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  

　　台湾的社会转型集中表现在宪政转型上。台湾的宪政基础条件主要为三点。第一，长期禁言，宪政被束缚。1946年，第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原本预计12月25日实施，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国民党就在1948年4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的权力增大了，可以不受宪法某些条款的约束。果不其然，蒋介石就利用这一临时条款颁布了全国戒严令。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施行1946年宪法的就只剩台湾。同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颁布了一个台湾省的戒严令，更具体、缜密。因此台湾受三个约束：宪法、临时条款、49年戒严令。这三根绳索把台湾的宪政捆得死死的。  

　　但宪法下的框架是有的，据宪法学者的分析，1947年施行的宪法，比1911年以来的所有宪法都要完整，也比较科学，老百姓还是有一定权利。有两点是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没有约束的：直选、竞选。所有要选举的职位，包括公务员，都要进行直选、竞选，老百姓能直接选省长。无论哪里，不能选一个领导人，就他一个，选不选都是他，这叫什么选举？  

　　好比盘子里有五条鱼，姥姥喜欢吃鱼，我要给姥姥夹一条大的，是从五条鱼里选条最大的。可这个盘子里就一条鱼，跟姥姥说，我给你挑一条大的，这不是糊弄姥姥吗？所以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不竞选就是愚民政策。  

　　在这一基本框架下，选乡长、镇长、里长都要竞选，也不容易当上。从1950年到1981年的31年当中，从选省议员、县长到国大代表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最后还有总统选举。31年间共43次，平均每年1.4次。  

　　而且选举是非常认真的，不是走过场。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  

　　台湾的选举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跑官以前是去总统府、副总统府，现在要向民众求官，拜托投我一票，舞弊行为绝对是不允许的。“跑官要官”，通过选举制度的反复履行，变成“跑民要官”。每逢选举时，大街小巷布满广告、标语，人们在饭馆里吃饭也讨论：那个谁，咱们不投他票。这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民众都关心的话题，真正体现出选举的某些精神。  

　　宪政的两大要害  

　　台湾的制度当中还有一条，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提出过。地方自治不是少数民族区域五个地方的自治，是所有地方都有自治权。中央、省、县各多大权力，都是由法律规定的。  

　　克林顿去纽约访问，纽约州的州长出差了，不予接待，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州可以和中央叫板，当然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宪法规定所有地方都可以自治，临时条款，戒严令都没有把这点取消。  

　　第三个重要基础是私有经济。台湾农业搞和平土改，不是把地主老财拽来批斗，给农民分地。而是把地主的地留下应该的份额，其余的由政府来收购，你的地，拿钱给你，然后让农民来买土地。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就让他们分期付款，由政府来垫。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发展了一些工业，抗战胜利后这些工业就收归政府。国民党指导思想很明确，不能由政府来办，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效率很低，于是张榜售卖。很多地主的土地被政府收购后，地主有钱了就来买工厂，让地主走上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是要打倒的罪恶力量。如此政府的资金也得以周转。农业、工业都是私有化的，为宪政提供了经济基础。  

　　何所谓宪政？宪政的要害之一是普选，一人一票。不喜欢谁就不投他票，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看到媒体报道，有村民找乡党委书记反映拆迁补偿问题，他推脱不予解决，村民说“要我去跳楼啊”，乡党委书记却说“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  

　　这样的官员民众该如何对付？既要文明，又要礼貌，还要讲法治，“一张选票是我的！”就是要靠选举！大众不投某个官员的票不需什么证据，不喜欢、口碑太差等等就够了。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但如果多数人都都不投他的票，那个官员自然就下台了，不需要动刀动枪。  

　　宪政一是普选，其次是分权。宪政关键是分权，比如三权分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么多党员反对，反对得了吗？大跃进，多少党员反对讲假话，包括很多领导人反对，很多党员有正义感，但解决问题吗？所以分权是关键。 

　　私有经济就是分权，国有经济不需要分权。比如一千个无线电厂听谁的？听电信工业部的，由部长拍板。而私有经济的一千个无线电厂，是一千个老板，谁说了算？要看市场上哪个产品好销，消费者喜欢哪个，由市场决定。市场就是分权的，分权体现民主，体现人民当家，私有经济天然是宪政的土壤。总而言之，长期的戒严束缚了宪政，竞选的积累锻造了宪政，私有经济滋养了宪政。  

　　两股运动合流，宪政民主取代集权专制  

　　三条中有两条是有利的，因此台湾的宪政还是幸运的，从蒋介石独裁开始转型。在此过程中有两股潮流。一是选举运动，二则是民权运动。  

　　竞选的突出事件是“中坜事件”。台湾的桃源县，它的县城是中坜，后来单独成市。时任省议员的许信良，学生时代因聪颖、学业出色而被国民党欣赏，受到特殊栽培。但他的独立性太强，国民党觉得他虽然很聪明，但不受党的控制，就不再提拔，另外安排人选当桃源县长，并明确禁止他去桃源参选。而许信良公然抗拒党的指示，私自到桃园县去竞选县长。这就激怒了国民党，把他开除出党。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舞弊去竞选，结果舞弊行为被民众揭发，成了丑闻。而许信良居然在一元化党的桃源县范围内，竞选成功，当选市长。于是选民与警察发生了强烈冲突，就是所谓的中坜事件。中坜事件说明台湾的选举来之不易，不是恩赐的，而是选民履行自己的权利争取到的。  

　　由于每两三年都有竞选，长期以来，民众得到民主的训练，素质慢慢地提高。另一股潮流是民权运动。国民党的元老雷振，创办《自由中国》，由开始的为党国服务，转为为公民、选民服务，再后来要建反对党，结果被查封。后来出了个《大学》，再就是《政治政坛》，这三个杂志前仆后继，有很多人写稿、办刊，这些都被称作民权运动。  

　　后来最出名的是《美丽岛》杂志，它得到很多私人企业家赞助。“美丽岛事件”引起了很大连锁反应，导致多人被捕，其中八个被判重刑。很多人组织律师团为这八人辩护，其中有一个律师叫陈水扁。  

　　这两股运动合流，就成了党外运动，党外运动越来越有组织性，朝着建立政党的方向发展。1986年，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要开放党禁报禁，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党外运动分子认为蒋经国不错，担心他去世政局动荡，因此一百三十个人紧急行动起来，宣布民进党成立。  

　　而此时国民党并没有开放党禁，他们捷足先登，主动建党。有秘密警察拿到了情报汇报给蒋经国，只等他下达最高指示，就进行镇压。但蒋经国说“运用权力很容易，最难的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用。”因此他没有批示，对民进党的成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是台湾在宪政转型道路上的重大突破点：1986年9月28号，民进党成立。  

　　民进党搞台独当然应该反对，但除台独之外，民进党对内政、文化教育还有很多观点。它的前身是党外运动，代表了大众一些观点。民进党的上台，是具备一定的群众和民意基础的。  

　　选举运动、民权运动两种潮流朝着同一方向，日夜叩击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最后独裁政权垮台了，宪政、民主取代独裁、集权统治，而且基本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转型。  

　　台湾社会转型的启示  

　　台湾社会转型有何启示？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在中国大陆是光荣解放的时刻，当时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人均GDP约为100美元。现在能找到的可比资料是2007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是1249美元，台湾则为17252美元。拿1951年的GDP跟2007年比，中国大陆增长了25倍，台湾增长了125倍。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差距？而且包括最近的高增长在内。  

　　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台湾没有在1958年高举人民公社总路线，没有像中国大陆饿死了3756万人，这个数字来自于解密资料。而国防大学的辛子陵教授表示，该数据是就低不就高，据他的估计在四千万人以上。台湾有没有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台湾为什么没有饿死三千多万人？为什么没有发生文革？因为它有宪政，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折腾，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成熟的、完善的宪政体系。  

　　从台湾宪政转型进程还可以看出，进步不是自上而下赐予的，这个动力，来自于基层，上层只是在推动。都是来自底层爆发的压力，迫使上层做了一些改变。（原载《长城月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