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炜/文 来源：《世界哲学》2007年第6期 提要：德语学界哲学经典解释传统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有三条线索可寻：一即批判哲学至古典唯心论一系，二为施莱尔马赫、小施莱格尔的浪漫派一线，三是自沃尔夫和伯克以来的历史考证语文学学派。本文结合作者在德国读书学习时获得的第一手讯息，对这三个学派对当今德国哲学经典解释学界发生的影响和它们目前的动向，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 关键词：经典解释；德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B5166文献标识码：A 德语学界经典解释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或有三条线索可寻。其一是批判哲学至唯心论一系，即从康德以来到黑格尔、谢林的传统。通过康德对柏拉图理念学说的阐发、黑格尔的新辩证法、谢林的《蒂迈欧》注释等成果，这一线带来的是古希腊哲学阐释的复兴及其与德国哲学的交融，并且迄今很大程度上仍旧规定了德语思想的特性。其二乃是施莱尔马赫、小施莱格尔(F.Schlegel)的浪漫派一线。施莱尔马赫在理论上从神学和法学的释义学引申出普遍的释义学原理，在实践上则译出《柏拉图全集》（《法》、《蒂迈欧》和《书简》等未译出），并撰写影响深远的“导论”。小施莱格尔则通过疏通希腊文学史，培育了整整一代古典文化的研究者。现代以对话录和戏剧分析为核心的柏拉图解释，实出自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而发展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则是来自小施莱格尔（受温克尔曼艺术发展史影响）。第三条线索来自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和伯克（August Bckh）以来以历史考证语文学（historisch-kritische Philologie）为典范的古学（Altertumwissenschaft），这一传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尔斯（Hermann Diels）和维拉莫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等学者处达到顶峰。 表面看来，三个传统各有特色，似有不能互容之势。黑格尔对浪漫派多有微词，其《哲学史讲演录》和《美学》中的希腊哲学阐释，很多与小施莱格尔针锋相对。而语文学的历史考证方法首先拒绝的玄思（Spekulation），又恰恰是唯心论哲学的核心之一。同时，每一传统内部也争议重重。比如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理解的柏拉图理念尚不充分，因为其缺乏现实的规定性，仅仅停留在思想的领域。在浪漫派系统中,与施莱尔马赫追求一个体系的柏拉图相比，小施莱格尔恰恰要把体系粉碎掉。在他眼里，柏拉图乃是一反体系的艺术家与诗人。不过，放在思想史中考察，相较于这些分歧，更为根本的则是这三条线索的交融。施莱尔马赫的释义学原则，即“比文本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出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辩证论部分对柏拉图理念论的阐发。他的戏剧分析技艺的根据，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原则实来自谢林的同一哲学。施莱尔马赫也确然没有将此仅仅视为一种方法，而是视为柏拉图甚至哲学思考的本质。与之类似，小施莱格尔的先验诗学，若是没有康德与唯心论哲学的影响，根本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同时受到语文学以及刚刚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包括其兄奥古斯特·冯·施莱格尔）的影响。就古典学学者而言，沃尔夫对荷马问题的探寻，与浪漫派对传统神话所作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颇为一致。而伯克在其重要著作《语文学百科全书和方法论》（Enz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里面，同样以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比文本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原则为基础。 三大经典解释传统的交融，使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一批特殊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就古典学家而言，如著有《精神的发现》（Entdeckung des Geistes）并且主编新版《希腊悲剧残篇》（Trag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与Richard Kannicht合作）的施奈尔（Bruno Snell），身为战后德国古典学的重镇，他实于哲学系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早期作品《前柏拉图哲学知识概念的诸表达》（Die Ausdrücke für den Begriff des Wissens in der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ie）开始，他就展开了一条从文言之转变看思想之转变的研究理路，于是才有《精神的发现》——通过前哲学时期文本的语文考察探索理性思想发生的条件与原因——这部带有厚重历史哲学色彩的传统语文学经典论集。而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则是结合浪漫派哲学和历史－考证语文学的力作。其中卷首在“教化”、“品味”等概念史的视域下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分析与批评可谓语文学－哲学工作的典范，而对“游戏”概念的现象学分析，除却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部分之外，实则由施莱格尔的柏拉图对话录阐释理论所规定。反过来，伽达默尔的哲学理论工作又影响到德语学界著名思想史刊物《概念史档案》（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的方向以及《哲学之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的编纂。 近年中，尽管德语学界经典解释的哲学－语文学传统已经逐渐分化转型，但经典解释的工作却从未中断过，而且呈现出另一种景象，从中既可以看到上述三种传统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由于其他思潮的侵入所带来的紧张与活力。这里我仅概括地谈谈哲学作品的注解情况。一般说来，目前寻索哲学经典作品的注解本（或附原文），一般有两种可用，其一便是以历史考证语文学为主导的研究，其二则以哲学为主导的研究。以何种研究为主导不仅取决于注解人的研究取向，有时也取决于文本的性质。比如康德作品的注释尽管不乏偏向历史－语文学研究的，如法依兴格尔（Hans Vaihinger）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但显然多以哲学导向的注释为主。而尼采作品的注释（而非解释），特别是对他早期作品的研究，则不少以历史－语文学方法为主，这显然是由尼采作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不少著作实际上是两类注释并存，读者可按自己的需要选用或者相互参看。比如，Franz Dirlmeier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基本上走的是历史考证的路子，而Ursula Wolf的注本，则偏重于哲学分析。当然，把两者结合较好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比如，艾伯特（Theodor Ebert）为美因茨科学院主持出版的《柏拉图译注全集》（Ernst Heitsch 与Carl Werner Müller主编）所做的《斐多》（Phaidon）的译注，其实就是建立在作者先前两部专著基础之上的，一部是《柏拉图哲学中的意见与知识：<卡尔米德><美诺>与<政制>研究》（Meinung und Wissen in der Philosophie Platons: Untersuchungen zum “Charmides”,“Menon”und“Staat”），另一部是《作为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的苏格拉底与<斐多>中的回忆学说》（Sokrates als Pythagoreer und die Anamnesis in Platons “Phaidon”）。艾伯特这部《斐多》注释，一方面利用了大量古典语文学的考证，试图强化对话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通过分析对话语气、角色转换、时态异同（比如精确区分不定过去式〈aorist〉和一般过去式〈imperfect〉），希望试图克服一些单纯凭借逻辑分析不能走出的困境，这就与Dorothea Frede基本立足于逻辑分析的《斐多》注释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两者不同的解释风格出发，一个最为显著的差异就表现出来，即艾伯特基本处处为柏拉图辩护，而在Frede那里不难看到她对柏拉图的部分批评。不过，既然任何注解相对于原文都是隶属性的，对任何注释也就必须批判性地使用，语文-考证学与哲学研究的结合利用并不代表艾伯特的注解就全然可以信赖。比如，由于他本人思想上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动机，这部注释中便过多利用了《斐多》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元素，以便论证这部作品根本上乃是一部毕达哥拉斯式的对话录。由此，与传统的解读相对，他将苏格拉底口中的不少论断，特别是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论断——比如公认代表柏拉图理论哲学核心之一的回忆学说——均归于对话的伙伴以化解其效力。这种处理方式是否可信，恐怕还需要一番考索。 尽管不是所有的注解研究都完美无缺，但德语学界研究的基本质量尚可以得到保证。这既得益于德语区深厚的文言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德国传统学制的特殊训练（不过近年来，这一学制已经并将逐渐为英美学制所取代），即文科硕士通常至少学习两门主修或一主两附（甚至修三门以上的学生也并非罕见）。因此编辑或注释哲学文本的学者，通常都受过一定的语文学训练，懂得处理文本的文献学规范。语文学的工作方式，用笔者一位师长的话概括，就是“从文本开始，凭借文本，并终于文本”，绝不可越界半步。这样，即使是深受浪漫派强烈影响的伽达默尔一系学者，也不至于走入玄言一路。最基本的是字面意思，这由注释作为隶属性工作的本性所规定。然而，以“我注六经”的标语做“六经注我”的工作，古今中外都非罕见，柏拉图本人对此就一清二楚。在《普罗塔戈拉》所引西蒙尼德（Simonides）诗的阐释中，苏格拉底便如此游戏了一番，在西蒙尼德文字中掺杂了诸如“存在与变易之区分”这类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论题。但是，他显然没有把这一“诗歌解释”作为其学说的“论证”，更不用说“最终论证”了。而且，在对话的最后部分，他更明确区分了解释与面对世界的哲学探索本身（338e-348c）。这一界限，事实上也是任何从事经典解释者应该明白的。不过，这并非说经典研究者应该放弃面对世界的维度，放弃哲学之思辨，而是说这种思辨如果存在的话，应该建立在其解释之上或之后，或者归入其他性质的研究中，而非与原文混淆或隐藏其中。所谓“我注六经”，从柏拉图哲学的视域看，无非就像智者（Sophist）一般，把面对世界的原则和面对文本的原则有意或者无意地颠倒了。 幸好德语学界的注释工作，尽管各有其师法家规，却少有越过基本的底线，因此就能切实提供对原文阅读的帮助。不过，进一步了解丛书的风格以及作者的师法传承更有利于我们合理地使用这些研究作品。比如，前文所述的历史考证语文学的注释，多见于各种考证本全集（德语学界对于经典作家，一般先出通行的全集本，随后出考证校勘版。比如一位古典哲学的研究者就告诉笔者，目前《海德格尔全集》尚未出版完全，一旦结束，考证版的工作也许马上就会提上日程）及各种单行本。但各个丛书的体例也未必统一，像目前正在出版的《柏拉图译注全集》，其中《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等书，均是以历史—考证研究为主，而Frede做的《菲勒布》，Michael Bordt的《吕西斯》则偏向于哲学阐释，艾伯特做的《斐多》则两者兼而有之。Frede常年在英美大学读书任教，她的注释比较接近分析哲学的风格，这在以前传统德语学界的经典解释，特别是希腊哲学解释中比较少见，但近年来已经十分普通。不过由于她也受过严格的古典语文学训练，其注释风格与英美学界部分仅仅依赖译本，以逻辑分析为方法甚至以之为终点的研究实在亦有不同。艾伯特是伽达默尔的弟子，在他身上，浪漫派的释义学与历史—考证语文学结合的路数也清晰可见。 除去《柏拉图译注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含注）等这样的专人专辑，另外两套在德语区已经广泛流行的综合性经典注释，分别是Otfried Hffe在Akademie出版社主编的“经典阐释”（Klassiker Auslegen）系列，以及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的“著作解释”（Werkinterpretationen）系列。相异于考辨版的文集或注释，这两套书的共同之处都是以哲学（论证的）梳理和重构为主导。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多人合作的注释，后者则是单个作者完成，其中自是各有利弊。前者可能缺乏整合全书的系统性，而后者中特别是面对部分高难度文本的地方，由于解读者能力的局限，部分章节也许不能得到合宜的处理。 “经典阐释”这套书，目前已经出至第31卷，较“著作解释”系列更加系统，在学术界的影响也更大一些，只要涉及到相关内容的研讨课，几乎是必备的参考文献之一。这套丛书从体例上说也较为统一，除去导论与结语之外，多是将作品按章节次序逐步阐发。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处理霍布斯的《利维坦》时，或许为了控制书本厚度，不少章节便掠过了。但此书同时收入英语学界几篇经典论文，这又是它的优点。由于Hffe身为主编，丛书选目上多少也打上了他个人偏好的痕迹。比如，就拿康德来说，已经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论永久和平》和《法权学说的形而上学原初根据》。从前Hffe在 Klostermann出版社还刊行过体例类似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明年春还将推出《判断力批判》的注释，据说《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也在准备当中。另外，在亚里士多德方面，则推出了《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与《形而上学》卷ZHΘ。无疑，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都是Hffe的最爱。相比于这两位哲学家，其他哲学家的作品，比如柏拉图，仅出版了《政制》（Politeia）一册，似乎显得单薄了一些。 由于笔者亲历了本套丛书之一，也就是即将出版的《判断力批判》的成书过程，因此还想对此略述一二。身为丛书主编，Hffe首先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选择作者并分配章节（通常按作者本人专长和意愿分配），同时包括制定释文篇幅、统一缩写与文献引用规范等；其二即在图宾根大学主持了一年的康德《判断力批判》高级研讨班（2006/2007冬季学期与2007夏季学期），除了博士生与研究生，进行注释工作的其他两位青年教师Ina Goy博士和Bajanovsiki博士也参加了这个研讨班。这一研讨班结束前，各地的注释者通过邮件将注释的草稿发给主编，所有参加研讨班的同学也可以下载阅览，紧接着便是三天《判断力批判》的国际讨论会。在这一研讨会上，每个注释者分别就自己的主题做20分钟左右的报告，接着Hffe作为主编提出修改意见，随后是报告人接受其他会议参加者的各种质询。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注释者有五个月左右的修改时间，随后就可定稿编辑成书（此书预定将于2008年春出版）。由于“经典阐释”这套丛书大多是采取研讨会集成论文的方式，这一个案或许对其他注本的生成也有参考价值。 至于“著作解释”系列，目前书目尚少。尽管选题比较散乱，但入选作品的经典性则不容置疑。同时，一些过去相对来说较少得到注解的作品也收录于其中，比如费希特的《知识学（1805）》和《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以及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另一方面，这一系列所收传统作品的注释，则是毁誉参半。比如沃尔夫所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广受好评，今年刚刚再版。另一方面，克尔斯汀（Wolfgang Kersting）所注柏拉图《政制》则饱受非议，这也说明做古典作品的注释，哲学家未必在行。此书最近也已再版，估计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改动。本来德语学界关于《政制》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文本注解并不很多，目前最好用的大约还是“经典阐释”系列中多人合作的评注本。不过，这一情况不久就会被施泰墨（P. Stemmer）、施密特（A. Schmitt）和波吕斯纳（N. Blssner）的三卷本译注所改变。尽管这一工程的具体进展目前尚不可知，但从他们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波吕斯纳与斯泰墨二人在诸多论点上始终保持一致，而施密特本人也对《政制》有他异于传统研究的独到见解，特别在对灵魂三分的解释上。这回他负责《政制》中部“形而上学”三卷（即卷5-7），估计也难免会将这一研究路线带入。 除了上文提及的两套综合书系，2007年Suhrkamp出版社也正式加入出版经典注释丛书的行列，这套书被命名为“研究丛刊” （Studienbibliothek），基本纯灰色的封面不同于从前经典的黑蓝色。丛刊第一辑推出五部作品，有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及其他相关文献）》，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和柏拉图的《智者》。从目前出版的作品看，除却原文，每册书都附有较为详尽的引导和注释，同时定价低廉，特别针对学生的文本解释课或研讨班。 这套新丛书的出版，对Suhrkamp出版社来说，意义犹为特殊，几乎可谓突破。众所周知，德国主要致力于学术作品的出版机构不少，不过像Teubner 或De Gruyter等出版社的作品大多都过于专门，仅在学界享有盛誉；而Reclam出版社以经典作品的口袋书而闻名；Suhrkamp和Meiner两家则在专业作品与廉价平装书两方面均享有美誉。打个比喻，前者也许有点像国内的三联，时新一些，德国当下热门的哲学家、文化批评家多在这里出过作品，意法等国的明星学者恐怕也是Suhrkamp收录最多。后者则近商务，那套“哲学丛书”（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简称PB）几乎将经典作品一网打尽，定价中等，一般的德国学生尚可负担。而著名的黑格尔考订版全集（Gesammelte Werke），《概念史档案》等也均在其名下。其他不论，Suhrkamp的“学术平装书”系列（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与Meiner的“哲学丛书”系列实则有很多选目重复，特别是经典作家的作品，如康德、黑格尔之类更是如此。但一般来说，如果除去价格因素不论，若是同一作品，懂行的人多会选“哲学丛书”的版本。原因很简单，这一系列，除了选本精良外（比如其黑格尔单行本多使用新的考订版，而 Suhrkamp一直是翻印20卷的理论版），均附有较为详细的“引导”、研究文献目录、注释、索引等等，必要的情况下还含不同版本的页码对照。相比之下，Suhrkamp通常是白文而已。特别一些最常见的作品，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丛书”的正常价格为14.8欧元，特惠版则不到10欧元），“学术平装书”系列的选本则连价格优势都谈不上。 不过Suhrkamp这些年似乎已经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定位，在推出“研究丛刊”丛书之前，他们已经尝试在“学术平装书”系列中尝试推出校勘版文本以及考证或研究性的注解，代表性的首先是黑格尔与康德文本的重新编辑与注释。比如2000年Herbert Schndelbach主编的《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作之疏解》（Hegels Philosophie：Kommentare zu? den? Hauptwerken））三卷，其中包括Ludwig Siep负责的《“精神现象学”之路：对黑格尔<差异>与<精神现象学>的引导性疏解》，Schndelbach的《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依照文本发生史的疏解》以及Hermann Drüe的《黑格尔<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1830)：对系统纲要的疏解》，这套丛书是不配原文的，但是可以与Suhrkamp已经出版的作品配合使用。而Manfred Frank与Zanetti合作编注的《康德美学与自然哲学文集》（Immanuel Kant.Schriften zur sthetik und Naturphilosophie）三卷以及Georg Mohr编著的《康德理论著作：文本与注释》（Immanuel? Kant：Theoretische Philosophie：Texte und Kommentar），则是原文与注释兼而有之。从注释上看，Frank与Zanetti的疏解尽管略显简略——比如第三批判的目的论神学部分几乎未着一字——但整体而言，从思路及文献指引上提供了极多可以进一步推进的可能。Mohr的注释相比而言则较为系统，其中第三卷厚达700余页，主体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疏解，此书在德国的大学教学中已经相当流行。不难看出，这些工作恐怕都是Suhrkamp推出“研究丛刊”的预备。 我们还是来单独看看这套新书，它们被定位为与大学研讨班或解释课配合的文献。除去正文，每本书都很程式化地分为“导言”、“历史与系统的引论”、“文本概述”、“接受史”、“研究状况”、“注释”、“索引”、“作者小传及年表”、“附评注的相关文献选”几个部分。尽管每部书的注释质量还要分别去检验，但从这样细致的工作程式就足以看到这套丛书的“野心”。与Meiner的同类文库相比，不仅“研究丛刊”的注释显得更为详尽，“附评注的相关文献选”更是值得关注的特色之一。前者出版的经典文本以给出文献更新及时与全面而闻名，但初学者翻看十几甚至几十页的文献容易不知所措，通常反倒无益，而一个适中的文献引导又加上简单的评注,无疑对初涉学术领域的学生更为实用。另外值得一提，其中柏拉图的《智者》一书，这回以德希对照版的形式推出，这似乎也是 Suhrkamp首次做这样的尝试。 除了上文提到的五卷著作，这套丛书随即在2007年9月前后出版了后续七种作品，简目如下：Ludwig Siep:洛克《政府论》，Georg Mohr：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Alexander Becker：德文希腊文合璧本柏拉图《泰阿泰德》，Anselm Haverkamp：布鲁门伯格（Blumenberg）《一种隐喻学的诸范式》(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2008年同一系列还会出版Ottmar Ette编的罗兰·巴特《文之悦》，Barbara Merker 与Manfred Sommer合作的胡塞尔《笛卡儿式的沉思》，以及Jan Frercks负责的拉瓦锡《化学原理》。从“研究丛刊”的选目来看，柏拉图、康德等人作品的入选，还是德语学界经典注解的老路，而布鲁门伯格和罗兰·巴特的作品，则显出鲜明的Suhrkamp特色。尽管这套丛书的未来尚不可知，但无论它能行多远，其后续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施奈尔在论及20世纪20年代德国古典学界时，一边称赞也一边抱怨德国学者那种执著的直至过于古板的辛苦劳作。于是，一方面我们因此看到Diels与 Kranz的《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Bonitz的《亚里士多德引得》这样纪念碑般的著作，另一方面由于竭泽而渔的收集与无穷无尽的修正原则，也使不少可能的杰作最终永远未能完成，直至成为尘封在档案馆的无用资料。不过，不仅是那些流传下来的巨著，而且连同这些废弃的草稿，才真正构建了精神纪念碑的基础。同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相比于看不到的，也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无论前者显得多么丰富厚重，但是要没有后者，则根本无从设想。在今天的道路上前行，或许每个严肃的经典研究者都明白，这既是对古人的纪念，也是对所有世代同行的纪念。 （作者工作单位：德国图宾根大学在读留学生，责任编辑：李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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