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扫描校对：中国转型智库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威权主义政治在国际范围内的崛起成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许多从殖民体系中刚刚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目睹了他们的政治强人以民族复兴的政治口号将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到一个政治实体中来，这些民族英雄在承诺给予他的人民以民族尊严的同时，还经常以富裕、平等等诱人的目标动员民众，将政治支持的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狭隘的民族情感并没有变成面包、工作和住房，革命之初的民族英雄既没有捍卫民族尊严，也没有兑现他们的政治承诺。当那些狂热的民众恢复理智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这个新阶级的核心人物正是当初民众奉若神明的民族英雄，革命之后，民众不仅没有分享革命成果，相反，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一无所有。威权主义国家经济的全面衰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政府的普遍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众对政治强人的政治信心，政治合法性出现了大幅度地下降。革命者对领袖的失望以及对革命的痛心疾首，最终促使他们又重操旧业，进行一次新的革命。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并不是对上一次革命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再次宣泄，他们甚至在革命的形式上都竭力寻求非暴力的政治行动。这些政治行动或政治革命被政治学家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那就是“民主转型”（transition to democracy）。

这次世界范围的民主转型开始于1974年的西班牙，但是佛朗哥政权的垮台并不是民主转型的终结，而是民主革命的导火索，向往自由与平等的人们受到欧洲人热情的鼓舞，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西班牙人的政治实践，民主运动飘洋过海，遍布五大洲。难怪亨廷顿称这种滚雪球式的民主革命为民主“第三波”浪潮。新的革命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对旧革命的超越。革命者似乎从旧梦中苏醒过来，一反英雄崇拜的怀旧情结，用行动来争取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而不是政治强人的盲目追随者。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那些用自己的生命与智慧换来的新制度仍然只见领袖不见公民，那么革命注定是为独裁者所利用。革命的成果必须被革命者平等分享，公民必须成为主人，政治生活的决定者必须是公民本人。新革命与旧革命的明显区别，就是革命的主角发生了变化、分享革命成果的角色发生变化、主导政治进程的角色发生了变化。70年代开启的民主“第三波”运动成为继威权主义崛起的另一个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

民主转型是一场彻底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它引导人们去不断反思，思考民主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系。人们或许会思考，民主是否代表着人类共同事业和追求、民主是否是解决人类生存的唯一模式？而且，人们还会思考，人类是否真的已经彻底唾弃了威权主义政治？自由民主的现实命运是否真的如福山所言已经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思考民主的未来与人类的命运是一个诱人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和兴趣。对于政治科学来说，关注现实远比关注未来重要，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政治科学以研究历史的方式关注未来。因此，我们会问自己，民主革命在过去做了些什么？它们是怎样发生的？需要什么条件吗？革命运动中都有哪些参与者？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呢？民主转型为什么在有的国家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却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呢？等等。

政治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传统的民主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即民主化研究。这种研究路径更多地沿着民主运动是如何发生的、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巩固等方向进行。从事民主化研究的学者或者出于学理关怀，或者出于民主推广的价值关怀，对于从威权主义政治向自由民主的转型给予超乎寻常的关注。从方法论上来说，这些学者更多地运用结构方法来探究转型。他们通常从事的工作是，在那些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发现促进或阻碍民主转型的因素，从而得出一般结论，认定其他国家只要具备这些结构因素也会发生民主转型。结构方法通常集中分析经济增长、市民社会、国家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阶级结构等因素对民主转型带来的可能影响，但是，这种方法经过反复验证之后，人们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对民主化的解释存在不足。政治学家会发现，同样的转型因素在两个国家当中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一个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但是另一个国家却仍然长期处于威权的控制之下。结构方法的研究一般遵循从社会条件直接推导出民主转型，至于这些条件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却没有给出答案。

从社会条件直接推导出民主转型的结构研究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政治学家的普遍怀疑与批评。人们在这两者之间直接画等号通常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民主转型真的如政治学家所发现的那样，由若干个社会条件因素可以直接推演出民主化吗？二是人们忽视了对民主转型的过程研究，各个国家之间的转型之所以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因为这些社会条件的不同组合导致的。因此，在查尔斯·蒂利和道格·麦克亚当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过程方法开始成为当今民主转型研究的流行方法。政治过程方法注重分析民主转型中的精英与民众的互动，而不是仅仅关心民主化的初始条件和最终的结果。从结构方法向政治过程方法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民主化理论的先天不足，政治学家可以进一步解释，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在社会条件相似的威权国家中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与结构方法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政治学家往往倾向于以“精英中心”作为民主转型的路径选择，他们习惯于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民主转型是如何在精英之间达成的协议下完成的。或者说，民主转型遵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方式，政治精英是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角色和推动力量。但是，这种理解民主转型的视角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在那些由政治精英主导的民主革命中，我们发现民众的集体行动呼应了精英的动员，他们以公开抗议的形式给予那些寻求民主化的精英以支持，直接瓦解了保守派的反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另一种民主化的模式，那就是在缺少精英参与的情况下，民众的集体行动直接导致了民主革命、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了民主制度。因此，政治学家对民主化开始了新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民众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不管民主转型是否由精英主导，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缺少民众的公开抗议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也是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模式。于是，2001年，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和西德尼·塔罗联合推出了《抗争的动力》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抗争政治理论”，标志着抗争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书试图在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之间建立理论联系，探讨社会抗争是否能够促进民主化、社会抗争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民主转型以及社会抗争是如何促进民主转型的。本书的方法论既有结构方法也有政治过程方法，因为仅仅采取其中一种方法论都不能完整而全面的解释威权主义的政治变迁。与结构方法相比，我们的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增加了对民主转型的过程研究；二是不仅关注政治精英的政治行动，而且关注民众的集体行动，从社会抗争的角度去观察民主化是结构方法研究很少涉及的。与政治过程方法相比，我们的优势有三点：一是增加了对民主化的结构研究，仅仅从政治过程入手也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二是我们只关注威权主义社会的社会抗争为什么以及如何促进民主化，而不涉及社会抗争为什么以及如何导致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三是我们只对威权主义社会的社会抗争进行研究，而不涉及那些成熟民主社会的社会抗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再重复一遍，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不同类型的威权主义国家社会抗争为什么以及如何促进了民主化，其方法论包括结构方法和政治过程方法。

“民主转型”这个概念是由罗斯托率先提出的。作为革命概念的后继者，它一经提出就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极权政治的结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二是暴力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有增长的趋势；三是人们在经历过反民主的痛苦之后开始疏远意识形态。说得直观一点，民主转型相对于革命来说，其过程与结果更加具有渐进、和平的特点，它不像革命那样，往往伴随着暴风骤雨和相当程度的暴力行为。对于民主政治的后来者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代价更小、收益更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在我们观察的民主转型国家中，迄今为止很少国家能够摆脱暴力现象，即使在那些和平转型的国家，小范围的暴力和大范围的社会抗争都难以避免。如果民主转型真的能够找到实证，即转型在缺少集体抗议的情况下完成，那么我们这项研究基本可以说是失败的，或者至少是部分的失败，因为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任何国家在朝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都不能避免集体抗议行动，而且这些集体行动正是威权崩溃的主要动力。因此，民主转型包含着和平革命的诉求，但并不排斥集体行动的可能。

社会抗争（contention）是我们研究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在蒂利及其同事们系统地提出抗争政治理论之前，社会抗争的类型在学术界通常是以革命、社会运动、罢工和“日常抵抗”而出现的，围绕这些类型而形成的理论模型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解释的鸿沟，给人杂乱无章的印象。事实上，正如蒂利等所言，这些抗争形式尽管类型各异，但是它们却都因相似的机制与过程而发生与发展。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尝试着将传统的集体抗议形式归入到社会抗争这个大框架中。在他们那里，社会抗争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抗争是偶然性的，它不同于有计划的、定期的政治活动，如选举；二是抗争是集体性的协同行动，那些缺少协同性的个人行动则被排除出研究范围；三是集体行动是冒犯性的（transgrassive），它不同于那些按照国家规定的日常行为，如投票；四是公共性的，集体行动者的诉求排除了个人或公司的私人目的；五是政治性的，政府是集体行动的诉求目标或第三方。对民主转型而言，社会抗争比日常政治更加能够影响到政权的变化。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各种非民主政权，政治学界曾经给予五花八门的分类，但是，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认同度相对较高的概念。布热津斯基和胡安·林兹是这一研究的先驱者。但是，早期的类型学研究只是将政体一般地分为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类型，而没有对之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第三波”民主转型运动催生了威权主义次级类型的研究。亨廷顿在《第三波》里将威权主义政权分为三种：一党制、军人政权与个人独裁。随后，巴芭拉·格兹在亨廷顿的分类基础上，细致地考察这三类政权的崩溃过程。与我们的研究相近的是，两位欧洲的政治学家利用上述分类，研究社会抗争的类型与威权崩溃的关系。但是，政治现实的演变永远是政治学向前发展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民主转型，然而，转型后的国家在经历了短暂民主革命的快感之后，威权主义的政治困扰仍然挥之不去，人们似乎感觉到再一次回到了威权主义的大家庭。21世纪，在忍受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痛苦之后，东欧国家的人们通过所谓的“颜色革命”再一次尝试民主转型。不论这种转型目前是否已经达到了民主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给予考虑的，即这些国家的第一次转型之后的政权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政体？在转型理论家看来，这些政体不同于上述三种威权主义政权类型，因为它们或多或少都建立了准民主的政治制度。戴蒙德把它称作“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而李维特斯基和维则称之为“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不过，尽管新的政体类型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拓展了新空间，但是，正如李维特斯基和维所言，混合政体和竞争性威权都属于非十足的民主制度和威权制度，这对于我们来分析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有不便之处，实际上，考察混合政体和竞争性威权国家中的社会抗争，可以另作专题，专门研究，因此，我们还是沿用民主化研究中最通行的分类：一党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在一党制政权中，一个主要政党垄断了各种重要的政治职位，并掌握着最重要的决定权，尽管其他政党在这种政权中合法地存在着，并且获得参与选举的机会，但是，它们从未获得过执掌政权的胜利，甚至对那个主要政党构不成任何的政治威胁。墨西哥是一党制威权政权的典型代表。在军人政权中，一小部分军官决定着由谁来统治、由谁来进行决策。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制民选领袖来实施政治权力。20世纪80年代，民主转型之前的韩国是军人政权的典型。个人独裁政权不同于上述两种政权，因为接近职位的机会更多地取决于最高领袖的信任。这个领袖也许创立了支持自己的政党，但是，既不是军队也不是政党来实施独立的决定权。20世纪70年代的西班牙是这种政权的典型。

虽然蒂利批评民主顺序论，但是，民主化的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罗斯托那里，他将民主转型的过程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准备阶段，非民主政权的崩溃；第二是决定阶段，开始建立民主秩序；第三是巩固阶段，民主进一步发展。罗伯特·迪克斯专注于威权崩溃的过程，他把这个过程按照先后顺序归纳如下：

去合法性→反对派结合
––––––––––→退出保障=政权崩溃
政权排斤→精英分裂

奥唐奈和斯密特在20世纪80年代做了同样的工作。他们将民主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自由化（或竞争）和包容性（参与）。在他们看来，民主转型的开端是自由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在职的威权者扩大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反对派政治空间也因此产生，虽然反对派的活动仍然受到威权政权的控制。例如，在巴西，1974年，政府降低了新闻审查的强度。在东欧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首先经历了自由化的阶段。它从一党多元开始，人们被允许在同一个政党推荐的不同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接下来的阶段，反对派导致在威权政权中引入各种多党制度。但是，自由化并不等于民主化，民主转型只有在完成了第二阶段任务之后，才能够说一个完整的民主转型结束了。这第二个阶段就是民主巩固阶段。所谓民主巩固，意味着所有的民主制度已经被建立起来，并且新的民主制度能够通过和平的选举将权力转交到反对党手里。也就是说，民主能够面对各种挑战。在民主转型的实践当中，民主化的三个阶段或两个阶段有时候会颠倒顺序，在有的国家省略了自由化的过程而直接进入关键阶段，而有的国家民主化过程虽然也是从自由化开始，但是它总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甚至表现为向威权的倒退。民主转型的条件异常复杂，只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民主转型的过程与结果就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来。

民主转型还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哪些人参与了民主转型的过程，或者说，是哪些人推动了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我们通常可以发现三类人：一类是政治精英；第二类是反对派；第三类则是民众（也称挑战者）。但是，我们还可以对这些类型进行细分。在政治精英当中，那些坚持以强制策略对待民主转型诉求、反对在社会当中实行自由化改革，他们被称作强硬派（hard-liners），而那些坚持开放政治系统、给予社会以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政治精英则被称作温和派（soft-liners）。在反对派那里，同样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温和派，他们主张渐进的、有条件的与政治精英进行谈判，在权力分享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并对威权者的处治实行仁慈的方式；而另一种类型是激进派，他们在争取民主转型过程中，主张独享民主胜利的成果，拒绝与威权者讨论权力分享的问题，严惩威权者。行动者的行动与彼此互动决定了民主转型的不同模式，例如，政治精英中的强硬派与温和派的互动形成内部协定的模式，反对派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形成内外谈判的模式，民众或挑战者的行动则成了民众动员模式，而民众与政治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则形成了社会抗争模式。任何一种转型模式都是由这些行动者的行动决定的，但是，行动者如何行动则取决于转型的各种条件。

从事这样一个问题研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一方面，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无所不包；另一方面，理论深度极其复杂，就学科而言，它横跨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就专题而言，它主要涉及抗争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在这样一个篇幅里对所有方面进行详细的讨论是不可能的，很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因此，本书留下了大量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命题。读者应当十分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本书为什么没有就国别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本书最现实的目标是，在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之间提出一个框架性结构，从一般意义上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国别的研究也应当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本书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不同类型的威权政权是否会有不同的转型模式。不同的威权政权面对社会抗争的时候，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转型特征，有的政权对抗争的冲击会表现得脆弱一点，而有的则相反。这一点我们在结论部分会给予简短的说明。在第三部分，我们的分析基本上撇开了不同的政权类型，很少涉及相互比较问题，原因在于，这样做过于复杂，而且很难在一般意义上进行讨论，除非进行案例研究。总之，上述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本书的不足之处，但是更希望它们能成为未来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缺点和优点总是形影不离，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创立也许给自己留下更大的麻烦，因为批评也许更加猛烈。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如果能够在攻击中不断进步，这正符合攻击者与被攻击者的心愿。

本书由四个部分十个章节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民主化与社会抗争的主要理论，并明确提出以政治过程来定义民主和民主化，为后面的分析作好铺垫。第一章主要是有关社会抗争理论的演变历史的，从社会运动理论到革命理论再到抗争政治理论，这三个发展过程，展示了社会抗争理论的前后相继关系及其最新的发展趋势。本书对社会抗争的研究，是以蒂利等人开创的“抗争政治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通过该理论的过程与机制来观察抗争是如何促进民主转型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是有关民主转型理论的，历史上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是通过第二章的几个因素来推导民主转型的结果的；第三章评述了学术界关于民主转型的儿种模式，并以过程民主为我们的分析基础，提出社会抗争为民主转型的主要模式。

第二部分是有关民主转型的结构因素的，它们曾经是结构主义研究民主转型的因果变量。在我们这里，这些变量只是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社会抗争出现的时候，或者说从社会抗争的角度来理解民主转型的时候，它们才具有意义。第四章将威权主义政权类分为个人独裁、一党制和军人政权，并分别从纵向权力结构、横向权力结构以及决策模型对三类威权政权的政治结构展开分析，这种以政治排斥为主要特点的政治结构必然带来政治衰败的结果；第五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威权国家形成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进口替代模式，这种模式表现在经济结构上则是国有经济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其他行业相对薄弱；由于威权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并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其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因此，地区与人口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接踵而至，国家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不平等，不平等带来社会怨恨，而社会怨恨则为社会抗争提供了心理基础；第六章是有关社会变迁的，作为政治结构与经济因素的结果，社会变迁反映了威权社会里人们价值观、组织形态和相对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些变化为社会抗争创造了直接条件。正是在新的价值观、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社会地位发生转变的时候，抗争的动力才真正形成，或者说，威权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潜在力量才被真正释放出来。社会变迁的动力尽管来自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但是，威权者自身无法避免这种变迁，它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变迁，或者使用政治和强制手段，将社会变迁引导到其他方向。但是，社会转型注定迟早会发生，由此产生的对抗威权主义统治的要素也注定会出现，被威权者延误或引导的社会转型过程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社会抗议。

第三部分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抗争的过程与机制上来。第二部分的三章简单地图绘了威权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们是我们理解民主转型的重要视角和变量，但是这些结构不会自动地将这些社会带入民主政治，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会主动地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这些结构，只有当这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威权统治的终结力量。在民主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中，政治学家将这个外在的力量定义为社会抗争。社会抗争本身很难挑战威权统治，或者说，社会抗争在缺乏了一定的结构条件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发生，但是社会抗争是促进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因为它通过抗议的形式将各种反威权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摧毁威权政权的统治基础，以多元政治代替寡头政治。那么，社会抗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主要讨论了促进民主转型的三个基本过程，在每个过程中存在着若干个核心机制。第一个过程是抗议动员，它一般由机遇螺旋、机遇-威胁归因、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系构成，它们使抗议保持一定的规模和强度；第二个过程是认同构造、类型塑成、边界激活、居间联系和对象转移机制共同塑造公民身份，塑造抗议者团结、反对威权者的政治认同；第三过程是抗争转变，这个过程由扩散与效仿、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精英背叛机制构成，它们共同作用将地方性抗争和非政治性抗争，转变为以民主为政治诉求的抗议活动。

第四部分是结论，简要地概括了作为民主转型主要动力的社会抗争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扮演威权主义政权崩溃的角色；社会抗争促进民主转型的方式，主要通过激活威权社会那些反威权的因素来实现转型，它是一种催化剂，使得威权主义政权发生化学反应。

注释：略。

（原为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一书“导言”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