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方面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逻辑和价值理念，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但是，以他人为参照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一、美国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制
美国政党可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定位：政党组织、选民中的政党以及执政中的政党。政党组织包括联邦的即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以及州和地方的政党组织，包括政党领袖、党员、党务人员和各级组织机构。选民中的政党是指与选举活动相联系的政党成分，包括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中对某一政党认同的选民，由于美国政党是以选举为纽带的，因此选民中的政党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而执政中的政党是从政党与政府关系的角度，即在政治决策中真正起作用的政党，包括赢得总统选举的民主党或共和党和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两党，也包括贴有政党标签的公职人员。政党组织形态决定着政党体制的内部结构，像骨骼一样存在于与美国选举相适应的各个层次：投票区、选区、市、县、州及国家。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党改革之前，州和地方政党把持着提名和选举的大权，全国性政党组织只不过是政党组织体系顶层的空架子，缺乏经费，没有实权，被称为“无权的政治”[1]。然而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电子网络系统的发达，全国性政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竞选运动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每四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并通过政党的纲领。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成为主要的管理实体。美国两党全国委员会的构成不尽相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和州委员会的构成，男女数量均为相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是由各州选出男女代表各一名、各州党的主席一名，共有150人组成。由他们选出全国委员会男女主席各一名。两党全国委员会的主要目标都是为总统候选人服务，如筹款、选民情况调研、政策研究、民意调查等。两党的全国委员会都设有外围组织，如妇女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
议会中的党组织在众议院中包括：多数党的议长、两党的全院领袖、两党督导和副督导、分配议员的委员会、政策委员会、两党众议院选举委员会、党的核心会议或党的会议；在参议院中包括：副总统、临时主席、全院领袖、副领袖、督导、政策委员会、参议院选举委员会、党的会议。在经费和竞选技巧方面，这些委员会同全国委员会一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政党的全国组织与地方组织的关系模式方面，美国政党经常被描述为金字塔模式。[2]金字塔模式从表面上理解更多表示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但事实上美国政党组织呈“倒金字塔”的特点。在这种模式里，各州最小的投票区或县选举地方委员会，成为政党的草根组织，深入社会的基层。州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州的整个政党，州的法律往往决定投票区和州委员会的形态和模式。因各州法律的差异，美国政党50个州的委员会不尽相同。州法律赋予州中央委员会一系列重要的权力：组织召开政党代表大会、起草党纲、监管党的竞选经费等。地方组织的职责基本类似：登记选民，挨家挨户介绍候选人，游说选民进行投票等。地方政党组织的日常工作都是为各种选举服务的，其负责人应熟悉本地的选民，想方设法迎合选民的需要，帮助选民解决种种问题，从婚丧嫁娶到介绍职业，在服务的过程中推销本党候选人以及本党的政策主张，以赢得选民的支持。总体说来，投票区委员会是构成各级政党组织的基础。在地方政党活跃的地区，地方政党领导人按照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做法行事。而在一些党组织不活跃的地区，投票区委员只是偶尔参加会议或者为一两名候选人竞选。尽管美国两大政党的力量在国会与总统选举中基本持平，但是在州和地方委员会中却常常出现一党独大的情形。如民主党连续50次在乔治亚州州长选举中获胜，直到2002年共和党获胜为止。[3]从全国范围来说美国是两党制，但是在不同的州两党实力差距甚大，有些州是两党制，有些州是一党独大制，有些州则基本是一党制。美国的政党组织在不同地区差异极大，在一些地方强有力而组织缜密，在另一些地方则软弱无力甚至是空壳。
美国宪法没有对政党的规定。美国对政党不信任的传统导致50个州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来控制政党组织，对政党活动及其组织结构进行规范和限制。在很多州，两大政党在严密的法律规范下发展成为强大的政党组织，而这些法规在保证州对大党控制的同时限制了第三党的发展。19世纪下半期，由于地方性政党有很强的组织和控制选举的功能，政党被描述为“政党机器”。[4]政党机器成为对持久的、纪律严格的、控制选举提名的政党组织的通称。地方政党组织主要依赖对党员的物质激励以获取对党的支持，因此当时政党能严密控制市县的政府组织。[5]政党机器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达到顶峰。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政党改革，政党机器逐渐衰落直至消失。70年代后期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地方政党组织由志愿者组成，包括其主席和委员会，专职党务工作者人数很少。美国政党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大批专职人员的情况下成功运作，主要是吸引了为政党志愿服务的政党积极分子，这些志愿者付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分文不取地为其支持的政党服务。在此情况下，政党积极分子的招募就成为政党组织发展的关键。招募政党积极分子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州和地方政党组织。为什么这些志愿者愿意为政党的目标奋斗呢？美国学者将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物质激励、社会激励和目标激励。[6]
物质激励是指当政党控制政府时，该政党就会对政党积极分子给予照顾。这些照顾通过任命公职和政策优先两种方式实现。任命公职是通过给政党积极分子任命政府职位的方式对其对该党的付出给予回报，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但是没有像美国政党对此如此依赖，因此这被看作是一种“投资”[7]。在美国政党机器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市政府职位都是以这种方式分配的。[8]然而随着文官制度的发展，美国作为政治任命的全职政府岗位数量锐减到一万个左右。但是，政治任命仍然被视为保持政党力量的重要手段。所以，有些人把参加政党服务工作当作自己从政的第一步。据统计有1/3左右的州政党主席作为候选人之前为政党服务。[9]另一种方式是政策优先，即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兑现政府契约中具有指向性，而政党积极分子为本党服务者可以在争取政府公共服务项目时处于优势地位，比如建立一所学校或图书馆等。尽管目前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私人公司利用这种政策优先性来谋取私利的制度，但这种方式仍然是政党对党员重要的激励因素。社会激励因素是指通过参加政党活动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政党活动可以为人们提供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的平台，可以加强和拓展人们的人际网络，这是很多人参与政党志愿活动的一个动力。目标激励也被称为议题激励，即政党积极分子关注某一议题或具有某一政治取向，从而把参加政党活动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机制。1990年的一次大众调查显示，有3/4的政党积极分子表示通过他们的参与和服务，会影响选举的结果和选民的意见。这种激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义务和责任。
美国的政府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拥有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的庞大机构、50个各具特色的州政府、3043个县、18000个市、17000个镇、18000个特别区、35000个基层选区。政党地方组织的工作就是要在其职权范围内掌握错综复杂的情况，援助那些不知所措或者要求帮助的公民。有难处的公民可以把问题提交给他们认为可能对自己有所帮助的政党的官员。政党的基层工作人员每天都同自己的选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处理选民们要求解决的大量问题。基层选区的工作人员还可以缓解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强制性产生的冲击，协调和缓和矛盾。政党对选民提供的帮助，并不仅限于穷人或者弱者，也有百万富翁在同政党打交道时，要求得到政党的帮助。各党都力求制定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政策。政党领导人通过研究选举结果的报告，分析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的报道，关注民意测验的情况，在州和地方的管辖权力范围内试行某些建议，等等。
缓解社会紧张状态也是政党地方组织的主要功能，政党领袖在本辖区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各方面的工作，尽可能将导致暴乱、社会骚乱、非暴力反抗等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减少人们的偏见和敌意，这对本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而协调各行业之间、各集团之间的纠纷也是地方政党领袖的重要职责，例如劳资双方的争议，政党领袖如果能采取对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公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争端，就会得到本地选民的支持。正是政党组织的这种纽带作用，有助于协调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协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二、以选举为中心的组织运行机制
美国政党的主要功能是进行选举，其组织运行机制都是围绕竞选而展开的，而政党运行机制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而变化。在政党机器兴盛时期，选举政治是围绕政党展开的，候选人不用对竞选承担主要责任，那时候的选举是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政党主宰了整个选举程序。[10]但是随着选举制度的变迁，政党已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为候选人提供坚实的支撑了，任何一个想要竞选重要公职的候选人，都必须成立一个自己掌控的竞选组织来管理选举事务，承担起昔日政党组织的职能。当代的选举政治越来越突出自我，淡化政党。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组织的产生，其实正是政党组织衰落的结果。
在通常情况下，政党的竞选组织和候选人的竞选组织是两套人马、两个系统，它们的利益既有相互交汇之处，也有不同，后者只对候选人负责，而前者往往要考虑如何使党的候选人赢得公职的数量最大化。他们在竞选的战略战术方面会有分歧，因此协调关系非常重要。在两者发生矛盾时，政党通常会服从候选人，“政党组织极大地依赖其候选人，除此之外，政党组织别无选择”[11]。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运作中，选举专家或政治顾问、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政党组织的替代作用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在预选中还是在正式选举中，政治顾问都是选举战略战术的制定者，他们取代了政党组织在竞选运动中的经营管理作用。政治顾问一般以专业、学识、经验等取得竞选班子的信任。与政治领袖不同，政治顾问不负有政治责任，因而他们不看重政党关系，不在乎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唯一的目标就是使候选人当选，因而他们可以在竞选中无所顾忌地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政党地方组织发生了以下变化：（1）地方政党总部固定化。20世纪60年代，州政党总部总是在不断变化，政党组织总部根据州政党主席住址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在他的办公室，有时在家里。到70年代后期，10%的政党总部缺乏固定的办公地点。[12]如今，几乎每个州的政党都有固定的政党总部，现代化装备设施齐全，如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总部现代化设备每年要占预算数百万美元。固定的现代化的政党总部可以为候选人及政党地方组织提供更及时的服务。有的州的政党还为州首府以外的地区和城市提供技术和办公条件的支持，如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可以为候选人提供卫星电视服务，并能提供办公空间和竞选助理。[13]（2）专职党务人员增多。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兴起以前，对于州政党来说，保持最小化的人员配置是符合情理的，通常只有一个秘书或者行政指挥。然而，这样的人员配备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竞选运动和政党建设的需要。随着政治顾问的兴起，选举需要更专业化的工作人员。现在几乎每个州政党都有全职的专业的领导人，近1/3的州主席是全职的。[14]选举年或是非选举年以及政党的财政情况决定了政党总部的人员配备层级。工作人员的数量在增加，专业化水平和分工越来越明确。除了主席和行政指挥以外，还有财政指挥、政治指挥、审计员、联系指挥、外勤工作员和人事员。比如，1995年佛罗里达州共和党有25名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兼职志愿者，民主党有16名工作人员和4名志愿者。[15]但是，州的政党工作人员是流动的，在一个岗位工作时间平均两到三年，高级专业化工作人员经常流动到其他政党组织或者政治顾问公司，因此两大政党的全国委员会经常为地方组织提供一些专业人员。[16]（3）政党对候选人的支持力度加大。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州和地方扩大了政党建设和对候选人支持的活动范围。在政党建设领域，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加强了对竞选资金的控制、引导选民的项目建设、新闻传单的出版、协助基层政党组织、议题发展以及对公共意见的测评。政党地方组织在对候选人支持方面都加大了扶持力度，包括民意测验、竞选资金的支持、媒体顾问、竞选研讨会以及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协调。[17]在选民动员方面，政党地方组织提供选民登记动员、电话银行等服务。地方的政党组织也不再是竞选的核心，而是更多地充当对候选人个人竞选组织的补充。
因此，政治行动委员会等个人竞选组织的兴起虽然弱化了政党组织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加强了政党组织力量。政党组织认识到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治顾问已经成为选举的核心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不得不与之加强合作。由于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使候选人当选，因此政党组织与政治顾问能达成共识，互相承认，互相利用。政党组织可以为政治顾问招揽生意，而政治顾问也为政党提供有偿服务。[18]
在以选举为核心的政党运行机制里，两个全国性政党采取不同的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共和党通过建立强大的为其候选人及州政党组织的筹款机制发展出一条“服务路径”。服务型政党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到70年代中后半期，党主席威廉姆·布劳克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使共和党在“水门事件”后恢复了活力。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为各州党组织支付薪酬，在组织、筹资等方面提供专家支持，而且对4000名多州议员提供财政支持。共和党在1983—1984年的选举中筹到1亿多美元的“硬钱”，即在美国联邦法律限定内的竞选经费。这个纪录直到目前才被打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利用这些钱资助州和地方党组织进行代表培训、公共意见调查、电脑网络的发展、广播电视材料的播放、专家咨询以及法律服务等一系列服务，由此共和党的政治被称为“企业家政治”[19]。而与此同时,民主党采取“程序路径”，即加强全国性政党在提名候选人方面的权威。民主党的改革委员会通过支持民权运动，反对越战等试图改变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规则，6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改变南部州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全是白人的现状，1968年选举之后改革委员会尝试修改总统候选人选举程序。由此，民主党限制了州和地方的政党组织代表选举的自主性，加强了全国性政党组织的权威。[20]但是直到80年代早期改革效果不彰，因此民主党开始逐渐采取共和党的“服务路径”，两条路径逐渐合一。[21]
美国的政党被称为“筹款机器”，可见筹集竞选经费对政党政治的重要性。而筹集和分配竞选经费是沟通和联系全国性政党组织与州、地方政党组织的重要纽带。两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大量资金，为其总统候选人提供充裕的选战经费。对于竞选捐款问题，两党的对策就是不断进行经费改革，使经费改革成为塑造政党组织关系和影响政党政治的主要手段。对候选人的经费支持是全国性政党与各州政党联系的主要渠道。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不仅对总统选举负责，在非总统选举期间，也支持本党候选人在州长选举和一些大城市的公职选举，以扩大政党的权力基础。许多州的法律比联邦法律宽松得多，没有禁止公司和工会向政党捐款，也没有对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政党的捐款进行限制。除此之外，在全国性政党和州、地方政党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全国性政党将“软钱”以党建的名义转移到州政党，而州政党除将一部分“软钱”直接用于党建活动外，还将相当多的“软钱”用在“议题支持广告”上，以政党组织“独立开支”的形式，间接地支持全国政党要求他们支持的联邦候选人。所谓“议题支持广告”即专门设计帮助总统候选人或国会候选人的广告，是1996年选举中产生的，只要广告中不明确出现“选举谁”或“不选举谁”即可，因此不列为竞选广告，不违反联邦法，无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可以直接利用利益集团金库中的资金。
两党的全国委员会无论在筹款还是在支出方面都在政党组织的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党根据各州在选举战略中的重要程度将全国委员会的资金转移到相应的州，州和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都仰赖全国委员会的支持。党的全国委员会转移到各州的钱的数目是不等的，那些被全国委员会视为重要的“战场州”所得到的钱比那些“非战场州”所得到的多得多。至于是否被视为“战场州”，取决于是否有争夺的价值和它的选举人票的多少。[22]
由此可见，因为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势必产生官僚制式的控制，所以党的全国委员会不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对各州进行领导，而是通过对各州政党组织的激励机制来加强党的领导。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的独特也许是美国两党党内民主的关键所在。
进而言之，就两党组织的运行机制作一对比，民主党的游戏规则中有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强调普通民主党人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尤其是鼓励妇女、黑人、年轻人的参与。而共和党更强调各州而非各个社会集团的平等代表性，无论大州还是小州，代表人数都相等，这样的结果导向型而非过程导向型的奖励政策，使一些忠诚于共和党的小州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的重要性比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大得多。而就党内民主来说，民主党倾向于大众民主，而共和党更倾向于精英民主，而这也正体现了两党的历史渊源。虽然从政党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两党都是以实用主义为中心即议题导向或纲领性的政党，“左派与右派”、“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是非常松散的字眼[23]，而民主党以平民主义为主，以“平民党”自居；具有保守主义特色的共和党更加注重政治权威，其对秩序的要求一直比民主党强烈得多[24]，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更强调传统的伦理价值。
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政党一样，网络技术对美国政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信息革命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对政党组织的影响是空前的。“即使最单纯的候选人也知道形象塑造比政党更重要。总统竞选更大意义上是一个媒体事件，对于候选人和竞选公职人员来说，更重要的是政党标签而不是政党使命。”[25]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政党组织往往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几个核心的候选人身上，政党组织不能为大部分候选人提供充足的竞选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候选人本人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竞选团队，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专业化的选举运作提供了便利的工具。这在奥巴马的总统竞选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奥巴马曾经是一个社区网络的创建者，深知网络的力量。在2008年竞选中，他的竞选团队创建了一个社交网络来增进其影响力。他成功建立了从主体到受众的政治传播路径，并创造性地开辟了政治传播渠道，丰富了政治传播符号。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采用，社会大众与候选人即时、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将对政党运行机制和政党组织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三、美国政党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特点
实用主义是美国政党的主要特色。美国两大政党不仅在政党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特征，而且在政党积极分子、选民参与政党活动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这种实用主义原则在两党的党章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美国政党的党章只是表明一些原则上的看法和政党活动的一些规则。这种实用主义也来源于两党的政治纲领是以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为导向。因此，美国政党不是以远大理想为主义，在党纲中它们极少谈论致力于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蓝图，而是注重在现实社会中争取选票，通过争取选举的胜利掌握政权。
利益集团对政党政治有巨大影响。利益集团对选举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选举政治的地图，尤其是国会选举的政治地图。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模式、选举经费的增长和选民的变化都为利益集团的运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候选人个人作用加大的同时，政党组织的作用仍不可忽视。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官制度的发展和健全打破了政党分肥的格局，削弱了美国政党通过“分赃”寻求社会支持的基础，促进了政党的衰落。候选人是否受欢迎，更多地取决于候选人的个性品质能力等而不是他的政党，因此，选举政治开始由政策政治即政策选择的竞争逐渐转变为表演性的情感政治或明星政治。尽管每一次大选表面上是两大党的候选人的竞争，而背后则是两个候选人的竞选组织的竞争和两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候选人的竞选组织虽然主导了竞选运动，但这并不是说政党的作用消失了。相反，为了赢得大选这一共同目标，政党组织的强大并自愿提供服务和帮助才是取胜的保证。因此，政党组织的作用只是相对减弱，而政党政治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
美国政党和选举的法律及制度安排都使两党制越来越稳定，不存在第三党的生存空间。第三个政党很难产生和发展，这是由计票制度、选举人团制度、直接预选制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决定的。两大党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只要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其名字就会自动出现在选票上，而第三党的独立候选人则需要根据各州的要求，在特定的时间内递交一个多人支持的签名，其名字才可以列在该州的选票上。“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使分散的选票毫无用处，小党往往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选民票，但是得不到一张选举人票。直接预选制一方面削弱了政党组织，另一方面又直接巩固了两党制，候选人在两党体制内竞争提名比建立第三个政党更有成功的可能。
虽然中美两国的国情截然不同，但是通过客观考察美国政党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如通过选举制度改革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扩大妇女参政和出任各级政党组织负责人的比例，通过渐进的改革加强党的建设等，对我国政党制度建设以及对党的建设都具有启示作用。
注释：
[1]See Cornelius P. Cotter and Bernard C. Hennessy, Politics without Power: The National Party Committees, New York: Atherton, 1964.
[2][7][19]M. R. Hershey,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 2003, p.49, p.84, p.71.
[3]Gregory L. Giroux, “Redistricting Helped GOP”, in CQ Weekly, November 9, 2002.
[4]Fred I. Greenstein and Frank B. Feigert,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1985, p.54.
[5]David Mayhew, Placing Part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9-21.
[6]Perer B. Clark and James Q. Wilson, “Incentive System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 (1961): 129—166; James Q. 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Chapter 6.
[8]A. James Reichley, The Life of the Parti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72, p.118, pp.128—130, pp.174—176.
[9][JP3]Cornelius P. Cotter, James L. Gibson, John F. Bibby, Robert J. Huckshor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84, p.42.
[10]Paul S. Herrnson, Party Campaigning in the 198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3.
[11]Nelson W. Polsby and Aaron Wildavsky,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The Free Press,1988, pp.9-13.
[12]Huckshorn, Party Leadership in the Stat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6, pp. 254-255.
[13][15]Appleton and Ward, State Party Profiles: A 50-State Guide to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96, p.85, p.62.
[14][16][17] Reichley, The Life of the Par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389, pp.391-392, p.390.
[18][22]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第237页。
[20]See Austin Ranney, Curing the Mischiefs of Fa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21]Paul S. Herrns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Nationa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L. Sandy Maisel, ed., The Parties Respond,
CO: Westview, 1994, pp.45-68.
[23]Leon. D.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American Mold,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pp.265-266.
[24]John Gerring, Party Ideologies in America, [STBX]1828-1996[STBZ],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94.
[25]William J. Keefe, Partie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in America, CQ press, 2006,p.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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