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阶层和与之相关的分类

就像康德说的那样，品味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可资“区分”与“赏识”的性情——换句话说，也即是通过一个并非（或者不一定非是不可）明晰知识化的区隔的过程而达成可资以建立和标记“区别”，在莱布尼茨的概念里，则乃是自从能够确保对物体的识别（在普遍意义上）而不需暗指那些能确定此间要旨的带有区隔性质的特征的知识。关于惯习的方案，分类的原初形式，将他们具体的功能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发挥效力，是在意识和语言的水平之下，而在由意志力掌控的内自省式的详细审察所可达及的效验之上。以较实际的方式为“实践”进行定位，他们植根于那些在多数无意识手势或明显的关于主体最可忽略的技术性环节中会被误判为“价值”的区间中——例如走路或擤鼻涕的方式，吃饭或说话的方式——同时占据了关于建构和社会化世界相关估值的最为基础性原则，也就是那些在关于劳动的分野中被最直接地表述（在阶层、年龄与性别之间）或者关于支配性程式的判分，在身体之间的判分间，也在借自多于一个的特质的关于身体的关系之间的判分间，就像是给予他们自然的显现那样，来自于关于劳动的性别判分，也来自于关于“性别化”劳动的判分。品味（Taste）是一种关于分配的实际的统治权，它使得以下事件成为可能，感知或者由直觉知道什么事情正可能（或不可能）降临——同时因此而适宜——一种私人化的社会空间中特定赋予位置的占据。它就如同一种社会性的定向那样运作，一种“关于一个人的位置的感念”，将那些在社会空间中已然占有了一个被赋予位置的占有者指向他们的财产(道具，properties)所适合的社会位置，同时也指向那些适于那个位置的占有者的实践（practices）或工具（goods）。它暗示了关于这样一个效验的实际化的预期，那些社会性的意味和被选定的实践或事物的价值会是怎样一个最可能的状况，交出它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分配和其他行动者所有的关于工具和群团之间的联系的实际知识。
因此，那些被社会学家划定为社会性行动者的正是这样一种制造者，他们不仅制造了可分类的举动，同时也制造了关于那些能够自行分类的分类行为的举动。关于这个社会化世界的知识（knowledge）必须重视这样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实际化的知识，它先于前者而存在，同时一定要包括各个对象，虽然，即如在第一台阶，这种知识必须是组织化的，以抗拒局部的（知识）和那些由实际化知识提供的有权益倾向的表征。我们来言说惯习，正是包含于这样的物质（object）和这样的知识中，那些行动者，作为物质的一个部分，被物质所包有，同时关于这种知识的贡献造成了物质的真实性。但是这不仅是这样一种事物，它被拉回到真实世界，努力去求知，一种关于真实世界并贡献于其真实性的知识（同样关于其力量之所运行）。它意味着授予这样的知识以一种真实的构成力量，这种明确的力量是当这样的时候被定义的，在一种号称对客观的客观性的概念的名义之下，制造出了普遍性的知识或说理论化的知识，，关于这个真实世界的一种纯粹性的折射。
那些人，他们自以为当他们为知识制造一种消极被动的记录时，当其人放弃关于达至理想主义的知识的“积极方面”之时，他们正在制造一种关于知识的唯物质化主义的理论，就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抱怨的那样，他们忘记了所有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社会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一项这样的举动，它关乎就想法和表达而派生的能生效的建构方案，与此同时，在存在的情状和表征的实践之间，插入了行动者的建构活动力，这些人，远远不同于机械化的刺激-反应模式，回应来自世界的邀请或恐吓时，他们自行帮助了这种意味性元素的制造。尽管，这种建构活动力的原则并不是，就像一切知性论者和反遗传（anti-genetic）的理想主义者所拥有的那样，是一个有关宇宙（universal）形式和类项的系统，而是一个内在化的系统。一个在集体历史的场域（过程，course）中被组织化了的具体物化性质（使精神肉身化的，embodied）方案，正自“私人化”的场域中获得，同时在他们实际的情态下基于实践的诉求而发挥效力（同时不仅仅只是为纯知识的缘故）。
内嵌的社会结构
这就意味着，在第一个空间里，那样的社会科学，为了构建社会化的世界，注意到行动者的真实究竟是如何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普遍的日常实践中，关于社会世界构建的行动方面；但同时，它有着自己的目标指向，在其他事物之间，描述建构原则的相关社会性起源和寻找这些原则在社会化世界之中所赖以维系的根基。那种常常伴随着对知识的活性方面的认同的反遗传偏见被打破，它在财产的客观分配方面寻找着，特别是物质化（“材质化”的，material）的元素（为那些被设定为预示性质的选择和判分的行动，如人口普查和调查纵览一类所揭示出的），关于判分之系统的根基，也就是行动者应用于事物的每一种类别的法则，不仅仅只是一个自我意义上的分配而已。与经常被叫做“认识力（cognitive）”的所能达及的界域相对比，无论在它的人种学形式（结构性的人类学，原始人的自然知识，人类植物学等）还是它的社会学形式（交互作用学，民族方法学等），忽视了精神结构和判分之起源上的相关问题，社会科学追问这样一种关系，介于区划的原则和他们以之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性区划（在世代和性别等因素之间）之间，同时深入到在分配中位置的占据所被“依据”的这些原则之所由来组成的种种用处（也就是这样的问题意识，全都需要统计学意义上的用途）。
认识力的结构，也即是社会行动者在他们关于“社会世界是内在化的”的这实际化知识中实现的那种结构，“内嵌”的社会结构。关于社会世界的实际知识正是由：在其使分类方案生效的流程中蕴涵着的“合理的”行为所提供的预示（或者“判分的形式”，“精神结构”或“象征学上的形式”——与其内涵相分离，这些表达在事实上是可以互换的），关于感悟力（perception）和鉴赏力（appreciation）的历史性方案，正是关于划分到不同区间的客观性的产物（年龄的群组，性别，社会阶层），同时行使其效力于意识和论域的水平之下。作为社会的基础结构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关于区划的原则是为社会中的行动者所熟悉的，同时也使一个普遍性的富于意味的世界，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世界的产物成为可能。
所有的被赋予一个社会化形制的行动者共享同一套知觉方案的“范轨”，在绝大多数关乎实践的各种区域里，通常用以区分和赋予资格予人或物的成双成对的反对式的形容词的客体化，为之提供了开端。反义词之间的网络，就如高（卓越的，严肃的，纯净的）和低（粗俗的，卑贱的，谦让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美好的（精致的，优雅的）和粗糙的（沉重的，肥笨的，拙劣的，残忍的），轻的（敏感的，活跃的，尖利的，机敏的）和重的（缓慢的，沉重的，迟钝的，艰苦的，笨拙的），自由的和强制的，宽广的和狭窄的，或者，在其他的尺寸，也就是在特出的（稀少的，不同的，卓著的，唯一的，异常的，非凡的，新颖的）和普遍的（平凡的，老一套的，平常的，琐细的，日常的），灿烂的（聪明的）和灰暗的（朦胧的，灰白的，普普通通的），乃是所有平凡之处找到被接纳的子宫，因为在他们之后运作的是整一套的社会秩序。这个网络有它自己根本性的来源，也就是在互为相反的决定性质的“精英（elite）”和被决定性质的“大众(mass)”的张力之间，一种或然性的，无组织的多样性，可互换的和为数庞大的，仅仅存在于统计学意义上。这些神话主义色彩的根源为了产生之目的，只必须被允许去履行其过程，任意的，那关于永恒的社会生态学的这个或那个不知疲倦而再三重复的话题，就像关乎各种形式的“测量高低（leveling）”，“使平凡化(trivialization)”或“使整体化”的天启(apocalyptic)之告发(denunciation)一样，它们用中产阶级（bourgeois）家庭的颓废来定义社会的衰落。也就是说，坠入了同质性，无差别之中，同时背叛了关于数字，关于无差别群体对差异的漠视和持续性的对介入中产阶级独占性私人空间的胁迫的那种迷思性（obsessive）的恐惧。
在这个社会神话中蕴涵着的表面上的最为正式的对抗，其意识形态上的能量常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复归诸于，或多或少地直接指向，在社会准则中包含的最为基础性的相对立元素：那些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的相对，这种相对在关于劳动的区划中被记录下来，同时这种相对，植根于关于控制的劳动的区划之中，也同样在关于控制的两种原则，两种力量，支配和被支配，现世的和精神的，物质化的和智识化的等元素之间。它遵循着先前给出的社会空间之地图，既可以以历史性组织化形态的严格框架来读解，也获取了这样的一些种类（categories），将关于社会世界的从精神上各构成组分都归属于“彼世”和同时被之型变的内在理念组织化之，系统化之。一模一样的分类上的方案（同时也指他们表达层面上的对立）可以发生运作效力，是由于被指定，在围绕着极性（polar）位置的组织化的场域中，无论是在占支配的阶层的场域，围绕着从对立的同质性到关于社会阶层的场域的对立性组织方式的整个有机化（organized），还是在文化生成品的场域中，这样一个场域，围绕着支配性阶层结构之复制所赖以生成的和同时与之具有同质性的对立而有机化（举个例子，在中产和先锋派的戏剧之间的对立）。所以，基础性的对立经常提供的是第二位、第三位或第N位的对立（那些在“最纯净”的民族学和美学的判断之下的，带着它们或高或低的观点情绪，关于美的或温和或艰涩的概念，或轻或重的风格等），与此同时委婉地将自身带到误认化的点子之上。
因此，在重（heavy）和轻（light）之间的对立，它用途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学院派”意义上的那些，用以自中产阶级的品味之中区分流行或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品味的，同样可以被戏剧的批评理论所应用，瞄准（aimed at）统治阶层用以表达“智识化的”戏剧，也就是由于其“勤劳的（laborious）”自负和“压迫性的(oppressive)”主义而被批评的那种，和“中产阶层”的戏剧，也就是由于它的手法和它对表面浮沫的“撇取（skimming）”而受赞扬的那种，之间的关系的支配性片断（fraction）。借助对比，通过关于价值的一个简单否定而成的“智识化”批评，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在一个关于同样的对立（the same opposition）几乎不做修正的形式中，伴随着灵活性，由轻薄（frivolity）来“介定”其身份，而与深厚（profundity）相对立之。同样地，它可以被反映出在左（left）与右（right）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在它的基础形式中，关于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的部分，同样地，依靠着一个第一层级的转化，指定了被支配的片断和包藏于支配阶层之中的支配性片断之间的关系；接着，那些“左”和“右”的词呈现出一种接近于它们在“左阶（left-bank）”戏剧或“右阶”戏剧之中的表达的意味。借助一个更长远的“渐不实现（de-realization）”的程度，它甚至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区别一个先锋派艺术或文学群团中包含着的两种互为竞争的趋向，以及如此一类事物。
它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当判断那一双限定词（qualifier）各自的用途之时，那个从品味的判断的概念性装置层面进行了组织化的系统，是特别贫困的，基本上已近于模糊，但是，确切地说也正由于这个原因，长于引起或表达关于不可确定性质的感觉。这些双对（pairs）中任何一个，其特殊的用途都只会在关于论域的这样一个宇宙的关系之中才全部显现出来，也就是每一次都各有不同，同时常常隐含着——自从它作为自明（self-evidence）的系统的问题之一被提出，也自从它作为与发言者的策略（strategies）被定义一事相关的“场域”中之“被认为同意”的预设被提出。但是，被用途详细化的每一双对都必须将它可能有的其他用途在表述上使细微化——因为“场域”之间的同质性，允许“场域”之间的传播与“通递”——同时，其它那些与之可互换的双对也是如此，不超出一个或两个的细微差别（举例，也就是“美好的/拙劣的”对“轻的/重的”），那是，文本中轻微的差别。
关于日常语言中再出现式（reappear）中包藏着半法典化的（semi-codified）对立的真相，伴随着非常近似的价值，就像社会世界中的支配性景象的基础，在所有的阶层划分社会编队中（考虑进这样一个趋势，将这些“人”视同整个不可控制的欲望和性欲的场所来观察）能够被一个人因知道以下这些而理解，降低而至于它们的正式化结构，一模一样的基础性关系，精确地说，尤其是那些表达了关于秩序的主要关系的（高/低，强/弱等），会在所有的层次化判分的社会中再出现之。同时乔治·杜梅齐尔关于三合一（triadic）结构的研究之重现，也就是乔治·杜比在“封建社会植根于它自使合法的社会结构中”的情况下所展示的那样，很可能就是，像那些在支配性关系中表达的不变的对立那样，仅仅是关于区划的两种原则（也就是在所有的阶层区划社会中正起作用的）的交集（intersection）的必要结果——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的区划，也是以不同原则的名义，在封建社会是勇士和学者，在现在是商业阶层和智识阶层，对优势支配权展开的争夺竞争中，不同片断之间的区划。
剥离开“概念”的知识
因此，通过被区别（differentiated）和控制区别(differentiating)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联合关于存在(existence)的不同情状，通过那些掌控“社会结构”，同时掌控结构性力量之所以发生的被排除在外的和包含于其中的，联合的（婚姻，恋爱的，联盟等）和分隔的（不相容的，分离的，斗争的等），通过在物质上（特别是文化产物），在制度上（举例，如教育系统）或者仅仅在语言上被记名的所有阶级组织和分类，通过所有的判断，裁决，等级划分和专为这样特别的意图而设计的制度所强加的警告，就如同家庭或教育系统，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会合与交感持续地发生，社会秩序在人们的思想中被日益增多地记下。社会的区划变成了关于区划的原则，有机化了整个社会世界的图景。客体化的限制变成关于限制的一种感觉，关于客体化的限制的实际预期也在客体化的限制的经验之中获得，那种领导着个体将自身从物质工具，身体，处所等等（and so forth）中（同时也自，那些已自拔之个体中）拔起出来的一种“关于个体位置的感觉”。
关于限制的感觉暗指着正在忘记限制。真实（real）的区划和关于区划的实际原则之间，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之间的通联的最重要影响之一，即是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真实，关于社会世界的初级经验是与套语相涉的（译者注：此处所用之“套语”乃是自有西方语境的一个词），关于秩序的关系的一个依附（译者注：这句似乎是布氏自己对该词的读解），由于它们将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一同进行了不可分离的有机化，如自明一般被接受。关于社会世界的基础性感知，远非作为简单的机械化折射，常常是卷入建构原则的认知力的一种行动，而这些原则，则是在“被构建物”目前所掌握之外；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关于误认的一项举动，它暗示了关于社会秩序之识别(recognition)的最为完整的形式。被支配的行动者，也就是通过应用这样一个关于感知和欣赏的系列方案的系统（这个系统可称为何客观性法则的价值是客观地组织的这一问题之具体化）的应用，而估定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角色的价值的个体，有一个这样的倾向，即将分配行为中归因于他们之物归因于他们自己，同时拒绝那些被他们拒绝的（“这事和我们无关”），调适他们的期望以适应于他们的机会，就如同那个被建造的秩序如何定义他们一样来自行定义，复制经济意义上宣告予他们的判断而为自我之判断，总而言之，为那些如柏拉图所设，无论如何是他们的划分（lot，该词大意或为带赌博性质的关乎命运的抽签）的，而谴责他们自己，同时同意去成为那些他们必须成为的，“谦让的”，“卑微的”和“模糊”的。因此社会秩序之保存会在杜克海默所谓“逻辑一致性”运作之下得到决然性质的增强，也就是说，社会世界的感知的关于管弦乐器的种类，被调旋而适应那些被建造的秩序的区划（因此适合于那些支配其的人之兴趣）同时为与那些结构相一致的被结构化的所有思想所熟悉，呈现出客观性的必需化的每一种面孔。
分类方案的系统是与这样一种分类法相对立的，它立基于清楚的和清楚协定的原则之上，就如同那些将品味和气质（ethos）（就是其尺寸）组织化的部署与美学的或道德规范的元素相对立一样。关于社会真实的感觉是在面对关于社会必需性的这样一种特殊形式中获取的，这种必需性使其就如个体知道社会世界的结构一般运作，个体的位置包含于其中，同时，一定的距离是要被保持的。
关于分类的实际统治权与反观性的统治权毫不一样，后者是在为了构建一种分类法而需要的，这种分类法对于社会真实而言是同时一致和适足的。关于社会空间的位置的实际“科学”是这样一种被预设的能力，通过随“人和物”（取复数形式）所有和所给予的“阶层”（“聪明的”和“不机智的”）而适当举止的艺术，找到适当的距离，通过一种实际的计算，既不太近（“变得熟悉”）也不太远（“变得疏远”），通过强调它（变成“远离的”“冷漠的”）或象征性地否定它（变成“亲切的”“亲密的”）来与客观性的距离互动。它决不暗示个体在分类中清楚地自定位的能力（就像太多的关于社会阶层的调查所要求人们去做的那样），仍是在任何系统化的途径中较少地描述分类，也较少地陈述它的原则。
凭借着实际的“归因于式样的评判”，个体将某人通过与他以一个确定的途径交谈（因此与此同时将其人放入一个阶层）而归置入一个阶层（这种行动与一种暗指关于清晰的指标的意识性质的参考和由概念同时也是为概念而制造出来的阶层的执行的智识化操作无关）。同样的分类对立（富/穷，年轻的/年老的等）可适用于分配的每一节点，同时也在它任何的片断（segments）之中都可复制其整个的范围。（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通常会比另一个人更穷或更富，比另一个人更优质或更劣质，比另一个人更左翼或更右翼——但是这并不能使得基本的（elementary）相对主义成为必需。）
归因化的阶层评判后躺卧着的关于社会空间的实际感觉有可能被错误地造成，这并不叫人惊讶；那些利用他们的回答者们的“自驳”（self-contradictions）作为否认阶层存在的辩驳的社会学家，很轻易地就被揭示出他们完全不懂得，他们驱使为之工作的这种“感觉”是如何工作或如何与人工情境相关的。事实上，不论它是被用来在社会空间中定位一个个体还是其他什么，关于社会空间的感觉，就像所有的实际感觉一样，常和它必需为实践进行定位的特殊情境有关。这解释了，举个例子，在关于一个小镇中阶层的表征的调查（“社区研究”）和和一国范围中阶层的调查之间的分歧。但是，就如经常被观察到的那样，回答者并不同意那些社会学家在问题群组中设置的任何一种区划，也不同意由那些被用来定义他们的“阶层（用复数形式，strata）”和标准所带来的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所有的实际逻辑中与生俱来的失真所导致。它同样由于人们关于分类的印象式图景是包含了他们的位置在其中的一种运作。
所以，没有什么能和关于认知力的行动（即如通过智识传统而生的构思）距离得比这种关于社会结构的感觉更远，这种感觉，就如“品味”（同时性的“关于风味的感知能力”和“洞悉美学价值的能力”）一词为之所设那样，是社会必要性创造了第二天性，转换为强力样式（muscular patterns）和身体意义上的自动化（bodily automatisms）。一切都发生了，就如同一个社会环境联系着的社会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条件作用有着这样一种趋势，如对于个体自身的一种持续的概括性的关系那样记下其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担负个体身体的一种途径，将其表述给予他者，移动它，为它制造空间（连着三个都是现在进行式语态），也就了给予了身体它的社会人相学（physiognomy）。身体性的“有”（HEXIS）,是关于社会定位的感觉的一个基本尺寸，也是经历和表达个体关于社会价值的“独一份式”的感觉的一条实际途径。个体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个体与其在社会世界中的适当位置之间的关系，都不会比在空间之中的表述更清晰，同时为个体取自他者的使有资格化的感觉安排时间；或者更精确地说，在个体发表了关于在物质空间中的个体的身体的需要的申明的空间中，通过一种包有和有目的的或保留的姿态（gesture），扩张的或收缩的（“存在的，到场的”或“无意义的”），同时由于及时的个体言说（相对于前之申明），通过个体的合适的交互作用的时间和有自信的或侵略性的，无心的或无意识的途径，“个体使之找到适于之所”。（译者注，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一句翻得有些逻辑不清，但实质却很重要，请求方家教正）
没有关于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逻辑的更好的图景了，它将身体作为一个“记忆的撞纸机(jogger)”，较之那些关于手势、姿态和语言的复杂性——简单的感叹词或者中意的陈词滥调——仅仅只需要被滑入（be slipped into），就像一套戏剧性的服装，被身体性的拟态（mimesis）所唤起的能量激醒，一个关于现成的和平凡的（ready-made）感觉和经验的宇宙。身体性体育活动（gymnastics）的基本举动，特别是明确的性别，它的生物学意义的“前被推定”（pre-constructed）方面，为社会意味和价值所掌管，像隐喻（metaphors）的“最基础”部分那样运作，尽其能力于唤醒关于世界的整个关系，“崇高的”或“顺从的”，“宽广的”或“狭窄的”，同时通过它，达及一个完整的世界。关于社会定位的感觉的实际的“选择”并没有比“关于音素（phonemes）的选择的预示”多预示了关于可能性的范围的一种表征，这些被扮演（或作颁定，enacted）的选择暗示了关于选择行为（进行时）的无行为力（译者注，可参阅本书第七节“关于必要性的选择”）。知识分子的理性中心化和知性主义，与继承自科学中的这样一种偏见相联合，它携同灵魂，心灵，思想，意识，表征等元素浑如它自有之物，不会提及小资产阶级关于“人”的地位的主张，已然阻隔了我们去看到这样的景状，如莱布尼茨就其所设置的那样，“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四分之三中，我们都是自动机器”，同时终极价值，就如它们被称作的那样，从来不是关于身体的基础的，原始的性情之外的任何，“内脏性的”品味与反品味的（DISTASTES），在关于“群组”的最重要利益被嵌入之处，其上之物已准备好树立起个体自身的与他者的身体。关于区隔的感觉，那个要求确定的东西被携带而“此外”之物放一边且排斥了所有的不适当结合与非自然联合（亦即，此处所有的联合都与通常的分类方案相反，与作为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识别的基础的判分相反）的辨别力，以关于内脏的谋杀性质的恐怖，完全令人作呕的，形而上学的狂暴，回答柏拉图的“混血儿领域（hybrid zone，这样只是硬译，必有相吻合的更妥帖之语词）”中包有的一切，经过理解的一切，那是“内嵌化”的分类法，通过对体现社会秩序的原则的挑战，特别是关于劳动的性别区划和性别劳动的区划的社会性有机化原则（“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和“the division of labor”是布氏此书中经常配对出现的一组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更好译出，姑且直来直去，可参详，书中多个涉及之处），违背了精神秩序，不体面地“嘲笑”（flouting）所谓的常识。
有利的归因行动
适当（pertinence）原则的基础，被实行以察觉社会世界，同时也定义了所有“人”和“物”的角色哪些是可被察觉的和如同积极的或消极的兴趣那样被所有那些申请（or适应？）了这些方案（常识的另一种定义）的人所察觉，这种基础，建立于“唯一的”在辨认一个面貌和定义一个个人身份过程中所有的可被讨论与怀疑（就如被面貌所定义的一系列设置）的个人或群体的兴趣（or利益？）；对于被观察方面的兴趣永远不可能完整独立于观察它的优势与利益（advantage）之外。这可以在围绕着一个劣等面貌（stigmatized feature，就像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每天皆有的对立，将那些有趣的特质从其他元素中分离出来，这里所谓的其他元素，也就是指关于性的其他所有形式，同时，也保持着无关紧要的和无差别的性质）而构建的所有分类中被清楚地看到。它会在所有的“标签化判断”中被看得更清楚，所谓这种判断，事实上也是原初的亚里士多德式感觉中包有的非难与孤立（CATEGOREMES），同时还是，就像侮辱那样，只盼望着，知道构成关于一个“个体或群组”的社会性身份认同的道具的其中之一（“你只是一个……”），关于，举个例子，结婚的同性恋者或像一个“壁橱女皇”那样修改犹太人的身份或隐藏犹太人，同时因此在双重性的犹太人或同性恋者的一念感觉中。关于烙印（stigma,与以上之劣等系同一词根，主要还是以被打烙印为其特指）的逻辑提醒了我们，社会身份认同是打了烙印的个体或群体中的一场争斗中的被树立者，更通常地说，作为关于分类的潜在之物的范围（insofar）内的任何个体或群体，只可以报复（retaliate）那些限制了它通过给予聚焦（在它的自我定性之中，关于它的特质的最好部分）而达至其特质之一的偏袒性的感知，更通常地说，通过竞争去给它的特质强加上最喜爱的分类法，或者至少给支配性的分类法以最谄媚的关于它有什么及它是什么的内容。
那些为当他们将他们的区划应用于“不间歇”的量级(magnitudes)时遇到的普通的逻辑和语言产生的矛盾而感到惊奇的人，忘记了在将语言作为一种纯粹的逻辑工具时继承的矛盾，也忘记了关于语言的这样一种关系中所包有的社会情状是可能的。普通的语言性分类带来的矛盾并非如实证主义所有的形式所设想的那样，是源自一些关于普通语言的核心的不妥帖（inadequacy），而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社会逻辑的举动不是直接指向关于逻辑凝聚力的追求，也不像语言的文献学（philological）,逻辑或语言学（linguistic）的用途——那些应该是真正被称作学术的，自从它们预示了休闲而始，远离紧迫和必要性，也缺位了生死攸关的因素，，在绝大多数社会空间里的学术机构都是仅仅只有能力提供以上这些的——他们遵循偏见和先入之见（PARTI PRIS）的逻辑，就像在一个审判室中，并置的不是逻辑判断，服从（subject to）关于一致性的唯一标准，而是管理和守护。远远离开以上所有这些的已被暗指于对立之中，逻辑学者甚至是语言学家都能够忘记，在令人有信服力的艺术和能说服人的艺术之间，这一点非常清晰，即语言的学术性用途是演讲者，宣传者和政治家的用途，那些由关心一致性和经验性适足（empirical adequacy）的逻辑学家和统计学家区划的分类系统（前之用途蕴藏于此系统中）亦指向日常生活的分类和烙印（译者注，此处可能有翻译之误）。就像语源学（etymology）建议的那样，后者属于审判的逻辑。关于社会世界的区划的每一个真实的质询都必须分析联系成员关系和非成员关系的利益。就像被注意到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把“劳力贵族”（在阶层竞争和阶层协作之间犹豫不决）或那些“骨干”（官僚系统中统计学的一个种类）一类的“疆界性”的“群组”贡献给战略意义之物，（译者认为此处之主语为前述之群组）在名义上，双重否定的联合由“感兴趣的派别”和他们（派别）的对立面和观察者而隐蔽了它的真实的离散性，在阶层之间横着的界限被上述战略关于“计算在内”和“被计算在内”，“项目化”或“附属化”的目标所记名化，当它不再是一个被阶层化区分的群组之间的力量关系的一个法律保证化的位置的简单记录时。
把所有的个案都放在关于一个任意的边界的法定强迫性中（就如一包30公斤的限制或载重超过两吨的货车是van），使有足够能力去消除升腾自关于一堆谷粒的诡辩式（依照附注，基本就等同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填棋盘故事）中的困难，界限——甚至于看起来最正式化的个体，就如各年龄组别之间的那些——确实冻结了关于社会竞争的一个特殊情状，亦即，一个关于有利的和强制力的分配的被赋予的情状，就如关于养老金和廉价费用的权利（rights），必须的教育和军事的服务。同时，如果我们被那样一个故事所娱乐，也就是说父亲在他儿子满三岁需要购票旅行时pulls the communication cord to stop the train（具体指意我不很明白，不过似乎就是如此可以继续不用购票），那是因为我们很快看到社会学上关于一个假想变化的荒谬是与那些逻辑学家用以建构他们所钟情的矛盾的逻辑同样无暇（impeccably）的。在这里，那些限制就是被所有的个体力量攻击或守卫的边界，而那些装置了它们（边界）的分类系统，与其说意味着知识，不如说意味着力量，驾御并朝向社会化的运作而去，公然的或偷偷摸摸的“瞄准着”满足一个群组的利益的目标（或兴趣？）。
因此，平凡的事和分类系统成为那些由它们给予特性和使之对立的群组（在它们之上争斗，目标是为了达成它们各自的最有利点）之间的竞争中的被树立者。乔治·杜比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三种秩序的模型（安置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一种情状同时目标在于通过法典化使其永久之），是如何被同时地且成功地被敌对的群组所使用：首先，通过主教，也就是设计它的那个人，反对异教徒，僧侣和骑士，其次，通过贵族，反对主教和国王，最后通过国王，通过如关于阶层（该原则生成于阶层中）的一个原则的相对于阶层的外在性和优越性（不像那三个秩序，那些秩序既是科目也是物质，此处之subject和object之分异颇值玩味，或翻译为既是主语也是宾语，既是判断也是派别）般的自我高悬（高悬如关于区划操作的全部之目），为每一组别安排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同时为他自己创造一个“攻不可破的”有利情况。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观看到，那些提供关于支配的不同方式的图景的方案和平凡之事（皆用复数），那些在性别和年龄组别之间的对立，以至于代沟，都是相似地被操作着（manipulated）。那些“年轻的”可以接受年长者给他们的定义，在许多社会被允许拿到临时的执照（“年轻人就该有他们的猛冲”），做那些为他们安排好的事情，在狂热、有男子气息的，年轻的和美德化的“具体的美德”中狂欢，与他们自己的事业相处——作为中世纪贵族的子孙的骑士作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式的爱情和暴力，和每一种符合规制的形式，为了同时代的青春的顽皮的狂野（体育，摇滚等）——总之就是，允许他们停留在“年轻”的情状之中，那是，无责任地，由断绝关系的责任所回馈的享受无责任行为带来的自由。在关于详细危机的情状里，当“关于连续化的秩序”受到恐吓时，“年轻人”，拒绝停留在被委托为“年轻”，有了这样的趋势，即被委托为“老”或者“大龄”。在等候承担为成年人（也就是社会意义上的整个的人）定义的责任时，他们必须将那些责任持有者，推进那个定义了老年或者干脆说退休的无责任的形式。年龄长者所强调的智慧和审慎倒下成为保存形态，古语，或者很简单地说，由于衰老和高龄的无责任。那些新来者，同时多数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最年轻者，但是他们带来了许多其他可资区隔的道具，由制造者自身制造出的作为产品的社会情状的变迁而滋生出（也即是主要由家庭和学校系统），越快由“年轻”（无责任）中逃脱出来，越是有准备打破为他们设计的无责任行为的准则，同时，也将他们由内在化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获自由（那些让50岁的人，犹能感觉到自己是过于年轻而去热望一个位置或一份荣誉的内在化限制），不要犹豫，抓紧进行，“越过云雾”和“搭上电梯”的去将他们前辈的猛抛入过去，抛入过时，一句话，社会性的死亡。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在面对限制的这样一种斗争（爆发于当“关于限制的感觉已经失却”时的不同的年龄组别之间）中取得胜利，除非他们有能力强加予一个全新的关于社会性的整个人的定义，在其中包括角色特质通常（也就是，在占优势的分类原则方面）与年轻（狂热的，充满能量的等等）联系起来，或者角色特质能够代替通常与“成人期”相联系的美德衡量原则。
简要来说，个体和群体在那些为他们通过组织其用途而给予日常分类系统的特殊意味中所投入的，正是无限地多于此期间关于他们的“利益”的通常感觉；这是他们整个的社会存在，定义他们自己的想法的所有一切，他们定义“我们”为“他们”的对立面，“他者”所凭的原始的默许的契约，同时，也是他们在由日常分类系统所造就的角色之间表演外在化（“不是我们所喜欢或与我们相象的”）与内在化之基础。
这样一个事实，在对支配阶层的关系中，被支配阶层归因于它们对劳动性力量和斗争能量的感觉中的力量——体力上的能量，同时也有角色，勇气和刚毅所携带的能量——并不能阻止支配阶层同样地构思（conceive）在“强/弱”方案方面的关系；但是它们减少了被支配阶层（或者年轻人，或者女人）将残忍的力量，热情和直觉，一种盲目的不可预知的自然力，关于欲望的无理智的暴力归因于他们（当指支配阶层）自己身上，取而代之的是精神和智识上的力量，一种预先安排了他们控制他者的自我控制力，一种允许他们构思他们对被支配阶层（大众，女人，年轻人）的关系的心灵或精神的力量，就像，关于身体的心灵（灵魂），对于敏感性的理解，对于自然的文化。
分类的斗争（or 奋斗？）
区划的原则，逃脱不掉的逻辑学和社会学，在社会群组之间的斗争的意图中运作也为此意图而运作；在生产的概念中，他们生产了群组，包括生产了原则的特定的那些群组和与其所由来相互对立的群组。关于社会世界的意味的斗争中危险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作用于作为关于“组别”的表征的基础（因此，也会关于他们的动员和复员）的分类方案和系统之上：将各物置于不同的光亮之下的（它会发生在，举个例子，当一个简单的词，就像“家长式的作风”（paternalism），在一个社会关系中改变了所有的经验）或改变了关于感知的方案的一种意见之力量的唤醒，此种力量展示了另外一些，先前未曾引起注意或转交给了背景的其他的道具（就像那些迄今仍被民族或国家的分野所伪装的一致的共同常态利益）；一种有分离倾向的力量，一种区隔，诊断，判断力，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之外的图画式离散的联合体，无差别之外的差异性。
只有在其中，或使之通过斗争，才可以将内在化的限制变成一种疆界，或者说是必须被移动开的障碍。同时也确实如此，只有在关于分类方案的系统不再如同一种关于限制的感觉那样运作（所以关于被建构的秩序的防卫必须阐明，关于该“秩序”的产品的原则需要系统化和法典化，无论是真实层面还是表征层面，以此抗拒异教）时，其才是如同“一个关于分类的被客观化与制度习俗化的系统”那样被有机化，简要来说，他们必须将套语（DOXA）像“正统化”那样组织起来。关于分类的官方化系统，就像三种秩序的理论那样，将分类方案以沉默和实际化的方式所完成的那些工作完成得明白而有系统化。品质与属性（attributes），在谓词（predicates）的感觉中，因此而成为归因化的举动（attributions）,力量，容量，特权，归因于一个岗位的特定持有者，因此，战争不再是战士所进行的那些，而是一种公务化的，一种细节化具体化的运作，一种关于战士（BELLATOR拉丁文）的特指的存在的目的或理由。分类化的“辨别（神类，教会宣讲中有作如此使用之例）”（DISCRETIO拉丁文discretion则是判断力），即如法律，冻结了这样一个关于力量关系的明确情态，它意欲通过阐明和修改它而达至“永远”稳固安置的目标。作为逻辑和政治区划的一个原则的分类系统只在它复制于一个理想化形式中，于不同缝隙（也即，中断，那些构建了被建“秩序”的一般化的持续不断的和逐步的区隔）的象征性逻辑中才存在和运作，但是它制造了它自身，特定的象征性，为那个秩序的维持贡献力量，仅仅因为，它有特定的象征性的能量去使人们看见和相信什么是由精神结构的强迫接受力带来的和赋予的。
如果它们不是通过提高客观性的机械化的能效（使用了由为取得与分类的一致性而机构化的表征所提供的增强力量）而捐献了阶层的存在性，关于分类的系统将不会是如此一个有关斗争的决定性之物。一个可被辨认的名字的强迫性接受，是一项有着充足社会存在性的辨认力的举动（改变物之名）。这里不再存在仅仅的事实，像一个被容忍的，非法的，或违法的实践，但是成为一项社会运作，也就是，一个训令，一项使命（BERUF拉丁文，有职业之意在），一个任务——所有那些表达了审定（authorized）的活动性之间的区别的，那些通过默许的或“清楚的”授权而为个人或群体所设计的语词，同时仅仅是篡夺（usurpation），也即是制造了一种等待着制度习俗化的“关于事务的情态”。但是“集体表征”的实际效果，与涂尔干式的含蓄（connotations）可能会建议的内容相对比，可能会成为关于感知的同样的方案的应用的，或当“仍然是服从敌对的社会用途”时的一个日常分类系统的产品，是在先于物之前的词中最容易被看清的，正如伴随着转变成公认的专家或共同的防卫群体（就像“基础结构性”的商业联合）的自愿联合，其关于它们的存在与联合的，在其自身成员和他者群组之上同时的强加性的表征的日益增多。
一个群组在官方的分类中的在场或缺席取决于它使自身成为公认化的能力，为了让其自身被注意和被承认，因此在社会秩序赢得一个位置。它因此逃离了埃米尔·本弗尼斯特所言的“无名艺术品”式的存在阴影：古老的和中世纪的业务，或者不合法的活动性，就如同现代的治病术士（以前被叫作“江湖医生”的），骨科医生或妓女那样。那些群组的命运是与他们的命名紧密相联系着的，强加识别的力量取决于围绕一个名字的可移动的容量，“无产阶级”，“工薪阶层”，“基础结构”等，使一个普通名字适当化和与一个合适的名字密切联系，围绕着联合一个世界的力量而动员使它们强大的联合。
事实上，关于词语的秩序从来不会在事实上复制事物之秩序。它是与关于分类的系统的结构相对独立的，分类性质的词语（在其中，关于每一个特别的标签的区隔性价值是被定义好的）与资本的分配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更精确地说，是工作的转化之间的时间间隔（time-lag）(部分由于继承自分类系统中的惯性，就如“准立法性”制度所准许（sanction）的关于力量关系的一个情态)，与产生装置中的变化和头衔名称中的变化（其创造了瞄准“名义上的和真实的之间的差异性之开发”的符号性策略的空间）相联系，为获得他们指定之物而将词语调适至适合（appropriation与appropriating，湘师，皆释其为“调适”一系的语词，颇见功力，此词之“拨给”意思与此亦有关联），同时在等待获取那些给予其准许的词的过程中将事物调适至适合;不需要如此做的权利而进行关于责任的操演，乃是为了获取要求合法性的权利，或者，相反的，减低与使无价值化的头衔相联系的物质利益以阻止由更多的享有声望的标签或者至少含糊的而可操作更自如所安放的“符号性利益”的流失；说出关于有用的勋章最大的奉承，哪怕是趋向于欺骗，只要是有需要，就去做——就像那些自称为“艺术工匠”的陶匠，或者将自己称为工程师的技术人员——或者发明新的标签，就像物理治疗师们指望着（count on）这个新头衔将他们由仅仅的男按摩师带向更靠近于医生的境地。所有这些策略，就像所有竞争的过程，一个指向确保坚定的区隔鸿沟目标的纸上之追求（paper-chase），有趋势去制造关于头衔的一种坚定的夸张——由体系化的分类法带来的惯性所抑制（集体一致，薪水之衡量等）——由是法律性的保证被配属上。敌对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自集体利益之建立中升腾起来，亦关乎，不可分离的，由一项被赋予之工作使必需化的任务，由其占有者所需求的道具（比如说，文凭）和相应的利益，包括实质的和符号的（名字），是这样一场不断的斗争的制度化与戏剧性的译本，这场斗争进行于有助于产生阶层的分类（尽管这些分类也是阶层之间斗争的产物，尽管它们也依赖于和被决定于它们之间的力量性关系）之上。
表征的真实和关于真实性的表征
那些将他者的道具与实践进行分类的分类性科目，同样也是通过按照被分类的群组之间关于它们的可能的分配，将已被分类的实践和道具“调适”为适当这个过程（就如庸俗的或卓著的，高的或低的，重的或轻的，等——换句话说，在最后一个分析中，就如世俗化流行的和中产阶级性质的），而成为为它们自己分类的分类性之物（在他者眼中，注意，此处由subjects转为objects）。关于这些道具的最有分类性的和最好的分类方法当然是，如那些被明显地指定作为类似于以区隔的标记或丑行和印记（特别是那些表达了其交集能在任何被赋予时间中定义社会身份的阶层成员资格的名字和头衔——国号，民族称谓，种族团体名号，家族名号，职业名称，受教育资格，受尊敬的头衔等等）的标志的方式而运作的方式而运作。那些通过调适而使适合或者分类的行动处理那些被分类或正被分类中的实践与道具而为其自身和他者分类的家伙，不会意识到，通过区隔之物，或他们的“力量”被表达出来中的实践（被阶层调适，同时适合于阶层，将调适它们之物分类化），在其他分类性的（也是具有分类力的）科目之心目中将自身分类化了，同时赋予了分类学意义上的方案（与那些使它们或多或少能拥有足够的关于它们自身分类的展望的元素相类似）
社会科目理解（comprehend,包括？）那个理解（包括？）它们的社会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不能轻易地按照物质化道具的方式（由身体开始，其可以如其他物质世界中之物那样被计算和测量）被赋予其特质。事实上，每一个这样的道具，如身体的高度或体积，或拥有土地的范围，当其通过行动者们以关于感知和鉴别力的社会化组织方案所施加的影响而感知和鉴别其与同一阶层中其他道具的关系之时，就如一个符号性道具般运作。因此，有必要超过在一个“社会物理学”——用统计学方法于客观的流行（fashion）之上，以建立分配（既在统计学的感觉，也在经济学的感觉上），通过一个很大数量的个体竞争，而赋予关于社会能量的一个有限数量的区异性的“调适”的表达式以资格，通过“客观性指示器”而予以身份识别和确认——和一个“社会记号学”（意欲寻求密码（decipher）之意味，同时，“携将”前去照耀那些认知性的操作，凭借着创造和为其设置密码的行动者）之间的对立的程度上来移动之。我们必须拒绝这样一种二分法（dichotomy），它处于二者之间。在一边，是通过打破关于社会世界的通常表征（涂尔干，所谓“前观念”）而达至一个客观性的“真实”，“关于个人意识和意志的独立”的目标，同时也是未覆盖的“法律”——即是，分配之间的意义重大（不可任意的感觉）的关系——所瞄准的目标，在另一边，不是抓住“真实”，而是关于此的行动者的表征（是关于一个如同意志和表征一样被构思的社会世界的全部“真实”）的目标。
简要地说，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在涂尔干所描述的那种形态的社会物理学——也就是通过承认个体只能由应用逻辑工具和分类法则而知道“真实”的论断而同意社会记号学——和那种理想化的记号学（从事建构“对数值综汇（accounts）的一个估计”，就如加芬克尔所设置的那样，不能做比记录关于一个社会世界的最终不多于精神产品也就是语言学的结构意义上的记录更多的事情）二者之间择其一。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是把稀缺（scarcity）的元素带进科学，同时把关于稀少物品的竞争带进科学，行动者通过生产为他们自己获得的实际知识——在分配中他们经验的基础上，它自身依赖于他们在分配中的位置——区划和分类不再是比那些社会物理学中的平衡表更不具备客观性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那些通过离散的群组，被真实性中客观所划的疆界所分割开的简单可数的人口，而为社会阶层（既有性别阶层也有年龄阶层）定位的客观性理论和主观性（subjectivist，或者说边际主义的）理论（将“社会秩序”减低为集合个体分类而获得的一种形式的集体分类，或者，更精确地说，一种个体化策略，在行动者为自我和他者分类的过程中进行分类和被分类）之间的对立上做出调整。
个体只需要在思想上忍受，物品（goods）会转换成区隔的符号，即可能是一种能区分但粗俗的符号，一旦它们相关性地被感知到，去观察那些由个体和群组在其实践和道具中不可避免地设计出来的表征就成为社会真实的一个整体部分。一个阶层是就像被它的存在定义那样被它的被感知所定义的，通过它的消费（consumption）——不必要像标记符号那样显眼——也同样通过它在产品关系中的位置（就算后者决定前者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贝克莱主义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视象”使社会存在减少为感知意义上的存在，在外观上，同时，忘记了没有必要为成为精神表征之物而给予戏剧性的表演（表征），将社会世界减少为精神表征的宇宙（由其他群组置于其上的各种群组所有的继续性表演），伴随着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物质化判定的尊重的，有着坚持关于象征性表征的逻辑的相对自治的美德。个人之间的或集体之间的关于分类的斗争，将目标瞄准于关于社会世界的感知力和鉴别力的种类之转换上，同时，通过这个，社会世界自身，确实是一个被阶层斗争所遗忘了的容积。但是个体只是必须认识到那些位于行动者与他们的情状之间实际关系之下的分类方案，和，它们自其而来的表征，为了看到这种自治的局限，自身都是那种情状的产物。分类斗争中的位置，取决于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同时，社会科目——包括知识分子（没有占据能够抓住关于局限他们就社会世界的想法的那样一种限制的定义权的最佳位置，或者说，对那种抓住控有的力度不够），那是，关于限制缺位的一种特定幻想——很可能，永远都会更像超越“他们的想法的局限”，最起码的，这种相似的程度不会少于在他们所有的表征中，同时给予他们的位置的关于那些限制的定义。
2006年8月16日 校正 并定稿于 莞邑 养气楼
BY 李海默

附录：对一道公式的再解读
关于这部书，终于将它囫囵吞枣式的横竖啃完一次，结论部分强译出来之后，我已没有足够的自信再去侈谈什么心得（一些具体的片段性思考已在译文之中），如果说我的确有许多一路而来的想法，那多半也和这部书真正的问题意识指向没什么关系，之所以敢说“真正的”，也是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慢慢切身体验到了高宣扬先生之《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书中和陶东风先生新译《文化与权力》书中对布氏学理的分析之所面对的原始文本和价值投射，人家说过的话我没有必要再说，而那些我至今仍不明白具体缘由的，我也不要打肿脸胡吹，姑就我在做presentation时谈过的那条公式再做一下较深层次的探究和推解。
这个公式出现在书中的第101页，位于全书八节中第二节“The social spa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社会空间和它的转换）的第一小节“Class condi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阶层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开场一句，原文节译如下：
因为只有将光亮持续不断地投射到实践之下的那一系列效力上，才可以说明实践，分析起初将关于行动者或行动者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之特质的结构隐蔽起来，也就是，隐藏在实践在场域（该场域由不同的逻辑管制，因此也包含有关于“实现”（realization）的不同形式，与这样一条公式相一致（in accordance with）：[(habitus)(capital)]+field=practice）中演示时所设置的多样性（diversity，为名词性质，查外文出版社《英汉词典》，解作：“多种多样，多样性”，原文为：“diversity and multiplicity”，后者亦为名词性质，《英汉词典》解作“多样 variety”,而variety词条中多样一意释为：quality of not being the same, or not being the same all times，此二者，具体内涵应当犹有小区别，否则不会重复一个意思而用）之下的联合。
其中“与这样一条公式相一致：[(habitus)(capital)]+field=practice”一句我个人觉得在语序上应当是放在我所安排的位置，即是说，场域中的整个运行管理机制和诸方情状与该公式相一致，但是似乎也可以理解作是说那个联合与之相一致，好在这两种理解实质性的区别并不算大，一者这条公式都可以作为作者阐述的一个理论，二者这条公式所特定存在的这个大体情境又是无论哪种都可以照料到的，三者其实在我看来，要害不在如何理解，正如下面马上接着说到的：“It also conceals the structure of……”，这里的“它”，必是那个“analysis”无疑，这个词虽是名词，指的却是一种动态化的过程，我们细读文段就会发现其实有暗含着的意味，就是“结构”有等于“联合”的趋势，而“实践”是有待于阐扬的重头，“analysis”则是主要的，也是最清晰的手段。而这句话与结论部分导言的理路联系我已在发言中略述，此处不赘，那么先让我们来看看书后Index的记录，据我阅读此书的经验，这份表是并不齐备的，有许多我所认为的核心词并没出现，也有许多出现了的词的统计频率偏差错漏如“DOXA”，表中只列出一次，据我阅读手记，至少文中出现三次以上，仅在结论部分就出现过二次，这里可能有法文转译英文的原由在施加影响，但若仅就所见言之，则此四词只有“habitus”出现,而且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我保证绝对不是这样）。其实这四个词，皆是布氏理论大宗的核心词，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出现频率过高同时具体意涵和语词搭配变化不大而没有记录在索引中，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由刘北成先生主译的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的索引中，“habitus”和“field”各出现了一次（其中后者是以“field, social”对应词“社会领域”的形式出现的），且出现的页码皆是同样有布氏名字出现的页码，尤其好玩的是在索引中被呼作“常客”的在文段中则叫做“习态”，而且采用的是布氏1972年出版的《实践理论概要》中的定义，关于所谓“合力场”则用了布氏1984年版本的著作，据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某篇有部分段落抄袭嫌疑的硕士论文《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研究》合观，则我以为彼氏所选的定义皆为颇精当。关于这几个词之所由来的语境，我也不甚明了，但我感觉到大致用它来对照布氏关于这几个词之间所凝构的社会理论关系，乃至于更大的叙事，是不会错的，一者就我读《区隔》，感觉这几个词意境未有大变化，二者虽然这四个词汇聚的公式只出现于此处，拿它与我一路读书的观感相比证，也未见有硬性的冲突。在百度搜索器上查找这条公式，发现在台湾政治大学网络内联有的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范丽珠的田野笔记，很有意思的是范先生将之放入“客观观点:etic(他观的)”的第三部分“Critique”评论中与其他一些同样源自布氏的理论一起说事。接下来的文段中还有一句：“So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what has been taken apart”，之后围绕着这个中心继续展开。其实，这个地方有一关键就在“habitus”“capital”之间的符号上，就我个人的理解，认为大致以这样的方式为佳：我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先生刊于《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的《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一文中看到另一个非常别致的关于“habitus”的中译：历史积累，对照高宣扬先生前揭书中曾译的“生存心态”，我们不妨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积累与生存心态式的惯习”，我们可以来看看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吴冠军先生在其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第9期的《“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一文，在其中吴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可见，「左翼」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并且在某些知识分子群体中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而追逐这种符号权力也已成为部分知识分子之「惯习」（habitus）。”这是一个层面中发生的事，而在另外的维度里，或者说，更深化的视域下，似乎可以这样理解，“habitus”“capital”各自保有各自的世界，同时通过其效力扭结为关于实践的场域中能使之标签为“实践”并实质为“实践”的最主要元素，[]之中的关系当然不是机械化的二元对立或者相辅相成，说白了，就是“实践”的毛坯。包亚明先生在《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初探》一文和他翻译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中都提到“habitus”“capital” “field”布氏一生“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工作，这个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似乎也是公论，由此我们更可知道这道公式的重要性，同时可以读出所谓布氏是平民理论家是重在实践的理论家的另一种文本学缘由基础。彼得·伯克说的很对：“布尔迪厄笔下的实践都很难归类为‘精神的’或‘物质的’”，看了这道公式，仔细想了关于区隔的蕴涵，我们应当说，布氏只是提供了一个药引，真正对症的汤药还得我们自己去寻。
2006年8月20 日于莞邑 养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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