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精神：自由的社会心理学
李·哈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知识分子往往过于看重人的思想。他们倾向于相信思想决定态度，虽然真相可能正好相反。想想天生自由意志论者。
几年前，笔者在参加佐治亚州塔克（Tucker）小镇的街道庆祝活动时碰见了当地自由意志论者协会资助的货摊。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遭遇促使我写了下一本书。我只记得那天参观这个货摊的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谁拥有你？”，这令我印象深刻。
像任何善于招徕顾客的商贩一样,提出这问题的年轻自由意志论者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这是非常有效的开场白。这个问题会让你措手不及，会迫使你停下来认真思考一番。正如我很快发现的，正确的答案是我们拥有我们自己。国家、教会甚至上帝都不能拥有我们，我们是自己的财产，我们有权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行动。我们可以跳下悬崖，我们可以移居到尼泊尔，我们可以站在街道拐角处乞讨。一切由我们决定，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这个“正确”答案对我并不怎么适用。我告诉年轻的自由意志论者，作为人，我并不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桌子和椅子可以拥有，雪佛兰（Chevrolets）和宝马车可以拥有，但人不能拥有。毕竟，如果我拥有自己，那么，我就有权把自己卖掉，有权剥夺我自己的权利。但如果自由是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伟大的自由意志论者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确认的权利，我怎么能通过卖身为奴来剥夺这个权利呢？
我只记得那天光顾这个摊位的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谁拥有你？”，这令我印象深刻。
或许我的反对过于隐蔽，因为我注意到我的保留意见没有让那天前来自由意志货摊的人感到困惑。对多数人来说，“谁拥有你？”的问题似乎有强大的威力。他们的回答往往坚定有力，毫不迟疑，“谁也不拥有我”。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拥有其他人，但肯定不能拥有我。
回顾起来，他们的回答比我的回答更深刻。我的答案来自大脑，而他们的答案来自心里。从心里回答的许多人可能很少知道自由意志论背后的哲学，或许有些人在大学时读过约翰·洛克或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但大部分人可能最多被看作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容忍别人拥有自己的想法，别人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思考，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他们都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内心非常厌恶其他人的任何企图，也讨厌政府来替他们管理自己的生活。无论对错，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坚定地相信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坚持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每当其他人试图干预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就义愤填膺。因为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他们不愿意控制别人的生活，但当别人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时，就拼死抵抗。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这种表现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对待生活的本能态度。
不反抗的高昂代价
知识分子往往过于看重人的思想。他们倾向于相信思想决定态度，虽然真相可能正好相反。被称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识到态度的首要重要性。而且正如名称所暗示的，社会心理学集中在群体共同拥有的态度上。这个群体可能很小如一个办公室，也可能很大如整个文化。美国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著作或许提供了揭示天生自由意志论者的社会心理学的最佳介绍。
因为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他们不愿意控制别人的生活，但当别人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时，就拼死抵抗。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控制点的概念。在罗特看来，人类能够被分为两个基本类别：那些相信控制点在自己身上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身外力量如运气、命运、或者无法抗拒的他人所控制的人。第一个群体被称为内控者（internals）,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往往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对改善自我命运的能力感到乐观，能抛弃一些糟糕的习惯。他们相信意志力量和积极思考。他们决心控制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第二群体的成员被称为外控者（externals）。他们把自己看作环境的受害者和命运的玩物。如果他们喝醉了上床抽烟，引起火灾烧了房子，他们会解释这场灾难是不幸命运的又一例子，而不是错误的判断，更不是坏习惯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喝醉了的司机撞了内控者，内控者会责怪自己本来应该更多警惕车轮，应该在看到醉汉开车过来时赶紧躲开他才是。
朱利安·罗特发现某些群体中往往集中了大量内控者，而另外一些群体中往往表现出外控者的社会心理特征。比如，犹太人往往是内控者。罗特本人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是经典的成功者，相信通过艰苦努力和学习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爬到社会上层。他是典型的自我奋斗者，但罗特的成功故事当然在美国的犹太人移民中并不罕见，实际上在美国其他移民中也一样。毕竟，移民表现出一种控制自己命运的信念，通过离开自己的母国寻找新家来实现更多控制自己生活的理想。另一方面，实验显示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可能是外控者。这些文化差异显示控制点或许能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有意无意地传承下去。
为了鼓励社会拥有更多内控者---即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社会需要强调独立价值和道德机构的文化传统。它必须教导年轻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来不要把自己看作环境的受害者。研究众多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已经遭遇到很原始的社会，如苏丹努尔部落（the Nuer）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攻击性。他们在很小时就被教导决不能被他人欺负，如果有人试图控制他们就激烈回击。但无论在哪里发现，位于独立传统核心的都是一套命令：依靠自己。不要听别人的话，要自己思考，决不当别人的跟屁虫。不屈服于任何人，坚决维护你的权利。不怕霸道者的威胁。不要听任自己成为嗜好的奴隶，伪装极端重要的自我控制。尽一切可能确保社区其他人坚持和珍视同样的独立传统。
为了鼓励社会拥有更多内控者---即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社会需要强调独立价值和道德机构的文化传统
对独立传统同样重要的是担心权力落入错误人之手的看似偏执狂的恐惧。19世纪伟大的自由赞美者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种对权力的偏执狂的恐惧是我们理解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在盛气凌人的精英威胁到自己珍爱的独立传统时本能地抗拒的关键。他们反抗是因为本能地认识到不反抗的高昂代价。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说法,不反抗的代价是他说的的病态“训练出来的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塞利格曼提出这个概念是在进行了让众多实验室动物如狗接触引起疼痛的刺激物的一系列实验后。有些狗通过摁住按键逃避疼痛，还有些狗在摁住按键时不能得到任何止疼的效果。有机会控制疼痛刺激物的狗并没有受到长期的不良影响。但不能控制疼痛刺激物的狗简单地放弃了控制疼痛的尝试，后来患上了临床忧郁症。更糟糕的是，在其他测试中，那些在一个环境下了解到自己无助的狗在另一环境下还是表现出无助行为，虽然在第二个环境下本来只需要跳越很矮的障碍就可以到安全地带，避免疼痛刺激。因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它们学会了消极忍耐。
训练出来的无助
但塞利格曼的结论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表达：这些狗已经被训练出来感到无助。独立传统训练我们与逆境斗争，相信最终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众多的传统灌输给我们的是相反的教训。这些传统毫无例外地教导我们这样的信息：你必须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安排。你是命运的受害者，任何抵抗都是徒劳，而且常常起相反作用。与当权者作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因为他们总要利用权力把你碾碎在车轮下。乖乖地接受悲惨的命运吧。承认自己的无助吧，这是最聪明的选择。
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反抗是因为他们本能地理解不反抗的高昂代价。
在奴隶和奴役制中，那些被期待成为他人财产的奴隶往往就是在鼓励训练出来的无助的传统下长大的。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听伊索寓言“橡树和芦苇”之类的故事，—屈服于不可抗力比试图反抗更好。如果你是芦苇，弯曲了还能活下来；如果你是橡树，拒绝低头就要被折断。但令人惊讶的是，总有一些彪炳千秋的伟人，他们虽然出身低贱，却能打破思想奴役的状态。
19世纪美国，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摆脱奴隶牢笼，决心不仅砸碎奴隶锁链，还要获得真正的独立，要自力更生和自我控制。他取得了成功，不是哀叹自己是不公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是用巨大的勇气和意志力量推翻了他遭受奴役却从不屈服的不公平制度。同样的，塞利格曼在对实验室狗的实验中发现不是所有的狗都对无法控制的疼痛刺激物做出反应，学会无助。总的说来，有三分之一的狗没有做出类似反应，继续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摆脱疼痛。它们继续反抗自己的悲惨处境，虽然无法改变。在外面的观察者看来，它们的反抗似乎是徒劳的，但继续非理性地反抗比身体疼痛更糟糕的命运。而大多数狗已经放弃抗争，因而永远地屈服于毫无希望的悲惨状态。
狡诈的仁慈
训练出来的无助状态可以通过疼痛获得，但用很多更友好更温柔的方式也能取得同样狡诈的结果。如今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在表达他们对“保姆国家”道路的警惕时认识到了这个命运。好保姆的义务是保护她照看的孩子不受伤害，但保姆太容易对孩子过于保护了，虽然绝对出于好心。如果他们不听劝告自主行动，可能会伤害自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保姆或许要求孩子在做任何事之前先要请求许可。她的话可能是“先来找阿姨商量商量。让她决定什么对你最好。”如果孩子遵守这个规定，他们将难以觉察地依靠保姆替自己做决定，实际上，他们甚至对自己做决定的想法都感到厌恶。到了这时，孩子们已经进入训练出来的无助状态。但这个状态是出于最仁慈的意图。
离开奴役之路远没有通向奴役之路走得人多。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设保姆是好意，她并非故意要破坏孩子的独立性。但有些喜爱权力的人承认不存在更好的办法，要获得这个结果就必须让人服从他的决定。很难想象19世纪德国政治家俾斯麦是保姆的形象，但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保姆国家，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德国公民与德意志帝国相互依赖，不至于起来造反。通过给予德国人现代福利国家的原型，俾斯麦的目标不是改善大众的命运，而是说服大众在遇到个人困难的时候，期待政府照看他们，而不是依靠自己克服困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建立第一个福利国家是因为他担心卡尔·马克思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力。马克思反对福利国家恰恰是因为他认识到那样将造成大众与管理德意志帝国的统治精英的相互依赖。这会让国民变得更加温和与无助，更少自立和反抗精神。今天的欧洲社会主义者连同美国的福利国家论者不是马克思的信徒而是俾斯麦的曾孙。
更温和更友好的奴役
但是，创建人们对保姆或福利国家的相互依赖还有更糟糕的后果。每当精心准备的选举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受害者不对自己的生活或命运负责。他们对世界表现出罗特的外控者表现出的同样态度。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对自己无能为力。我们必须依靠他人，因为无法靠自己。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别人必须帮助我们。
今天在美国，太多政治人物愿意帮助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了，只要他们同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只要政客需要他们的选票，他们就会继续扮演这种角色。成为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是糟糕的，但谴责终身受害者只是为了继续按党的要求投票或许是最没有心肠的政治投机主义了。
按照罗特的说法，人们可以被分为两个群体：一群相信控制点在自己身上，一群认为自己受外在力量如运气、命运或者其他无法抗拒的人的控制。
但这种同样的机会主义指导了60年代兴起的种种自由意志论运动领袖。为了保持具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个领袖群体尽一切努力让跟随者相信自己是受害者，并确实找到意料之外的新受害模式。这不是解放而是训练人们成为具有罗特的外控者态度的人，不再把自己看作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无法控制的外在环境的受害者。
我的带有耸人听闻标题的新书《下一场美国内战》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后来在我接受电台采访时，有采访者认为它不过是胡说八道，有人则充满同情，但认为我真的意思不过是观念战争。不过，这不是我真实的意思。我指的是两个极端不可调和的人生态度的冲突---是比思想辩论更严重的冲突。观点容易改变，但我们的基本态度就不那么容易改变了，实际上最难改变。
冲突的一边是那些光顾佐治亚州塔克镇自由意志论者货摊的人，他们的态度是“上帝啊，不，没有人拥有我。”或许其中一些人已经加入茶叶党运动中，但我怀疑很多人还没有。他们仍然是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本能地把控制点放在自己身上。像罗特的内控者一样，他们抗拒别人试图管理和控制其生活的任何努力。
在冲突的另一面是那些从鼓励人们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自己中获益的人。那些试图实施权力影响他人的人自然对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的独立态度充满敌意，就是因为这种态度最终是阻碍当权者实现统治、管理、指导他人的野心。今天，在政府圈子、在大学、在大众传媒管理者中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鼓励普通民众不再依靠自己，不再独立思考，接受作为环境受害者的地位，指责他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而不是像道格拉斯那样自己克服困难。
观点容易改变，但我们的基本态度就不那么容易改变了，实际上最难改变。
这场冲突的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了。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不知不觉地处于保持影响和塑造其态度的独立传统生存的严峻斗争中。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与试图创造一个同胞们无助地相互依赖状态的力量做斗争。通常，像过去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如美国革命的祖先和17世纪反抗查理一世的英国议员一样，今天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表达了一种偏执狂的倾向，想象恶人试图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像过去一样，自由意志论者的言论听起来过于紧张激动了，但这一定不能让我们混淆。天生自由意志论者在假设那些渴望权力和影响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摧毁反抗性的独立精神时肯定是正确的，这是任何时代和文化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都具有的本质习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很容易接受受害者地位时，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继续勇敢地反抗厄运，正如塞利格曼实验中的三分之一的狗继续尝试一切办法逃出笼子一样。一直为注定失败的事业英勇奋斗是愚蠢的行为还是最高贵的英雄壮举？
通向奴役的路障
如果天生自由意志论者的事业失败，自由的事业也会失败。当权者更愿意臣民表现得像塞利格曼实验中的大多数狗，趴下放弃抵抗，把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力交给当权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约瑟夫·斯大林需要钱进行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研发时，他非常清楚向什么人征税：俄国农民。不过，他们已经处于挨饿的边缘，但斯大林知道农民已经被打趴下几个世纪了，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的意愿，即使对其可怜的处境再提出无耻要求。农民乖乖地交钱，甚至没有抱怨，至少没有大声抱怨。
如果天生自由意志论者的事业失败，自由的事业也会失败。
离开奴役之路远没有通向奴役之路走得人多。忘了那个意识形态吧，多个世纪来，正是它把人贬低为农奴，包括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识形态不过是创造获得和维持权力的借口而已，试图将权力垄断合法化。权力是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的最终目标。权力总是试图先说服自己然后说服别人权力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它们的统治是上天赐予的、正当的、必要的。他们要求奴隶这样思考：啊，我们能在如此英明的主人领导下做奴隶是多么幸运啊。
今天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是通向奴役之路---更友好、更温和的奴役之路的最大障碍。不错，它比塞利格曼采用的方法更友好、更温和，但依然是产生训练出来的无助状态的道路。人类被诱惑进入依赖他人的无助状态的技巧可能五花八门，从最残酷野蛮的方式到最巧妙、最有诱惑力、最复杂、最崇高的方式。但它们共同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永远地摧毁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赞美的独立精神。正如塞利格曼的实验显示的，一旦你进入训练出来的无助状态，再要消除这种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最初的实验中放弃尝试的狗，在第二次实验中马上再次放弃，其实它本来可以轻易逃出去的。它们身上的独立精神的火星已经永远地熄灭，正如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农民早已血泪流干，已经成为残忍无情的世界中的消极受害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建立第一个福利国家是因为他担心卡尔·马克思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力。
这么多人被如此轻易地贬低为奴隶的根源在于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保持自己独立性的狂热愿望。因为他们拥有罗特的内控者的态度，他们担心那些愿意把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力交给他人的外控者。一个主要由外控者组成的社会太容易放弃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了，因此使得渴望权力者随意支配和欺负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内控者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虽然他们或许仍然拒绝屈服和死亡。这解释了为什么内控者总是处于警惕状态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厌恶试图说服人们是命运的无助受害者的意识形态。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反对任何抓住控制权的努力，无论是控制自己的生活还是其他人的生活。它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坚持要确保独立精神代代相传，心中永远闪耀着独立性的光辉，教育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不良行为接受应得的惩罚。最后，它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坚持那些培养他们例外态度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令人惊叹的犹太人的生存和成功，希伯来宗教的成功肯定与其祖先在一代又一代人中灌输下面思想的事实有关：你们要永远保持内控者的态度。从来不要让别人管理你自己的事务，当有人试图干涉时，就要起来反抗。
如果从通常的肤浅意义上理解的话，我们不是生活在观点战争中，甚至不是文化战争中。我们在重新打一场古老的战争。一边站着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坚决捍卫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正直的罗特的内控者，另一边站着当权者，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些人是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更愿意管理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人组成的社会，这些人知道自己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是环境的受害者。
对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他们今天遭遇到的情况更严重的存在性冲突了。他们注定要被那些宣称鼓吹进步的人，即虽然出于好意却在大众中鼓吹训练出来的无助的人所打败吗？人们珍视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会随着他们的失败从地球上消失吗？作为通向奴役之路的障碍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会被轻易地推到一边还是那些愿意做出最后牺牲的人驻扎在路上修筑街垒以维持独立精神长存？这些问题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译自：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Freedom
作者简介：李·哈里斯（Lee Harris）著有《下一场美国内战》、《文明及其敌人》和《理性的自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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