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无愿


按某类民间说法，这是颇不简单“逢九之年”。在一些人为“60年”、“30年”而欢欣鼓舞之际，对更多的人来说，到了这个现实中的年头，也许只能与改革诀别？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学人出书指出“改革已死”，此人可能认清了以自利为动机的改革必有的命运。对此种说法，相信当时不少人是不大认同的，因为其时改革正由南向北大有狂飙急进之势，借着80年代延续而来的兴头，人们并不清楚它的阳光雨露，最终只作育了这个社会的一小撮，而以更大量的人为代价。然而最近，这个不祥的话题已相当多地出现在一些海内外舆论中（请参考www.hougaige.com），尽管对其是“死”还是“尚存”这一点，仍有争论与异见，也有人认为不至于如此悲观。

对于不愿太悲观者，应该不难理解。正如笔者此前的一两习作也在谈“改革还剩多少时间”一样，也许因为在这个国度经历了上百年的困顿、尤其是近几十年的恶劣折腾之后，历史给了这么一个革新图强机会，实属不易，故而这些人尽管明白希望之难，却仍下意识地抵制着那份扑面而来的绝望。但回头想想，从目前的情形看，对改革“正常的生之期待”，到底是不是一种奢望？！改革之死，大约是某些人早已多少预感的噩耗，只是无所寄望的人们不愿直面它而已。如今，也许真的成了不能不面对的事实。

这些年来，在以GDP为标志的表面经济指标持续“腾飞”之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利益格局却日益畸形，即使完全不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变革及民主自由，单从解决目前重大社会矛盾的迫切性论，政经体制的深度改革也日益被催逼着。确实，这些年来因“特色”制度导致很多社会领域进入全面负循环，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意识上，这个社会已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分化、对立。正如此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所言，中国的改革是“危机累积和危机推进的改革”。危机累积到此前一个时期，改革或许早就命悬一线了。

唯一的焦点与出路，无疑集中在掌控全社会的权力体制上，也即通过政治体制的真正改革，通过有步骤地推行宪制民主，以期逐渐而切实地纾缓紧绷的社会关系对立，推进经济、社会生活良性有序的发育，并最终从根本上达致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然而，由政治权力所主导的这场改革，“该改的都改了”，剩下涉及基本制度与体制根本利益的“硬骨头”，则属“不该改的”或万不敢改的。改革便如流向沙漠的小河溪，其源头活水至此而竭。

既然如此，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以强化其存在合法性为出发点的改革，其先天不足、后天不良所引发的综合症，或者就到了发作的末日，它的死应合乎逻辑，极可能是一个习性沉沉的社会的宿命。

尼采说，作为一个德国人，没理由不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也许现在的我们就面临这样的状况。在对那位学者的先见之明佩服之余，或许也应有恨，因为他试图提早打破了咱们开始未久的美梦，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逻辑。

尽管仍存在着某些谨慎乐观者，但从这个社会运作的诸多方面，也许人们确看到了死的表征：

首先，改革开放30年，在社会基本民主诉求日益强烈，文化价值全球化趋势显著之下，不仅一些与社会公开性有关的最基本措施，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以及《新闻法》等，根本不敢放上桌面，而且在一些领域，反强化了“档治”倾向（如私营企业设立支部之类），偌大一个国家，就剩下“维稳”与“保增长”两大“主旋律”，而后两者不仅实质上与改革无关，甚至相当程度上成为压抑改革诉求的依据。显见在政治上，过往权力体制向改革发送能量的输液管，已被掐断。

日前深圳有关当局对所谓违规上访发出的强悍禁令，应是一个明显的象征。一个多年来以改革先人一步自许、而社会也将其当成改革楷模的特区政府，公然违背起码的现代法制原则，对通常有冤难诉的上访者如此严酷，既无视基本人权，甚至还丧失法规制定上最一般的道德基础。像这样以权力压制社会的行为，竟干得如此有恃无恐，实与目前的大气候密切相关。

其次，如果说庙堂之上的东东难以捉摸的话，在经济领域，改革生机难续这一点，似乎表现得更为切实。除了近期的“国进民退”，以及大量信贷资金归于国企并因而只能制造更大的产能过剩之外，正如郎咸平等所指出的，既然消费、出口与政府投入这“三驾马车”，已无法从根本上拉动经济正常成长，经济的真正活力实已唯有发展民营经济一途。而在近年民营经济生存空间日益逼仄、数万家私企倒闭之下，何以在扶持它们方面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迟迟不前？显然，在此前长期作为“补充”之后，改革既日落西山，民营经济当然更不在“崛起”的选项之内，很大程度上似被抛出了现有政经文化座标之外。

另一方面，即便为对付危机计，而出台某些稍有利于民营经济（如前不久的相关政策）或其他民生保障措施，在目前既得利益群体已全面、深度盘踞这个社会的情况下，由于改革的缺席，也就断绝了来自体制变革所创造的新改革能量，因而极难抵御既得利益群体对这类政策的严重侵蚀，表现出来的，至多也就是有心无力，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再次，至今相当多的民众也对改革丧失信心。十几、二十年前，对这个社会的普罗群体来说，很大比例的人应以为改革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可是现在，正如不少网友的反应一样，这些民众大概也会如此质问：“改革最终给了我什么”，“别改了，还不是越改越。。。”。对很多失地的农民、下岗工人，甚至城市白领与“渗水中产阶级”而言，与徜徉于抽象世界的知识分子不同，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改革可能早就魂消魄散了。假若如此，作为社会性运动的改革，也就失去其生存所需的广泛社会基础，它的死亡也就来得更彻底。

中国的事情历来难办，这个谁也不会否认；而这又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化复杂交织的转型社会，或许一切皆有可能。若改革真的已死，它还有浴火重生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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