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位青年历史学教授努玛·戴尼·浮斯泰尔·德·库朗热（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出版了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一书。该书在西方学术界颇受关注，一百多年来屡次再版，畅销不衰，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不仅被历史学家视为古希腊、罗马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也被人类学家、法学家、宗教社会学家视为开先河之作。

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李玄伯（宗侗）最早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古希腊罗马社会研究》）。近年来，该书在国内学术界再度升温，先后出版了两个新译本[1]。目前的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亦各存瑕疵，最主要的问题或许在于对版本的考证与选择；对某些关键词的理解与诠释。笔者也曾尝试过重译此书，现将翻译之余的一些思考杂陈如下。

一、关于作者名字的译法

　　作者全名为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Coulanges是家族姓氏；Fustel是本人名；Denis是其祖父名；而Numa是借用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二位王Numa Pompilius而来。

　　相传Numa统治罗马时期，对外停止征伐，对内制订一系列宗教、法律制度。九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Fénelon撰写的《亡人对话录》（Dialogues des morts）曾以Numa和Romulus为主角，使Numa的仁慈君主形象深入人心，被奉为“以智慧与和平治国，而不以武力攻伐为荣”的伟大国王，法王波旁家族的成员也曾以Numa为名。在19世纪，Numa的形象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含义：爱好和平的Numa与好战的Romulus被用来影射路易十八与拿破仑。Fustel出生于正统派家庭（légitimiste）。其父以波旁家族的名字Numa为儿子命名，大约表达了该家庭亲近波旁王朝，反对拿破仑·波拿巴的保守主义倾向。[2]

　　在西方人的著作中，凡提到这位学者时，一般不称其全名，而是简称为Fustel de Coulanges，或者Fustel，极少数情况下也有只称其家族姓氏Coulanges，或加前缀的De Coulanges的[3]。

　　目前所见的中文译法“古郎治”（李玄伯）、“库朗热”（谭立铸、吴雅凌）、“古朗士”（吴晓群）均出自其家族姓氏，与西方传统的姓名称呼法不大一致。

　　兹以为按Fustel de Coulanges译出最佳（浮斯泰尔·德·库朗热）。但考虑到中文读者的语言习惯，以及几种中译名在学术界已流传多年，只能习非成是，不强求将作者本名Fustel（浮斯泰尔）译出。本人倾向于遵循商务印书馆颁布的《法国姓名翻译手册》，将Coulanges译为“库朗热”。

二、版本问题

　　目前坊间的三个中译本的根本区别在于：李玄伯和谭立铸、吴雅凌的译本出自法文原版，而吴晓群参考的是英文译本（Willard Small译《The Ancient City：A Study on the Religion，Laws，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只要对比两种译本的目录，就会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别。例如，参考英译本的，第三卷只有17章，而参考法文本的有18章；第二卷的第7章第6节，第10章第4节的标题也有所不同。问题就出在英译本与目前所见的法文本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以下仅列举目录中所见差别，正文、注释方面的出入更多，兹不一一列举：

目录不同之处    英译本    法文本
第二卷第7章第6节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长子继承权）    Antique indivision du patrimoine（古时家产不可分割）
第二卷第10章第4节    The family （Gens）was at first the only form of Society（起初家庭（氏族）是唯一的社会组织）    Extension de la famille, l’esclavage et la clientèle（家庭的扩大，奴隶和被保护人）
第三卷    共17章    共18章，增加内容为：XVI. Les confédérations; les colonies（联盟；殖民）
索引    无    Table Analytique（索引表）
　　
英译本与法文本不同的原因在于，英译者Willard Small的译本出版于1873年，之后被英语学术界不断再版（吴晓群参考的是1980年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的重印本），并未根据法文修订本而进行修正。然而，作者库朗热本人自该书出版后曾多次进行修改，而这些变化并未反映在目前所见的英译本中。也就是说，英译本并非一个完善的译本，因为它不是根据作者的最终修订本译出的。奇怪的是，英语学术界至今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国内的某些出版社和译者似乎也不了解法文本的版本沿革，以及与英译本的差异，轻率地依据英译本重新译出，结果这个“新”汉译本所依据的底本，反而不如上个世纪30年代李玄伯译本的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的质量首先取决于版本选择。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是比较谨慎的。20世纪20—40年代，库朗热的La Cité antique有三种日文译本，均以法文最终修订本为底本[4]。其中，田邊贞之助发现了英译本的问题，同时指出法文版La Cité antique一书的各种版本在内容上存在差异，他在译者序中特意说明译著的底本应以作者的最终修订本为准：

　　台本にはアシェット版の第28版(1924年) をもちいた。原書は7版以前のものにはかなり相違があるらしく、それを台本にした英訳本および鈴木錠之助氏の邦訳には、多少ちがう個所が散見される。しかし訳者は、書物の性質上、著者がわざわざ加筆訂正した新版によるのを妥当と考え、あえて旧版に拘泥しなかった。[5]

　　（本书采用的底本是Hachette版的第28版（1924年），这个版本与原书7版以前的旧版本差别较大，与以旧版为底本的英译本和铃木锭之助氏的日文译本也有一些差别。然而，译者认为，就书籍的性质而言，还是应当根据作者特意增补、修订过的新版本为好，因此并不拘泥于旧版本。）

　　那么，库朗热究竟对该书做过几次修订呢？法国学者François Hartog对库朗热的作品颇有研究，他隐约透露出了一点信息：

　　“《古代城邦》的第二版（1866）之后，书中引用的文献更多了，增加了一个章节，许多段落被改写，后来注释也进一步调整（1879），但总体内容没有什么大变化。”[6]

　　“……《古代城邦》第7版（Hachette, 1879）被修订并有所增补。”[7]

　　这段话提到《古代城邦》至少出过两个修订本：1866年（第二版）修订本与1879年（第7版）修订本。不过，据笔者所见的《古代城邦》的几个版本来看，除了Hartog提到的两个修订本以外，肯定还存在更多修订本。仅以笔者所见的几个版本为例，通过比较目录的异同就可看出，作者至少做过4次修订[8]。

有改动痕迹的目录    1864年法文版    1866年法文版    1873年英译本    1876年法文版    1883年法文版
第二卷第7章第6节    Le droit d’aînesse（长子继承权）    Le droit d’aînesse（长子继承权）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长子继承权）    Antique indivision du patrimoine（古时家产不可分割）***    Antique indivision du patrimoine（古时家产不可分割）
第二卷第10章    共3节    共3节    共4节第4节标题：The Family(Gens) was at first the only form of Society（起初家庭（氏族）是唯一的社会组织）**    共4节第4节标题：La famille(gens) a été d’abord la seul form de société（起初家庭（氏族）是唯一的社会组织）    共4节第4节标题：Extension de la famille, l’esclavage et la clientèle（家庭的扩大；奴隶和被保护人）****
第三卷    共17章    共17章    共17章    共17章    共18章增加的内容：Les confédération ; les colonies（联盟；殖民）****
第三卷第15章    Le droit des gens; la guerre; le traité de paix; l’alliance des dieux（氏族法；战争；媾和；诸神联盟）    Relations entre les cités ; la guerre ; la paix ; l’alliance des dieux（城邦关系；战争；和平；诸神联盟）*    Relations between the cities. War. Peace. The alliance of the gods（城邦关系；战争；和平；诸神联盟）    Relations entre les cités ; la guerre ; la paix ; l’alliance des dieux（城邦关系；战争；和平；诸神联盟）    Relations entre les cités ; la guerre ; la paix ; l’alliance des dieux（城邦关系；战争；和平；诸神联盟）
索引    无    无    无    无    Tabe Analystique（索引表）****
　　1873年的英译本很可能是根据1870-1873年间第3版或第4版法文修订本翻译的[9]。由于英译本的目录与法文的初版本（1864）和第2版（1866）的目录都不相同，因此可知，在此之前库朗热至少对原书做过两次修订。

　　英译本出版三年后，库朗热对《古代城邦》（1876）再次修改，从目录可见有一处与英译本明显不同。但1876年的法文修订本还不是终极本。因为，它与现行的法文本相比，不仅第三卷只有17章——缺少“联盟与殖民地”一章，而且目录之后缺少一个索引表（“TABLE ANALYSTIQUE”），这就说明，1876年之后，库朗热又出了新的修订本，很可能就是，Hartog所说的1879年修订本。遗憾的是，笔者未见到该版本，暂时无法确定该版本是否是最终修订本。但据手头掌握的1883年的一个版本来看，该版本与现行的法文本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此后该书再未被修改过。

　　为什么要弄清版本问题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比较初版本与诸修订本之间的异同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思想变化的理路。《古代城邦》一书出版后既受到了热捧，也饱受争议。库朗热是如何应对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的？在该书出版后的10多年间，他对于古代城邦的认识有哪些修正和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往往可以从作者在不同时期所留下的修订痕迹中找到答案。

三、La Cité

　　《La Cité antique》书名中的cité一词目前有三种中文译法：或译为社会，或译为城邦，或译为城市。

　　1930年代，李玄伯（宗侗）首次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但对书名的翻译，并非直译，而是根据他对全书主旨的理解，省略其副标题，将书名意会译出——《古希腊罗马社会研究》。无独有偶，1970年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A.Momigliano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10]。

　　When one speaks of the ancient city (città) as of the society within which institutions functioned and ideas circulated, the first modern historian who comes to mind is Fustel de Coulanges.
　　（当人们谈及古代城邦——这种制度与观念在其间运行的社会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库朗热。）

　　那么，《La Cité antique》是否以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为研究对象呢？

　　库朗热在书中最后一章总结说：

　　Nous avons cherché à metre en lumière ce régime social des anciens…[11]
　　（我们旨在阐明这样一种古代社会体制……）

　　Nous avons fait l’histoire d’une croyance. Elle s’établit: la société humaine se constitue. Elle se modifie: la société traverse une série de révolutions. Elle disparaît: la société change de face.Telle a été la loi des temps antiques.[12]
　　（我们对一种信仰的历史做了考察。它确立时，人类社会形成。它改变时，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它消失时，社会也改头换面。这就是上古时代的法则。）

　　可见该书研究的正是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制度，阐释的是古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李玄伯将书名意译为《古希腊罗马社会研究》是合情合理的。

　　2006年，坊间又相继推出两种新的中译本，一本名为《古代城邦》（谭立铸、吴雅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本名为《古代城市》（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Cité一词究竟应该译为“城市”呢？还是译为“城邦”？

　　持“城市”论的译者（吴晓群）的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译者称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是“‘城市’这一人类集合体的宗教功能，而非现代学术中‘城邦’的政治、经济或军事的功能”[13]；并且以为，“在古朗士的话语中，‘城市’一词重在其精神含义，而非实在的地理或国家概念。”[14]

　　其二，译者通过英译本转译，而英译本书名是The Ancient City。故而，译者认为有理由译为《古代城市》，因为“在英语学术界，凡提及此书时，学者们所使用的都是city（城市）一词，而不是city-state（城市国家）或polis（城邦）。”[15]

　　这两点都不能作为该书应译为“古代城市”的合适理由。尽管，cité确有“城市”的意思，但在库朗热笔下，cité特指一种比家庭、胞族、部落更大的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组织。

　　Plusieurs familles ont formé la phratrie, plusieurs phratries la tribu, plusieurs tribus la cité.
　　（许多家庭组成胞族，许多胞族组成部落，许多部落组成cité。）[16]

　　把cité这种社会组织译为“城市”是否合适呢？我们看到，库朗热在书中还使用了另一个表示“城市”的词ville，至于cité和ville的区别，库朗热做了非常明确的词义辨析：

　　Cité et ville（中译者参考1873年英译本作civitas和urbs） n’étaient pas des mots synonymes chez les anciens. La cité était l’association religieuse et politique des familles et des tribus ; la ville était le lieu de réunion, le domicile et surtout le sanctuaire de cette association.[17]
　　（cité与ville在古人那里并非同义词。cité是家庭与部落的宗教、政治联合体；ville则是集会的场所，是该联合体的居住地和宗教圣地。）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情况并非如中译者所说——库朗热的Cité是只具有宗教功能，而非政治功能的集合体，相反，库朗热明确将Cité界定一种“家庭与部落的宗教与政治联合体”，这哪里是什么“只重精神含义”的概念，它恰恰是“实在的地理和国家概念”。具体来说，La Cité antique指的就是在第三卷、第四卷中专门加以讨论的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等古代国家，这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语境中“城邦”的含义。因此，我们认为，库朗热所说的cité相当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城邦”（city-state），而ville则代表空间意义上的“城市”。

　　其次，英语学术界至今沿用The ancient city书名，而未改为The ancient city-state，原因在于，自1873年Willard Smith翻译之后，再也没有被重译过。将法文的cité转写为英文的city体现了印欧语系内部诸语种之间互译的便利性，无论是否准确表达了作者的微言大义，从翻译学的角度说都是合乎惯例的。然而，倘若将法文书名移译为非印欧语，尤其是采用图形文字的汉字，不可能找到词形相似的对应词，则必须从词意理解基础上寻找对应词。那么，库朗热所说的La Cité antique与英语学术界所说的The ancient city究竟应理解为“古代城市”，还是“古代城邦”呢？

　　自1864年La Cité antique出版后，此后半个世纪之内，该书先后被译成多国语言，基本情况如下：

1864    法    La cité antique
1873    英    The ancient city
1907    德    Der antike Staat
1924    意    La città antica
1941    葡    A cidade antiga
1947    西    La ciudad antigua
1930年代    中    古希腊罗马社会研究
2006    中    古代城邦/古代城市
1923    日    希腊罗马史论（古代市邦论）
1944    日    古代都市
……    ……    ……
　　值得注意的是，德文版书名为Der antike Staat（《古代国家》），而不再是意思含混的Der antike Stadt（《古代城市》）。这其实反映出了不同语系之间如何转译的问题。

　　属于同一语系中的语言只须寻找同源词即可实现对译。故而与法语同属罗曼语系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因循词形对译的原则处理书名翻译问题。但不同语系之间，如果找不到对应的同源词的话，则只能从同义词中寻找，这就首先需要进行一番诠释，确定其词义之后，再配以对应词。德语属于日耳曼语系，与罗曼语的法文词形相差较大，故而德文译者可以不考虑词形问题，径直将cité翻译为Staat（国家），这也说明，在德国学术界，学者们认为库朗热在这里研究的就是古代希腊、罗马国家。

　　不过，即便是英语学术界，学者在使用city一词时，心中所思之物仍然是city-state，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首先来看，“城邦”（city-state）一词是怎么产生的。英国著名古代史学者M.I.Finley指出，“City-state”一词是从德文Stadtstaat演化而来的，而德文Stadtstaat则专门指代古希腊的polis，——这大约是英语学术界的共识，尽管他对Stadtstaat一词何时产生不甚了然：

　　The phrase ‘city-state’ which I just used with reference to Aristotle is an English convention in rendering the Greek word polis. This convention, like its German equivalent, Stadtstaat, was designed (I do not know when or by whom) to get around a terminological confusion in ancient Greek…[18]
　　（我刚才提及亚里士多德时所说的“城邦”这个词组是一个用来指代希腊语polis的英文译名。该译名同德文对应词Stadtstaat一样，都是用来专指一个易混淆的古希腊术语的（我不知道该词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

　　荷兰学者Morgens Herman Hanson的考证比较清楚地说明了City-state一词在欧洲学术界的流传过程。他说：

　　The English term ‘city-state’ was probably coined in 1885 as a rendering of the German term Stadtstaa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J.Bluntschli, Allgemeine Staatslehre, 6th edn.(Berlin, 1886), 63= Theory of the state (London, 1885), 60. The German term Stadtstaat was probably coined in 1842 as a rendering of the Danish term Bystat (by=town; cf. Derb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into German of J.N.Madvig, Blik pa°Oldtidens Statsforfatninger med Hensyn til Monarkiet og en omfattende Statsorganisme (copenhagen, 1840)=Blicke auf die Staatsverfassung des Altertums, mit Rücksicht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Monarchie und eines umfassender Staatsorganismus,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Statistik, kunde der Verwaltung und Landesrechte der Heryogthümer Schleswig Holstein und Lauenburg (Kiel, 1842),42.The French term cité-état and the Italian term città-stato are both derived from Stadstaat and/or city-state, and neither is attested earlier than the 20th century ( Hansen(1998)15-16). The terms Bystat and Stadtstaat were first applied to Rom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only later transferred to descriptions of, primarily,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and the medieval Italian città. It was only from c.1950, in consequence of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urbanism as a global phenomenon, that the concept of city-state, Stadtstaat, etc. has spread to Mesoamerican, African and Asian civilization ( 30 CSC: 604 with nn.32-4).[19]
　　（英文city-state一词很可能产生于1885年，与J.布伦特施利的《国家理论》一书被翻译成英文有关，city-state就是由德文Stadtstaat转译而来的。德文Stadtstaat很可能产生于1842年，与J.N.Madvig的《古代国家宪政概览：兼论君主制及各种国家机构的发展》一书被翻译成德文有关，德文Stadtstaat就是由丹麦文Bystat转译而来的。法文cité-état和意大利文città-stato都是从Stadtstaat或city-state衍生的，都不早于20世纪。Bystat和Stadtstaat最初被用来指罗马共和时期，后来才转而专门描述古希腊polis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大约自1950年代开始，把城市文明视为普遍现象的新认识导致城邦的概念被推广到了中部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中。)

　　原来，“城邦”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丹麦（1840），随后传入德国（1842），再辗转被译成英文（1885），进入20世纪之后，才又衍生出法文的cité-état，意大利文的città-stato。相应地，中文的“城邦”（或“城市国家”）、 日文的“都市国家” （或“市邦”），也由此而来。也就是说，库朗热著La cité antique（1864）时，以及英译者Willard Smith翻译此书时（1873），cité-état和city-state尚未被发明出来，所以不能强求他们使用“城邦”这一后来才有的概念。他们只能像亚里士多德用polis一样，用cité，city来指代古代希腊罗马“国家”。

　　德文译本出版于1907，而Stadtstaat一词至少在1842年已出现。德文译者为什么采用Staat，而不用Stadtstaat呢？这种情况只能说明，直到20世纪初期，“城邦”在欧洲学术话语系统中还是个新鲜词汇，尚未得到普及。

　　在cité-état和city-state产生及推广之前，cité和city像古希腊语polis一样，具有多重含义。正如Finley所说，狭义的Polis指的是“城市”（town），广义的polis即“城邦”（city-state）。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主题就是城邦，而不是城市，这也是目前德语、英语学术界为何一致将Polis译为“城邦”（Stadtstaat，city-state），而不是“城市”的理由。Finley批评说，亚里士多得在《政治学》中数百次谈及polis，都不会使希腊读者误解为狭义的城市，现代学者却反而常常弄混淆。

　　…the word polis was employed in antiquity for both “town”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city-state” in the political sense. When Aristotle examined the right conditions for sitting a town, he wrote polis, the word he used hundreds of times in the politics for his main subject, which was the city-state, not the town. He had no reason to fear that his readers would be led astray, as modern historians allow themselves to be.[20]
　　（polis这个词在古代既有狭义的“城镇”之意，也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城邦”之意。当亚里士多德考察城镇的设置时，他写下polis一词。这个用于表达《政治学》一书中的研究对象，数百次地在书中出现的词语就是城邦，而不是城市。他没有理由担心他的读者会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发生误解。）

　　同样，库朗热所说的La Cité antique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但主要指“国家”意义上的共同体。Finley特别提醒读者不要把这个词的含义弄混淆：

　　Now the first, and for our purposes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be said of La cité antique is that its subject is the city-state, not the town.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ve not adopted the “city-state” conception, so that cité (or città), like polis, can mean either ville, an urban centre, or , in the words of the dictionary of the Académie, “La Constitiution de l’État.” Fustel clearly did not mean, or concern himself with ville. His subject was the origin of private property,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nd the “revolutions” within the ancient state…[21]
　　首先要说明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古代城邦》的研究对象是城邦，而不是城市。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不采用“城邦”这一概念，那是因为cité (或città)，像polis一样，既有城市，市政中心之意，也可根据《法兰西学院法语大词典》的解释，意味着“国家政体”。库朗热明明不是在说城市，他所关注的也不是城市。他的研究对象是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是古代国家的“变革”……

　　可见，以Finley为代表的英语学术界及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La Cité antique即《古代城邦》，非《古代城市》。然而，当“城邦”（或“城市国家”、“市邦”、“都市国家”）这一学术概念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之后，仍有译者将La Cité译作容易引起误解的“城市”或“都市”，这就不太妥当。不独中译本（吴晓群译，2006）存在这个问题，日译本亦然。早在1923年，庆应义塾大学的西洋古代史学者铃木锭之助翻译La Cité antique时就曾声明，此书比较专业的译法应为《古代市邦论》，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才译为比较通俗的《希腊罗马史论》[22]。 “市邦”一词今已湮没无闻。在日本学术界，一般称city-state为“都市国家”。但1944年，早稻田大学的法语教授田邊貞之助仍把La Cité antique译为《古代都市》，而没用“都市国家”这一概念[23]。外语系出身的田邊貞之助对cité一词的理解显然不如专攻希腊、罗马史的铃木锭之助准确[24]。

　　我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既然La Cité antique以古希腊罗马国家或社会为研究对象，为什么库朗热不直接用“古代国家”（L’état ancienne）或者“古代社会”（La société ancienne）作为书名呢？

　　我们知道，这本书脱胎于库朗热1862-1863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课程讲义《论古代的家庭与国家》（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chez les Anciens ）[25]，从讲义到书稿，标题发生了变化，大约是出于修辞学方面的考虑。La Cité antique这个题目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kon），以及西塞罗的《论国家》（De re publica）。这几部传世经典都以探讨社会、国家、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为核心，并且书名中隐含古希腊国家形态Poli~和古罗马国家形态res publica。库朗热则把古希腊和罗马的国家形态（或社会形态）一并概括为La Cité，并以此作为书名，从而使这本书的标题与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西塞罗的《论国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书名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取向。如果把这问题放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看，就会发现“像这样把希腊与罗马放在一起，提出‘城邦’问题，是个大胆的举动”[26]。因为在当时的古史研究者眼里，希腊与罗马无论政治体制、文化类型，还是发展道路都很不相同：希腊的Polis国家以民主政体著称，而罗马的Republica国家以贵族共和政体闻名；希腊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有创造，罗马人则精于军事、法律和管理；罗马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希腊则一直处于城邦林立的分裂局面等等。库郎热却将二者都纳入La Cité antique体系中一概而论，颇有点别出心裁。他不是单纯撰写一部拘泥于细节和简单比较的希腊、罗马城邦的历史，而是要总结、概括印欧民族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库朗热通过《古代城邦》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概念“La Cité antique”，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邦研究。他留下的这个观念遗产在20世纪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27]。从此，希腊罗马世界被视为一个城邦（city）的世界[28]。

四、Le Culte

　　《古代城邦》一书的副标题（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中第一个主题词Le culte。库朗热为什么选择Culte，而不是Croyance或Religion呢？Croyance和Religion在书中随处可见，使用率并不低于Culte。根据库朗热自己的说法，我们几乎可以把这部书理解为关于古代信仰或古代宗教的研究。

　　“论欲认识古代的制度必须考察远古时期的宗教信仰”[29]。

　　“我们对一种信仰的历史做了考察……”[30]

　　“要了解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当时发生了哪些改变，就必须回想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古老宗教的基础上……。这种宗教产生了法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宗教为人类确立政府，为家庭确立家父；为城邦确立国王和官员。所有这一切都出自宗教……。宗教、法律和政府融为一体，是同一个事物的三个不同方面。”[31]

　　据此，书名的副标题似乎也可以是“关于古代宗教（或信仰）、法律和政府的研究”（étude sur la religion( la croyance), la lois, le government de la Grèce et de Rome）。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Culte这个词呢？下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首先看为什么不用Croyance。这是因为，库朗热研究的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而是没有文献依据可查的遥远的古代的宗教信仰。对于这种无法直接描述的“消失的信仰”，他所采取的方法是通过考察希腊罗马时期的宗教礼仪（Culte），间接揭示其背后所蕴涵的更为古老的宗教信仰——死者崇拜、圣火崇拜等。

　　由于我们在希腊罗马兴盛时代所发现的制度和信仰仅仅是从那些更古老的时代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悠远的古代寻根溯源。……

　　但是，有没有认识远古历史的希望呢？谁能告诉我们，公元前10至15世纪之遥的人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能否重新发现如此不可琢磨且转瞬即失的信仰和观念？……

　　西塞罗同时代的人在献祭，葬礼和婚礼庆典上皆举行仪式；这些仪式要比他们所处的时代古老得多，这就证明了仪式为什么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符。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他们所遵循的仪式，或者考察他们所念诵的咒语，我们就会发现15或20个世纪以前人们的信仰痕迹。[32]

　　库朗热以Culte作为书名的副标题之一更能突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早在他的博士论文《维斯塔圣火崇拜对古代公、私制度有何意义？》（Quid Vestae cultus in institutis veterum privatis publicisque valuerit？）中已经显现，后来这种以宗教仪式为核心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其次谈Religion这个词。库朗热在撰写《古代城邦》一书的过程中也曾参考过几本以古代宗教为主题的专著，例如J.D.Guigniaut的《古代宗教》（Religions de l’antiquité，1852）和J.A.Maury的《古希腊宗教史》（Histoire de religions de la Grèce antique，1857）[33]。不过，库朗热的研究别具特色，他的研究对象不是古希腊、罗马的神祇和神话传说，也不是对这类古代宗教崇拜做直观描述，而是以死者崇拜和圣火崇拜为核心由此延伸出的 “家庭宗教”和“城邦宗教”，并考察建立在这种宗教基础上的古代社会，以及各种权利与制度。库朗热在书中强调说，这种古代宗教不同于后世宗教，它不是通过教义，而是通过一些蕴含宗教观念的习俗和礼仪体现出来的，其根本特征是其独立性与多样性，没有一神观念，“各家自有其独特的仪式、独特的聚餐、祝祷辞与圣歌”。也许是为了与同时代的古代宗教研究相区别，或者是为了避免被读者误解的缘故，库朗热才不用Religion一词。

　　再谈culte一词的翻译问题。英译本译为religion，其他语种皆按同源词译出，例如德文本译为Kult，意大利文本译为culto，西班牙文本译为culto等。中译本译作“祭祀”（谭立铸、吴雅凌），或“宗教”（吴晓群）。李玄伯虽未将《古代城邦》一书的副标题译出，但对于书中章节标题中出现的culte，他译作“崇祀”[34]或“祭祀”[35]。

　　究竟该如何理解库朗热所说的culte？通览全书可知，库朗热研究的culte具体指的是[36]：死者崇拜（le culte des morts）、圣火崇拜（le culte du foyer）、英雄祖先崇拜（le culte des héros indigètes）和建邦始祖崇拜（le culte du fondateur）。这里的Culte指举行祈祷、献祭等各种仪式行为[37]。前贤将Culte译为“祭仪” （铃木善之助[38]）、“崇祀” （李玄伯）、“祭祀” （谭立铸、吴凌雅）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将Culte译为“宗教”（Religion）是否贴切呢？

　　我们发现，在库朗热的笔下，Culte一词的确可以用Religion代替。例如，在1864年10月25日致M.Perrot的信中，库朗热把他发现的死者崇拜与圣火崇拜称为“两种宗教”（deux religions）：

　　Tu peux croire combien j’ai été surpris moi-même, lorsquén regardant de près à la religion de anciens, j’ai vu (ou du moins cru voir) deux religions, et non pas une.[39]
　　（当我考察古代宗教时，我看到的是两种宗教而不是一种，你知道我有多么惊奇吗？）

　　在《古代城邦》一书中，存在“死者崇拜”（le culte des morts）与“死者的宗教”（religion des morts）两种表述。

　　Ainsi s’établit toute une religion de la mort[40]
　　（如此就形成了一种与死者有关的宗教）

　　Cette religion des morts paraît être la plus ancienne qu’il y ait eu dans cette race d’hommes.[41]
（这种关于死者的宗教看来是该种族最古老的信仰。）

　　同样，也存在“圣火崇拜”（le culte du feu sacré）和“圣火宗教”（La religion du feu sacré）两种说法：[42]

　　Ce feu était quelque chose de divin; on l’adorait, on lui rendait un véritable culte.[43]
　　（这火是神圣的。人们爱慕它，真心诚意地祭祀它。）

　　Ce culte du feu sacré n’appartenait pas exclusivement aux popula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l’Italie.[44]
　　（圣火崇拜绝不仅仅限于希腊和意大利民族。）

　　La religion du feu sacré date donc de de l’époque fort reculée…[45]
　　（圣火宗教发端于远古蒙昧时代）

　　除了“死者宗教”、“圣火宗教”之说以外，还有“家庭宗教”（La religion domestique）和“城邦宗教”（La religion de la cité）的提法。第二卷“家庭”（La famille）中的“家庭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圣火崇拜，还延伸出“婚礼”、“葬礼”这类“神圣的仪式”。第三卷“城邦”（La cité）中的“城邦宗教”（La religion de la cité）包含建城者崇拜、公餐仪式、宗教节庆、全民涤罪祭、议会选举时占卜、抽签选举、出征、凯旋时的占卜、献祭、建立联盟、殖民地时举行的仪式等。这种宗教不以教义、圣经为核心，而是由各种宗教礼仪（culte）构成和维系的。

　　英文版和和日文版[46]译者田邊貞之助将《古代城邦》副标题中的culte译为“宗教”虽然无可厚非，但未能很好地传达出作者寓于其中的微言大义，即通过考察后世的宗教礼仪来揭示古代信仰的研究方法。相比而言，将Culte译为“祭祀”、“崇祀”或“祭仪”则更接近作者的意图。

　　Culte的这种含义不仅使人联想到中国先秦时期的“礼”。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宗教与社会》一文中谈到，他发现在古代中国，祖先崇拜之类的古代宗教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但先秦思想家几乎不用“宗教”这个字眼，而多用“礼”字称之。

　　据许慎《说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玉裁注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豊者，行礼之器。”[47]。大意为，“禮”就是举行宗教活动，以侍奉神灵，求神降福。“禮”字由两部分组成，其左边的“示”表示这个字与宗教活动有关，其右边的“豊”为象形字，描摹一种盛放着祭品的礼器。可见，“禮”原意为祭祀之礼，引申为社交之礼俗、礼节、礼貌等。同样，culte也由“宗教祭祀”衍生为“文化”（culture）。“礼”可算是culte的对应物。正如，拉德克里夫—布朗所说，“我们可以把‘礼’ 字译作‘宗教礼仪’ （ritual）”[48]。同样，我们也不妨把库朗热的这部书副标题中的culte理解为“宗教礼仪”。

注释：

[1]吴晓群译：《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谭立铸、吴雅凌译：《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Bertrand Hemmerdinger, Fustel de Coulanges et la Lutte des Classes, à Athenes et à Paris, Belfagor, XXXIV,5,1979, p. 551. “la famille de Fustel de Coulanges était légistimiste, puisqu’elle l’avait prénommé Numa, et que Numa était un prénom bourboniste…Au XIXe siècle, c’était une épigramme contre Buonaparte. En d’autres termes: plutôt Numa Pompilius que Romulus, plutôt Louis XVIII que Napoléon.”

[3] 例如在一篇英文评论中，作者在标题中称之为Coulanges，在文章中或称Fustel de Coulanges先生，或称De Coulanges先生。参见Coulanges’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Franc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20:2(1875) pp.455-460.

[4] La Cité antique一书的日译本包括：铃木锭之助的《希腊罗马史论》（东京：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3），该译本省略了原著中大量注释和索引；中川善之助的节译本《古代家族》（京都：弘文堂1927）；田邊貞之助的《古代都市》（东京：白水社，1944）。

[5] フュステル·ド·クーランジュ著、田邊貞之助訳：《古代都市》，东京：白水社1961重印本，第13页。

[6]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aris : Champs Flammarion 1984, préface XII

[7] François Hartog, Le XIXe Siècle et l’histoire: 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 : édition du Seuil 2001, p.420

[8] *为历次改动的痕迹。

[9] 据第1版（1864）、第2版（1866）、第3版（1870）、第5版（1874）推测。

[10] Arnaldo Momigliano, The Ancient City of Fustel de Coulanges,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ed. G.W.Bowersock and T.J.Cornell,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62

[11]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57

[12]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p.464

[13] 吴晓群译：《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页。

[14] 同上书，第14页。

[15] 同上书，第14页。

[16] Fustel de Coulanges，La cité antique, p.143.

[17]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151

[18] M.I.Finley, 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9, No.3. (Jul. 1977), p.306

[19] 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147-148.

[20] M.I.Finley, 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9, No.3. (Jul. 1977), p.306

[21] M.I.Finley, 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9, No.3. (Jul. 1977), p.311.

[22] 鈴木錠之助訳：『希腊羅馬史論』，国民図書株式会社1923年版、第3页“邦訳の辞”：“此書、題して『古代市邦論』といふも別に、『希腊羅馬の祭儀、法律、制度の研究』の小題あるにより、『希腊羅馬史論』と名づけたのである。翻訳は、つとめて原意に忠実ならんと欲したるも、時にその意味を敷衍して易解に便ならしめた。”（本书标题为《古代市邦论》，但此译本根据小标题《希腊罗马的祭仪、法律、制度之研究》取名为《希腊罗马史论》。翻译本应绝对忠实于原意，但有时为了便于理解只得敷衍其意）。

[23] 田辺貞之助訳：《古代都市》，东京：白水社1944。

[24] 铃木锭之助于1916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为庆应义塾大学专门部历史学讲师，专攻西洋古代史（希腊史、罗马史）；田辺貞之助192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外文系，为早稻田大学法语教授。

[25]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Annexes, p.465-474.

[26]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réface, p.14.

[27] 例如，G.Glotz, La cité grecque(1928); G.Busolt & H.Swoboda, Griechische Staatskunde (1920-1926); V.Ehrenberg, Der Staat der Griechen (1965); M.Hammodn, 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1972); S.C. Humphrey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cient city,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1974; E.Ch.Welskopf, Hellenische Poleis(1974); Architekurreferat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Die antike Staat und ihre Teilbereiche (1974).

[28] 例如，英国历史学家Finley说：“希腊罗马世界……乃是一个城邦的世界”（The Graeco-Roman world …was a world of cities.），见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9, no.3(July,1977), p.305

[29]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1

[30]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64

[31]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57

[32]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5

[33] François Hartog, Le XIX siècle et l’histoire: 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 Éditions du Seuil 2001.p.34.

[34] 卷一，第二章“死人的崇祀”（Le culte des morts）

[35] 卷三，第五章“建城人的祭祀”（Le culte du fondateur）

[36] 据作者所做索引条目。Fustel de Coulanges，La cité antique, “table analytique”，p.484.。

[37] 据《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Larousse Dictio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avec Explications Bilingues）：“Culte，Hommage rendu à Dieu, à une divinité, à un saint, etc. （对上帝、神、圣人）的崇拜”，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第492页

[38] 铃木锭之助在译者前言中把该书的小标题译为“《希腊罗马的祭仪、法律、制度之研究》”。参见：《希腊罗马史论》，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3，第3页。

[39] Paul Guiraud, 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96, p.3 note 2.

[40]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15.

[41]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0.

[42] 此章标题仅见“圣火”（Le feu sacré）二字，但其实与前一章“死者崇拜”呼应，其中暗含culte一词，实为“圣火崇拜”（Le culte du feu sacré）。

[43]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2.

[44]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5.

[45]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6.

[46] 参见《古代都市：ギリシア·ローマに於ける宗教・法律・制度の研究》，田边贞之助译，东京：白水社，1944年。

[47]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2页。

[48] A.R.Radcliffe-Brown, Religion and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75, No.1/2 (1945), p.35： “we may therefore appropriately translate li as ‘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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