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浒传》主题辩
　　 尽管《水浒传》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生平状况，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见解，但它是中国出现最早的长篇通俗小说之一，这是没有争议的。从它一产生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上自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不乏“水浒迷”。尽管许多人抨击它，禁止它，焚毁它，但它还是明清两代最畅销的通俗读物之一。明代批评家把它列为“四大奇书”中的一种。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说:“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它的“奇”不仅在于用当时的“引车卖浆者”的语言撰写了一百余万字小说，使读者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是主流社会的人们非常少见的，与以前的文学作品相比，《水浒传》更是空谷足音。它的出现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争议。《水浒传》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文学名著的研究与评价往往是与社会思潮同步的，社会思潮常常通过文学批评来表达自己。
　　 《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当它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刊刻出来的时候，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时期，此时许多学者对《水浒传》是肯定的，说它所表现的梁山好汉“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1］（P94）。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实现正义公正的社会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指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其内容表现的是“水浒忠义”，把罗贯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遗民，他们借写伏身草莽的 英雄豪杰用以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到了清代，封建专制加强，统治者实行全面的社会控制。此时主流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说它“诲淫诲盗”，为不逞之徒立传，把《水浒传》视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浒传》。
　　 20世纪初，西学东渐，有许多研究者借《水浒传》以比附当时社会斗争，定一的《小说丛话》说《水浒传》“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并指出作者“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王钟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指出《水浒传》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称赞施耐庵有社会党人的思想，《水浒传》一书的主脑在于表现“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对此加以嘲讽:“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2］（P201—202）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阐释《水浒传》中则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五六十年代，对于这点的背离往往会招致批判;“文革”中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这时谁要再赞美《水浒传》又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由此可见，对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倾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世更是把评论“水浒”当作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开古今未有之先例。
　　 近20年来，思想解放，许多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的阐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以及“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等。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面，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水浒传》的本质。
　　 2.《水浒传》主题。我认为《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水浒传》的主题:
　　 （1）水泊梁山好汉的个人成分的构成是以游民和边缘人物为主。
　　 （2）梁山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是带有游民性质的。
　　 （3）从《水浒传》的形成过程以及书中所体现的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来看，该作品写的是什么和表达什么思想意识?弄清了这两个问题，主题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4）从《水浒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它是描写游民的成功与失败的。
　　 3.《水浒传》述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因此，只要我们对《水浒传》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作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单。这些人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
　　 （1）游民的故事
　　 什么是游民呢?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人们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毛泽东在他早年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时，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种:兵、匪、盗、丐、娼妓。“他们的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3］
　　 《水浒》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当然不能这样算。这里只以梁山好汉上山以前赖以谋生的手段进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他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
　　 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个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这些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
　　 （2）游民知识分子
　　 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成，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江湖骗子，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无论什么朝代，游民骚乱、农民抗争没有这类人士的参加，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斗争策略、会神道设教，从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因此，要使造反队伍壮大，必须有此类人物参与决策。例如为北宋真宗时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谋划策的“宰相”张锴，就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的道士之流［4］（卷278，P9461）。南宋初杨幺起义最初领袖钟相也是巫师、道士一流。史书上说他“以左道惑众”［5］（卷107，P2821）。梁山上的吴用、公孙胜是宋江等武装抗争活动的重要决策人，他们也属于游民知识分子。
　　 （3）社会边缘人物
　　 梁山好汉中还有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物，包括武将、吏胥和自甘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
　　 古代社会边缘人物的处境是由于经济地位、统治阶级政策和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贫困把其中的一部分农民推向社会边缘;武将按说是“官”，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以及宋代兵制的特点，把武官排挤到了边缘地位，特别是下层武官，尤为如此，再加上军人多来自游民、流民，当兵要被黥面，与罪犯流放一样待遇，对军人不尊重，也使军人失去自尊，常常闹事，使得宋代军队实际上成为“一种特殊的游民群体”［6］（P139-143）。武官的边缘化，如再遇迫害，极易逼上梁山，林冲就是一例。
　　 吏胥的数目在梁山将领中占第三位，但却占了主导地位，宋江、铁面孔目裴宣就是吏，雷横、朱仝、戴宗、李云、蔡庆、蔡福等就是“胥”。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为“胥”。现在常常是官吏并提。实际上宋代和宋代以后，“官”、“吏”是社会地位悬殊，学问教养、思想意识都有很大差别的两类人。吏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主流社会对吏是有几分歧视的，他们自视也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胥”就是“差役”，本是由当地服役人轮流承担的，但衙门里的差役是“好人不能干，能干没好人”的差事。因为正经农民怕耽误农活，老实巴交的宗法人也不会欺压百姓，所以他们往往出钱免役，雇当地的痞子、地头蛇、游手好闲之徒来干。这样，差役多能世代相传，积累了捞钱和整治老百姓的经验，为地方官所依仗。民间语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他要在当地干事，无论干好事还是坏事，非得要依仗这铁打的衙门中的差役不可。
　　 廖仲安先生在《再评宋江》中说:“吏胥与‘盗贼’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7］他们之间的人们越是大胆，越是敢于冒险、敢于与造反者勾结的人，越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吏胥在对待主流社会的态度上与游民没有多大区别。
　　 《水浒传》中梁山的其他领袖如晁盖，大财主卢俊义，庄园主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贵族后裔柴进等人，其身份是属于主流社会，而且他们大多还有超出平常人的能力，在社会上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自甘于处在社会边缘，这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有些共同特点，如:一，喜好舞枪弄棒。宋 朝总的政策是重文轻武，所以好武之风，就沉沦社会下层了。武艺作为一种技术也要在社会底层寻找自己的空间，它在江湖绿林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好武本身就有或是私通绿林、或是本人有图谋不轨的嫌疑。二，不娶妻室。宗法社会以家庭宗族为本，不成家就被视为异类。三，好交结朋友，仗义疏财。这会被官府视为交结匪类。这些社会边缘人，只要有机缘，也有可能投入江湖绿林。
　　 《水浒传》也有勉强可以算作农民的，如打鱼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打猎的解珍、解宝。这还是从大农业角度来看待的，事实上他们不是典型的束缚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三阮”之中，除了小二外，小五、小七都没有家室，他们平常除了打鱼外，“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这个“私商”恐怕就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抢劫。他们都比较穷困，但仍喝酒吃肉赌钱。阮小五把母亲的头钗都拿去当了作赌资。当他们猜到吴用的到来是要拉他们做没本钱的买卖时，马上兴奋起来:“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小五、小七还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因为他们向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的生活。这种“农民”肯定不是社会认可的“良民”;不仅过去，今天的社会也不会认同。因此，三阮虽可归属在农民之列，但他们也是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民，是犯罪或造反人员的后备军，只要条件适合，就会走上武装抗争的道路。从上面对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类别分析中可以看出，《水浒传》所讲述的是这类人奋斗的故事。
　　 4.非农民起义说
　　 我不同意“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水浒传》写的不是农民的反抗，以及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也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此书中所表现的不是农民的诉求，特别是没有农民在经济上的诉求，也就是对土地的要求。书中没有任何情节写到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苦恼，也没有任何故事写到土地占有者对无地农民剥削的残酷，也没有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水浒传》中不是没有涉及土地占有者与他们“庇荫”下无地农民的关系。如“三打祝家庄”的祝家庄，“庄前庄后，有五七百户人家，都是佃户”，可是这些佃户都是跟着庄主祝朝奉走的，战后，在宋江看来祝家庄“一境村坊人民”，本来是应该“尽数洗荡”的，只因有钟离老人一个，救了石秀，才赦免了他们。又如李逵的哥哥李达是地主家的长工，李逵因劫法场，被官司追捕，李达也受到连累，被官府捉了去，赖有东家为他证明辩护，并替他“上下使钱”，才使他免受追究。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东家。
　　 《水浒传》一开头写史进主持的庄园，他们父子也与庄客、农民的关系十分和谐。当史进提出要组织起来防止少华山强人骚扰、共保村坊时，众人答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作主。”这就是《水浒传》作者眼中无地农民与土地占有者的关系。作者对于书中出现的庄园主，只要是与梁山有正面关系者，无不写得慈眉善目，待人可亲，他们兢兢业业地管理家业，告诫子弟不要为非作歹。而一般农民只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之类。
　　 5.游民的经济诉求
　　 《水浒传》反映的是什么人的诉求呢?我认为《水浒传》表达的是梁山好汉这个武装造反集团的诉求，也可以说是游民的诉求。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水泊梁山上主人公以游民为最多。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游民来说，生存、温饱是他们最迫切的欲求，他们对于物质上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上面所举的三阮对梁山的“大秤分金银”的强盗生活羡慕不已。这种想法不仅为吃饭、纳税发愁的阮氏兄弟所有，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晁盖，也不安分，“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游民的刘唐、公孙胜也非常相信金钱的作用力，他们登门拜访晁盖时都以“十万贯金珠”为诱饵，仿佛这一注横财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作为宝物献给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人物——晁盖。在江州，李逵初出场时，就为银子争红了眼，他最大的诉求可能就是银子，有点只认银子不认人的模样。鲁智深在桃花山不辞而别，也没有忘记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裹在包袱里带走，好像有点对不住朋友。这些赤裸裸对物质财富的向往与追求，在主流社会里是不被认同的，对游民来说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作者写到这些时往往用“义气”、“结义”、“聚义”等游民道德把它包裹起来，不直接描写对金钱财富的向往，好像实现“义”和“聚”才是梁山好汉们最强烈的诉求。如吴用诱说三阮、三阮进见晁盖等一系列的打劫前的筹备组织活动似乎都是为了“七星聚义”，丝毫没有个人的物质追求。检验一下，人们所说的“义”和“义气”是否与物质金钱联系在一起，这是判断“义”和“义气”的倡导者是否属于游民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
　　 6.游民的政治诉求——发迹变泰
　　 宋代通俗文艺作品中，把描写追求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称之为“发迹变泰”类。所谓“发迹变泰”类是指写下层社会人士（大多是游民）的皇帝梦（或退而求其次，做达官贵人）的作品。
　　 有的评论家把梁山好汉没有积极主动争做皇帝而被招安看作是梁山好汉的一大污点。从中国人强烈的“皇帝情结”来看，梦想“做皇帝”以及武装起来“反皇帝”都不是什么希罕事。
　　 《水浒传》作为文艺作品议及皇帝的地方不多，因为它自南宋时就已在社会上公开演出，南宋说北宋的故事，其忌讳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描写下层人士争相抢做北宋皇帝的故事，这是要触犯朝廷的律条的。因此书中虽然李逵说过让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的话，但作者对此还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李逵是个粗人，并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见，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众也能容忍，官方才不会计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领导人，他要从梁山的全局和当时的情势考虑，没有想争皇帝做，但不等于他没有政治上的诉求。
　　 天下皇帝只有一个，在这座王朝大厦没有倒塌时，争做皇帝要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成功的概率很小。如果退而求其次，当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这样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话而已。南北宋之交，武装造反的人们，待自己羽毛丰满之时，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当时老百姓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这种政治诉求倒不是游民所独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们大约都有这种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水浒传》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艺人这个游民群体创造的，他们是从游民的“变泰发迹”思想来理解梁山好汉的政治诉求的。
　　 7.关于“平等”的诉求
　　 游民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一群，他们要独自面对社会，从而感到有必要把与自己有相似处境的人们结合起来，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关系，因此“平等”也就成为梁山好汉的重要的政治诉求。这在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中有明显的表现。“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但是“兄弟”这个称呼不是给一切人的，仅仅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相互救助的人们的，或者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帮派的人们的。这种互救的小团体是通过结拜或结义方式固定下来的。游民只要进入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便被认为是平等的了。所谓“兄弟”式的平等就是人格的平等。实际上，这不仅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不可及，就是真正的人格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因为游民的结合是有目的的，就是从事某种冒险活动。游民的结合一般分为追随者与被追随者，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每个小团体中都有自己的“大哥”（被追随者），他是小团体的核心，并拥有极大的权力。因此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一百零八将中不是分为“天罡”、“地煞”吗?如果斗争再发展，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游民对平等的向往终归是个梦。
　　 8.宋代有许多小“水浒”
　　 南宋初形成的有关宋江的故事是《水浒传》的最初形态。这些可称作小“水浒”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以三十六人中的某个好汉为讲述核心的，用文学理论的术语说，就是英雄传奇故事。这一点，从宋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说话的名目就可以看出。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8］（P235-266）。这些是讲梁山好汉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故事的。小“水浒”在当时的“说话”中是属于“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两类的。
　　 “朴刀杆棒”类的作品是描写游民生活的。其原因何在呢?“朴刀”是介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其廉价和粗糙可以想见;“杆棒”就是木棒，更为简陋。熟悉江湖生活的“说话”人便把它编入话本之中，成为“说话”中的一类，并把与“江湖亡命”和绿林生活有关的作品皆归入此类［6］（P184-215）。
　　 “发迹变泰”就是陡然发迹的意思。我们从宋元留下的通俗文艺作品（包括话本和戏剧）来看，叙述发迹变泰故事大多是描写主人公如何在社会底层通过“打拼”，最后得以做皇帝或高官的，也就是说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实现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的理想。
　　 此后经过明代中叶下层文人编定而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虽然渗入了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但其主题还与原著小“水浒”们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小“水浒”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水浒传》还是以描写游民生活为主，反映游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从宏观上说，《水浒传》是写梁山上的英雄好汉群体的
　　 成功与失败的;从微观上来看，《水浒传》也是写了许多游民和边缘人物在多灾多难的生活挣扎中的成功与失败。前七十回宋江、鲁智深、史进、林冲、武松、三阮、李逵、石秀等人都有个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宋江等前四位本不是游民，他们是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生活使他们从边缘滑向游民，为生存的奋斗（这是作游民的第一课）中，他们也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上了梁山，受了招安，取得了比原来更高的社会地位，似乎快要到达他们所希望的“封妻荫子”的目的了，最后，由于招安的失败，一切都破产了。《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这些篇章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他们奋斗的成功故事。李逵初遇宋江时，宋江给他十两银子，此时李逵已经在体验成功的喜悦了。尽管在现代读者看来，这未免有点卑微。李逵不会这样看，穷了半辈子，还因为打死人坐牢，一次得到十两银子，不啻得到一笔巨款，而且，其社会地位极为卑微，突然有位江湖领袖，视其如亲人，仿佛小学生遇到大师，其喜悦、其成功感可以想见。梁山好汉不是没有精神追求的，只是其精神追求是从物质追求中引申出来的。好汉们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就是朋友相聚，或称“聚义”。“聚义”本来是游民追求财富所必须的手段。游民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感到需要有共同命运的人们的协助，久而久之，手段便成了目的。写游民“聚义”奋斗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水浒传》的主题。
　　 二、思想、社会运动、《水浒传》
　　 1.思想上的突破
　　 谈到思想，人们往往忽略了下层社会的人们的思想，把思想看作知识分子的专有品。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国”与“家”是同构的，因此，民间思想与统治阶级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还有一批从宗法制度下被抛离出来的人们，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呢?很少有研究者考虑到。这些被抛离者就是游民，记录和反映他们思想意识的就是与他们处境、经历类似的江湖艺人的作品，《水浒传》即其一。如果我们承认通俗文学作品也可能是思想者的载体的话，《水浒传》作为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则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思想意识。
　　 首先，它所叙述的故事在总体倾向上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作者时时用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思想淡化它，但这个总的倾向是掩盖不住的。这种对抗是建立在维护《水浒传》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础上的。当然通俗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系统的思想认识体系，只是由作者情感负载的一种思想倾向。前者（指系统的思想）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响，而后者却能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由于其受众面广，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其次，《水浒传》中提出一些在此之前人们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码不见记载）的概念和话语，建立了一个与主流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话语体系，底层社会的人们对此耳熟能详，甚至成了常常使用的语言。例如“忠义”、“替天行道”、“义气”、“聚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好汉的勾当”、“逼上梁山”等等，这些通过《水浒传》以及与《水浒传》有关的各种文艺作品的传播而深入广大民众，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得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们，在行为上也会相应地突破主流社会设立的种种规范，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来。这些是评论家们关注不够的。游民的阅历不知比宗法农民丰富多少倍，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知识阅历的丰富必然使他们对传统的思想有所突破。
　　 2.游民的“造反有理”
　　 如果不把“造反”这个词现代化、意识形态化，其意思就是对当时政权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犯上作乱”。“造反”是极端的“犯上作乱”，在统治者看来，“造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作者很明确地知道，一旦参与造反活动，就与主流社会决裂了，这对当时的良民来说是极敏感的问题。从《水浒传》总的倾向来看，并没有否定“上山”，而且还把它看作是好汉们迫不得已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水浒传》还把五湖四海的人们上梁山与“朝廷做个对头”称作“聚义”，把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聚义”比喻为: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把参加梁山造反队伍比作冲破天罗地网，这是作者对于英雄好汉们武装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颂。不仅从文学史角度看，这是第一次，即使从思想史上说，也是没有前例的。
　　 3.造反者的话语体系
　　 历来我们见于书面的只有一种话语体系，那就是主流社会的话语。这些不仅充斥于经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种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认知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从
　　 《水浒传》开始，出现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作者编造的，最初它们一定活跃在广大游民口头，经过江湖艺人的总结提炼，写成了文字，编织在通俗著作里，通过各种渠道流播在广大民众之中。这种话语与主流话语一样也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意识的。《水浒传》所提供的与传统悖谬的许多思想意识也是通过话语的流播实现的。经过五六百年的流传，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觉得《水浒传》在话语方面提供了些什么新东西。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学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来。这里我们选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词语作些分析。
　　 （1）好汉:“好汉”这个词儿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它在此书中的独特含义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好汉”在唐代指读书有成之人，如狄仁杰。《水浒传》出来后，“好汉”的意义改变了。《水浒传》中这个词儿不仅只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梁山兄弟对“好汉”的理解实际上是游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自我肯定和评价由于《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而得到广大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自“水浒”故事普及以后，社会便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播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
　　 （2）义气:“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本来是一回事。但自“义气”这个概念产生、并在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后，它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观念。当“义气”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作是下层社会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报的思想还是隐隐蕴藏其中的。
　　 （3）江湖:《水浒传》第一次描写了游民生活的江湖，这个“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权谋欺诈。与文人隐居的江湖迥然不同，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形成某种独立性，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隐性社会。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于自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人物。“江湖”这个词对后世影响最大。《水浒传》中的江湖本来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这里本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而后世把许多非官方的场合都称作江湖，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使得人们几乎不知江湖的本来面目。《水浒传》“江湖”的出现本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语词也带动了“江湖”的发展，推动了隐性社会的运动。
　　 （4）上梁山与逼上梁山: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自从“水浒”故事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的精神归属。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正义不得伸张的人们以勇气。“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5）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不义之财”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里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6）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最大向往。“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的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刺激的不仅是饥饿者的肠胃，还包括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缺少衣食的游民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其他词语还有“忠义”、“替天行道”、“招安”等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 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的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的方法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9］（卷四，P309）。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地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9］（卷四，P309）。这也是通过这一套话语系统实现的。
　　 话语不仅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思想，《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招安的是非
　　 近50年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与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招安”问题。回想上世纪70年代，批宋江批《水浒》运动中也是以“招安”为突破口的。“招安”是指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者的专用术语，虽然“招安”代代皆有，但从五代才开始用“招安”这个词来表述这种社会现象。武装反抗有三个前途:一是反抗成功自己做皇帝;二是被统治者消灭;三是被招安，当造反者的力量还不足以取代统治者的时候，又不想死，如果统治者来招安，这就是唯一的选择。造反队伍中的领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众更热衷于招安，这虽然有企图投靠统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须知，把跟随自己造反的群众带出死境也是这些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职责。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招安”是专制统治者对待民间武装反抗的政策，如果统治者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
　　 1.《水浒传》中的招安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令读者扫兴的故事。近几十年来人们把“招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是背叛和投降。这是把古代问题现代化了。游民暴动，农民的反抗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存，一旦有了生存的机会为什么不要呢?须知，古代农民领袖不是现代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
　　 2.为什么写“招安”——“讲史”体例的约束
　　 梁山的事业正处在高峰时，好汉们被招安了，使得现代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不解。刘茂烈提出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宋王朝倾其全力，想要一举消灭梁山全伙，但最终以惨败告终。此时“按照事物的发展逻辑，梁山军理应乘胜追击，‘杀到东京’，推翻黑暗腐朽的徽宗王朝，建立梁山军的政权，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令刘氏感到“奇怪的是，宋江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而是积极筹备招安［10］（P142-145），真是令人扫兴。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纵横京东一带的故事，在宋代演说时是属于“讲史”系统的。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把《水浒传》列入“元明传来之讲史”篇中。既然是“讲史”，细节尽管可以创造，但大的走向是不能改变的，宋江被招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水浒传》一书是“朝真野假”（朝中诸官，皆是实有其人;在野诸盗都是假的。实际上，支持梁山招安的宿元景太尉就是虚构的人物）。自从马泰来先生在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丛刊》上发表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披露了李若水的《捕盗偶成》以后，宋江被招安疑案基本上已经成为定论。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模视前作。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11］（第1册，P20113）
　　 这首诗坐实了宋江一伙人是被招安的。无论是从诗题或从诗的内容，很难看出作者不是目击此事的。特别是此诗第五至八句描写宋江等三十六人受招安入京觐见皇帝时的情景，说明李若水是身在现场的。
　　 3.为什么写“招安”——受众的要求
　　 从传统的审美习惯来看，国人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宋代以后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大团圆倾向十分明显。
　　 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的安慰，特别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喻世明言》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12］（P1）是说唐代作品比较关注艺术，而宋代则更注重受众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内容上也是如此。
　　 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那么什么是敢于武装抗争的游民的大团圆呢?我想应该是发迹变泰，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观众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
　　 4.为什么写“招安”——民族的共同愿望
　　 南北宋之交，北方被金人侵占，金人的侵略与屠戮引起了北方宋人的强烈反抗，被宋人称之为“忠义人”。
　　 宋江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这是与南宋建立后在北方的“忠义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点的。江湖艺人在演说宋江等人故事时特别强调“忠义”这一点，在现在来看就是利用民族情绪给人们造成误读，仿佛北宋宣和年间就已经有了招安造反者去抵抗异族侵略者的“忠义人”的故事。说书人把“忠义人”的故事提前了六七年，因为时间不长，听书人很容易被欺瞒。
　　 《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据地——“梁山泺”前面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泺”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穆横，“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种地理的错位，《水浒传》研究者的解释是除梁山故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故事系统，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13］（P54-84）这是有可能的，但为什么北方数千里，单单强调“太行”?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这样做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的。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他们给南方、特别是临安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欢迎的。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水浒传》写作过程中前后作者都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故事。
　　 5.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往往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唯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我们从《水浒传》对梁山好汉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个绝症，谁也没办法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也系于被招安者对于专制皇权信任的程度。长时期地涉及生与死的对峙和冲突，使得彼此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再加上传统谋略的发达，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都会各自留下一手，以备非常事件的发生。这种“预防”本身就酝酿着更激烈的冲突。
　　 《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水浒传》中渲染了招安的悲剧，这与它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统治者对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有时也使用“抚”的一手，但是“杀降”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也包含了对于“忠”观念的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宋代以后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水浒传》中“招安”故事对民间武装抗争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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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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