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更新日期：2009年12月20群学网
    
<一> 柏林墙：内在与外在
 
 
——重看《再见，列宁》
 
这几乎是一部对现在的人没有任何特别吸引力的电影，我们也想象不出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到底是为了给哪个年龄段或哪个层次的人看；无论站在任何一种立场上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表达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不满，特别是当直升机缓缓在天空上游动，直升机下悬吊着的列宁塑像用他锐利的目光直逼人群，并用一只手指向惊愕不已的克里斯蒂娜时，大家或如同还未从昏迷中完全苏醒过来的克里斯蒂娜一样，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发生了某种原先完全无法想象的变化；或就如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路人一样，对空中那渐渐远去了的列宁同志连看都懒得去看一眼，似乎一切早就应该如此或早就习以为常。
问题只在那种情绪性的感染，那种当梦想中的一切成为现实时的怅然所失和让老人们无所措手足的时代氛围。
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1989年前的东德，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很安宁，人们在无所期盼中过着简单的生活；1978年8月26日，东德的第一位宇航员辛格姆·亚恩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英雄般地凯旋归来，年幼的亚历山大自幼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他那样一个人物。
亚历山大的母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娜，她的丈夫叛逃西德后，她欺骗自己的孩子说，那是因为他经受不住西德一个女间谍的诱惑。自那以后，她就“把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祖国”，全身心投入党的教育事业，教孩子们天天歌唱祖国：“绿草茵茵，田谷摇摇，天空飞鸟，地上兽跑”。于是，她也就成为了教育战线上的一位模范人物，受到昂纳克等领导人物的接见。
一切都在1989年10月7号那天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天，民主德国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盛大的阅兵，整齐划一；群众游行，载歌载舞。晚上，忽然有几百人上街游行，打出的口号是“取消界线，自由通行”、“开放新闻，反对暴力”。克里斯蒂娜在出租车上目睹了这一切，更让她吃惊的是她的儿子竟然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而且受到警察的暴打，并被关进监狱。她当场昏厥了过去，心肌梗塞，医生说活不了多久了。
然而她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儿子的精心照料（西方电影中很少有过这样的孝子，可见他的“孝”还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精心培养）下，还终于苏醒了过来。
克里斯蒂娜从昏厥到苏醒，过去了8个月；在这期间，昂纳柯下台了，柏林墙倒塌了；与酒吧里的裸舞、狂欢，电视里巨大的乳房和可口可乐的广告牌一起涌入东德的，还有原来的电视台的关门、大量的失业、姐姐放弃学业去卖汉堡王、马克的贬值、兑换、作废以及空空荡荡、等着那边来援助的商店。
“一切信仰都随风而去了”，“人人都在堕落”，“这是一个一切都不确定但又似乎富有希望的时代”，这就是电影中从几个人口中说出的台词。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儿真的什么也没变吗？”
医生告诉亚历山大，你的母亲再也经受不住任何刺激了，所以不能让她知道这8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与她昏厥前一模一样，包括电视节目、窗外所可能看到的一切，前来探视以及为她祝寿的人的话语方式，孩子们所唱的歌，人们的衣着习惯、生活方式，她所喜爱的那种早就消失了的腌黄瓜等。
要现在的人说出“共青团支部书记”、“建设美好未来”、“祖国万岁”这些过去说惯了的话竟如此之难，可见话是要人说的，人不说了，话也就消失了。
但反过来看，被过去那种话语方式塑造而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之顽强：亚历山大以及所有的来人都必须不断告诉克里斯蒂娜：看到西德的广告了吗？看到西德的商品了吗？看得那么多西德的人了吗？都是那边的人活不下去跑过来的；就连可口可乐也是东德自己的发明；资本主义竞争激烈，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现在的西德人都向往这边的生活。
如何能让生活中的母亲避开喧嚣的今天而继续生活在宁静的昨天，这就是亚历山大及其同伙们一直在努力的一项工作，他们要把柏林墙建筑在母亲内心，使她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一位老同事用的是“理想”）之中，因为只有在幻想中，儿童们才继续向她唱“绿草茵茵，田谷摇摇，天空飞鸟，地上兽跑”；每晚7点30分，正点开播的“时事新闻”中播音员才用标准腔调歌颂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而亚历山大他们也只有通过录像带中的“时事新闻”，才能学会那种腔调，那种语言，那种表情。
亚历山大说，看来适应母亲的思维习惯并不难，因为那套语言还活在录像带里，因为母亲也还依旧生活在自己内心的柏林墙中。
在一个宁静的傍晚，当年的宇航英雄辛格姆·亚恩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亚历山大求他扮演新上台的党的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了一通意味深长的讲话：当我在外空遥看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时，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星球上的人的人性如何？他们有什么理想？实现了多少？在外星，人的想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言归于好，开放边界，重新合为一家呢？于是，我决定开放柏林墙，让大家自由往来。
“一切都背叛了我们，出卖了我们”，这里指的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少年儿童、老同事、老街坊、辛格姆·亚恩，当然也包括克里斯蒂娜和亚历山大。
克里斯蒂娜给自己的儿女们说了当初的实情：父亲叛逃与女间谍无关，她当初也想走，由于子女不好解决，只好留了下来；多年来父亲不断来信，她都藏了起来，怕子女们看到，现在，她想说出实情，希望孩子们谅解她，而她最后的希望就是再见他们的父亲一面。
于是，辛格姆·亚恩开着出租车拉着亚历山大穿越柏林墙找到了他的父亲，于是，他的父亲手捧一束鲜花走进病房，与弥留之际的母亲见面。
看来爱是化解心中的柏林墙的最好武器。
电影始终以亚历山大自述的口气贯穿全片。他说，不让母亲知道真相是对的，因为这样她会死得安详。
这是一句大实话。对一切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也许最好的安慰也就是安详。
“西边的风总是让我想起东部的妈妈，现在，妈妈已经和东德连在了一起，一想起妈妈，就会想起消失了的东德。”
 
 
 
 
 
<二> 柏林墙：现代版的“洞穴隐语”
 
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第七卷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有关“洞穴”的故事：让我们想像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以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光亮照射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生活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和在后壁上映出的阴影，因为他们后面的通道上有人举着火把走过，于是，在火把的映照下，这些人就这样看着洞穴后壁上的阴影与喧哗的人语，会以为这一切都是那些阴影在走动并发出各种声音。
这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吗？
不，柏拉图的回答是：他们是一些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
人一生下来就落在了各种各样的“洞穴”之中，家庭、环境、教育、语言、传统、习俗、国别、性别等等都是捆绑我们的头颈和双腿的有形或无形的绳索；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也意识不到我们就生活在这样那样的洞穴之中。
假设有一个人因为特殊的原因被强迫着【注意：一个人走出洞穴，一定是迫于某种外在的强力】走出了洞穴，那么，第一，他会很不适应外面的世界，会很痛苦，“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跳，以致无法看见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第二，当他适应了外面的世界，回想自己当初在洞穴里的生活，“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感到遗憾”；第三，这时，哪怕让他再回到洞穴里享受众人的尊重、欢呼，重获权力，他也不愿意【注意：柏拉图由此说明了争权夺利之类的事大都是因为大家都生活在洞穴中而不自知】；第四，如果他又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回到了洞穴里，那么，“他由于突然地离开阳光走进地穴，他的眼睛又会因黑暗而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五，这时，如果那些一直生活在洞穴里的人要和他讨论一下自己所看见的东西，他一定会受到嘲笑，会说他是因为到外面去了一趟所以才搞坏了自己的眼睛，于是也就再也没有人有想出去看看的念头了，而且，大家会一致要求把这个曾鼓吹过让他们出去的人逮住、杀掉。
柏拉图据此提出的问题是：无论是生活在外面亮处的人还是生活在洞穴中的人，在他们还没有相互适应对方的环境时，让他们较量一下相互的“评价影象”，是不会得出什么结果的，从亮处到暗处与从暗处到亮处的感觉完全一样，“教育实际上并没有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注意：柏拉图要说明的是，如果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仅靠眼睛的所见所闻来辩论“影象”的真假对错是根本无济于事的，而且，也许眼睛越锐利，为害也就越大】。
柏拉图所说的“身体的方向”其实就是他所强调的“灵魂的提升”，我们更习惯理解为“立场的转变”——不是政治立场，是“达到最高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什么高度？柏拉图明确说：就是既不安于自己在洞穴里的“所见”，也不能出去后只想逗留在外面而不愿再回到囚徒中去。
柏拉图说，哲学家是生活在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这两种生活中的人。哲学生活使他走出洞穴，看见美、善、正义的真实，不热心于权力的争夺；政治生活使他们愿意重返洞穴，忍受他人的羞辱，习惯于观看模糊的影像或假象，为的是把全国造成一个彼此协调统一的整体，“团结成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整体”。
但这样一个整体到底是生活在洞穴之外还是洞穴之内呢？这恐怕是一个不大能说清楚的问题，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穴之外是更大的洞穴；一些很想把人们引导出洞穴的人说不定只会把人们带入更深的洞穴。所以真正说来，政治生活就是教育、引导、团结，就是解除精神的藩篱，让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出质疑，让灵魂通过引导离开变化的世界而进入实在的世界。至于实际的群体到底是在洞穴之内还是洞穴之外并不重要。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的实际生活中，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的锁链，人们本来对此并不意识，也不在意，强化其中任何一种锁链，无论是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或其它意识形态的统合作用，都不啻为构筑某种禁锢人们精神活动的洞穴。至于像修筑柏林墙这样的工程，就更具有洞穴的隐喻作用了，因为它的目的看起来是对人身的限制，实际是想通过限制人身而达到限制思想交流的作用。
这只是当各种意识形态的统合作用都宣告失效、思想的资源也以消耗殆尽后才会使出的末招。
1961年8月13日凌晨2时，星期天，当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与西柏林之间有了一道40多公里长的铁丝网；再后来，到1964年，干脆变成了170公里的混凝土高墙时，他们的身体被限制住了，但真正感到恐惧和压迫的还是思想，是对精神自由与交流的渴望。这一点，我们看一下电影《再见，列宁》就一清二楚了，因为生活在东柏林这边的人对诸如可口可乐的广告、对汉堡，对各种型号的汽车，对狂热的足球比赛，对失业、救济都一无所知，就如生活在洞穴里的人刚一走出洞穴就会变得眼花缭乱，不辨真假一样；当然，生活在西德的人也万万想不到东德这边的人能如此忍受清贫，而且生活得如此自得其乐。
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想突破思想禁锢（也就是洞穴）的自由渴望。眼看它起高墙，眼看它倒塌了。从1964到1989，25年间，一个用现代科技构筑起来的柏林墙终于在纯粹的、几乎原始的手工挖掘中坍塌了；自那以后，到今天，又是20年过去了，也许不少的东德人还在怀念他们过去的生活，也许有更多的人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好，但柏林墙的倒塌所只告诉我们的就只有这样一个道理：无论人们生活在什么状态中，也无论是否走出一个洞穴后又会进入另一个洞穴，人们精神的提升与灵魂的转向总是禁锢不住的，除非没有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因任何可能的原因而被迫走出洞穴，比如读了一本什么样的书，听到了一则什么消息，或干脆有了某种神奇的幻觉与想象。文化、艺术、思想的发展，对更高层次的生活可能的向往，这是挑战任何洞穴的最为根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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