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的一天，雷蒙·阿隆因心肌梗塞被送进科森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刚一苏醒过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然丧失了说话和写字的能力，可头脑却依然清醒（我希望是完全清醒，可是我能有把握吗？）但不能与人交谈。我用手示意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左手十分困难地写下了几个字：死，并不可怕。”（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59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1983年10月17日阿隆逝世，在去世前几分钟，阿隆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参见茨维坦·托多罗夫为阿隆回忆录所写的“序言”，该书第17页）

能说出“死，并不可怕”，是因为他已经在死亡线上走了一圈，从此“死亡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远景。”

能说出“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是因为他知道在自己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所经历并意识到的“基本事实”。

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认定与说出，在某种意义上又全都与对“死，并不可怕”这一“远景”的认定与说出有关。

阿隆出生于1905年。从1905年到1983年，在这78年的人生中，阿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法德和解、1968年的五月运动、冷战中的美苏争霸、越南战争、核威胁、欧洲联合之路以及自己在本国被左、右两派的同时抛弃。作为自戴高乐以后历届法国总统，包括蓬皮杜、德斯坦在内的“私人朋友”，同时也作为基辛格的朋友（“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他总是以一种晚辈和学生的态度敬重我。”，该书第531页），作为尼赫鲁、李承晚等大人物要“私下会谈”的“非政治人物”，阿隆是一定深深卷入了这五十年间的政治漩涡的。但他说，“我极少提到过我与当今世界的大人物谈话，因为这种谈话确实比较少，而且我从中毫无受益或收益甚微。”（第532页）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他在这五十年政治反思中的“基本事实”呢？

首先，什么才是他所谓的“政治反思”？

在这五十年间，决定了他的政治方向的，不是康德或黑格尔，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但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方式又主要是在知识领域而非政治行动，目的是了解世界而非改造世界。就知识领域的了解而言，思考是不可能脱离生活的，阿隆留给后代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拒绝把生活与思考割裂开来，始终把理念同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变的所扭曲的事实加以对照。他在生命走向终点时强调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独特的个人反应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当《新观察家报》在采访过萨特之后，也来采访他，并让他把自己与萨特进行一番比较时，他说，“毫无疑问，萨特的影响现在已经比我大得多了。……但是，今后也许有一天，人们对他和我仍然有兴趣，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我从来没有为皮诺切特进行过辩护，也从来没有为斯大林和希特勒进行过辩护。”（第630页）

请注意“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这句话；它告诉我们，辩证法不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不能在未区分“合不合理”（对错好坏）之前就先施出“坏事也能变好事”，“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前面的坏事，就不会有后面的好事”等等之类的“辩证法”法宝；就是区分了“是否合理”后再进行这样一番“辩证法”的自我辩护或自我解嘲也依旧是无聊的。这中间到底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行”或“才干”呢？其实就是“个人反应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个人的反应力”源于生活的现实，“学术建设”源于理念的普世性，具体来说，也就是自由、安宁、幸福，它要求一个人“首先要作出根本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本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何种政治行动。”（该书“译者前言”第4页）

具体到他所经历的这五十年，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必须对纳粹主义、********、殖民主义当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是否合理（他的原话是“当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第630页）时就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围绕着这三大“主义”，他与他的同时代人，也就是那些广为我们所熟悉了的法国第一流的思想家们在不同的路段上“分道扬镳”。

先说纳粹主义。

今天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再为纳粹主义进行公开辩护了，或者说“纳粹”这个词就已经与“恶”联系在了一起。但在1930年前后，但阿隆来到德国，并在科隆大学谋到一个法文助教的讲席时，当时的德国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首先，阿隆那时正倾力研读马克思，想理解和估计资本论的价值，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仍在继续之中。他说，那时大家对经济危机都得不出一致的诊断，也开不出大家都同意的治疗方案。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否一定会通过革命或逐渐改良，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经济大萧条泛滥全世界，德国受害尤为惨重，这是否证实了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呢？”他个人很想证实他自己在当时相信了“社会主义确实是注定即将到来的历史阶段。”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就很“想靠平衡预算来代替通货紧缩和经济紧缩”，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他的竞选纲领中也有平衡预算这一条。那么谁来平衡预算呢？当然是国家。

于是，1930和1931年的雷蒙·阿隆就在自己当时和随后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让人“一种牵肠挂肚的东西”，这就是担心德国国家主义的抬头。他说，“我在科隆和柏林时，就预感到国家主义会不可阻挡地突飞猛进，国家主义的政党，兼收并蓄传统的右派和国社主义，这个政党一旦获胜，战争便会如魔影幢幢，显示不祥之兆。正如我在别处已经写过的，1930年春天，我刚到科隆便感到了冲击。就像汤因比说的：‘历史又在重演了’。在1930年或1931年，我直觉地感到，在大多数法国人里面，我是比较清醒的。我比较能够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第46-47页）

这里的麻烦在于：一方面，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任何政治，尤其是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但另一方面，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无论是战争作为目的也罢，作为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权利平等，就意味着德国要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厚此薄彼，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德国要求平等，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关于领土的规定，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是加强了呢，还是出了危机呢？”（第49页）

德国受了经济危机的创伤，国民情绪激昂；希特勒上台，不到三年，便使600万失业者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甚至当时的整个世界，除了通过放弃赔款或暂缓赔款而在理论上要求一种空洞的“和平主义”外，又能怎样？

“形势迫人乃是道德的精髓，这跟宗教差不离，不是理性所能限制得住的。”在德国的阿隆，一下子就发现了德国哲学的高深和德语的那种“极富概念性的词句”，一面是社会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另一面是西南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一下子便让法国作家相形见绌，几乎显得有点贫乏。“30年代，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统治着德国的思想界。”对作者来说，“在思想方面，我认识了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第二国际的劫后余生，法兰克福学派和卡尔·曼海姆，正是哲学政治思想的两极。”（第62页）当时的德国，电影和戏剧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希特勒欢呼，“狰狞的死神飘荡在魏玛这个没有共和人士的共和国上空，徘徊在左翼知识分子头顶，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界，痛恨资本主义，而对纳粹却不够警惕，从而不肯断然起来保卫魏玛政权。”（同上）

阿隆说，他从一开始就痛恨希特勒，“因为他是个反犹分子，而我是犹太人。这得算在账上，但不如想象的那么厉害。听他演说，我便毛骨悚然。他的嗓门能够让某些人着魔，而我却一听就难受，几乎听不下去。我讨厌他那种伧俗粗野的语言。瞧着几百万德国人的欢欣鼓舞，我只是目瞪口呆。希特勒杀气腾腾，真是罪恶的化身，对我来说，他就是战争。”（第53页）

但几百万工人，德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几个月前还高举红旗，结队游行，而几个月后（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几个月便是五一劳动节）便又全部站在纳粹的旗帜下结队游行呢？

至于犹太人，当时却流行着这样一些说法：“他奈何不了普天之下的犹太人……他会激怒美国人的……他没法撵走搞物理化学的犹太人，没有这些人，威廉帝国在盟国的封锁下，支持不了4年之久……”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正确判断容易吗？

德国在他一生中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德国的一次自发的“十日会”活动上，他遇见了他的终生伴侣苏珊·高松，并通过她结识了西蒙娜·韦伊，感受到她浓郁的宗教气质；也是在德国，国社党让他知道了不合情理的强权有多么厉害；还是在德国，马克斯·韦伯教给他“匹夫有责，责不在思想感情，而在抉择的后果。”（第68页）

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是一位战后法德和解的最为积极地推动者。

当阿隆在德国时，萨特也去了德国；但如萨特日后所说，“他是在德国‘度假’”；所以当阿隆相信世界将有大事发生时，“萨特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心思不为任何事所激动”，“他看胡塞尔的作品”（这是阿隆向他推荐的），也初次接触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好像又回到了高等师范读书时那种不用为任何事负责任的轻松愉快的时候。”（参见贝尔纳·亨利所著的《萨特的世纪》，第436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当战争爆发后，萨特与阿隆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抵抗，萨特是留在法国写剧本和《存在与虚无》，阿隆则追随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一心想作为一名坦克手返回法国作战，但最后却不得不承办《自由法国》杂志，每天写一篇关于法国时局的分析文章；萨特在读到这些文章时曾说过“雷蒙·阿隆的专栏文章为我们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像光谱那样层次分明，光彩夺目。”（第152页）

会有许多人认为萨特在该介入的时候并没有介入，剧本《巴利奥纳》和《苍蝇》“算不上是正经参加抵抗运动”，（《萨特的世纪》第435页）；但萨特对于当时的维希投降政府的态度却要严厉得多；他通过剧本反复向人们宣扬的一个道理就是：英雄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不管什么时候，人的自由都不可战胜。在剧本《巴利奥拉》中，他借剧中人物的话说“这个城市只要不放弃那对坏蛋强加给它的罪孽和悔过的思想，便只能承受坏蛋的蹂躏。一望而知，这是在影射维希政府的‘痛苦有用论’，影射维希政府让人悔过自新的说教，以及政府强加给法国的令人作呕的忏悔气氛。”（《萨特的世纪》，第449页）

相比较之下，“正经参加了抵抗运动”的阿隆对待维希政府的态度却要宽容得多。第一，停战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怎样，我并没有觉得这些签署或承认停战协议的人就因此而声名狼藉”；第二，1940年末，整个法国，包括法定的社团、军队、海军、空军都是奉贝当元帅之令行事的，尽管维希和伦敦都以法国正统政府的化身自居，但日后的审判与清洗运动以战时“临时政府”的“革命法制”为依据却说不过去，当时的维希政府是法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最后一批代表所赋予的立法权，这是最高的权力，“当国土沦陷之际，奢谈元首通敌，可谓纯属空谈法律”（第179页）；第三，起诉维希政府，或因其有亏名节，或因其违反国家利益；起诉人选用了后一条，但谁又能相信贝当元帅投靠纳粹是为了残害百姓和“国家利益”呢？第四，停战协议，从后果来看是好的，甚至包括犹太人，非占领区毕竟庇护了大量犹太人，如不停战，犹太人大概会吃更大的苦头；第五，应把历史的判决与法庭的判决区分开来：悲惨年代的当事人有的是追随一个显然具有合法权力的政府，有的则为通敌合作特别卖力；如果当时贝当元帅驻节阿尔及利亚，许多人就会奔他而去，投身抵抗运动，由于贝当元帅恰恰身在法国，所以他的投降也就断送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我引述这些话以及比较萨特与阿隆的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萨特逝世时，十数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葬，可见他在民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这种威望很大程度上与“激进”这个词联系在一起；阿隆逝世时，法国官方、世界政要纷纷出来表示沉痛哀悼，密特朗说阿隆是一个一直坚持对话、主张宽容但又信仰坚定、学养深厚的人；基辛格甚至说阿隆走了以后，这个世界将会感到孤独、空虚。

一个影响在民间，一个影响在官方，一边是激进的、代表下层民众呼声的左派，一边是稍显平和的、有着资产阶级贵族遗风（阿隆承认自己在出身上是这样）的右派，我们能用我们惯常的思路去评判他们的是非对错吗？阿隆关于维希政府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主战与议和，重新评价某个人的附逆或通敌，不是也同样有着启迪作用吗？也许应该引述阿隆的两段话作为哲学背景以理解他所谓的“基本事实”：

“谁赢得了战争，谁就可以指定由战败者对战争负责。”

“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个人或群体观察形势和事件的方法不同而已。”（《五十年政治反思》，第4，第11页）

关于纳粹主义，前面说了，分歧不大，阿隆在战前对法国人的多次提醒，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质疑：这家伙到底是作为法国人还是作为犹太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而他自己，“从1933——1939的6年中，在既怕打仗又知道一定会打仗的心情下，也许经历了我一生中最有成果的6年。作为人，我是幸福的，作为公民，我只有心灰绝望。”（第68页）

再说********。

********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也与苏联在牺牲了2500万人后而赢得抗击纳粹德国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有关；但在阿隆眼中，这一“基本事实”却与另一“基本事实”密不可分，这就是“铁幕”——这个词正出于阿隆之手，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出于梅洛-厐蒂之手一样（第62页）。

“铁幕”一词出现于1945年7月以后阿所写的文章中，而那正是苏联因胜利的光环而达至顶点的时候，几乎所有抗击过纳粹的知识分子都通过为苏联喝彩而加重了自己的砝码；唯独阿隆选择了独立思考，并把对********的反对从战前一直坚持到生命结束；哪怕1942年苏联已经成为反对纳粹的盟国，他也对这种联盟的性质持怀疑态度。他在1950年就发起了一个反对****主义的组织“保卫文化自由大会”，1955年再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该书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秩序》（1947）、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并称为三部“反共”作品，其基本理念都建基于自由主义之上，但这三个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又不尽相同。阿隆的自由主义反对哈耶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认为自由就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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