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盛宴何时散席？

——透过山西疫苗事件再议生存权

三鹿奶事件余音未尽，黑龙江、山西、河南矿难又祸起萧墙;江苏东海的拆迁自焚惊魂未定，山西疫苗事件又让活着的生命忧心如焚。生命哀歌从每年一歌到每月一歌到每周一歌，使我们的泪囊如云贵干旱枯竭了表达的源泉，使我们的安全感如黄河土堤在凌汛中决口。习惯于倾听生命噩耗的生命是悲惨世界的生命残存，而生命的低质量存在是财富高成本对生命的异化，残疾死亡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恐惧远生过于财富占有对人类幸福感的安抚。增长主义的财富大象经过驯兽师们的驯化从小夜曲慢四步舞蹈到摇滚乐快三步癫狂，使它踩踏的土地葬满生命的骸骨。马技魔术的奇迹不仅使驯兽师们利令智昏，而且使观众忘却了“做鬼”的真实。在《中国可以说不》的神话故事畅销的背后，在《中国不高兴》就“持剑经商”的民族主义激情凯歌高奏的背后，在无数次高规格的歌舞、庆典、盛宴散场过后，我们更多听到、看到的是生命存在的痛苦呻吟和煎熬。歌舞升平和财富神话已无法对冲生命存在的恐惧和窘境。

透过无数骇人听闻的生命消损的公共事件表象我们会发现，生命的代价为的是所谓国民财富的增长，而财富回馈给生命创造的远远不够生命的维系。无数事实表明，近20年来中国增长主义（或JDP主义）政治理念，就是国家集团、权贵集团以维持劳动大众的“生存”为借口，以可计算的财富增量指标为引领，不计社会成本、生命成本、生存成本，以达到财富聚敛和占有的最大化。以资本、货币增值扩张的红线取代社会一切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把人的生命、生存、尊严排挤在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之外。这是人的对财富占有的原始欲望冲出潘多拉魔盒后形成的强大意识形态洪流，已冲决了一切法律和道义的堤防，全能主义国家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治理方案已对此束手无策。怪不得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惊呼“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尽管体制内学者一个论据就将孙氏惊呼驳倒，（由来已久的“溃败寓言”没有在今天变成现实），但他们不能否认亨廷顿对社会危机研究的的科学溃败观。

看看中国80%人口的生存状态，就不难看出增长主义对人生命的漠视：

（一）、生存的维系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供给枯竭，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价格的增长与资本、技术、土地价格的增长呈反比。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剥夺，都是从剥夺劳动者的劳动开始。而劳动的被剥夺是政治权力决定财富分配的经济学反应。“劳动力廉价”的中国骄傲恰恰是人的生命力进入生产领域没有政治权力保障蜕变为“畜”的生命的耻辱。劳动力的传宗接代要靠财富货币化的工资滋养，当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时，劳动力及劳动力再生产就做了绝育手术。工资应当由劳动者为持生存的衣食住行、获取劳动技能、保持身心健康的基本生活资料、文化、体育、医疗及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等费用构成，这其中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三项微薄的工资就无法支付。房奴、病奴、官奴（升迁投资）、养奴已经使他们在财富聚敛过程中沦为新兴无产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工厂将面临倒闭。这是权力、资本对劳动的霸权，这种霸权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天然基因遗传。当然经济学家会说，工资只是个体收入的一部分，他们还会有资产收益，那么货币资本没有来源用什么投资？中国遍地的寻租、投机机会是有权有钱人的专利，巨大的贫富差异正是这种马太效应在宏观经济上的必然反应。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白领下层、公务员下层在生存权的经济层面正陷于这种行将破产的境地。

（二）、生存的直接自然环境恶化。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据统计中国有3亿多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的问题，近10亿中国人生活在总悬浮颗粒物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空气之中，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的生命、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据世界卫生组织地区官員表示，全世界每年有1300万人因环境污染死亡，其中38%，约500万人是死于印度和中国，中国略低于印度，最起码也在200万人以上。其中癌症发病率连年攀高，05年150万、06年180万。这相当于南京大屠杀的5——6倍。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受害的是没有自我生命保护设施的民众，这样的生存记录让世界毛孔悚然。

（三）、生存的社会生态失衡。如果说生存环境污染是人化自然人对人的间接侵害，那么社会生态失衡造成的生存灾难，就是人对人的直接侵害。本来生存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力、人格权力受社会的法律保护，是文明社会的常识、公理。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在1886年就最早给“生存权”作了法哲学描述：每个以生命形式存在的自然人都享有生命延续和不受他人不法侵害的权利，享有免于饥寒和丧失生命的权力。在这一基础生命权保障的前提下，作为法意义上的社会人国家应当保障国民像人那样的生活，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确保人的尊严。增长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生存对物质的需求”变成了“物资对生存的需求”，财富被人格尊严化，而人被物资工具化。中国宪法里没有“生存权”字眼，增长主义对生存权的解释，就是国家独立权，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权，言外之意就是在没有外辱、保障生命存在之外一切财富创造的享用都与人民的生存无关。这就是增长主义社会制度构建的理论蓝本，中国政治生态、道德生态、文化生态的失衡正是依据这一蓝本奠基的伽利略斜塔的自由落体。它导致了中国社会极其尖锐的两元对立，官民对立、贫富对立、公权力与是权力的对立，隐性制度丑恶与显性社会正义的对立……，而前者的权重彻底压倒了后者，使生存侵害权合法化，使生存权的维护失去了社会程序救济渠道。剩下的生命权利只有在暴力、轻生、出家中选择。由此看来，制度性灾害才是民众生存权的最大杀手。

这次山西疫苗事件已披露的信息显示，其事件构成具有如下要素:A、增长主义掩护下的市场运作。B、行政审批、监督权的失职、渎职。C、私权力与公权力的勾结共赢。D、权、利当事人的幕后交易。E、公权力向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转移。F、巨额社会财富被官商迅速占有。G、往往伴随劳动者、消费者的生命代价。H司法系统的不作为和故意保护。I、对社会舆论监督的耳聋。Z、权力当局面对上方问责的事后庇护。像这样零成本的借壳下蛋，拿走上亿国民财富的案例在中国不胜枚举。陈良宇挪用3亿社保基金给朋友；王益利用延边高速的借壳上市的原始股投资权、信息取得的优先权都使案件当事人一夜暴富、中饱私囊都与山西疫苗事件异曲同工。在所有腐败大案和重大公共事件中，都离不开这些要素和运作手段（包括绝大部分没有败露的案件）。这是一个势能强大的隐性制度秩序，权贵利益集团成员不需公开通谋，人人心里有，人人嘴上无，大小权力均有这样的平等机会，一经小试身手，就屡试屡验。其中国家利益与他们个人利益的鱼目混珠是他们浑水摸鱼的“奇门遁甲”，最后完成对财富的私人占有才是他们政治经济生命的终极目标。这样的秩序稳定，社会就会在自我侵蚀中加速糜烂。这就是为什么腐败越抑越扬、反腐越反越贪；矿企越强调安全生产越漏水爆炸；越号召节能环保污染越不断加剧；社会越疾呼停止房地产拆迁暴力，暴力越不断升级；越下决心调控房价，房价月猛涨……的隐性制度秩序不断战胜显性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性灾难。山西疫苗事件虽然不是社会公共侵害的全部，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反映了一个隐性制度的腐朽力量是多么强大，不仅像王克勤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无奈，即使是体制内部权力的正义力量也同样显得无奈。

“救救孩子们！”我今天又听到了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初的呐喊，可在今天孩子的课本里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小鬼们再也不怕先生的投枪匕首，因为财富的贪婪已经使他们忘却了历史的绞架。先生活着的时候就为民众指明了光明的生存之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 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 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要除去于人生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就是人的生命存在发展的要义，也是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人的哲学。昨天的人肉宴席在先生的诅咒声里已经被历史终结，今天用生命开价的财富盛宴是不是也应当早些散席呢？因为，孩子血液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的血铅值，不仅会使我们的孩子智力下降而沦为奴隶，而且同样会使强盗们的后代脑瘫而坐不了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