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国际化;金融危机;现代化
与1982年至2008年之间中央涉农的10个“一号文件”相比，[①]2009年“一号文件”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国际化及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文件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为此，“做好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②]本文即从时代特征变迁的视野来分析国际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刻影响和由此酿成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变化、新趋向。
一、“三农”问题的演进：地域性、国别性与国际化
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农业社会的既有特质，将“三农”作为“问题”来看待和研究则是工业文明以后的事情。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域里，“三农”具有传统和现代的两极化属性：既是传统社会的主要领地和象征，也是任何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③]在中国，“三农”成为“问题”而凸显出来，虽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但是“三农”的存在由来已久，看待“三农”的视野和针对“三农”的工作思路影响着“三农”问题的解决。所以，“三农”问题虽然是个新问题，但是要从“大历史”的角度，[④]以“大视野”来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三农”的呈现方式不同，解决“三农”问题的参照系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总体来看，“大历史”、“大视野”中的“三农”经历了区域性“三农”到工业化中国别性的“三农”问题再到“三农”问题的国际化这一演变过程。中国的“三农”(或“三农”问题)也没有背离这一发展轨迹，并深受这一演进路径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三农”表现出区域性、地域性和自然性的特征，即使有“三农”问题，也是区域性、地域性和自然性的呈现。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经典的论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明确指出：传统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并且这种区域性的隔离由于传统社会的交通不便和小农的贫困而更加严重。[⑤]其次，传统小农也缺乏冲破地区性和自然性的政治表现。“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⑥] 所以，“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⑦]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分析亚洲农民时所进一步指出的：“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⑧]因此，悬浮于上层的专制政权和处于下层的封闭的、分散的小农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使传统社会得以稳定而长期的延续。
打破传统“三农”的自然性，“三农”由地域性的呈现成为国别性的“三农”问题是发生在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现代化的历程中。首先，工业突破了地域性限制，世界因工业生产而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⑨]其次，工业革命的深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相辅相成。工业革命一方面构筑了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民族国家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以国家政权建设保护本国工业体系的发展。[⑩]最后，工业革命酿成了民族国家的“三农”问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制度体系的配置向着有利的方向表现出不断的聚集效应，以竞争为发展的原始动力，生产要素趋向非均衡性的分布，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即“三大差别”)由此产生。在马克思看来，差别也是对立，也是矛盾，有了差别也就有了“问题”。所谓的“三农”问题由此而来：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相比，农业是弱势产业;与工业社会的市民群体相比，农民是弱势群体;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农村是边缘和落后的象征。[11]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个民族国家均存在的“问题”。但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先有后，并且工业革命在每个民族国家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所以，工业化的初期，“三农”问题因国别不同而不同。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三农”问题也进一步深化，即进入国际化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既已说明，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其追求价值增殖的天然属性在一切领域所向披靡，也能侵袭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在工业化的诞生日，资本就跃跃欲试，以其开放性的姿态逐渐走出了国门。在实现了一国财富资本化后，作为主要的生产因素，跨出国门的资本化，将世界联系了起来，在世界体系中实现生产分工，实现优势互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进入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其有利于资本、资源、劳动力、科技和产品在全球流动，达到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三农”问题可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化解;而挑战也恰恰在于“三农”问题要承受来自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对于“三农”问题表现尖锐并根深蒂固的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中国的“三农”(或“三农”问题)的演进在受到世界“大历史”的型塑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中国有着辉煌的农业文明，也经历了漫长的传统社会。直到20世纪初，中国被强制拖入现代化轨道，原生态的“三农”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作为“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总体而言，20世纪的中国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上半叶的革命时期和下半叶的建设时期。所以，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三农”由区域性的呈现进入国家的视野是在上半叶的现代革命中，确切的说，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12]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农民革命家毛泽东认为，只有农民革命，才能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使中国走上繁荣兴旺的道路。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各阶级的问题也无从解决。因此，农民革命也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13]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得出结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4]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以农民问题为革命的出发点，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尔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政权意义上对“三农”的解放，解决了“三农”的政治问题。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我们依然坚持以革命形式、准军事化的方式实现农村改造，农村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其实，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正是农民的日益边缘化和平等意识，促使中国革命的发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农民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才取得成功。革命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仍然是依靠农业和内部积累。所以，农民更多是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者，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更大牺牲者。其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设定的路径就为后来“三农”问题的进一步凸显埋下了伏笔。所以，当革命后所确立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时，解决“三农”问题的原始动力——农民的自主行为又一次突破了既有的体制框架：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体制确立下来。以包产到户为契机，由农村改革所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被称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以此看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不光是个政治问题，不光靠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可以获得政权层面的保护与解决，“三农”问题还是个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了全球化的高级阶段，正当中国正集中精力处理工农和城乡发展矛盾之时，“三农”问题在国内还很突出，却还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劲风。所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下中国“三农”问题承受着双重压力和考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时代片刻，中国“三农”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中国农业文明遇上后工业文明，是中国农业实体经济遇上了虚拟经济的境况。由全球化反观中国“三农”，“问题”更加鲜明和突出，化解“三农”问题的重措也更加紧迫。
如果说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根扎在一国领土上，必须在国内消化和解决的话，农业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化经营，作为化解“三农”问题的国际通道，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主要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糊口农业，产业化的成分很低，或者说缺乏产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在解决了农民温饱这一“天”大的问题的基础上，我国的农产品也逐渐丰富，农产品剩余也逐渐参与了国际流通。一部分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在通过出口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进口一些国外农产品。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业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这使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挑战也日趋严峻。据世界银行2005年10月发布的《全球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研究报告称：如果贸易完全自由化后，从“三农”角度看，受益最多的依次是美国、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加拿大等，而“三农”受损失最大的依次是中国、西欧国家、日本、韩国及印度等。[15]
但是，要促进农业发展，首先要造就强大的从事农业的主体——现代农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其次要建设农业的根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在当下中国，农民外出务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农民工又是农民中的精英群体。当经济发展遭遇金融危机的涤荡时，首当其冲的是处于生产一线的农民工。中国农民工有70%—80%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方产业的特点是以出口为导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其经济状况与国际经济周期有很大关系。在金融危机袭来之后，其发展受到重大挫折。所以，反观诸己，关注和改善民生是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所祭出的重要应对策略。当前，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这就要求中国经济要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如果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广大农民和农村将成为拉动内需的生力军，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才能有可靠保障，中国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坚实的基础。所以，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16]
在“三农”问题演进的大历史中，结合中国“三农”问题的特点，可以看到，“三农”问题是由“三农”内外诸因素生成、涉及“三农”内外的系统问题，需要统筹解决。但是在“三农”问题的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爆破口和焦点问题。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而多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透视“三农”问题、集中分析“三农”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扇窗。
二、国际化视野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征
在渐次拓展的“三农”(或“三农”问题)的认识视域中可以看到，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主轴的现代化历程并不是祛革命、祛矛盾的线性发展过程。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各国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层级的非均衡性和波动性。现代性本身是以一致、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为特征的，但是正是非均衡性才是现代化的动力。正如亨廷顿所说：“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17]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在金融危机这一时代发展的波动片刻中所呈现出的不稳定因素和新动向。
就“三农”问题的化解而言，如果说革命时期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是根据革命动员的需要，实现政权制度的根本转变，构建民族国家的话，在民主转型时期，后发民主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社会抗争实现民主转型的过程。与自上而下的精英主导型的民主建设相比，由民众集体行动直接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特别是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大经验。[18]所以，从基层社会与社会运动的角度正面看待农村群体性事件，将群体性事件置于社会变革的特定背景中来看，“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农村还是发生在城市，都已不可抗拒地被赋予了‘现代色彩’”。“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在社会利益不断走向良性调节的过程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社会进步必然的阵痛过程，它也是社会进步应支付的代价。”[19]但是，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必然会影响国家稳定与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
在深入把握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后，再深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本身，需要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是农村群体性事件本身;其二是演化为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重新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本身，有三个方面需要把握：第一，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具体情境。从国际化的视野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时代性的发展趋势，而金融危机是这个时代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波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也是全球蔓延，在冲击全球的过程中，各国表现出不同的回应。在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是金融危机掺入农村发展的充分表现。群体性事件作为“三农”问题面临金融危机的爆破口和焦点，是集中呈现“三农”问题的一种方式。从国际视野反观国内，中国正处于改革的矛盾多发期。在这一时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快速，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经济诉求受到约束时，就容易变成政治诉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农村改革发展中，农村公共品供给、土地流转与征用、农村社会保障、农业发展风险问题等等，这些事项中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均时有发生，而利益表达和申诉的制度渠道又相对无力和缺乏，某些矛盾就通过制度外的、非正式的方式突现，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所以，当利益表达不畅、政治整合不力的时候，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并且呈现出群体性事件的总体特征：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等。
从具体参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人群来看，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更多的参与者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人群，也是“群众”对金融危机的恐慌的一种反应，一种发泄。虽然无直接利益冲突，更多体现大众活动的特征，但是也反映了长期以来在利益分配和利益分配机制中的问题。虽然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看似偶然，也有其必然的因素。从长远来看，这些参与的群体都是社会的不满群体。[21]特别是面临金融危机时刻，大量农民工滞留家乡或者返乡，不能形成正常的流动机制、缓冲机制、化解机制。正常的流动本身是可以相对转移农村的矛盾，但是农民流动的受阻，使农村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滞留农村的农民工更加密切关注其在农村的利益，加之对原有的农村改革的信息不了解，现有改革的信息如果不被清晰公开，累积的矛盾就有可能爆发、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所以，面对金融危机，也要防止农民工的“游民化”。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以发展实体性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等等状况，可以为农民工的转移提供条件。如果政府引导有方、有序，可以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也就消解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诱因。
第二，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固有其客观的经济社会基础，但是还离不开其主观的文化心理基础。“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带来工农、城乡、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带来自由、平等、人权意识，由此就会产生‘人生来平等，但又无不在差别之中’的焦虑和反抗，‘三农’因此成为一个公共性的政治社会问题”，[22]成为时代巨变中被社会所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就其本身而言，当下中国农村又是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乡土观念与城市文明的交汇点，不同的信念、观念的碰撞使人们难以形成稳定的心理认同。虽然现代化不可抗拒，但是人们“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23]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和混乱使得既有的生活方式也面临分立和重新选择，并陷入取舍的彷徨：“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24]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波动时刻，文化差异和心理焦虑就成为酝酿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土壤，寻求文化、心理认同，寻求群体意识和群体保护就成为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心理预期。
第三，由诱因引发并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传播手段。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为群体性事件的酿成提供了技术条件。即时的现代信息技术、便利的交通和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事件酝酿的时间，大大消除了事件爆发的空间阻隔。虽然身处“地球”村，但是由于便捷的信息传播，却能时刻感受、响应全球发展的脉搏。特别是手机、网络、影像等现代传媒的普及，使得某一小事件、某一孤立的事件迅速被放大、动员;借助于现代的传媒手段，社会“不满”可以被传染，社会骚乱也可以被渲染，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并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机制也对应对群体性事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特定的人群，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就可能引发一场群体性事件，这是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条件。为了全面认识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还要认识演变为“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升级、质变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面临经济发展出现困局的境况时，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本身进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期，另一方面也说明，也有“模仿”甚至“借鉴”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对金融危机，更有可能爆发群体性事件，演化为“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也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由目的演变为工具，这是新近爆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的一大特征。[25]由群体性事件演化而成的“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其操纵者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思想准备和思想预设。首先，其信守“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操作事件、运作事件的逻辑。其次，其也熟悉执政者的政治逻辑——政治稳定至上，政治稳定压倒一切，在政治稳定面前是“一票否决”的政治责任。越是发展出现困局的时候，保持稳定越是重要。以此，群体性事件的操纵者就可以以熟悉政治稳定的逻辑而从中投机。最后，政治是群体性的活动，群体性的特征就包含非精确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也会陷入“群体无意识”和“群体无责任”的困局，这就为煽动群体性事件，甚至让其上升为政治性事件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被看成是有效的宣泄手段。
“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由群体性事件演化、升级为“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其工具性有明显的呈现和充分的现实基础。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其必然性表现更充分;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对于其运行环节和链条可以展开深入剖析;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在充分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其工具性和手段性的转化和转换。
固然，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改革发展中的利益非均衡分配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不良后果，但是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敲响了警钟。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与群体性事件本身相比，其性质发生了质变，预警和应对机制也应有所区别。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也是社会宣泄的一种方式，但是政府应对处理和预警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的思路和主要观点得益于徐勇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但文责由笔者承担。)
原文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注释
[①] 10个“一号文件”是指：1. 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2.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3.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4. 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5. 1986年《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6. 2004年《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7. 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8. 2006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9. 2007年《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10. 2008年《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09年2月2日第1版。
[③] 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④] 徐勇：《以中国大历史为视角看农村改革——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中国农村研究》2008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22页。
[⑤] 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678页。
[⑥] 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677页。
[⑦] 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678页。
[⑧] 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765页。
[⑨] 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276页。
[⑩]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0.
[11] 详细论述参阅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
[12]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农民，组织农民阶级参与革命，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现了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建立了民族国家。详细论述可参阅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第213-226页。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
[1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15] 钱克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一)》，《群言》2007年第9期。
[1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09年2月2日第1版。
[17] 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
[18] 徐勇提出了“农民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生产力暴动”、乡镇企业、自由买卖、村民自治、农民流动等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农民自主行为”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运作，特别是农民的自主行为改变了政治战略、政策取向和管理体制，所以徐勇将其称为“创造性政治”(详见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笔者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正面看待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从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后果(例如利益分配的调整、权益保障、政府危机预警管理机制的建立等等)来看，它也在一定层面、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了政治体制的修补。
[19] 周忠伟：《群体性事件及其评判》，《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21] 于建嵘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利益结构的调整、分配失衡、社会不公、腐败、政府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等。详细参阅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2] 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23] 转引自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24] 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25] 董海军研究认为，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他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他研究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他同时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本文所提出的“作为武器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受其研究的启发。详细参阅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
本文链接：刘义强：游民政治：中国社会风险和群体性事件危机的结构背景,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