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与民主转型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的卷入民主化浪潮，各种民主及民主转型理论也不断涌现。本文指出经济发展及其所造就的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了韩国民主化转型的深入和发展，从韩国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正关联关系，经济发展对于民主转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亨廷顿所认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型或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地区的民主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韩国就是顺应了这次民主化浪潮，于1987年实现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韩国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之前的威权统治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汉江奇迹”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奇迹和缩影。在这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前后相继出现，这就让人联想到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某种关联，本文试图对韩国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转型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经济发展对民主转型的普遍意义。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关系主要观点回顾

　　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的关系非常复杂，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对于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也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早在2000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肯定了一定的财富和闲暇对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则强调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产生现代民主的主要推动力，资产阶级运用议会系统和民主机制从传统精英手中夺取了国家的统治权。上个世纪60年代，李普赛特(Lipset)对大量令人信服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民主政治要求较高的财富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水平。[1]换句话说，经济发展即使不是政治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至少是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积极作用。亨廷顿也认为经济发展对实现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时甚至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2]

　　三、经济发展对韩国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

　　韩国经过威权统治时期近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得到极大增长，不但摆脱了积弱积贫的面貌，还一跃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威权政体的统治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越来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背离，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期，走入民主转型的康庄大道。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财富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社会结构的变化、国民民主政治观念的增强，以上因素又影响到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这一切都推动了韩国民主转型的发生和深化。

　　（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带来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民主政治观念的形成以及中产阶级的发育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候，就会产生变革陈旧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从而使旧的政治体制丧失合法性。韩国在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现代化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巨大的经济成就则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首先，经济的现代化带动了韩国社会的进步，这有利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其突出表现就是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参政意识较强的中产阶级，而这样的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产生和扎根的沃土。[3]东亚国家的民主政治转型不仅是以中产阶级的崛起为基本前提，而且还以公民社会的兴起为先决条件，并构成了政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4]

　　其次，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变了韩国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群体的人数激增，教育程度提高。韩国从1981年到1991年，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由60.2万增加到134万。近年来，由于韩国大学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韩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超过了50%，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居世界第3位，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5]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相互信任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也越倾向于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有利于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而且大大提高了民众参政、议政的能力。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公民素质，换句话说，“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它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6]

　　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培养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观念。由于特殊的地理是历史原因，儒家的思想文化对韩国的政治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韩国民众普遍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伴随着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韩国国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逐渐与西方式的民主思想相融合和碰撞，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民主政治文化。现代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自由开放和公平竟争为主要原则和特征，因而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形成。韩国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愿望明显增强，参与性的民主政治文化逐渐孕育和成长，这为民主化准备了思想基础。

　　（二）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现代化是韩国政治转型的前提条件。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大大提高，产生对民主的内在诉求，特别是在早期民主化的国家中。[7]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韩国的社会结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不管是在从业结构上，还是在阶层结构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服务业和中间阶层的变化最为迅速。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孕育出许多新的利益要求、新的组织团体、新的社会力量。随着新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壮大，势必要求改革旧的政治结构，从而促进向民主政治的转型。[8]

　　同时富庶的中间阶层，即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日趋壮大，更使得他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从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比较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事实证明，在韩国，惟有在80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都市中产阶级队伍之后，社会上的民主化运动才对威权政权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汉城的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动员也许才是在1987年迫使政治步入民主的最重要因素。”[9]

　　（三）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素质提升以及社会结构变化促使政治精英阶层在民主化过程中采取有利于民主转型的战略选择

　　尽管经济、社会因素在民主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仅仅为民主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政治领导才能使民主真正成为现实。[10]纵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多数实现从威权主义统治到民主统治的国家，其转变的初始动力都是来自精英阶层而不是普通大众。民主化的实现主要是有上层推动的，而不是底层群众。[11]在民主化初期，在精英们看来，与其被要求民主化的力量从下而上将他们推翻，还不如自己参与其中来控制这一进程，这样才不至于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失去更多。

　　面对不断高涨的民主化运动，权威统治集团日益显得不安和恐俱，并导致集团内部的分化，同时，反对派势力也在分化中。韩国权威统治集团内部在民主化运动进程中出现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野，而反对派则出现了以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学生为代表的激进派。如何把握和利用这种分化，从而形成对向民主政治转型较为有利的政治力量分布，往往是政治转型能否顺利和成功的关键。[12]如何控制民主化的进程，不至于韩国政治系统的崩溃，韩国的改革派精英和反对派精英最终选择了相互妥协。正是这种策略的互动推动了韩国民主政治的顺利转型。

　　四、经济发展推动民主转型的普遍意义

　　以上对韩国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转型关系的分析，使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即经济发展对民主转型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对民主转型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上面的分析仅仅是对韩国一个国家的分析，到底经济发展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有利条件来推动民主转型？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

　　第一，经济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加。虽然财富的增加本身不能构成向民主转型的条件和原因，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民关心和参与政治生活需要一定闲暇，而闲暇只有在具备一定财富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公民只有有了闲暇之后才有可能主动去关心、参与政治生活。财富的增加尤其是国民财富的普遍增加对于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经济发展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开阔了人的视野，使他能够理解宽容的必要性，提高他在选举时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如果说教育不能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它至少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变的更容易些。对不同国家的比较资料证明：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国家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虽不能说高水平的教育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证据显示，它近乎民主的必要条件。[13]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培养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观念。现代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自由开放和公平竟争为主要原则和特征，因而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形成。

　　第四，经济发展也带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以下层阶级为主的金字塔形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转变。从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比较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上列举的几点都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对民主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积极要素，具有普遍意义。民主转型的成功需要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为前提，经济发展正是形成这些条件的重要推动因素，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与韩国民主转型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对韩国向民主的过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发展的这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因果链来实现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带来一系列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因素。

　　虽然理论和经验证明了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但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这个观点不能解释相对贫困的印度有民主而富裕的新加坡无民主的现象，因此它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根据历史和现实并不能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虽然经济发展不能决定民主化的进程，但也不能否认，贫穷的国家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如果一个国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扩大教育范围和提高教育程度，至少可以为民主化奠定基础。

　　注释：

　　[1][6][13]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4页．第31页，第31-32页．
　　[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页．
　　[3][9]张组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第317页．
　　[4]杨鲁慧．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东亚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6（l）．
　　[5]赵利济编著．张慧智译．韩国现代化奇迹的过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7][10]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8][12]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第110页．
　　[11]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参考文献：

　　1、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赵利济编著．张慧智译．韩国现代化奇迹的过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原载：《法制与社会》2009.11。独家整理：中国转型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