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在国内的传播史中充满着让人惊奇的小故事,有些甚至带有神秘色彩。

　　1998年夏,当我在写成关于中世纪教会法的博士论文之后回国时,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读一些现代教会法的典籍和著作。1983年的《教会法典》是有现成汉语翻译的,但是1917年的《教会法典》,出乎我的意料,竟然也有相当水准的译本,根据拉丁文本译出,出版于1943年济南华洋书局。教会法虽然算是宗教学问,但是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西方法制史的主要传统之一。但是以前我们已经有的教会法研究和翻译成就几乎完全被遗忘了,很少有学人知道有这个译本。因为没有被法学界和西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使用,1943年的译本所代表的教会法研究成果没有为主流的学术界所吸收和发展。大家经常谈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对中华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但是可能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是,没有这套书,我们显然会丢失更多国内前辈学者文化素养的积累,而不仅仅是在介绍国外名家名作方面有更多缺憾。周士良先生1962年译成、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的奥古斯丁《忏悔录》可以很好地印证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的功绩。

　　周先生的这个译本在传述奥古斯丁原意的精确性方面应是无可厚非,中文的表达也典雅流畅。譬如第5卷的第1节见商务版第71页“使我的灵魂为爱你而歌颂你,为歌颂你而向你诵说你的慈爱。你所创造的一切始终在歌颂你,从不间断,从不缄默;一切精神体是通过已经归向你的口舌歌颂你;一切动物,一切物质是通过观察者的口舌歌颂你。”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原先是一大长句,但是译者将中文处理得很好,用分号断成三个短句,避免了直译为中文可能造成的冗长累赘的毛病,也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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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由这段话,我们可以说到《忏悔录》中文译本的版本和译者问题。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周士良”先生是谁。这个译者名是笔名还是真名是单个翻译者的名字还是一些合作者所采纳的化名这一切,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了。由于年代久远,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现在也无从查考。但是笔者注意到的是,2000年吉林省长春市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个版本的《忏悔录》,署名的译者是“应枫”。该译者在书前的说明应该可以理解成,这是1948年在上海完成的工作,他所依据的是和周士良先生一样的拉丁文和法文对照本PierredeLabriolle校订的版本。在前面提到的译文里有“观察者”一语,应枫先生也用同样的表达,可能是因为受到法文翻译的影响我手头无此版本,一时无法核对,而一些英文译本则翻译成“默想者”。但是让我冥想的是,是否“应枫先生”是原来“周士良先生”的一个成员呢？是否商务的版本是应枫所译版本的修订呢？前者语言的精细优雅程度明显高出后者。这些疑问,希望了解情况的读者能够提供给笔者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解开这些疑问也会给国内西学译介的历史添加一些有趣小故事吧。

　　商务版的《忏悔录》有一个关于“作者和内容”的简短介绍,字数不多,但是对奥古斯丁的生平和思想有十分贴切的说明,并且提到了“忏悔录”这一书名翻译的局限性,指出Confessiones不仅有悔罪的意思,也有承认和歌颂上帝的意思,与西方学者对此书名的主流见解是一致的。周士良先生也对全书的结构有清楚的介绍,将之分成两大部分第1到9卷,和第10到13卷。这样一个优秀中文译本的出现并没有立刻对国内早期教会和古代拉丁教父的研究起到明显的推进作用。但是此书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印为国内的大学和研究生了解古代基督教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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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头的版本是1997年第10次印刷了,印刷的数量是15000册。印数如此之大,其影响也可想而知。国内博士生和中青年学者中间现在开始涌现出一批研究奥古斯丁思想的专家,并且注重拉丁语的学习和拉丁文文献的研读。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从读周士良先生的《忏悔录》开始对早期教会历史有所认识的,也由读此书窥见了奥古斯丁本人和他笔下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周先生的翻译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其中凝聚了他对奥古斯丁思想和生平的理解和解读。但是全凭了商务所组织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也因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一平台传承和扩散西学经典的功劳,周先生的辛苦才得以为后学所认可,他的学养得以为他们所吸收和发展。商务人组织译介和出版世界和西方学术与文化典籍的那一种苦心,那一种执著,那一种热爱,也只能用奥古斯丁的话语来形容了“使我的灵魂为爱你而歌颂你。”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