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 2009年第五期《文化纵横》(10月号）      政治本来是一个很容易僵化的领域。从古至今，纵有无尽的技巧或艺术，到最后，在希腊、罗马的经典中，在中外帝王将相的眼里，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家、哲学家们看来，都不过是统治的方术，或者诸如敌我之分之类的简单原则，都只不过是为了实行权力分配而利用人类的一切资源而已。这种政治观念太缺乏想象力，对其他的政治文明观察也很难逃脱类似窠臼。比如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止于三权分立，而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大量的人类才智；对欧洲政治，也只会不屑地指其为乌托邦，或者跟随美国右翼的不屑目光视之为“老欧洲”。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老欧洲开始让人无法淡定。从“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到武力解决巴尔干冲突，再到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出兵阿富汗，十余年间，老欧洲左右逢源，东扩中见统一、争吵中现共识，一派新政治气象。其中，在世界政治舞台最耀眼的莫过于欧洲关于气候政治的主张，屡屡在联合国大会、G8峰会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活动中引领潮流、主导议题。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等同于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代言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以下简称《气候》），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学 所谓气候政治，在吉登斯看来，是关于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和风险管理(《气候》，第7页)。这一提法相当合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假说，也是两人早期对“反思性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后果”所作思考的一个交集。因此，不难想见，在1992年贝克正式提出“风险社会”概念17年后，吉登斯的气候政治不啻为一个贝克式“世界风险社会”（1998年）的实例，充满了新欧洲的世界主义情怀。吉登斯的这本新书也因此得到贝克“高度原创性”的赞誉。  不过，与风险不同，吉登斯所强调的气候变化还包括不确定性。风险通常是可计算发生概率的，而气候变化还带来极高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超出了直接或间接经验的认识——怀疑全球变暖的人因为其方法论基础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而拒绝考虑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和生存引致的巨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会因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科学假说而存疑，它更多的是基于今天世界市场和民主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过分消费和利益集团绑架民主的结果。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吉登斯的气候政治学评价更高，他认为吉登斯的新著是遏制气候变化斗争的一个里程碑。相比贝克的吹捧，克林顿的评价抓住了当前全球气候政治的要害，也是吉登斯所代表的欧洲气候政治主张——气候改变所带来的是世界政治的改变，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主要被石油决定的话，未来气候将取代石油。这或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终结，也是对现代性反思之后的新政治或者就是贝克鼓吹的世界主义政治。  更重要的，吉登斯指出了新政治的两个新民主特性：一方面，民主体制在气候变化面前并未完全失败，因为民主之下的社会运动、环保压力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动员仍然是可能而且有效的，它只是深刻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被尊称为北美的气候政治领袖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戈尔本人在环境问题上的特殊魅力，而是表明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的结合。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所要求的风险管理要求政府担当起更多的“计划”任务，对发生碳排放的企业和个人、生产和消费活动做到精确计划和管理，进而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有关碳排放的计划和管理。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碳排放”国家来说（相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问题不在于人均碳排放的多少，而在于政府对所有碳排放单位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大大超过所谓国家治理能力或者地方治理能力的范畴——可称为“碳治理”能力——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具体包括： · 超前思考；  · 管理气候变化和能源风险；  · 促进政治和经济的集中；  · 干预市场将污染付费制度化；  · 反制阻扰环境政策的商业利益；  · 将气候变化置于政治议程之首；  · 发展适合低碳经济的经济和财政框架；  · 防备气候变化后果；  · 整合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间的气候变化政策。  简而言之，气候政治代言者的双重民主特质——即环境运动和民族国家的碳治理——要求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气候新政”，要求对世界民主体系进行重新协商和规划。吉登斯本人坦言反对单纯的环保主义，而更愿意强调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公平问题，强调市场交易对减排的积极作用。他的经济集中主张也更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更有利于集中进行减碳控制。  欧洲则因同时具备环境运动和超民族国家的双重代言者角色而在全球气候新政中独具特殊地位，如同吉登斯称气候政治本身“超越左和右”而被各欧洲党派接受，欧洲的气候政治主张也可能超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成为世界主义的气候政治共识。  当然，吉登斯自己也承认，如果不算欧盟本身，真正将环境和气候列入政治议程中心的国家，只有瑞典和德国。而在欧盟历史上，在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将环境政策作为独立一章(第十六章)之前，1957年的《罗马公约》并未触及环境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环境主张最为激进的并不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是日本、美国和瑞典。事实上，在欧盟成为世界气候政治的代言者之前，环境运动扮演着绿色政治的主要角色。  欧洲的绿色政治版图 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引发了欧洲的环境主义浪潮，最终演化为今天欧洲关于气候变化的绿色政治版图。这个浪潮最初包括了三个平行部分：一、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代表的新生态主义开始影响知识界和精英的环境意识；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推行环保政策；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学生运动向环保运动的转型。其中，尤以后者影响最广，在全欧洲范围内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形态，从个别环保先驱国家开始演变成欧洲特色的绿色政治，并最终形成吉登斯所代表的新欧洲环境主义。  1.环境运动。欧洲的学生运动作为环保运动的前身，兴起于1950年代末的德国，在1968年发展为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五月风暴”，从行动中开始反思威权父辈所代表的现代性。高潮退后，学生运动中的极端组织转型为红军派之类的学生暴力运动，而主体则在1970年代初转型为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包括反核运动在内的环境运动等等。在1983年美国在德国开始部署潘兴II式导弹后，以反核为中心的环境运动发展到一个高峰，到1986年，德国和法国的反核抗议活动和参加群众的比例激增，创造了80年代的最高纪录。  这些运动有着共同的学运背景和网络。“68学运”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后来的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他们常常也是其他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而以认同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个阶段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网络联系和社运组织，成为后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新国际主义的基础。正是在环境运动的新国际主义的意义上，环境运动当中的激进主义才得以与温和组织并行不悖，维持着运动的活力，也被公众容忍，呈现出绿色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传播方式。  同时，整个20世纪80年代，主流政治趋向于保守化，主流政党不愿意面对环境议题，如撒切尔政府就曾经公开表示对环境运动的敌意，欧洲的环保团体却在公众面前持续坚持其环保主张，其激进的反核立场背后嵌入了对冷战秩序下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不满。这一立场和传播方式影响深远，重新凝聚起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或同情者。1985年有人估计，大约有1000万西欧人属于一个或多个环保团体，而参加地方环境运动活动的人数则是这个数字的两三倍以上。  2.由绿而党。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运动也走向了制度化。一方面，各类环境组织，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逐渐大型化和国际化。四家大型环境NGO——地球之友欧洲总协调(CEAT)、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Greenpeace)和欧洲环境局( EEB)——已经成为布鲁塞尔最重要的四大环境游说组织。除了绿色和平，另外三家组织均得到欧盟的财政支持，尤其是广泛代表欧洲各国环境组织的“伞形体”欧洲环境局，是在欧洲共同体积极鼓励下于1974年创立的，长期以来欧盟是其核心支持者。在欧洲政治层面，欧盟与环境组织保持着如此紧密和“交互”(reciprocal)的财政和游说关系，使得他们分别互为环境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政治层面的代言者。  另一方面，环境运动组织纷纷联合并参加地方竞选，积极参加地方和全国选举，联合之后的环境运动组织也纷纷改名为或被视为绿党，成为1990年代以来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与威权体制下环境NGO通常 “绿而不党”的去政治化选择相反，民主体制下政党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由结社，参政的组织只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变化而异于普通协会，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推出选举候选人参与开放的公职竞选。因此，对欧洲的环境运动和组织来说，结党与否，只是选择街头还是议会作为他们的意见表达场所，并无任何法律或者政治的障碍。结党无疑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动员，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环境运动内部意识形态的转变。环境运动因而相当程度上不再是一个运动，而更像一个广泛的“公共利益共同体”。1985年，刚刚加入新成立的德国绿党不久的菲舍尔参选成功，被任命为黑森州环境部长，也是德国绿党取得的第一个公职。  这一转型得益于冷战加剧。美苏的核对峙既促进了欧洲反核运动的兴起，也时刻提醒这些昔日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东方共产主义的距离，而选择了与资本主义体制合作的方式，即社会民主道路。他们参加议会选举，在主流政治内部表达绿色政治的声音。Roots等人对欧洲七国所作的经验研究也表明，环境运动的制度化转型包括成立绿党是成功的。1990年代之后欧洲的公众和公共舆论已经完全接受了环境主义，尽管抗议示威事件相比1980年代有所下降，但公众意见却成为环境运动最重要的资源，环境运动并未随着运动的制度化而衰退。绿党通过领导环境运动对公众意见保持着超出其选票数量的巨大影响力。  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并不表明环境运动正在丧失其动员基础。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1990年代初期动员程度降至极低水平的法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环境抗议事件却呈上升趋势。各国绿党所获支持也稳步上升，在1994年的大选中，德国绿党成长为第三大党；最早进入议会（1981年）的比利时两个分别代表不同语区的绿党在1999年共赢得14.3%的选票。绿色政治的第三阶段转型终于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取得突破：芬兰的“绿色联盟”于1995年进入内阁，开创了欧洲绿党参政的先例；之后，德国绿党1998年加入与社民党的联合执政；法国绿党也于1997年加入执政的中左联合政府，而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竟获得16%的选票，与社会党(17%)相当。  尽管欧洲各国绿党在各类大选中所获选票超过10%的时候并不常见，但是，在欧洲大陆普遍的多党制体制下，绿党的作用举足轻重，并影响着欧盟的环境政策。到上世纪末，欧盟的4个主要成员国中有3个均由绿党籍政客出任环境部长(德、法、意)，并参加欧盟理事会的环境部长会议，左右着欧盟的环境政策。几乎所有绿党，除了爱尔兰和瑞典的绿党，都修正了早先的欧洲怀疑主义政策；那些大的绿党，如奥地利、德国、荷兰、芬兰、法国等国的绿党，也都因为选举的成功转而极力宣称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把欧洲当作他们的一个新的乌托邦。环境问题也因此在最近的十年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政策，并被当作增加欧洲一体化合法性、获取公众支持的重要资源。  3.先驱国家。一旦环境意识通过环境运动得以在大众中普及，并成为跨党派的政治共识，即如吉登斯所列举的环境进入政治领域中心的瑞典和德国，这一绿色政治进程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居于国内政治的中心，它还有着强烈的向外输出的要求，就像今天的欧洲向外输出绿色政策。  比如瑞典，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最先启动了石油能源替代计划，到1980年代初瑞典的石油消耗占全部能源的比例下降了将近50%，并计划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个非石油经济体。作为欧洲的环境先驱，瑞典不仅带动了北欧国家的环保政策，4个北欧国家的环境指数也长期排在全球最高位，其绿色政策甚至还左右了国民是否加入欧盟的选择，也极大影响了欧盟的环境政策。  瑞典在1995年与芬兰和奥地利一道加入欧盟后，改变了欧盟内部的环境力量格局，连同原先的“先锋”成员德国、荷兰和丹麦，形成了一个“绿色集团”。他们第一次改变了欧盟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准则，在环境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特定多数决。这使得在环境领域加速消除那些“后进”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态度差异成为可能。虽然到那时为止，欧盟并无关于环境保护的共同基础，但是环境政策的国别差异显然会为自由贸易增加新的壁垒，而消除此类差异正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其结果之一就是，1970年代以来争吵不休的汽车排放规制在整个1990年代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成员国的反对，争论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了汽车制造商和欧洲委员会及欧洲议会之间。  对瑞典政府和绿党来说，他们加入欧盟的最低纲领是要求欧盟的环境政策起码要与他们的国内政策一致，在加入欧盟前夕的公投中各政党争相以促进环境保护的承诺来换取瑞典公民的支持。瑞典的“领先─协商”模式在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中甚至居于核心，被用作扩展其领先的欧洲环境政策与世界协商的模本，符合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意义上“符合理性的可接受结果的预期”。也就是说，现行欧盟的气候政策很大程度上只是瑞典以前的环境政策的翻版，瑞典现在的气候政策是欧洲未来政策的基础。例如，瑞典的碳税经验就受到吉登斯的高度推崇。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征收碳税的国家，瑞典的碳税虽然税率不高，但具有普遍的约束作用。以芬兰为例，相比2000年的排放水平，二氧化碳税的减排效果大约为2～3个百分点；瑞典、挪威和冰岛的效果更明显，约3～4个百分点；而丹麦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则出现了绝对下降。这些环保先锋国家减排政策的成功为欧盟制定自身的减排目标提供了依据，也为欧盟的气候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模式，即通过普遍的碳税来实现减排是有效可行的。相对现有其他鼓励减排的措施，碳税因其公平性而有较强的约束力，起到其他税种所难以达到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结果。  至此，从上述欧洲绿色政治版图变迁的勾勒中，我们发现：吉登斯“气候新政”的新环境主义经历了绿色政治的不同发展过程，绿党、环境先驱国家和欧盟先后担当着环境运动和环境主义的代言者角色，将环境运动“欧洲化”(Europeanization)并进而追求其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  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学也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居于欧洲公共政治领域中心的环境/气候政策向世界主义气候政治的扩展，即环境运动的兴起和吸纳体现了现代性政治的反思，而因应气候变化所必须作出的调整即此反思性的政治，欧洲也因气候政治而成为新欧洲，并把21世纪的全球政治规划为一个以气候政治为中心的新政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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