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革命”曾经是一个最热门的话语，尤其是在文革时期。让我们来看几个数据（根据笔者的统计）：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73次；1969年九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6次；1977年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5次，与九大不相上下；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71次，回归到八大的水平；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3次，1997年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19次，2002年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8次。在十三大以后的历次政治报告中，“革命”一词主要用来回顾历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也用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另外还有两个常用搭配：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革命化”是“忠于党”的代用语）。取代“革命”话语的是“改革”话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没有出现“改革”一词；从十二大到十七大政治报告，“改革”分别出现了18次、175次、124次、93次、89次、102次。中共十三大谈改革的次数最多，因为当时所说的改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12次）在内的“全面改革”（3次）。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民间的“革命”话语和官方一样，也趋于衰落和凋零。根据笔者的回忆，在民主墙和民刊运动时期，除了《四五论坛》曾用一期专刊发表陈尔晋《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其他的民刊鼓吹“革命”。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和1986年、1989年两次学生运动中，可以听到大量的“民主”、“改革”话语，但几乎没有听到过“革命”话语。到1995年，思想家李泽厚和刘再复发表了名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俨然是“革命”的死亡通知书。但是到了2006年，青年思想者陈永苗写了一篇《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此后，“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说法越来越盛行。到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革命”再度成为笼罩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一个幽灵，从学术论文到博客文章到微博客，“谈革命”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考察三十年来“革命”话语与“改革”话语的轮回，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一、八十年代：暧昧的“改革”
    
    从“拨乱反正”到“改革”
    粉碎“四人帮”近一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在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既没有谈“改革”，也没有谈“开放”；而是继续赞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找寻其中有正面价值的东西，是极为稀少的，譬如说“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报告中所提到的“促生产”的方法还是“抓革命”——“抓住学大庆、学大寨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1977年9月19日，他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否定了1971年毛泽东画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恢复高考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
    “拨乱反正”基本上是一个“还原派”的口号。首先判定文革是一场“动乱”，需要“拨乱”，这就与“凡是派”肯定文革的十一大路线划清了界限。其次是承认文革前十七年是“正”，是“红线”而不是“黑线”，不管毛泽东是否画过圈，都要实事求是地“反正”。恢复高考，恢复职称，这是回到1966年；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而不是“家庭出身”，这就回到1950年代了。应当“反正”到哪个年代，在中共高层是有很大分歧的——有人主张肯定十七年，有人主张肯定前八年，有人主张肯定前四年。经过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1980年的四千人大讨论，最后由邓小平和陈云拍板，将“正”的界限定在1957年。
    到1978年，邓小平开始谈“改革”。他在4月30日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说：“八级工资制需要做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奖金一定要搞，问题是怎么搞得更合理。”这里所说的工资、奖金改革，其实还是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不过是回到1957年以前的制度。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谈出了改革的新意。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在这个时候，很大一部分高级干部通过出访欧美发达国家，深切体会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使用1957年以前的那套办法也无法赶超。因此，邓小平提倡各级干部都来打破“禁区”，“大胆改革”，由此逐渐形成1980年代“放权、让利”的一套改革思路。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就不是“还原派”而是“改革派”的言论了。但是“改革派”邓小平受到“还原派”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的阻击。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一次会上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10月25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这个问题，国际上，比如波兰提出来了，国内也提出来了。要真正想办法改变。”这个谈话被胡乔木、邓力群二人完全屏蔽了起来，直到今天，也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在1980年年终，体制内外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是首都和全国各地许多高校中展开的基层人民代表竞选运动，竞选人演讲和大字报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用了四个青年人上书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提出“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同意把“调整”放在“改革”的前面。他还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总之，不能使一切确实还能为党做工作的同志不工作。基层单位领导制度的改革，要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执行原来的制度。”由于“完善的条例”始终没有出来，“步骤要稳妥”就变成了止步不前，一切照“原来的制度”办了。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作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71次提到“革命”，而仅有18次提到“改革”，可见改革还没有成为十二大的基调。该报告要求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还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塞进了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大段论述。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的呢？就是：拨乱反正。……如果说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那么，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要“全面而系统地改”，“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人民日报》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2月16日，胡乔木找《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谈话，批评《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他说：“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报告“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十二大才开几个月，十二大算数不算数？”3月17日，在中央财经小组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上，陈云也对胡耀邦发难，指责胡“说‘一五’时期搞156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责问胡耀邦：“连‘一五’都要改？”“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就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和《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胡乔木、姚依林在书记处尚未决定的情况下就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批评胡耀邦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由于赵紫阳、习仲勋、万里、胡启立等人不支持“倒胡”，邓小平讲了“胡赵格局不能变”，上述中央工作会议才没有开成。
    现在许多人有一种成见，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就成为党内主流。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改革派与还原派的斗争极为激烈和曲折。胡耀邦在1983年3月因为鼓吹改革差点丢掉总书记职位，现在知道这一史实的人已经不多了。一直要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谈改革才蔚然成风。而该决定只是说“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至于胡耀邦所说的包括“一切战线”的“全面改革”，要等到他下台以后的十三大，才被写进中央文件。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从1985年开始，邓小平多次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又是改革，又是革命，这种表述的暧昧性质，很值得人们玩味。
    一方面，邓小平想要表达与“我们过去的那一套”——“斯大林－毛泽东”发展模式分手的意思。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已经看得很清楚，三十年来，“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赵紫阳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顺着邓小平的意思说：“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
    体制外民主力量，在1978～1981年间，早已表达了实行人权、法治、宪政等一系列政体革命的主张，对于体制内领导人表示愿意进行“革命性变革”，当然持欢迎的态度。他们当时能够接受用“改革”的形式来达成“革命”的实质，是基于对体制内领导人的一种分析。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既是中国“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共同缔造者，又是该模式的受害者。在198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觉醒后的受害者起来拆毁曾经加害于他本人的旧模式、旧体制，是有可能的。这种“二重性”，对于现在的领导人是不适用的，他们并不是现存“改革体制”（秋风语）的受害者，而完全是该体制的缔造者和受益者。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想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来强化它与“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连续性、继承性，用前者的成绩来巩固后者动摇中的合法性。这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变相肯定所谓的“中国第一次革命”。
    有些人打了一辈子的仗，他们以为战争就是革命，流血牺牲就是革命。其实，战争与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北洋军阀一直在打仗，但是这些战争与革命毫无关系；俄国十月革命根本就没有开几枪，但确实是发生革命了。中共在历史上先后提出过三个革命口号。第一个是“苏维埃革命”，1936年以后中共自己放弃了，后来也没有再提过。第二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按照毛泽东在1945年9月的说法，这一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显然，这个目标与国民政府的建国目标也没有多大差别，因而国共内战本身并不具有社会革命的含义，而只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即改朝换代而已。这个革命并没有结出自己的果实，因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毛泽东本人就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因此，所谓“中国第一次革命”，只能是中共提出的第三个革命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从1953年至1956年，中共推行了“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陈云不愿意否定“中国第一次革命”，所以他们把拨乱反正的界限划在1957年。
    但是，中共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共应当回到1952年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于光远是这一思潮的理论代言人，他在1989年第1期《求索》杂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文，以后又出了书。他说，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毛泽东是后者的始作俑者，但是在1949年以后，刘少奇成为其主要代表。刘少奇在1951年提出，要有十年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在此阶段，“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又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三年准备”之后，“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也就是说要到1962年、1967年或者1972年了。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期间也说过，“大概二三十年”才到社会主义，但是到1951年年中，他的想法就变了，他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随后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短短五年内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光远说：从19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1980年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个‘论’本来有可能是连续直接起指导作用的”，“可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却使这两个‘论’直接起作用的时间出现了断裂”。导致了这种断裂的其实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体制外的观点更加明确。1989年“风波”以后，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揭发：“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同样由金观涛担任顾问的1988年热播电视片《河殇》，承认“改革开放”是从“黄色文明”转向“蓝色文明”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不屑于“中国第一次革命”，把1949年的改朝换代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统统算作传统“黄色文明”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对于“中国第一次革命”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使得他无法把“改革即革命”的逻辑贯彻到底，最终导致了他与体制内外真正的“改革即革命”派分道扬镳。
    
    唱衰改革的“危机论”
    
    体制内外真正的“改革即革命”派的目标，是从专政走向宪政，而邓小平意义上的“中国第二次革命”，只是从极权走向威权。按照新权威主义宣传者的定义，东亚国家类型的威权政治，是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一方面，这种权威政治由于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向，而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另一方面，出于它具有强制性的、高度组织化的行政军事力量与权威意志，作为其稳定社会秩序、推行其现代化方针的基础，因而又不同于民主政体。对于新权威主义的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保证政治强人确实“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第二，“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能否解决政治继承问题？到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的威权改革模式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出现了麻烦。
    1988年3、4月间，邓小平在听取李鹏汇报后，决定强力推行价格改革（简称“价格闯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从当天起，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银行存款急剧下降。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转而开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一次“价格闯关”及其迅即流产，只能由邓小平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其他党内领导人和各个智囊团体，均对“价格闯关”持反对、观望和迟疑的态度。但不论是“党内民主”机制还是“舆论监督”机制，都不能改变“政治强人”（同时也是“政治老人”）的决心。邓小平下决心的依据，并不是所谓“现代化意识与导向”，而是他对“发挥我们的真正优势”——“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铁的纪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党组织优势”的信赖。
    1987年年初，“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领导人胡耀邦被以“文革式非程序权力更迭”（严家其语）搞下台。1988年年底，香港媒体风传另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领导人赵紫阳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这就使人们怀疑，1980年代的改革，在邓后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在召开改革十周年（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四五运动的勇士、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分子、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持者和参与者，绝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外，其中有些人被监禁（如魏京生），有些人被监控（如王军涛），有些人被开除党籍（如张显扬），有些人被撤职（如胡耀邦）……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年前人们所热情期待的“改革”，此时已经变味了。在1988年12月《经济学周报》刊登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中，提到了“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提到了改革的“困境”、“危机”、“泥潭”。严家其说：我现在感到有这样一种“危机”，有些对改革一直有抵制的人看着中国坏下去，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使中国出现一个长期的停滞或倒退的阶段。对这样的人要警惕，这种人把中国的灾难当作自己的希望。要警惕这种人，利用中国的动乱制止改革。“停滞比失败更严重”。出现一个勃列日涅夫式的二十年的停滞，中国的现代化将要推迟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1989年年初出版的三本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种危机心态。一本是陆一主编、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球籍》。这本书汇集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开展“球籍”讨论的文章。该书的作者们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李洪林在书中写道：“人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十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赛，我们比分落后了”。“前几局是清朝和民国输的，这一局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输的，而且它还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就在全世界面前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在地球上站住脚？”一本是何博传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苏绍智在新书发布座谈会上说：“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以相当的事实根据和科学论证说明我国目前存在着危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环保、人口等方面都存在着危机，给全国同胞以‘危机意识’。”“我觉得作者大胆地找出一切危机之源，即‘政治生态危机’，是一个创见。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一切社会生活无不受政治的领导和干预，国家之盛衰兴亡无不与领导党和政治决策人有关。实际上，政治因素往往成为决定的因素，‘政治生态危机’已成为一切危机之源，解决‘政治生态危机’才有条件解决其他危机，‘政治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就是官僚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腐败。”一本是黎鸣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该书是在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赞助下，由几十位各领域的专家参与撰写的。黎鸣指出：“中国当代的危机，既沉积于历史，又起因于现实，既流布于心理、自然、社会各个领域，又纵深于现象学、生成学、结构学各种层次。”“政体改革才是社会改革的核心。”他警告说：“在得不到政治体制、国家行政职能的相应主动的改革之前，仅经济系统的‘放开’都只能是极冒风险的盲动，都必然招致权力向金钱转换的大裂口，一发而不可收。……政治行政机构、社会服务机构也将加速腐败，社会将愈来愈成为靠薪水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的‘雪山’、‘草地’。”
    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已经摆脱了邓氏改革观的束缚，将“改革即革命”的目标锁定为民主宪政。曹思源提出了以“社会主义议会制”为核心的修宪建议。温元凯提出了“推行民主政治”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建立宪法委员会实行违宪审查”，“直接选举人民议员”，以及“党理党务——执政党和其他党派应在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党的事务，参与国家、政府和社会活动”，“党筹党费——执政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在现阶段，凡由国库支取的党派活动经费应予公布；党组织和党员应对党的活动承担经济责任”，“党正党风——正党风首要正党内和上层，尤其是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党容党派——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切实实行多党政治合作；党内应允许不同派别（包括遵守党章的反对派）共存”，等等。王军涛与何家栋在《经济学周报》的评论员文章中写道：“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
    
    二、九十年代：歧义的“革命”
    
    “风波”以后，大批1980年代的著名“改革派”知识分子被拘留、逮捕、判刑，或者流亡海外，他们已经主动或者被迫告别了体制，但是，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打出“革命”的旗帜，包括在海外的两大民运组织。
    进入1990年代以后，结束专政已经成为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派的明确目标，但结束专政的手段不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式的“革命、武装斗争方式”，而是“和平、民主方式”，这也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一种共识。为什么在“风波”镇压后其受害人仍能保持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没有打出“革命”的旗帜，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详见下）。
    
    “反对革命”的思想革命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其体制内部分而言，仍然囿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诸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异化”之类。直到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中国思想界才真正发生了一场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在这场思想运动中，中共的合法性——革命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
    陈云在1970年代末有一句名言，说毛泽东是“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当时，“革命有功”的说法还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随着一系列历史真相的揭露，“革命有功”这个说法也开始站不住脚了。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传入大陆后在思想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余英时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经过70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余英时推动大陆学人去从头反思“激进化”、“革命化”的功过得失。
    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文集》。顾准的思想很快便风靡大陆学界。顾准在1973年就清晰划分了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它“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20年中从60%上升到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正是按照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这股潮流讲下来的，而把由英美所开启的潮流视为保守主义和反革命的潮流。顾准虽然承认法俄“理想主义”潮流对于历史发展的合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更加推崇英美的“经验主义”与“自由和民主的传统”。正是因为顾准重塑了近现代世界革命的正统与支流，李慎之才会说“顾准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波普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成为大陆学界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譬如笔者就曾在1980年代末翻译《波普》一书（译者署名何明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作为笔者和张晓明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的一种。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用“尽量减少不幸”作为替代革命功利主义“尽量增加幸福”的反面表述。他说：“从道德的观点看，痛苦是不能由快乐来弥补的，尤其是不能将一个人的痛苦由另一个人的快乐来弥补。不要把为最大多数人争取最大的幸福作为目标，而应当更加谦逊地追求尽量减少所有人的可以避免的苦难；对于不可避免的苦难——例如不可避免的粮食短缺时的饥馑——应当尽可能平均地分摊。”波普提出的第二个公式是：“尽量增加个人按其所希望的方式生活的自由。”波普不仅在伦理学上否定了革命功利主义，而且在方法论上用逐步的、渐进的社会工程来替代革命意识形态所主张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他依据“试错论”反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理论“致命的自负”，指出：“乌托邦工程与渐进的工程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与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
    1980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胡适著作的出版及其思想的影响，便再也不可阻挡了。胡适取代陈独秀、鲁迅、毛泽东，成为五四精神的首席代言人。胡适式的自由主义（包括其政治上相对的保守主义），成为学界的新宠。对于“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从中共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李泽厚写道：“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局可以用武力镇压街头喧嚣的群众民主运动，但是压制不了潜移默化的思想运动。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中，“革命”主要是与中共联系在一起，与暴力联系在一起，1990年代前期的“反对革命”，主要是反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反对中共垄断暴力、滥用暴力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对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颠覆，完全可以视为思想领域的一次革命。凡是革命，自然难免矫枉过正的缺点，“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将对中共革命的否定延伸到反对一切革命，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局虽然组织了对于李泽厚所代表的“告别革命”思潮的批判，但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很快接受了该思潮，这从上面统计的“革命”用语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的递减数据就可以看出。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破产，当局不得不另外寻找一套意识形态话语。譬如说现在流行的“和谐社会”、“维稳模式”，就已经远离了“革命”话语。
    许多“八九一代”事后反思，“反对革命”的思潮具有双重作用，在消解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麻痹了民间思想，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张力，使政治保守主义甚至犬儒主义风行一时。
    
    陌生的政治革命
    
    1990年1月29~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计有十数个团体。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其中第一项就是“各团体将在今年适当时候组团考察东欧”，从那里吸取结束专政建设民主社会的经验教训，可见刚刚发生的东欧剧变，对于中国人士所带来的震撼和鼓舞。
    
    从1989年6月4日波兰的半民主选举（给波共保留了100个议席）导致团结工会组阁，到罗马尼亚政权更迭，仅仅用了104天，东欧六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罗马尼亚——就变了天。1990年6月和1991年6月，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先后实现解体和政权更替。最后是1991年8月的苏共解散和12月的苏联解体。外国新闻媒体先是用“天鹅绒革命”来描述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政体变革；后来也用它来泛指1989~1991年间整个的苏东变革。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学者包括主要的民运理论家，在二十年前并不怎么采用和诠释“天鹅绒革命”这个概念，而是更多地采用苏东剧变、苏东巨变、苏东转型、“苏东波”这些话语。
    因为“天鹅绒革命”与中国人长期以来所接受的“革命”理念相差太远——这里既没有地下党的运筹帷幄，也没有革命武装力量与反革命武装力量的殊死内战，除了罗马尼亚，甚至没有遇到当局稍微像点样子的抵抗；人民群众上街游游行，执政党就屈服了，政体就改变了。而西方人所理解的革命，则有不少是与“天鹅绒革命”一个路数的——譬如说1848年的欧洲革命，甚至包括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既然说是“天鹅绒革命”，就比以往那些由街头抗争引起的政治变革来得更加“平和柔滑”。
    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初，乌克兰发生“栗子花革命”（“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引发了席卷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阿拉伯革命”。中国官方媒体和维稳体系把这些与“天鹅绒革命”统称为“颜色革命”，作为严加防范的对象。这样做反过来刺激了民众和体制外对于“茉莉花革命”以及各种“颜色革命”的重视、研究与效仿。事实上，“天鹅绒革命”与后来的那些“颜色革命”是不一样的，后者具有宗教、教派、民族、地区差异的复杂背景，而前者的性质是比较单纯的。
    “天鹅绒革命”的背景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几十年“和平竞赛”中的大失败，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柏林墙倒塌”的结局。到1980年代中期，苏东国家从上到下都有一种变革的强烈愿望，从苏共总书记到政治异议人士，形成了一个挖体制墙脚的共同阵线。后来的研究证明，包括克格勃人士在内的体制内精英，正是体制颠覆的原动力和受益者。所以说，“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全民革命”（1920年代中国“醒狮派”的口号）。在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即革命”也曾经是全社会的共识；在1989年的运动中，从中共总书记以下的大批官员也表现出与民众同仇敌忾的政治态度；但是临门一脚没有入网，则是因为中国有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为代表的一批“老红军”、“老革命”，而苏联与列宁、斯大林同一辈的“老布尔什维克”，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此，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自由民主派曾有一种乐观的估计，既然阻碍中国变革的势力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那么只要一方面加强理论准备和宣传动员，一方面耐心等待他们离开人世，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像熟透的果子一样落下。然而，由于一场经济革命的来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势，也打破了业已形成的社会共识，延缓了人们翘首以待的政体变革。
    
    偷天换日的经济革命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使得一大批中国大中学生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迹，走向延安，走向农村，成为中共革命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1989年的运动和随后的镇压，也使一大批中国研究生、大学生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迹。1989~1992年间，在这批人中形成了许多地下组织——既包括地下刊物，也包括地下政党。“治理整顿”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剑指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导致民意郁结，气氛紧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已经变天的东欧国家）对中国政府镇压民众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一定程度的制裁，使中国的国际环境骤然恶化。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毅然排除“还原派”的政治干扰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在1992年“南巡”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俨然从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派（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变成了1990年代的经济革命派（市场经济）。
    1990年代经济革命最重要的标志，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实施。在1980年代，虽然已经有了个体户、乡镇企业、小集体企业甚至私营企业，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创业。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只有五种人“可以申请开办私营企业”：“（一）农村村民；（二）城镇待业人员；（三）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四）辞职、退职人员；（五）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离休、退休人员和其他人员。”知识精英如果要创办私营企业，必须首先“辞职、退职”，并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就丧失了享受社会保障的待遇。所以当时知识精英所创办的企业，大多数都是“挂靠”在国营企事业单位或者乡镇企业的戴“红帽子”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这种企业创办人的财产权很容易被剥夺。在《公司法》实施以后，公民的财产权才真正能够得到保障，才会出现魏东出事后由妻子陈金霞接管“涌金系”的股权、黄光裕出事后“国美电器”继续运营这样的事。《公司法》也给予公民创办“法人”的权利，所以迄今为止，许多非营利组织和社团，都是以工商法人的名义取得合法性。经济革命确实具有替代和消泯政治革命的作用。笔者注意到，有不少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转而投身经济革命，现在已经成为巨商大贾。
    小标题中所谓“偷天换日的经济革命”，有两层意思，我们先来说第一层意思。邓小平标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干的是“中共专政下的资本主义”。所谓“生产力标准”、“效率优先”，都是在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只要增长快、效率高，甚至可以采用“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的方法。用朱学勤的话来说，就是推行“市场列宁主义”。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用专政手段来维持一个“低人权”的资本天堂。
    二十年前，自由派对于邓小平的经济革命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他们认为，市场化导向的经济革命，必然会导致民主化导向的政治变革。譬如李泽厚提出了“社会发展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他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通过经济市场化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培育中产阶层，然后以中产阶层为主力，完成民主化的政治变革，这是“偷天换日”的第二层意思。
    反对李泽厚“四顺序论”的人称之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确实，马克思强调经济对于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理论，马克思至今能够在世界学术殿堂拥有一席之地，正是有赖于这一理论。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具有多重的解释，并不指向唯一的一种解释。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既可能培育出位于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层的中产阶级，也可能培育出位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顶层的权贵阶层。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体制的变革，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化的走向。
    说经济发展是自由与民主的前提条件，本身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英国的“光荣革命”先于产业革命（或曰工业革命）。美国的宪法、地方自治传统和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迁徙自由）先于美国成长为富裕大国和世界强国。笔者在2004年与冼岩辩论（参见王思睿：《“中产阶级”如何形成？——兼与冼岩商榷》）时指出：“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没有自由结社、自由表达、司法独立，没有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发育，没有政府内外的分权制衡，可以有日益增多的富人和闲人，可以有超前消费和后现代文化，却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壮大成熟。”如果没有类似于美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公民运动，没有波兰尼所谓“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重运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不可能形成的。
    邓小平“南巡”以来二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民主化滞后于市场化的情况下，权贵阶层先于中产阶层形成，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正在日益“固化”。
    
    三、新世纪：尚未成功的“革政”
    
    在上一节中提到了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此外还有文学革命、艺术革命、科学革命等，这表明在当代汉语中，“革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汇，无非是用来表示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夸张一点的说法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变化的结果是事物出现了新的形态。革命的现代寓意关键在于一个“新”字：新知识的涌现或者新制度的建立。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
    在过去的一百几十年中，革命话语本身，或者说“新故事”的讲法，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演变史。古代汉语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在“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的思想背景下，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当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在十九世纪末以“革命党”自命时，他们首先要表达的是“种族革命”的意思，即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用多数汉人的统治来取代少数满人的统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以“政治革命”来抗衡同盟会的“种族革命”。梁启超说：“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他的主张是：“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到中共走上历史舞台后，所鼓吹的主要是“社会革命”。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他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废除私有制，实行社会所有制。到了列宁、斯大林，便突出了“阶级革命”的含义，不仅从身份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与实践，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于革命有一个经典的定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于毛泽东“抓革命”、“倡斗争”、“搞运动”的结果是“误生产”、“践人权”、“毁文明”，使“革命”的名声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一落千丈。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后，“革命”的呼声再次响起，这里面既有“社会革命”的鼓吹，也有“政治革命”的呼吁。
    
    “两极分化”唤醒“社会革命”
    
    原始社会之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社会分化，就有阶级或者阶层。如果不同的社会集团，既有财富收入多寡之别，又有政治权利有无之别，还有在受教育程度上的鸿沟，而且实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那么就是一种阶级的差别。如果不同的社会集团，其差别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收入的多寡，在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上享有大致相同的待遇，而且社会层间流动性较大，既有向上的流动（比尔·盖茨式的“美国梦”），也有向下的流动（由于巨额遗产捐赠和高额遗产税率所导致），那么就是一种阶层的差别。学者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时，喜欢用“阶层”一词，譬如说白领阶层、蓝领阶层等。1980年代的中国学者进行社会分析时，也喜欢用阶层分析来取代阶级分析。因为在那个时候，社会流动性极大，农民可以进城了，有“铁饭碗”的人主动下海了，最初的“万元户”大多来自过去的社会底层，有些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进入21世纪以后，阶级分析有卷土重来之势，出现了诸如《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阶级分层：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论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析中的重新定位》、《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等学术论文。在文学作品和博客文章中，阶级话语更是比比皆是。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经济收入与政治权利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但是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还是比较小的。毛泽东要求人们警惕“资本主义复辟”，重点打击“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来说是有些夸大其词、言之过早。由于毛泽东屡屡搞政治运动，当时的官僚集团是相当不稳定的，今天在台上，明天就可能下台。由于中共在文革前统治时间尚短，下一代尚未长大成人，虽然文革初期老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充分表现出“子承父业”的血统论意识，但很快作为“资反路线”被打压下去。许多“老革命”及其子女在文革中受到磨难，大大延缓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形成。但是到了21世纪，毛泽东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大陆现在的基尼系数，不仅超过毛泽东时代，超过同文同种的台湾，也超过欧美、日本和大洋洲的发达国家，排名前0.1%的家庭占有总家庭财富的45.8%，成为当今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孙立平指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19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成为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199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到了这个时候，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形成了这种联盟。“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对于这个阶层来说，“精英联盟”不过是家族和婚姻团体内部的一种分工合作与利益交换。当“改革开放”乃至邓小平“南巡”后的时间段超过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问题就突出了起来，而民众对于这种现象的制约能力甚至还不如文革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民众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怀念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可以这样说：它的错误主要不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那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可以接受的；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革命。即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还会出现一个新的更加凶恶的统治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即使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了旧的所有制，还会出现一个新的更加腐败的所有制——国家垄断所有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新阶级》的作者吉拉斯，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现代世界史告诉我们，只有通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或者早期列宁所说“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下层才能通过公民运动和议会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逐步实现社会平等。因此，我们理解“社会革命”思潮的复苏，但是并不赞同这一思潮。
    
    “中国模式”催化“政治革命”
    
    “摸着石头过河”曾被誉为中国改革的哲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不管在“摸石头”上有多少分歧，要“过河”是有共识的，这就是告别“过去的那一套”，建设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四小龙”为目标的现代化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出现后，一部分国人改变了对“彼岸”的看法，开始宣称“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最近召开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说：看到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中国模式论，就认为我们这种体制好。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清华大学课题组说得更明确：有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中国目前的体制已经陷入“转型陷阱”。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清华大学课题组指出：“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就是说，即使既得利益集团高喊“改革”，也可能是为自己牟利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骄横之至，已经不屑于这样伪装了。现在流行的官方话语是“不搞”、“绝不搞”。
    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大谈“改革”，那么应当说还是具有一定欺骗性作用的。哪怕时间慢一点，只要向着市场化、民主化的目标前进，人们总还可以期待未来的变革。现在好了，“中国模式”已经不再是“中国特色”，而是中国的“软实力”，要对外输出，征服世界了，人们不用再梦想那个“彼岸”了。“中国模式”论者不仅要把“改革体制”固化，而且要肯定一以贯之的“六十年道路”。这就从源头上否定了改革的必要性。
    在1980年代，人们曾以为“改革不可逆转”；现在，“红唱黑打”在重庆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在1990年代，人们曾以为市场化可以带动民主化；现在，不仅“维稳”全盘取代“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市场化进程本身也出现了停滞和倒退。一些民营企业家发现，在垄断性国有企业和行政机关的打压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打破幻想，重新厘清思路。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律师、记者、编辑等）、民营企业家甚至党政干部认为“改革已死”，正是“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帮助他们完成这一思想转变。在“改革已死”与“革命来了”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包括中上层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一个广大人群所期待的“革命”，显然不是“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社会革命”，而是“革专制而成立宪”的“政治革命”。
    
    “革政”的目标与手段
    
    为了把“政治改革”、“政体革命”与“社会革命”、“阶级革命”区别开来，笔者建议重新启用“革政”一词，作为前者的简称。“革政”也是一个老词。《史记·天官书》：“﹝太白﹞经天，天下革政。”《论衡·纪妖》：“且有革政而胡服。”蔡邕《胡公碑》：“圣主革正（政）。”《后汉书·郎传》引《诗历枢》：“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革政”的古意与现在所谓“政治革命”、“政治革新”，是可以相通的。
    梁启超和章太炎对于“革政”的运用，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记》中写道：“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于是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与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二千份。乃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袁世凯文廷式与焉，英米人士亦有列名会员者；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梁启超告诉我们，即使是康有为，也不认为只把眼睛向上，寄希望于朝廷，就可以实现变法。“革政”必须依靠民众的觉悟，依靠国民运动，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唤起国民之议论”，继而集会、结社、演讲、请愿，“振刷国民之精神”，依靠国民自身实力的“厚蓄”，来推动维新变法。
    章太炎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中写道：“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以革政挽革命。”他强调“革政”的建设性与创新性，强调在体制转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汤武革命”“变郊号，柴社稷”开始，就是与“血流漂杵”、“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联系在一起的，章太炎因此主张尽可能用非暴力的“革政”来避免血腥的暴力“革命”。应当说，“创立民国”确实不是用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20世纪末一系列国家的“革政”，也基本上都是不流血或者流血很少的国民运动的产物；而中国历史上多少次“血流漂杵”，得到的只是新的王朝或者党国。
    为什么在“改革”三十年后，要用“革政”来取而代之？因为社会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突破“邓氏改革”的底线——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及其核心——“党国体制”。现阶段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这里要重申梁启超的一句老话：“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回归20世纪初的宪政民主理念，建立符合普世价值标准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共从“专政党”转型为“宪政党”以后，同样可以参加自由民主的多党竞选；如果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仍然可以成为执政党或者参加执政联盟。
    “革专制而成立宪”，是梁启超、章太炎在20世纪初的目标，是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目标，是毛泽东、刘少奇在1945年信誓旦旦的主张，也是前总书记在1989年后深思熟虑的主张。前总书记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所以说，革政是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理想，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同时，革政也是为了满足当下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紧迫需要。
    1977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资源出口国，对于国外资源需求甚少。到2010年，中国消费了全世界铁矿石的48%，钢和铅的45%，锌和铝的41%，铜的39%，镍的35%，其中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中国也很快将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农产品进口国。中国人要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离不开海外资源和国际市场。中国不可能在享有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同时，长期用专政、党国的“中国模式”来抗拒自由、民主的政治全球化；更不要幻想用军备竞赛和世界战争来“扩大生存空间”。中国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大家庭，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放手开展“大进大出”的“全球经营”，进而成为世界领导国家。
    当今世界的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资源竞争。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依靠方方面面的人才。然而，“精英外流”已经成为妨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致命伤。人不同于猪狗，不是有个温饱就可以满足的。高素质人才对于自由民主社会的向往，成为“党国”留不住人才的一个根本原因。“党国”越是加强新闻和言论控制，越是强化“维稳体制”（警察治国的代名词），人才流失的规模就越大、速度就越快。维护“党国”的代价是削弱和损害“祖国”。
    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暴烈的行动”，刘再复说“告别革命是告别暴力”，这都是侧重从手段的角度解读革命。本文谈“革命”也好，谈“革政”也罢，主要都是从目标的角度来解读。在确定革政目标后，手段和途径可以是多样化的，要因人、因时、因势而定。最理想的方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蒋经国的“解严转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革命”。次理想的方式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式的“天鹅绒革命”。最差的方式是利比亚式的内战与流血冲突。如果有启蒙运动和公民运动作为基础，那么更可能的方式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如果是经济危机、对外战争突然引爆政治动乱，第三种方式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陈子明，政治学者
    来源: 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4期（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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