自由化阶段，中国政府保留了从它的家庭和企业获取的几乎全部积蓄。政府通过国有银行按照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把这些巨额存款调拨给了国有银行。考虑到从将近十亿工人的积蓄中提供的零利率、几乎不计后果的海量信贷，这个国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及其所能雇用的公民数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了。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的盈利能力是如此之弱。中国的体制，与之前的日本体制一样，都是建立在以规模取胜、粗制滥造、最大限度增加就业和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的。与试图通过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美国体制大相径庭。美国获得的结果是充分的经济稳定性，这将使美国熬过经济衰退并变得更加强大。中国获得的结果是一旦遭遇经济困难就风雨飘摇的社会稳定性。中国人成了无业游民而生计艰难的时候将爆发叛乱。应当记住的是，13亿多的中国人中，6亿以上的城市人口每天的平均消费支出大约是7美元，而7亿农村人口每天的平均消费支出才2美元，这个数据还是来自中国政府自己粉饰过的统计。

更有甚者，中国体制滋生了大量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这当然包括资本使用的低效率的问题：当你拥有取之不尽的不计后果的信贷的时候，你将倾向于为了政治目的或者单纯的投机而投资大量不计后果的项目。除了中国体制的总体低效率以外，另一个结果是大量的不动产泡沫。诚然，中国是一个对住房存在大量需求的国家，即便如此，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仍然合谋建设了豪宅而不是对城市地区而言更可接受的房产。这将中国置于一个怪异的境地：住房供过于求与住房短缺同时存在；而同时，商业地产中的供过于求尤其严重，空置率高得吓人。

另外还有区域不均衡的问题。 大部分的信贷都投向了少数几个沿海地区，把它们转变成了全球发动机，而绝大部分内陆地区——因而也是绝大部分人口——却生活在赤贫中。

另外还有消费的问题。中国的统计一向都是不可靠的，但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国只有一个微乎其微的消费者基数。这个基数比法国的大不了多少，法国的人口大约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多一点。中国的经济体系显然依赖于出口，而不是日益扩大的消费者信贷。

这把我们的目光导向依赖性的问题。由于中国无法消化它所生产的货物，就必须出口出去以保持流动性。只有当它生产的货物存在无止境的需求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才能奏效。大体而言，这种需求主要来自美国。但是最近的全球衰退使中国的出口下降了将近五分之一，而又没有其他买家接过这个包袱。同时，为了促进家庭消费，中国政府向中国民众提供补贴，去购买不必要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没有能力使用的——多种高价商品。中国现在显然害怕直到2012年出口仍然无法可持续性地恢复到先前的水平。那意味着同时需要补贴大量的产量——和消费。  大多数国家会用另一个词汇描述这种行为：浪费。

这种浪费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为了在经济衰退期间维持经济活力，政府指挥国有银行发放了三倍于正常年份的信贷。仅仅一个年度内的新增贷款就占了当年GDP的三分之一。应当记住的是，拿着不顾后果的贷款，盈利性乃至销售货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它只需要继续雇用工人就够了。即使中国贷款质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如此大规模的信贷激增也必然产生堆积如山的坏账。第二，有些获得这些贷款的人甚至都没想过进行谨慎的投资：中国官方的估计表明大约四分之一的贷款被用于炒股炒房。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傻子，完全不是这样的。考虑到他们的历史和地理制约因素，如果我们被选为哪怕是只当一天的总书记，我们也难以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如此，他们也在试图减轻损害的程度并修补这个体系。例如，它正在考虑部分地合法化它一贯称之为地下钱庄的民间信贷。把这种信贷当作服务于小型企业的社区银行或者信贷团体。 过去，中国政府希望获取所有的储蓄并把它集中起来，以使之更便于调控经济活动，但是中国政府正意识到这些小型团体是更加有效率的贷款人——以及长此以往它们也可能实际上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无需补贴。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修补工作是实验性的而且仅限于边沿地带，没有解决这种金融模式持续激发的核心损害。中国政府担心他们的经济策略已经走到头了。STRATFOR也曾以为这些内部缺陷将最终使中国体系陷入厄运，就像日本体系（中国模式的原型）的下场一样。 但现在，我们并不是那么确定。

自从1978年经济开放以来，中国就受益于一个相当友好的经济和政治气候。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还不太把中国当回事，而更着力于对付“邪恶帝国”。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相对而言还是个小个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全球市场上搭上便车。此外，随着来自前苏联的大量商品涌入市场，所有商品的价格从石油到铜几乎都处于历史最低点。没有人有意反对中国对于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或者出口。21世纪看起来他们可能会有些麻烦，布什政府早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美国政府瞄准了中国，但是随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而美国的重心又重新回到了伊斯兰世界。

不论你是否相信，上面这些事态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巧合。实际上，在过去30年间，全球经济中有一种结构性因素保护着中国体系，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核心信条：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史上被误解得最严重的标杆之一。很多人把它当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石，以及美元主导国际体系的开端。确实是这样的，但又远远的不只是这样。

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日本被摧毁了，几乎整个西欧也陷入赤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美国和西欧盟友之间的一份协议，使盟友们能够接近零关税地向美国市场出口，以便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最为交换，美国将在决定战后重建国家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立场方面获得很大的权限。实质上，美国以他们所认为的很小的经济代价换取了重写先是区域、然后是全球经济和军事交流规则的权力。对欧洲国家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他们首先用于恢复然后腾飞的稳定、融资和安全支柱。对美国而言，它则提供了把二战盟友网络保留到下一个时代的能力，以便与苏联展开竞争。

这个战略在西欧盟国上实在太成功了，很快就扩大到二战对手德国和日本，然后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它都成了反苏遏制策略的基石。美国与这些国家都是以大量的贸易顺差开端的，只是因为他们由于战争的摧残而根本没有生产能力。经过一个世代的优惠贸易操作后，顺差变成了逆差，但是美国的净收益还是很合算的，尽管付出的经济代价不断增大，这个政策还是延续下去了。盟国也得以维持下去，一个结果（这只是很多结果之一）就是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崩溃。

借古鉴今，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之所以成功的终极原因。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开放市场，基本放弃了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重商主义政策。最终美国把这个优惠政策扩大到中国，以便让中国脱离苏联的怀抱。中国所要做的只是生产——以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它自然就会有一个可供出售的市场。

但这可能会发生变化。欧巴马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进行重大变更。 表面上，这是为了革新全球金融体系以降低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但是除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之外，美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出口计划显然更具重商主义色彩。这一计划支持在五年内让美国的出口翻番，特别是要增加对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国自然是头号目标。

STRATFOR认为这个目标过于乐观了，国家出口计划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太过于模糊了。但是自从二战前期以来美国政府就没有采用过这种措辞。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就是作为政治和军事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也未曾养虎为患。换句话说，美国贸易政策措辞的调整本身就足以显示重大变化了，开端就是美国政府将实际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出口方面进行竞争。

假设——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假设——这一政策背后有推手，中国就要有大麻烦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中国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以日本模式为基础的，对于这个模式是如何崩溃的而言，日本就是个精彩的案例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不满于日本进口的水平。美国政府发现可以轻易迫使日本提高其货币价值并接受更多的出口。开放原本封闭的日本体系以便平衡受限制的外国竞争，这摧毁了日本银行的国际地位，引发了最终导致1990年大崩溃的一些列连锁反应。日本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直到2010年，日本的GDP只是比20年前多一点点而已。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如果美国政府迫使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中国将更加难以拒绝。依赖于某一个国外市场意味着这个市场可以轻易地迫使出口国改变贸易政策。拒绝合作意味着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关上出口大门。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的出口计划没有明确表示针对中国商品构筑更多的贸易壁垒。但是无论如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把这根大棒挥向中国，这也必将成为中国决定是否抵制美国的出口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日本经济从1990年到现在唯一能倚重的国际贸易占到了其GDP的15%。对中国而言，这个数字达到了36%，这还是经历了全球衰退对出口的打击之后的数据。中国最后的一招是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中国政府不能简单地抛掉它已经持有的债券，否则将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有卖方，还有的有买方），但是，即使只是这一招，也已经是重大的威胁。

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存在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把它的收入投资于国内。尚未成熟的资本市场无法吸收这么大的一笔投资，外汇储备就是中国政府的储蓄罐。在中国政府看来，对于这笔抗跌能力超强的资产来说，获得2%的收益就已经足够好的了。第二，购买这些债券基本上增强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能力。如果美国政府盯上了中国出口，中国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使这种损害加倍。第三，突然停止购买债券将刺激美国政府——以及整个美国经济——平衡收支。无论这种转变有多么痛苦，也不会更甚于报复措施：“迫使”一个竞争对手在经济上变得更有效率并在金融上更负责任不是什么取胜之道。显然，由于资金供应的减少，美国的利率将会升高——中国内部的估计是升高0.75%——这也足以让很多行业遭受阵痛了，但相比起中国可能遭受的狂风暴雨式的痛苦，这根本不算什么。

对中国政府而言，如果美国政府限制出口渠道，对于美国消费几乎就无计可施了；美国拥有的可支配收入比中国其他市场的总和还要多。为了说服美国人，中国可以在美国政府面前晃动在制裁伊朗方面提供合作这根胡萝卜，但是美国可能已经不把这当一回事了 。同时，中国将提高国内安全以对抗美国压力的演变。中国政府把与谷歌的决裂以及欧巴马与达赖喇嘛的会面视为美国政府的直接攻击，它已经开始接受不那么稳固的中美关系了。既然这些措施无助于中国经济，它们可能就成了中国政府维护内部稳定的唯一选项了。

在中国，暴风雨前夕的恐惧已经变得触手可及了——这可绝不仅限于对拟议中的美国出口策略的担忧。民主党（在美国的两个主流政党中，民主党在历史上一贯就更加倾向于保护主义）在美国一党独大，并且担忧在选举中遭受重创，中国担心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中国将成为贸易议题的焦点。特别的，他们等待着4月15日，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将裁定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政府担心这个裁决可能引发美国国会推动的潮水般的保护主义激流（译者注：美国财政部已经决定把这一裁决延后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算计为了平息美国的怒气，它应该妥协到什么程度。但是中国可能并没有抓住重点。如果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任何贡品都不会改变这个决定。美国贸易政策立场的这一变化将直奔中国的要害（无论是设计好的还是无意的）。

而且美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这一点。美国不需要一个全民工程项目或者一个职业培训项目或者一个出口促进项目。他们甚至不需要生产更好的——便宜得多的——产品。他们只需要限制中国市场的出口渠道，这只是弹指之间的事情，美国方面的损失也是可控的。 

STRATFOR看到一场竞赛正在进行，但这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赛或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比赛。这是一场关于首先击溃中国的究竟会是什么的比赛，是它的内在不均衡还是美国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国际贸易措施的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