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状况概述 　　从60年代初开始，韩国经济逐渐步入了持续高速增长阶段，1965到1990年韩国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7.1%，为世界各国之首 ，并在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从70年代后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韩国的“经济奇迹”。 　　而中国早期对韩国的研究被包括在亚太研究、东亚研究尤其是“四小龙”经济奇迹的研究中，论述韩国现代化问题的专著数量不多，但近些年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这是因为在东亚“四小龙”之中，只有韩国具备一个典型国家的特征，它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更具有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研究韩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的著作都开始增多，国内目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按照对韩国现代化原因的不同侧重，大致可以分为亲善市场论，国家中心论，文化论，外因论以及综合论五个方面。 　　二、研究成果介绍 　　（一）亲善市场论 　　这一派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研究韩国的腾飞，并认为韩国的经济成功是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发展型国家”虽然功不可没，但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并扶植其迅速成长，从而促进高积累和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国家干预经济只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成熟。 　　因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关注韩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产业政策，而因为60年代到80年代是韩国经济起飞、快速增长的阶段 ，也被认为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多集中在这一阶段。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张蕴岭、张志超、朴昌根、张东明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 　　1、“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这种模式的本质仍然是以私有制、自由竞争和由价格调节资源配置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并重。但与其他“小龙”不同的是，韩国政府的“开发专制”在宏观调控上更广泛、直接、更具强制性。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以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规定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通过指示性（而非指导性）的计划、控制经济参数的方式、甚至在极多场合下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政府的主要经济决策。 　　这一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政府主导在方向和政策上适时、适度、没有大的失误，并且在发展战略和管理方式上能够及时适宜的调整；在推行决策方面，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置较为完备合理，能够有效控制银行等关键部门，使政令得到有效的贯彻；而依靠扶植和发展大企业集团的方式又为韩国建立了有竞争力、扩展力的主导产业。但80年代以来这一模式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某些过度干预造成部分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供求关系，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相对缓慢，进口歧视性政策引起双边摩擦，腐败问题等等。因此随着政治上总统直选制的实施、民主化进程的展开，这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也开始向“民间主导型”转化，但调整速度相对缓慢，政府的作用仍十分强大。 　　2、宏观调控：高度集权与专家管理相结合 　　“政府主导型”体制的运作是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手段展开的。 　　首先，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政府设置了由副总理直接负责的“经济企划院”，来协调各经济部门的矛盾，制定中短期经济政策；政府还设置了开发研究院等一系列研究机构，进行官、商、学对话，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最后还设置了由总理直接负责的中央经济委员会，审议经济企划院制定的计划和政策。 　　其次，在计划实施机制方面：如果说经济计划的制定阶段是专家管理起主导作用，那在实施阶段，就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发挥主导作用了。因为政府掌握了投资主导权，包括直接的财政投资，通过各种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流向（韩国银行执行预算的决定权是交给政府的），这样政府就掌握了私有企业的命脉，用信贷配置的方式将其纳入政府计划的轨道。另外，通过各种机构和途径，政府和企业已经形成了建设性沟通合作的传统，也有利于政府推行其经济决策。 　　3、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调整 　　高效有力的经济决策机制为韩国确立了极为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首先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建立自主经济体制，然后抓住国际市场的机遇确立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技术，扶植优势产业，鼓励和支持出口；选择优势起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用低工资政策保证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适时进行结构转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4、微观基础：私有企业 　　政府对企业的经济干预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是为了补偿市场的暂时失灵，发挥私有企业的活力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韩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仍然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 　　首先，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国有资本占主体，但国家很少直接占有、经营企业，而是用国有资本来扶植财阀私企。 　　其次，以私有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作为补充，是在关键领域为了战略原因而非利润原因进行布局。 　　最后，私有企业的特征：政府扶植；平均规模大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财阀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向巨型化发展；家族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现象普遍；有限竞争，政府为经济起飞，加强财阀的垄断地位，来集中力量占领国际市场，因此鼓励兼并，当然企业间的竞争仍然相当活跃，这是经济活力的源泉。 　　5、调整中的经济体制：向民间主导和国际化发展 　　这种在经济起飞阶段起到关键作用的经济体制在80年代以来开始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韩国也在积极调整，向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国际化发展。 　　首先，在国内市场上，放宽管制，将政府制定、实施经济决策的权力更多地交给民间，也就是更多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解决资源配置和投资的非有效利用、抑制金融市场和腐败问题。 　　其次，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出口导向政策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带来贸易逆差、易受发达国家市场变化冲击、面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飞带来的出口竞争挑战以及“奖出限入”等补贴措施面临WTO自由贸易原则的制约等，因此政府推行国际化政策，把企业全面推向国际市场，按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更新，提高竞争力。 　　总体而言，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政策和体制适合了本国的特点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本国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其最主要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以及不断的调整，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非常有效，对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面临更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时，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韩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政策和结构上的调整，以解决这种模式遗留的各种弊端，增强市场的作用，提高社会公平。 　　（二）国家中心论 　　这一派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不足以解释韩国的经济奇迹，因为类似甚至相同的经济政策在很多国家都推行过，但都没有取得韩国这样的成功。因为任何经济体制和政策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运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指导市场经济、并推行既定的经济战略，都决定了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成败与否。而韩国政府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政府主导了经济发展。 　　因此这一派的学者强调研究韩国的政治制度，他们不但考察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关注体制本身的形成、性质和变迁。这部分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威权主义政体研究，因为这部分主要对应经济上的起飞、高速增长阶段，所以主要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关注威权政体的建立、特征以及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因为民主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以及民主化的著作和论文也为数不少；第三， 　　从行政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考察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下面就分别介绍这三方面的观点： 　　1、威权主义政体研究 　　韩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61年朴正熙军人专制政权上台，这个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革，建立了威权主义政体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它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也奠定了韩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以尹保云、赵虎吉、任晓、李晓等为代表的学者针对这一阶段的韩国威权政体建立的背景、形成、特点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详尽的历史研究和理论分析，主要观点如下 ： 　　（1）威权政体的历史传统：儒教国家与殖民地传统 　　首先，韩国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儒教国家，它甚至保留了比中国更完整的儒教伦理体系，这种传统留给韩国的是集权官僚的政治结构，社会按照严格的等级制组成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控制，统治精英形成不同派系，展开激烈角逐，失去了凝聚力；儒教伦理成了规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价值准则，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政治文化基础。这种严格控制社会的传统和统治阶层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也限制了韩国社会的发展。 　　其次，韩国有过被日本侵略殖民的历史，作为殖民地依附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这一阶段集权官僚制度的架构得以保留，但结合了日本的以严密的科层组织为基本特征的官僚组织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和严酷的统治手段，机构的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日本在韩国推行殖民地化的经济政策，如土改、货币金融改革、建立符合日本需要的工业。这种强制性的追赶型现代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但远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了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并给人民心理留下创伤，产生反现代化的社会倾向，但这一历史也强化了韩国原有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 　　（2）威权政体的建立：从集权官僚制到民主尝试再到军人专制 　　首先，经历了民族独立、南北分裂和美国军管的韩国在李承晚政权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其表、集权官僚其里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权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归属财产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美国的大量援助，这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的自主度，使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奠定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使实质政治过程滑向了传统权威主义。因为这一政权不以经济增长为先，反而权力斗争不断，全面腐败，无法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发展，终于在1960年被“4?19”学生运动所推翻。 　　第二，李承晚政权被推翻后，成立了以张勉为总理的民主政权。这一政权完全采取了西欧民主体制的政制架构，但当时的韩国不具备这种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条件，对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取消后，带来的不是有序和繁荣，而是无序和混乱。政府无力控制住混乱的政局，终于在1961年被朴正熙为首的军人领导的“5?16”政变所推翻。 　　最后，朴正熙军人政权上台后，迅速控制了局面，整顿了政治、社会秩序，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单一国家目标，并制定了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即牺牲政治发展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走专制发展之路。 　　（3）威权政体的特点：“经济发展第一”与专家治国 　　首先，朴正熙政权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单一国家目标，并选择威权主义为发展道路：它专制的主要对象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部分，即传统的集权官僚政治，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革除了体制内低效腐败、热衷权力斗争的官僚政治传统；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基金来自国外，企业依赖政府提供贷款，从而避免了拉美国家官僚政治受利益集团制约的情况，并且政府有军事强权和美国的支持，强政府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也都予以配合。这样政府就能够专注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开展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变革。 　　其次，改造集权官僚制，实行专家治国，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科学化、理性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机构的变化：大批受美国文化熏陶、年轻务实、重视知识技术、讲究效率的军人进入中央领导层和各级政府机构，优秀的文职官员也得到重用，行政队伍的素质全面提高；行政机构分化，出于服务社会生产的目的，建立“经济企划院”等部门，机构职能化、专业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央奉行“经济发展第一”，遏制官僚机构同化知识分子。第二，朝外向型政治经济的转变：这是传统内向型政治制度和思想中旧价值体系的一大转变，韩国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本着“经济实用主义”的原则，实行外交立场“中立化”，同多国建交，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从而引进资金技术，扩大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这标志着韩国从对内垂直控制剥削的集权官僚体系，转变为对外横向联系交往的体系。第三，反腐败斗争：这是改造旧的集权官僚制，维护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战略，但在威权注意框架下用自上而下强硬打击的方式反腐败，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这两大特征是威权主义政体改造社会，进而制定并推行经济战略的基础。 　　（4）威权政体的社会改造：分配、教育与农村发展 　　威权主义政体通过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进行了一系列配合经济发展的社会改造，包括：分配方面，土地改革完成后，再通过城市化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社会财富分配相对较为平均；教育方面，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加上传统文化使韩国家庭对教育重视和投入，为韩国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劳动力，教育发展快于经济发展是韩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发展方面，土地改革完成后，政府又主导推动了“新村运动”，用工业的发展来支持农业，把城市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向农村。 　　这些社会改造使韩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发展，较为平均的分配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些都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总体而言，对于威权政体的研究注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其背景、形成和特征，并认为威权政体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根本的政治条件，而历史传统和国际环境又为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是威权政体启动了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经济的起飞和持续高速的增长。 　　2、政治转型与民主化研究 　　韩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进程，最终实现了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这一过程使韩国突破了亨廷顿的“专家治国”模式的框架，不但免于社会矛盾激化而使体制崩溃，还顺利从模式中毕业，完成了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以朴钟旻、郭定平、倪炎元等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分别进行了实证的、比较的、综合的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第一，对于威权政体转型的原因，韩国的学者朴钟旻在“威权主义统治：政治支持与政府绩效” 一文中做了认真的实证分析，认为威权主义国家即使在经济成功时也会碰到政治困境，因为从韩国的经验看来，经济绩效对于威权主义合法性的发展没有多少帮助。他考察了韩国民众对于政治经济绩效的满意程度，发现民众对经济绩效给分高，对政治绩效（包括政治参与、政治自由、降低社会不平等）给分低，最终对政体的满意程度是降低了的。回归分析显示，政治维度对政府信用的影响比经济维度的影响大两倍以上，这说明威权主义国家以政治自由或社会平等为代价来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将降低而不是加强对政体和政府的支持。他进一步提出，威权主义的合法性有两个限度：政府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线，否则政体在追求它所宣布的规则上是无效的；也存在一个上限，如果经济因为成功的政府绩效而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政体就会因完成使命而不再不可或缺。这说明威权主义的合法化是偶然的，本质上是有界的。韩国威权政体试图用经济上的成就来削弱政治批评，但成功的经济政策已经逐步削弱了威权主义体制的理性基础。最后，他指出，民主体制的合法性是程序性的，因为管制冲突解决的博弈规则并不“预先决定”其结果，而威权主义的合法性是内容性的，它的基础是特定目标或规划方面的成就，要受到变化中的公众期望制约，因此导致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是转型的动力。 　　第二，倪炎元在《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一书中对威权政体为什么以及如何转型作了比较的分析。他采用了策略互动分析与制度分析为主，结构分析为辅的方式，讨论国家、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三个政治竞技场的制度联系的变迁，以及不同阵营的政治行动者在三个竞技场策略互动的政治过程。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一个威权政体的形成、巩固和转型，都是深植于其所处的历史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脉络中。 　　其次，当代威权政体的形成与巩固：在韩国，是国家军事部门的精英透过非制度性的政变手段独占国家机关，压制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建立威权体制，形式上与行政部门官僚结合成“军政同盟”式的军人官僚威权政体。 　　再次，威权政体转型的原因：与其政体性质和类型有关，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主要脆弱性在于制度化的危机。包括在国家竞技场上，军事部门的政治化与派阀化，行政部门的孤立化；在政治社会竞技场上，选举部门的形式化，议会与政党的边际化；而民间社会各部门则基于在前威权时期已被充分动员，以及政治社会的制度化机制被破坏，极易自主性的动员与国家直接对抗。国家受到来自民间社会学运、工运和在野政治势力以体制外对抗的方式的挑战。 　　最后，威权政体的转型过程：可以分为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首先，政治自由化即权力核心的精英逐步放松对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控制与支配，以及民间社会通过自主动员由下而上抗争的过程。韩国在全斗焕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后，已开始有限度的政治改革；民间社会动员上，改革前政体已面临激进学运的抗争，自由化改革进一步催化了社运规模的扩大。其次，民主化即权力更替的制度化。在自由化实现后，朝野政党开始针对规范权力分配的竞争规则展开策略互动，即两党内部和之间的分化、结盟、对抗、协商过程。韩国的反对党在1986年体制内修宪未成后，发动“千万人修宪签名运动”，与激进的社运团体结盟，以扩大体制外群众抗争的策略来迫使执政当局让步。 　　倪炎元认为，历史传统与国际政经结构都是影响威权政体巩固、危机、转型的重要脉络，而不同类型威权政体显现的不同制度脆弱性构成了不同的危机与挑战，它迈入转型的过程则是政治行动者在国家、政治社会、民间社会三个竞技场协商与对抗的策略互动过程。 　　第三，郭定平在《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一书中，运用政治转型研究中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在围绕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控制权方面的各自力量变化，作为解释政治转型问题的主要依据，由市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和由此形成的与国家的关系来解释政治转型）和战略选择理论（纯粹着眼于政治转型的事件和进程本身，将其看作卷入其中的各政治精英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而相互冲突、协调、合作的产物）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韩国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转型的背景、动因、进程、问题与前景。其主要观点为： 　　首先，韩国政治运作的环境如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国际环境等，都是理解其政治发展模式的背景因素。 　　其次，政治转型的先决条件：威权统治与社会转型。这是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对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做宏观的分析，其逻辑是：威权统治的建立推动了韩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和教育，有助于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扩大，这带来了社会力量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社会转型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兴起的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过程中分享权力，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国退民进”；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导致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加剧，反对势力的民主化运动因之高涨。 　　再次，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因素：精英战略。这是从战略选择理论的角度对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做微观的分析，韩国的政治精英在威权统治的自由化阶段、终结阶段、以及民主制的建立阶段所做出的战略选择是政治转型的直接因素。1985年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导致统治精英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出现裂痕，1987年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反对精英内部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主张，在这种不断的政治博弈和民众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中，统治精英与反对精英之间，各个派别之间，都在不断的分化、斗争、妥协、合作，最终以统治精英内部的改革派全面接受了反对精英的民主化要求为结局，完成了韩国的民主化转型。 　　最后，政治转型的巩固：成就和问题。在巩固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韩国完成了一系列民主化的任务，包括：清算威权主义；军队的职业化改革；推行地方自治；保障新闻自由；扩大团体参政权利。当然转型之后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政治腐败，地域主义，财阀政治，宪政体制不稳固，总统与国会权力严重失衡，政党政治不成熟等。 　　总的来说，韩国的政治转型是上下结合型政治转型模式，即由于经济发展促进了多元社会的形成，进而引发国民的政治文化变迁、民主意识得到提高，而面对经济政治不平衡的状况，市民社会的反对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民主化斗争，引起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在不断博弈中做出民主化的战略选择，当然，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韩国经验对于东亚政治转型的借鉴价值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威权主义是通向民主的必要过渡形式，激进民主化运动不能真正推动民主制的建立，渐进的民主改革是建立和发展民主政制的有效途径。 　　3、行政与现代化研究　　 　　这是从另一个不同于前两点的角度，即行政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研究制度与现代化问题，金东日在《行政与现代化——以中韩两国为例》一书中，提出了韩国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上位的行政与政治一体化”体制这一说法，并认为是这一体制从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他从几个角度考察了韩国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从体制上，韩国三权分立的主要意义不是分权制衡，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总统掌握执政党并通过执政党能够控制国会，因此三权分立发挥不了分权制衡的功能，它的意义在于制度框架和它具有的象征性含义（赋予这一制度框架以合法性，任何要改变这一框架的行动都会遭到社会的抵制，这有助于后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民主化），这一点使韩国具有政治和行政一体化的特点；作为行政首脑的最高领导人有极大的个人权威，这一权威和以等级性社会秩序为基础的国家集权体制一起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军人的政治介入深刻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它作为现代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最好的队伍使行政系统具备高效、科学、理性的特点，这两点使韩国具有行政上位的特点；此外，对韩国政治影响深远的是民众运动，韩国政治史上两次重要的转折均与之有关。 　　由上述分析可知，韩国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上位的行政与政治一体化”，而这一体制是推动韩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并且为政治民主化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 　　第一，现代化国家是理性国家，这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抽象的法规上，而在组织形式方面集中体现在官僚制上，经济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取决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而这根本上来自遵守抽象的法规和做出符合理性的行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可预期的法规是经济现代化的必须条件。 　　第二，韩国是由官僚集团这个比较稳定的组织以较强的一贯性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这一组织发挥最大和直接影响的，是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自朴正熙政权以来，韩国行政的稳定性和专业化队伍给韩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秩序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使政治上的动荡几乎没给现代化进程带来冲击性影响，这就是韩国在动荡且如此短的时间内从极贫困的国家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奥秘所在。 　　第三，行政也为民主化创造了条件，就是秩序、法制、合理性。 　　总体而言，行政对经济现代化和稳定社会秩序有绝对的影响，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远没有行政那样密切，这就是中韩尽管都实行“政治与行政一体化”的体制，但根据是政治占上位还是行政占上位，两个国家经济现代化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有很大差别的。 　　以上是从国家中心的角度，论述韩国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关系，关注制度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为经济、文化等提供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机制基础，并注重制度本身的现代化进程。认为韩国的威权政体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制度保障，而民主化则是韩国完成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行政上位的政治和行政一体化体制是纵贯整个政治发展历程的关键因素，既保障了经济发展，又促进了民主化进程。 　　（三）文化论 　　这一派中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任何的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制度变迁的成效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后者对制度功能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制度能够在一种文化中大放异彩，而同样的制度却不能给别的文化带来现代化的繁荣。因此他们注重从文化的角度，探讨韩国的现代化与韩国自身独特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不同于一些研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外国学者所持的“文化决定论”，后者认为儒教文化是东亚奇迹的根源，而大部分的中国研究者更强调文化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中发挥的促进作用，认为儒教文化不能自发的产生或主动推进现代化，但在现代化启动之后，它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儒教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作用，但可以在现代化完成后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这部分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 　　1、促进现代化的儒教文化 　　（1）儒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一派主要是总结了儒教文化中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诸因素，一般公认的观点是罗荣渠总结的三点：行仁政和集权主义思想与威权政体的关系；家族观念与企业组织的发展；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和人力资本的关系。对韩国的文化研究也集中在这几点，并有一些适当的补充 ： 　　首先，李光耀倡导的“亚洲价值”五大原则（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国之本在于家；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种族和谐与宗教和谐），被认为是儒教文化的精髓，它们说明儒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本身具有特殊主义色彩。 　　这种特殊主义表现在：儒教文化没有超越世界，它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不去探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则和规律；儒教文化的核心原则是家庭观念，为了确立家庭和在家庭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儒教分外讲究上下尊卑和亲疏远近，形成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内外里表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国家也是以家庭为根基加以组织的；儒教文化认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根基在于伦理道德观念，而不是基督教的契约观念。总体而言，儒教主张天地人的内在和谐，因此要建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秩序，主张人治和因人而异，这种特殊主义使儒教国家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带有特殊性质的现代化范式，韩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化的诸多方面，都能从儒教文化中找到出处或与儒教文化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其次，儒教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第一，儒教文化主张家长和上司权力至高无上，讲究上下尊卑，认可现有权威和秩序，十分有利于韩国精英集团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而儒教尊重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传统，是国家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社会秩序依旧得到较好的维系。因此韩国建立的威权政体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因为符合韩国的儒教文化传统，而得到社会各方面予以积极配合，使政府有能力维持这种政治制度和推行既定的经济政策。第二，家族伦理与企业组织的关系，儒教社会缺乏西方的契约观念、平等观念和自由联合的艺术，个人之间难以相互信任和开展合作，但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们之间不仅能够相互信赖，身份地位高的人对身份地位低的人加以支配，而且必要时人们能够为家族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韩国，现代经理制企业制度赖以产生和维持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儒教的家族主义传统为家族企业组织工业经济活动，推动社会转型，保证劳动力就业方面提供了深层次的支持。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多采用自上而下“家产式”的组织结构，经营权与所有权重合，经营高度集权化。这种模式在创业和经济起飞初期，给企业带来更大自主权，为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和资本积累精神提供了条件，集团具有凝聚力，效率很高，但后期也出现了专业人才参与经营管理机会少的缺点。第三，儒教社会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政府和家庭都极为重视教育，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使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而制度鼓励个人分配所得与社会地位均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家庭也大力投入教育，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韩国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形成，这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源泉。 　　总之，儒教文化虽然不利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但却能够适应甚至有利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在发展体制建立后，传统儒教文化自然会随之向适应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 　　（2）新儒教伦理与现代化 　　李庆臻和金吉龙在《韩国现代化研究》一书中，总结了新儒教伦理的特点，认为新儒教伦理是传统儒教伦理和基督教伦理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特征是：第一，强调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各种人际关系的中心，重视和谐以及对家、国的义务；第二，重视家庭；第三，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第四，儒教的基本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基督教的黄金律“你想让别人为你做什么，你就要为别人做什么”存在共通之处，因此提倡社会互助；第五，人的社会生活应按仁义礼智信等儒教规范来进行；第六，政府应是国民的规范和领导，应在经济发展中起领导作用并对国民福利负责；第七，儒教是今世宗教，它重视今世，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因此实用主义和务实精神较强。 　　这种新儒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王德复的《新兴经济学：观念、制度与发展——韩国经济起飞实证研究》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他首先考察了西欧尤其是英国现代化发展先于世界的原因，认为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改变了人的思想，形成了人文主义价值观，即人是一切的标准，人是自主的、完全独立的信念。这种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为人服务的制度创新，包括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这种创新是现代化的本质所在。 　　而韩国的工业化虽然与西方的进程有别，但促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都得以保留，如私有财产制、自由市场秩序、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扶持、对政治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为了解放人、进而激发人的创造性服务的。因此他认为韩国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即新儒教伦理，将东亚的儒家道德标准与西方基督教道德相结合，是东方重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西方注重实效的、重视经济目标的价值观念的混合物。这种文化通过对新兴社会力量的徐涛和感染，影响了政治结构和经济政策，最终产生了经济上的腾飞。 　　（3）儒教文化与整体号召机制  　　这一观点主要强调了儒教伦理对社会的动员和号召作用，从而使政府有能力实施它的计划和战略。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以忠孝为支柱的韩国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已经具有了新的社会文化意义。对君主的“忠”变成了对国家的义务意识（近似于民族主义），而“孝”则演绎成了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的伦理秩序。这二者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整体号召机制”，从而使国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韩国正是凭着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强调国家与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和社团的价值，以强化社会个体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认同。韩国真正独特的东西不施它的计划化和发展战略，这些东西其他国家也具备甚至更出色，而其他大多数国家所真正缺少的是韩国这种能够使计划和战略付诸实施的能力。这种能力离不开“整体号召机制”。 　　2、对现代化无促进作用，但可能医治现代化问题的儒教文化 　　这一观点认为韩国的儒教文化既不能内生的启动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也没有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但是可能在现代化进程完结之后，作为一种规范、整合社会秩序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救治现代化带来的技术社会的残忍无情的弊病。 　　这一派以韩国学者黄秉泰为代表，他在《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详尽的研究了儒学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特点，并比较各国儒学在现代化中的差别，最后得出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结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遭遇现代化外部冲击阶段：儒学的阻碍作用。韩国儒学自李朝时代起，就全盘接受了高度哲学化的朱熹理学作为国家正统的文化体系，由于朱熹理学本身高度系统化、哲学化的特点和韩国为对抗佛教权威而对朱熹理学的不加变通的维护，韩国的儒学陷入抽象的理论世界和宗派主义的论争中，无法产生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创造源泉，以及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诸条件。这与现代化的功能性要求和结构性逻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无法内生出现代化的动力，在遭遇现代化时也会成为阻碍。但假如它适当调整自己，以符合现代化的要求，让现代理智主义发挥作用，就可以成功实现现代化，就如同日本做到的那样。 　　其次，内生追赶型现代化阶段：韩国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指朴正熙时代），既不是障碍也不是促进因素，而是软弱无力，不起作用。因为只有在摒弃儒学特有的传统主义和等级严明的有机整体主义、并把它的人本伦理学分解为若干可满足某时某地特殊需要的学说之后，才能使儒学经改造后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在儒学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情况下，让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中立，就成为现实的选择。 　　最后，只有当现代化完成后，才能开始探寻儒学支持现代化的潜在因素。现代化使技术的作用不断扩张，目的变成手段。由于陷入了效率与技术的漩涡，原先作为技术主宰的人现在正面临着自己身份与价值的严重威胁，人与社会都被非人化。而儒家的人本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因道德的内在流动而获得灵感的有机整体，恰好与技术社会对人性的异化针锋相对。从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似乎是救治技术社会的残忍无情弊病的理想良方。 　　但黄秉泰在儒学对解决现代化问题的作用上也持比较保守的看法，他在书的最后写道：“儒学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在现代化尚在进行时必须被牢牢封住，只有在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性后，才能小心翼翼的把它打开。” 相比之下，李耀仙的看法则比较乐观，他在《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和协调》一文中论述了儒学的特征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后明确地说：“儒学不是现代化文明的助产士，却是现代化文明的医师。”  　　综上所述，关于韩国的儒教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观点比较复杂，但总体上，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在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发展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儒教文化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和之后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儒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本身的演进也可能为它在现代化中发挥作用提供新的活力。 　　（四）外因论 　　这一派的观点是韩国的经济奇迹有其特殊性和机遇性，不应一味强调内部经济政治模式的作用，外部环境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韩国内部的发展战略制定的基础和重要的促进力量。因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着重研究了韩国经济奇迹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的作用和世界市场环境的影响 ： 　　首先，在经济稳定和初步发展时期（1950-1960），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是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大量无偿的军事、经济援助。以这些援助为杠杆，美国不但对韩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帮助和监督韩国实行土地改革、制定了自由企业制度、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扶植财阀企业，还改造了韩国的政治传统，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并通过军事援助为韩国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为韩国发展型政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将韩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 　　其次，在经济转型时期（1961-1965），韩国实行了卓有成效的出口导向战略，而这一战略实施的背景和成功的基础就是美国的影响和世界市场的变化：第一，美国在这一阶段从无偿援助转为有偿贷款，推动韩国不得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第二，这一阶段正是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期，发达国家正致力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因此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让出了这部分产品的国际市场。而韩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结合本国的现实，成功地实现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中心的经济转型。 　　第三，在经济起飞时期（1966-1972），首先，这一阶段正值资本主义体系繁荣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急于向外投资，有利于韩国引进外资，支持出口导向的产业战略；其次，有利的出口条件，当时发达国家经济繁荣，对外不设置贸易壁垒，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不成熟，无法对韩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最后，越战的爆发给了韩国又一个重要的机遇，它通过直接参战，不仅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还从美国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以上对外部因素的分析可见，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和持久的影响，仅凭内部积累和发展的自然趋势，韩国不会获得迅速的现代化，也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将韩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它全面的改造了韩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但它只是把握韩国发展的方向，而不关心韩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提升，因此，如果没有韩国自身对外来制度与文化的消化与吸收，对政治经济领域的根本性变革，韩国也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五）综合论 　　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产生合力的结果，是内因与外因相互融合的结果，不赞成某种单一因素的决定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赞成这一观点，尽管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有不同的侧重，但是他们也都承认其他因素的作用，为自己的理论留有余地。 　　明确提出综合论观点的是尹保云，尽管他是着重研究韩国威权主义政体阶段的现代化问题的专家，但他在《中、日、韩现代化进程中内因与外因关系新探》 一文中，表达了综合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必要性： 　　首先，他论述了内因对社会形态变革作用的局限性：认为像现代化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性转变，是不能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内部因素的孕育而完成的。它需要外部因素的大量植入，需要多种的外因与内因的融合。他通过考察西欧现代化的历程，指出西欧现代化的“内生性”只是说西欧做成了现代化的酒席，而大部分原料都是从外面弄来的。也就是说，西欧的现代化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集聚现代性基础上的融合过程，并非靠自己的内因不断积累与发展。因此，简单的内因—外因分析模式对研究现代化进程具有局限性。 　　其次，他考察了东亚现代化中内—外因相互融合的几种模式，并认为韩国是强制融合性的典型。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美国的军官时期，韩国都从外部引进了包括器物、制度、文化、人口在内的多种现代性因素，而这一引进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 　　最后，他的结论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生长出的局部现代性因素只能重复生命周期的循环命运，现代化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集聚现代性因素，形成内因与外因相互融合的局面。 　　很多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综合论的看法，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体现出这一观点，如沈圣英的文章《近现代史中朝韩经济的现代化问题》 ，以及王德复的著作《新兴经济学：观念、制度与发展——韩国经济起飞实证研究》都采取了多因素融合的研究方法。 　　以上，就是当代韩国现代化研究的概况介绍。 　　三、主要学者 　　经济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张志超：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经济学教授 　　朴昌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中心教授 　　政治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 　　董正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尹保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赵虎吉：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 教授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际经济系主任 教授 　　郭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金东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社会文化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研究员 政治研究室主任 　　庄礼韦：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副所长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