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

 

一．会通的界定

谈及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笔者首先声明，我是从基督教改革宗神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笔者所讲的会通至少有三大方面，一是从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的角度而言，儒教和基督教确实有会通之处，一切美善的恩赐，不管是在儒教中，还是在基督教中，最终“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1：17）；第二，从特殊恩典和特殊启示的角度而言，儒教和基督教在终极真理方面存在本质性的歧异，不可能完全通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沟通，“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2：14）。第三，互相对话，真诚沟通，求同存异，合而不同，尽量避免文化冲突和宗教战争，不管是对儒家而言，还是对基督徒而言，都是爱的本分，乃是理所当然的。

 

二．中庸之道与正统神学

《中庸》中有一名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在《中庸章句》开头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其实，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中庸就是正统神学，中庸之道就是坚持正统神学。因此，那些不懂得儒家心学，没有儒家心灵体证和生命实践的人，当然无法参与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同样，那些不精通基督教正统神学，没有个人重生经历，不参加教会生活，没有见证耶稣基督救恩之热心的所谓的基督徒，也没有参与儒教与基督教会通的基本资格。

 

 

三．天命、人性与修道

《中庸》起头三句话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是整个《中庸》的纲要，也是我们明白中庸之道的关键。南怀瑾在讲解此书时强调说“这三句话，是影响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最大的东西。尤其后世的、宋元以后的理学家、儒家们，所有讲的儒道、理学的道理，他的修养、功夫，统统是从这里出来的。”很显然，《中庸》预设了绝对者“天”的存在，预设了“天人”关系的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人如何知天，如何知天命？《大学》中提出：“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在《中庸》中强调：“唯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话语。”然而问题在于：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欺；不仅自欺，还要欺人。因此，儒家虽然强调“诚”，最后所培育出来的多是自欺欺人的伪君子，正像基督教中众多不学无术、假冒伪善的挂名的基督徒一样。自以为境界高得不得了，修养高得不得了，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腐儒、小儒、酸儒、豆腐儒，既不能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也不能治家齐国，不过是之乎者也，搞点古典的语词游戏，自欺欺人而已。

 

然而，《中庸》中这三句提纲挈领的话，在基督教改革宗神学中则有完美的解释。“天命之谓性”—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形象的核心不仅在于认知、情感和意志的能力，也在于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中，使人本身有自己与其他受造物截然不同的道德法则。若是按照人本身内在的道德法则行事，既合乎人性，也合乎天理。这种内在的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基本的是非之心，而此是非之心乃是基本的人性。在雅哈博神律哲学中，我们把上帝的律法与人性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强调上帝的律法不是外乎人性、悖于人性的东西，乃是处于人性之中，甚至构成人性的本质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很大方面就是因为上帝把基本的道德法则刻在人的心中：“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5）。堕落之人的突出特征就是“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8：7），“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1：32）。当上帝在人心中作重生之功的时候，核心表现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来8：10）。

 

“率性之谓道”—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乎天道，就是正道；也就是说，按照上帝刻在人心中的道德法则去行，或者用儒家常说的话就是按照良知行事，就是按照人性的本然去行，就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生命之道就是让我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修道之谓教”—教育或宗教的核心就在于使人世间不断明白、遵行这样的天道、真道、正道、大道。此处的问题是，既然人性本善，既然自性具足，为什么还需要“修道”呢？儒家并没有提出完美的解释。但在圣经中明确指出了人的堕落（创3）。人在堕落之后，人性就受到了扭曲，对上帝既没有感恩之心，也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行，总是以怪为美，以奇为美，倒行逆施，上悖天道，下乱纲常，成为上帝的不肖子孙，也就是说根本不像是上帝的子孙。所以，这才出现各大宗教中都强调的“修道”的问题。宗教就是教化，就是使人重新认识真道，并且实行真道，这就是宗教教化的目的。当然，基督教的教化并不是人本主义的教化，而是内承圣灵的神秘光照，外有圣言的坚固扶持，更有教会的爱心团契，这也是基督教优胜于以个人修行为中心的儒教等宗教的地方。

 

可见，儒教中有许多闪光的真理，儒士中也有许多人执著于天道的追求，但只有在基督教中这些真理才得以补足，这种追求才得以成全。二十一世纪儒教的发展必须突破自身的壁垒，接受基督教真理的补充；当然，二十一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当吸收儒教中优秀的成分，不可妄自尊大，否认儒教中真理的闪光，轻看儒士对天道的追求。这样的融贯和会通必须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比较性诠释上，同时也需要基督徒和儒家人士都要有博大的胸襟，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之见，不分中学西学，不分中国外国，唯独以追求真理为念。当然最最需要的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怜悯。唯独上帝能够使我们真正谦卑下来，放下历代以来历史和传统造成的壁垒和伤害，从平等的对话走向真诚的了解，同被真理的圣灵感动，同归上帝公义、圣洁、喜乐的国度。

 

 

四．儒教与基督教之会通的三大前设

谈及儒家和基督教的会通和对话，首先想到的就是《论语》开头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也是儒教与基督教会通与对话的三大前题。

 

首先，不管是儒家人士，还是基督教人士，都应当抱着“学而时习之”的态度，既要有开放的学习心态，也要确确实实在心灵中相信自己所探讨的真理，在生活中实践自己所认信的真理。儒教和基督教对话最可悲的就是：在对话双方中，所谓的代表儒家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所谓的代表基督教的人也不过仅仅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而已。这样的对话不过是增加一个学术课题，多写一篇论文，多出席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总之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更深入一步，不管是儒教，还是基督教，都没有抽象的儒教和基督教，都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和宗派立场。在真诚的对话中，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信仰立场。那些超传统、超宗派的儒家和基督徒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其次，要放下宗教、宗派、地域之见，发自内心地向对方说“有朋从远方来”，这就要求儒家不要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把其他宗教，尤其是外来的基督教视为蛮夷之物、异端邪说。当然，对基督教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应当首先把对方视为有上帝形象的人，予以充分的尊重。当我们与对方相见的时候，我们甚至应当想，对方虽然现在还没有归信基督教，但是上帝自有他的计划，也许对方将来信主，会成为像奥古斯丁那样被上帝重用的器皿，远远胜过我们自身的见证。

 

最后，沟通双方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即使真诚的对话，也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沟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见和处境，在对话过程中误解、曲解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定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样才能够继续保持真诚对话的心态，在对话中不断解蔽，逐渐消除双方之间不当有的歧异，能够一起为人类大家庭的和谐共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