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
在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自外而内的开放两线布局中，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只是邓小平农村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路线的起点；而广东番禺的太石村既处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市，又对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乃至全国的乡村民主法治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因而具有合高低之势、内外之势的功能。太石村对于公民维权扩展到和平转型的战略全局，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从而是生成和确立中国政治转型基本模式的战略性事件之一。
太石村事件的演进过程具有维权运动的开放、不平衡、非线性互动、涨落等特征。太石村事件的推进过程生成了一种多中心的复线结构，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城市和乡村关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等。太石村事件在空间上体现了内势与外势的交织、低势与高势的交织；在时间上则是慢势与快势交织，全局持久和局部速决的结合；事件的全局则是攻势与守势交织，退隐与复出相互转换。太石村事件中实现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法律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维权资源的全面整合，可以说，太石村事件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中道整合路径。维权运动的中道整合可分为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横向整合指法治、民主、技术、专家等现代社会基本模式的整合，纵向整合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整合。
就横向整合而言，太石村事件的维权运作整合了法治、民主、技术、专家等四种模式，对人治模式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在太石村事件中，民主、法治、技术、专家模式有机整合，以对抗人治模式，不仅是法治、民主的同时生成，而且是技术、专家模式与法治、民主模式的同时生成、同时整合。而心力建设、实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时展开，使太石村事件逐渐向有利于民间的方向转变。在太石村局部，法治、网络民主和村民民主、技术规则、专家意见整合初步实现，但仍然没有形成实力的优势对比关系。太石村事件中资源动员的结构性优势，乃是拥有体制内的有力支持。
维权运动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两对矛盾所构成的博弈空间：多山头权力格局造成的灰色地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横一纵构成中国维权运动的成长空间。就纵向整合而言，在2004年权力格局的横向区分弱化之后，维权运动改用另外一种区分技术，就是中央和地方，从而减弱了其面对的压力，使其可能争取到中央政府的部分支持。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技术带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邦制想象。在太石村事件中正义规则艰难地生成，民间交往权力与政治权力艰苦博弈，以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技术撕开权钱关系网络的缺口，迫其作出让步。
太石村事件与其他罢免事件的不同，在于地点、时间、规模、运作方式等的差别。太石村事件意在用太石一点的突破在广东打下角、边的基础，进而争取扩展到全局，期望使维权的基层化地方化司法化、精英与民众的结合等维权主题经过太石村一役获得重大突破。维权运动整合底层民众，和高层的民主话语，遏制中层官僚集团的不正当利益，为太石村事件的基本战略格局。
宪政改革既需要自下而上，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全局决策，以元规则的修改推动规则系统的重建。在太石村事件中，村级、乡镇级的民权与基层政权尖锐冲突，太石村事件试图通过转变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和天心民意是中央政府难以抵挡的真正压力。迫于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中央政府要两边做好人。但由于政治正确等原因，中央政府被地方政府“绑架”，使得在太石村事件中，地方消费、中央买单已是既成的事实。这一教训中央政府如不认真总结，若在一系列地方层次的维权个案中持续被“绑架”，则其权威与政治智慧将受到很大的置疑，合法性资源也将持续流失。
最高当局和维权运动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有观察者在互联网上认为，“中国就是中国，不会产生甘地那样的人和思想。各方权谋都在深度发掘，正进行激烈的交锋。”番禺区政府先用核查罢免人员的缓兵之计，再突施冷手、抢占财务室抢走帐目，又在9月16日开放罢免委员会委员选举的做法在政治手腕上相当成熟。而维权人士在郭飞雄入狱后就救人、宣传、罢免三点，采取宣传、救人两项为主，罢免为辅的两加一减策略，使得核心工作转为降低动员成本，以使太石模式实现低成本扩张。低成本成为太石村事件中后局的核心战略。
大陆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太石村事件具有明显的影响，例如2005年9月26日地方当局对于艾晓明、唐荆陵、郭艳等知识精英的黑社会手段遭到互联网等公共领域的激烈反弹，不得不放弃，并让律师会见郭飞雄。乡村的权利贫困和城市精英的权利援助能力在太石村事件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与乡村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两个引力场，基本态势是城市主导、乡村拉动，而维权话语就是实现城市与乡村中道整合的新符号与新隐喻。中道整合的内容包括道与势的整合，势的整合则包括外势与内势的整合、高势和低势的整合、慢势与快势的整合、守势与攻势的整合。中道整合的道势互动的关键是以道取势，以势促道。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大陆的政治前景，未来变革的三种可能分别是政治改革、政体革命，或社会革命。而政治改革与政体和平革命、社会建设三者的结合，是维权运动要坚持的基本方略，也是从社会立宪到国家立宪的民主化路径。太石村村民体现了公民维权的自由精神，太石村事件是社会维权、守法、护宪的三位一体，遵循了从社会立宪到国家立宪的维权路径。太石村因此是中国政体变革的先导。
太石村事件演变到当下，可以说，太石村作为民主小岗的命题已基本成立，维权运动主导的社会立宪进程已经摆脱国家层面的控制，拥有自我生成的自组织能力。而全面打压、严控维权将导致旧体制更快的溃决。在此后一系列的维权事件中，是继续极端的打压举措，还是弹性回应、中道整合，开启官民良性互动、低成本转型的维权政治时代？我们期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明智和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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