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危机的另类思考—“落水狗”、美国梦和创造性
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从总统和主席，到出租车司机，都在紧张地讨论它。公认的结论当然是：美国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美国人似乎很有些抬不起头的羞愧样子，似乎几个世纪以来也没有见美国人这样过，连在日本丢完原子弹、在越南和朝鲜打输战争也没有过这种感觉。今天看到一个比喻，说搞出次贷的投行们，就像是用空头支票欺骗妓女的嫖客。昨天听一个声称自己非常国际化的中国学者谈历史，说自己早在十年前就预见到今天的危机，预见到美国的collapse。美国是否必然collapse，似乎是最近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我最近听的讲座几乎每个都要谈到这个问题。认为美国不会衰退的声音，似乎并不十分肯定，更谈不上义正词严了。
中国学者似乎第一次看到美国制度的问题，而美国人也似乎突然发现，自由市场经济不如中国的管制市场经济好。不夸张地说，自由市场经济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似乎顷刻垮塌了。中国人突然产生出一种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制度优越感。由于一夜之间从奴隶到将军的巨大心理反差，我等在低调之余难掩得意之情，却又不得不错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管制的呼声，恐怕会越来越响吧。这次危机，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经济学的公地悲剧的完美诠释，对市场经济理性假设的彻底摧毁。不仅如此，对经济的道德伦理要求，也必然更加义正词严，东方伦理似乎也顺利成章地优越于西方的自利个人主义，妓女和嫖客看来纯粹私人之间的生意，看来必须被伦理和政府调控所规范。经济的“崩溃”，让长期独霸天下的美国文化顿时矮了一头，欧洲和中国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作为世界秩序和文化重建的领袖，终于可以伸一伸腿了！以儒家思想取代利己主义，估计也是最近和未来中国学者的一个主要论说。以往振振有词的全盘“美化”论者，估计现在连地洞都找不到了。
简而言之，美国现在在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各方面，都变成了世界性灾难的罪魁祸首，虽然各国还不太习惯辱骂这个长期以来一贯正确的老大，但其“落水狗”的形象，可能短期难以改变。
众多讨伐文章早已阐述了次贷的非理性的逐利本质，简单说，次贷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恶”，而且是愚蠢的“恶”，而美国政府对此完全放弃管制，则是一种政治和法律乃至道德的缺陷。但是，与很多批判的片面性一样，很少有人客观地分析次贷的好。
与典型的福利国家不同，美国是少有的不给予所有国民充分社会福利待遇的发达国家，美国有很多穷人，也因此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有欧洲人说，看到关于美国飓风的新闻，才知道新奥尔良、美国，还有那么多穷人，还有那么穷的人，那么穷的地方。美国的穷人，没有享受到欧洲发达国家“穷人”的待遇。在欧洲的发达国家，让每一个公民能有起码的体面生活的保障，包括教育的机会，是政府的最大责任。美国的观念则略有不同，那是一个主张竞争的社会，在美国，让居者有其屋不是政府的责任，虽然这曾经是罗斯福时代的理想。
这次金融危机，不免让许多人想到半个多世纪前的罗斯福新政，很多人重新审视罗斯福新政的措施和成败，并与目前的政策相比较。看起来新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和主动投入，政府从市场经济的推手、watchdog和裁判的角色转变为经济生活的主要actor和管理者。但其实美国的管制化和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是一直都在相伴而生、互有消长的，这个现象和过程其实一直伴随着美国制宪以来的全部历史，此处就不赘言了。总之，经济景气时政府管控就被批评，经济不景气时不免要求管制和投入。此次危机是否意味着美国梦的最终消逝，尚不能简单断言。
某种程度上，美国梦本身，是和福利和管制相矛盾的。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中，国家的意义在于保证“我们人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但对于“幸福”，似乎非为纯粹结果之保证，而是对实现可能性的保证。美国梦的重要因素，在于自我实现，即通过对自我能力的最大挖掘，实现我个人的幸福，而国家只是保证给我一个能自我挖掘的土地、同时不被不恰当的干涉而已。美国梦的代表人物很多，例如从外国奔赴美国最后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及白手起家富甲天下的企业家、黑人贫民窟里打出来的拳王和NBA巨星、穷人家和少数族裔成长出来的总统等等。自我实现意味着我的幸福主要靠我自己努力，而不是靠别人包括政府的施舍。自我实现的平台，主要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保护。自我实现往往意味着竞争中的自我实现，自然也就要求竞争的公平性，推而广之，他们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实行公平竞争的（理论上如此），这就催生了所谓国际公平贸易法（反倾销、反补贴等）。而且在他们的法律文化中，公平竞争被认为是最能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条件，优胜劣汰也就依然是自然法则。有人幸福有人不幸福就是自然的现象，只要这种现象出于公平的竞争，那就是可接受的。换言之，国家只保证安全、保证竞争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但不保证幸福：那是应该你自己负责的事。抽象而言，政府只负责看管、清理场地和维护比赛秩序，是骡子是马，您自己遛吧。
但资本主义社会早已经过百年的磨难知道了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一个真理。不照顾好竞争的落后者，先进者也别想过的好，而且竞争之胜败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路遥知马力，维护长期的竞争环境和防止垄断、关注基本人道，就不能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但是，如何适当地照顾好穷人，美国人有不同的思路。传统上，如果我是穷人，买不起房但又非常想要买房，这个要求是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满足的。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的当下，美国政府给国民提供补贴的主要投向，仍然仅仅是医疗和教育。我好像基本没有听说过经济适用房在美国可以大行其道。
让我们回到次贷问题。在美国，次贷曾经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让贫穷的人能买得起房子。更重要的是，它让穷人能在经济持续发展、房价持续攀升的时候，仍然买得起房子，而且不是通过政府补贴！它让穷人能拉住经济发展的尾巴而不被甩得无影无踪，它让贫富分化没有变得那么令人难以忍受。而且，它符合美国的重要价值观：一个公民应该自己搞定有关自己幸福的事宜，政府只是保证实现它的机会；这样的实现，更多应该通过市场行为，而不是通过政府赠与或管制（哈耶克对此的论述比较典型，他说只有允许个人目的各异，才有可能组成真正广泛的“大社会”，而大社会是一种偶合的秩序，它是手段相关（means-connected)而不是目的相关（ends-connected）的社会。而手段就是市场、经济和竞争）。贫穷而又信用较差的公民，与追逐高利的华尔街投行一起营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市场经济的纯粹盈利冲动，可以造就居者有其屋的福利社会（富人可以为了自己赚钱而让穷人也有房子住，不靠政府补贴）。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独特创造吗？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几乎没有任何先例的伟大创造。正是许多类似这样的创造，才造就了美国长期的成长、繁荣和高消费能力，使美国人在过好自己日子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因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直在进行规模庞大的消费和投资），也间接地成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投资导向型经济，成全了中国的开放和发展。这个奇迹彻底失败了吗，亚当斯密的理论彻底垮台了吗，这次危机意味着美国的崩溃和美国制度被历史所淘汰吗？我觉得下结论为时尚早。
一些人已经讨论过美国体制的自我修正能力和面对挑战的应对能力，这个无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还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我的一位朋友，一个低级别的政府官员，说了一句很地道的评价：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家那样的金融创新能力。我以为，美国体制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是它的竞争性（以及竞争性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对创造性的鼓励。美国制度在本质上说是抱有奥斯丁、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的，它追求前进中的福利最大化，而较少关注效果的平等性。它的基础是不停地鼓励创造，不停地进行试验和试错。我们不难发现，从工业革命的后期到新兴技术革命，美国都是领先世界的，这和它的创造力不可分。所谓创造，不仅包括电灯电话互联网，也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包括弗兰肯斯坦式的次贷。换句话说，它不仅创造鲜花，也创造“毒草”。而世界也在享受和忍受着许多美国人创造出来的“鲜花”和“毒草”，以及一些分不清是鲜花还是毒草的东西。
创造本身是一种试验，它也依赖于试验，不停的试验。只有不停地试验，才有可能分辨出鲜花和毒草，才有可能从毒草中培育出鲜花。所以邓小平时代的理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贷亦复如此。次贷之失败，目前虽然波及广阔，但还仅仅是一次试验的失败，或者是一次试错的经历，我们尚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美国经济体制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乃至大多数金融产品都是必然失败的，更不能简单地断言说美国的经济体制或整个美国体制就已经失败了。某种程度上，一次一次的失败，的确可能使一个国家丧失领先地位和发展动力，但是也有可能使得那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提高、经验丰富、更加理性和智慧。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一次又一次小的试验和失败，才使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久地具有发展动力和领先能力。
美国的强盛，不是由于它的电灯电话互联网、华尔街、航母战斗群，和外太空技术，而在于这些东西背后的东西：超群的创造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进行修正和试验，也许将会有改良的次贷产品，能够再次检验功利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能够再次检验美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别人（包括政府）去实现自己的幸福。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无法预测。但无论美国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人类智慧的巨大经验财富。旁观者可以从“落水狗”的“落水”事件，获得珍贵的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待每一个人类的试验，甚至包括苏维埃国家乃至布尔布特的荒诞试验等，都会怀有古希腊悲剧式的敬重之心。伊甸园的智慧之果，带来的不仅是启蒙，还有灾难，这是人类智慧的特征，它也是人类摆脱客体性的神圣之处、悲剧之源。
只有当美国失去创造力，不再进行试验，或者当我们比美国人更具有创造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坚信，美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我们即将成为世界的领袖。
当然，会有人说，我们并不需要过多的创造力，我们只需要稳步前进就可以了，敌人自己会犯错误的，我们只需要不犯错误就可以了，就像兔子会睡觉，乌龟一直跑，就一定能赢。但是首先，我们不能肯定乌龟不会犯错误，一直往前爬的乌龟可能会爬错方向，如果没有试验和试错，可能就无从找到相对正确的方向。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兔子老是犯错误，如果兔子懂得吸取教训，乌龟就很难赶上它。换言之，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兔子睡觉上，而应该让自己成为猎豹。（当然这只是不恰当的比喻，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速度看，中国似乎跑的比美国还快些。）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又何尝不是一直在进行各种创造？从小岗村到蛇口到浦东，从深圳模式到到浙江模式，从村镇到中央的政治组织，从行政细节到宪法修改，从发展兼顾公平的理念到管制型市场经济，哪一处不是自己的创造？这些创造，出于草民也出于中央政府和领袖人物。尽管国际形象仍然偶尔不佳，但毕竟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和鄙夷，早已从无所不包到仅仅一二，“中国经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需要深思甚至学习的课题，成为了一个概念。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明年又有若干周年之纪念，金融危机之下，又到了考验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时候。“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如何让这个春天持续下去，如何逐渐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乱局中走向“张弛有道”的矛盾下之和谐，就需要考验朝野之不同智慧和共同理性。任何一方不具备自己应有的智慧和共同的理性，“春天”就会离我们远去，这类故事早已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地一再重演。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陈云林会长在台湾吟诵三国演义的开篇词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任何一条道路都是独特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沿着美国的路前进，因为连福山都已经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失败的，历史没有、也不会终结。重要的是我们用我们的道路昭示世界，我们在前进，在试验，在学习，在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在创造新的文明。成功与失败，自有公论。
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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