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报》09年2月17日）

 近期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三个特点 
　　 王 利 
　　 
　　 
　　 近期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和成果呈现出多主题、多中心的态势。最近，亨廷顿去世，似乎宣告了政治学强人的式微。而像行为主义或制度主义兴起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政治学学科的巨大冲击，或1970年代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引发政治哲学复兴的运动已成为昨日黄花。但是，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学著述和星罗棋布的战略咨议和政策分析，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和多边关系的调整为主轴，以现代性问题及其危机的反思和对策为切入，以激活传统的理论资源和发掘新的论述话语为基础，西方政治学还是呈现出以下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和趋势。揭示和阐发这些特点和趋势，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秩序，明确中国政治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民族—国家”概念重受重视 
　　 
　　 西方政治学重新围绕“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展开，在论题、内容、理论的深度广度上都有新的突破。这不是传统政治学概念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借助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化等“后”学理论对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重新厘清“民族—国家”的起源、历史、境遇、力量及其弹性的一种理论化努力。这个工作最大的现实背景是“9·11”及美国对伊战争之后所呈现的一元秩序（美式帝国主义）统一全球的趋势及对这一趋势的反动，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展开了现代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之间的冲突，其根本指向是文明的冲突和生活方式的优劣，但具体表现却是国家间冲突和国际秩序的重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国家、主权、国家建设等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并引发了特别的关注。这个背景不仅使人们质疑并重新思考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根源，同时激发了政治领域一些根深蒂固的基础性话题，如秩序与冲突、帝国与民族国家等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一”还是“多”的哲学追问下被进一步政治化，左派学者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帝国》一书中探询的“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被进一步现实化，而目前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甚至宣告了一个国家也有可能“破产”。于是，重新捍卫基于各民族具体历史特点和风俗伦理的民政世界又成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关注重心，2004年出版的福山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成为这个趋势的典型代表。 
　　 即使是同样关注“民族—国家”，美国政治学和欧洲政治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简单说来，美国政治学崇尚霍布斯，而欧洲政治学则尊崇康德。霍布斯的理论是将国家和主权建立在赤裸裸的生死之争上，有理性的人之所以要摆脱“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战争状态”，其根本理由在于人们畏死求生的本性。这种基于纯粹的“暴死”之上的政治必然性逻辑成为“国家理性”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成为合法性学说即主权作为最高权威的法律拟制说的理论基石。于是，原本显得有些残酷和激进的霍布斯被重新激活，并获得了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其现实背景是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人的性命造成的直接威胁，也是无论内政外交都需要谋求一种有关“秩序”学说的迫切需要。对霍布斯学说的兴趣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解释美国政制和国际秩序中产生了新的生命力。最典型的体现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法学界对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引介和重视，对政治神学命题的关注和深化——众所周知，施密特被称为20世纪的霍布斯，他对政治即划分敌友的论断就是重新阐发霍布斯的结果，而政治神学的核心概念—主权，则是上帝意志决断的世俗化。 
　　 欧洲则走了另外一条道路，简言之，就是“从民族国家到超国家联盟”（From Nation State to A State of Nations）。康德是欧洲政治学在国家论述上所主要诉诸的理论资源和精神导师，他对基于自由、平等、自治之上同质共和国之间永久和平的论述，使“认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及其所关联的“认同”还是“差异”的论争成为欧洲政治学的核心议题。这固然与欧盟在面对中东欧甚至土耳其的“入欧”请求时所遇到的尴尬有关：将一种基于“同质”的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扩大，则势必要遭遇“异质”力量的侵袭和干扰，同时造成强烈的不稳定因素；更与民族、种族和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和平共处息息相关，尤其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逐渐增多，对法德等欧盟龙头国家内部的核心凝聚力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稀释。因此，“同”和“异”的斗争使得欧洲政治学要不断为求同存异的标准和边界忧心忡忡，所以欧洲政治学不得不突破传统政治学的边界，在不同学科内部横冲直撞，将语言学（所谓“能指”和“所指”的斗争）、人类学（所谓“同种”和“异族”的区分）、社会学（所谓“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关系）、哲学（所谓“内在论”与“超越论/绝对论”的差异）等等学问一并牵扯进来，参与到一场“悬隔”和“延宕”的大会战中。终其目的，是为了完成海德格尔未尽的心愿，找到“此”与“在”偶然相逢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而最多就是阿伦特们所津津乐道的古典城邦，局促于一隅，自由平等公民的公开展示。欧洲早已没有了“世界帝国”的念想，而沉浸于对相同和差异的区分与判断，沉醉于对少数文化和异类族群的关注，操心于对违反人权和所谓欧洲文明标准的制裁和审判。与美国建立在实力之上的“一”&“多”之辨不同，欧洲热衷于口头上的“同”&“异”之争。 
　　 
　　 意识形态的中庸化 
　　 
　　 所谓中庸，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防止激进，避免极端，二是不断地克服教条，三是为新的意识形态整合做准备。就美国来说，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各领风骚之后，二者又碰到了各自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制造了一系列麻烦，以美国为师的结果是给美国后院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新保守主义据说是前届美国政府的思想基础，但布什下台时的黯然背影和对伊战争的困局使新保守主义至今还在遭受着种种非议与诟病。因此，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寻找和激活新的理论资源，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表面分歧，直面权力机制和国家政权的运作，探讨总统制、议会制和最高法院的关系，分析美国宪政在应变时的弹性力量，实现在应对危机和重建秩序过程中的新一轮平衡。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中庸化使新自由主义的普世自由民主论和新保守主义的“新罗马+新耶路撒冷”论暂且搁置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高谈阔论，而重新回归于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现实主义。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宪法学新著《下轮攻击之前》（Before the Next Attack）、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保罗·卡恩（Paul Kahn）的《自由主义该放哪放哪》（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和《神圣暴力》（Sacred Violence）、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缪勒（Jan-Werner Müller）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等等。意识形态的中庸化在欧洲的体现则是一条明显的中间化路线，传统左右势力纷纷向中间派靠拢，为沟通理性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无论是美国政治学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还是欧洲政治学的中间化路线都表明，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妥协平衡、治国理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当代西方政治学是足够清醒而冷静的，他们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利害得失，而是以国家利益和实力政治为指针，灵活弹性地予以协调兼顾，既明智通达，又行之有效，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中国特殊性的备受关注 
　　 
　　 无论是“一”与“多”，还是“同”和“异”，如何在理论上理解和阐释现代中国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绕不过去的课题。中国是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是，其特点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本质？于是人们试图在“北京共识”和“中国道路”的旗帜下为内在地理解当代中国寻找思想依据和理论资源。截止到目前，中国学者主要发现了三个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如何实现这三个传统之间的会通和融合，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成为一项崭新的时代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常”和“变”。“常”就是常道，就是恒常，就是不变；“变”就是发展，就是变革，就是创造。以“常”“变”立论，方有可能化解美国的“一”&“多”和欧洲的“同”&“异”，重建普遍秩序的理论范式。毋庸讳言，西方政治学正处于消化理解这项课题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