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他认为说“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1]
20世纪末，亨廷顿教授在《第三波》一书中总结了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发展的三波浪潮，尤其是以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为序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使得民主化成为了世界性的潮流，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孤立了。
然而，中国能抗拒了这股民主化的潮流吗？民主曾经被毛泽东视为打破中国兴亡周期律的新路，然而在中国近来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中国政府对于民主却是十分的排斥，以中国特色的民主来抗拒民主化的进程使得对于中国的民主问题的探讨变的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一直关注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李凡教授与他所创办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08年出版的《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2]（以下简称《前言探索》）一书对于我们更加清晰的把握和分析中国的民主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
 
一、民主与民主化
 
在探讨中国的民主之前，李凡教授首先区分了民主与民主化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民主的内涵和标准，后者强调民主的动态实现过程。民主化的路径又分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自发性民主和后发国家民主化。后发国家民主化一般包括威权政体的解体、民主政体的建立、民主的巩固与持久这三个阶段。
中国究竟有没有民主，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的定义来套的话，中国是不民主的。至于中国有没有开始民主化的进程，不同学者看法不一。《前沿探索》从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的民主，将中国式的民主的内涵概括为三个要义。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包括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第三个是公平、正义的程序。这三个要义也是衡量中国民主的标准。只要事件的发展符合这样的三个要义中的一个，就是走向民主和有民主倾向的实践。这个中国式民主的定义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自由民主的定义是一致的。自由民主是对熊彼特的选举民主的定义的扩展，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还强调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包括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它也强调权力的制衡与法治。
但是，毕竟中国现在还不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中国还属于威权政体，《前沿探索》认为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种极权统治或者说刚性的威权主义过渡到软性的威权主义。第二个阶段是从软性的威权主义转向民主政治。以法律转型来说，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属于第一阶段；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是第二个阶段。因此，若直接以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来理解中国的民主，也就很难衡量由刚性威权主义向软性威权主义转化过程中的民主化倾向。以选举为例，虽然中国开始了基层选举的实践，但是无论是从选举的法律、程序来说与自由而公平的选举都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即使按照选举民主的定义来说，中国的基层选举与民主的距离仍然是很远的，但是，因基层选举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选举有法可依，这样由人治向法制转化本身也是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的。因此，《前沿探索》认为用中国的民主化来谈论中国民主是更现实的。
因此，考察民主化相关的一些变量，分析对于促进民主化的进程有积极作用的相关因素对于理解中国式的民主是很有必要的。《前沿探索》重点研究了几个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的长期因素，主要是经济、文化和外来影响三个方面。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沿探索》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讲，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三个结果。第一个就是社会自由的出现。而“这个自由化过程的出现是民主化发展的基础，它的出现会带来民主化的发展，而且会伴随着民主化一起发展。”[3]第二个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这是体制外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因素。第三个是上层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寻求治理改革。这种出于经济发展这种政绩合法性维护的目的而寻求政治体制改革则形成了体制内的变革压力。因此，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与中国民主化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从民主实践的区域层面分析，又发现了另一种现实：“区域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4]这是因为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变量，比如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理性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从中国民主实践的动力来讲，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出于其实用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而采取的政策推动；另一方面来源于公众对于自由和权利的追求。
关于中国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前沿探索》认为，“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性，使得中国的文化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5]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既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因素，但是，使中国文化与民主相融合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当今社会政治的变化也正在改变和更新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基层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官员行为文化的改变；以各样NGO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层的出现对于老百姓政治观念的转变；对外开放以及文化社会多元结构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多样性方面，《前沿探索》也肯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民主化将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
而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发展的外来影响包括国际民主发展对于中国的压力，台湾和香港的影响，以及包括美国和欧盟、国际NGO组织、国际基金会等国际影响。
总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了，虽然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仍有很大的阻力，但是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况发展出来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肯定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有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首先必须是向具有民主实质的方向发展，不能以中国特色的民主为名掩盖非民主的实质。
 
二、中国民主的实践：动员式民主与维权式民主
 
《前沿探索》根据中国民主的实践，总结出了中国80年代以来的三波民主实践。第一波民主是80年代末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运动。第二波民主改革是9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以基层选举为内容的动员式民主。第三波民主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维权式民主。
动员式民主是由政府主动发起，群众被动参与投票，以政府的政策为基础的基层民主选举。它是在非政府层面开展的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既是政策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动员的执行者，政府既充当运动员的角色又当裁判员。
而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动员式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权力结构的冲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乡村关系”的矛盾冲突，即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下基层政府对于自治组织的行政干预与自治组织自治的冲突。另一个是“两委关系”的矛盾冲突，即党政合一体制下，党委与村委会、居委会的权力冲突。以政策为导向的动员式民主中，党委领导村委会、居委会的政策实际上使得党凌驾于依据法律而选举产生自治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之上，这仍然是党大于法的人治而非法治。由于动员式民主的局限性，使得其陷入到了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制度创新的减少。二、投票率的下降。三、在村民自治中群众依据《村委会组织法》和手中的选票同政府借助手中的组织资源和政治权力相互冲突局面的出现，并且在这种冲突中群众处于弱势地位。四、贿选的增加。
虽然这种动员式民主的局限性和困境使得其民主性被质疑，但是这种政府推动下的基层选举也使广大群众尝到了民主的好处，也建立起了与民主持续有关的规则和制度，并且证明了中国人的文化和素质不适于搞民主的荒谬性。《前沿探索》认为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动员式民主是中国民主发展的起步和契机。后来的地方政府的创新式民主这种动员式民主的持续发展形态和维权式民主就是在动员式民主产生影响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地方政府的创新式民主作为动员式民主的直接延续，它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民主的实施层面由以前的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非政府层面扩展到了基层政府层面。而地方政府的创新式民主的发展首先是来自于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其次，一批开明的政治精英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条件。此外，中央政府留给地方政府的一定的改革创新的空间以及媒体的肯定和支持也是推动这种民主形态发展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地方政府的创新式民主的发展是动员式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这种地方政府创新式民主的发展将动员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进行了下去，为政府层面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改革的想法、方案和具体的做法为中国持续发展民主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参考意见。不仅如此，它还证明了中国民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地方政府创新式民主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缺少中央的支持，也没有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支持，这也就使得这种民主由于缺乏持续下去的内部动力而只能作为试点性的单向改革而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
维权式民主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发展态势，它是以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各种社会事务，以维护公众权益为主要目的的民主发展形态。《前沿探索》将公众在维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民主发展方式，例如组织选举、法律诉讼、NGO的建立等纳入到了维权式民主的范畴。而暴力维权则被排除在维权式民主之外。而维权式民主对于推动中国民主的发展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维权式民主培养了公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及组织能力，形成了目前包括农民、农民工、业主、拆迁居民等几个最为重要的社会维权力量。第二，出现了一批积极参与维权的基层社会活动者，他们在推动维权力量的组织化以及法治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公众的依法维权，推动了中国人权和法治的进步。第四，公众依法维权行为的理性化发展趋势，对于基层民主的健康持续发展，形成理性、宽容、信任、合作为特征的民主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维权式民主也包括公众直接参与式民主。比如社区参与式民主、NGO组织的发展和网络参与。维权式民主方式的多样性、平台的网络化以及参与的广泛性，使得维权成为了民主发展的一个路径。
在对中国民主的实践以及中国民主化的相关因素的分析的基础上，《前沿探索》提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七个路径，即选举、法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治理、党内民主、公民社会和维权这七个路径。这七种路径又被分为了三个类别，第一类是选举层面的选举路径；第二类是制度建设层面的，包括人大改革、政府治理、法治和党内民主这四个路径；第三类是社会层面的，包括公民社会和维权这两个路径。《前沿探索》由此也探讨了中国民主发展战略的五种模式：第一种是法治先行模式。第二种是维权模式。第三种是党内民主或政府领先的安全模式。第四种是平衡发展模式。第五种是渐进主义的发展模式。
显然，中国民主的发展不会是单一路径的，多种路径的发展，互相的影响和促进更可能是中国民主的出路。然而，各种路径遇到的阻力不一样，发展的潜力也不一样，那么在各种路径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各自的动力有多大？发展空间有多大呢？
 
三、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动力分析
 
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前沿探索》在分析推动中国民主的力量时发现，在最近的民主发展中，中国的下层阶级以及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社会知识分子和律师等成为了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只是在业主维权以及一些NGO组织中略微见到了中产阶级的身影。而这种现象的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资源基本都是有国家所控制的，这也就更加加剧了中国的权贵阶层与民众阶层的不平等和对立。
而中国目前的民主发展的方向有两种，一种是前面分析过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式民主，其动力来源于上边。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维权式民主，其动力来源于社会。而关于中国民主化的七条路径，第一类的选举路径既需要上层的支持也需要民众广泛积极的参与，然而目前选举路径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上层的政治障碍，选举的发展空间取决于上层释放的空间。而第二类制度层面的四个路径更是需要党国的领导者具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政治智慧，需要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显然，目前来讲，当局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并不足。第三类作为社会层面的公民社会和维权路径，两者都是自下而上的动力模式。但是，政府对于这两种路径一直是采取严控和打压的措施。
从实践的观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08奥运之后，中国政府更是把奥运安保模式的控制手法加强了社会控制。范亚峰先生把这种控制模式称为和谐稳定模式，该模式具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是镇压优先，第二个是适度让步，第三个是残酷性和投机性交替运用。[6]
因此，自下而上的维权路径首先遭遇的便是来自政府的镇压，但是当镇压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当局便会考虑适度的让步。邓玉娇案的整个过程也正好体现了政府的这种镇压和让步的控制策略。然而，迫使当局让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维权行动具有一定的组织和规模。维权行动的社会动员能力越强，当局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和幅度就会越大。这也就使得中国维权运动成为了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博弈。
从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角度来看，在社会的不平等加剧，权贵阶层与民众的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此时如果革命的威胁存在，非民主政权就会在镇压和承认民主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镇压的成本低，民主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化的进程。
《前沿探索》在分析维权路径遇到的问题时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经济开发实体和地方精英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大部分的公众维权都和地方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此时，地方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如出动警察、黑社会力量、出钱收买、控制司法程序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则被迫采用上访、围攻地方政府、堵塞交通、游行、烧警车等方式，造成双方关系十分的紧张，但是很多地方的问题根本都没法解决。这也形成了维权路径的一个困境。
不过，如何突破这种维权路径的困境呢？从最近的邓玉娇案的处理、南康的群体性抗税暴动等事件来看，维权路径的困境不在于维权所导致的官民紧张，但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而是在于维权力量如何组织化、规模化使得民间力量能够壮大到足以跟政府博弈和抗衡。那么这是否又印证了抗议组织的成员规模达到上万人，其成功的几率也便会很大的说法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公民的维权将会在民间力量与当局的博弈中不断的发展壮大。
李凡教授也认为目前维权式民主的发展趋势具有从小变大、从弱变强、从个人参与变组织参与、从单个变联合、从国内变国际、从动员变自主、从低到高、从体制外变体制内的特征。[7]这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维权式民主对于变革所产生的压力将逐渐加大。这种力量的壮大所产生的压力也可能会推动政府治理的改善，推动公共政策的出现，推动公众的参与，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中国民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在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为了生存权，为了经济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尊严而加入到维权运动中来的时候，他们也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为利益和尊严而维权的过程中他们也就从实践中学习了与政府博弈的技艺。无论是这种认识的提高，政治意识的加强，维权经验的积累，这些也都为更多的人进一步的诉求政治自由民主的维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维权不仅成为了社会抗争的一种手段，也成为了壮大民间力量的一个工具。谢岳在《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一书中“将社会抗争理解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民主转型是由它启动化学反应过程，最终完成从威权向民主的过渡。”[8]
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中，由于体制内高层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足，维权式民主由于官民矛盾、权力腐败所激发的民众动员能力将日益扩大。在这种维权发展到一定规模，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这种维权路径更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线和催化剂，激活其他六种民主路径的实践，使得其他各种路径的通道被打开，并且彼此之间互相促进，实现中国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过渡。
总之，关于中国民主的发展前景，用《前沿探索》的一句话总结就是“现在是中国人民已经到了要求改变的时候了。那么民主还会远吗？”
 
 
注释：
 
[1]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 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页。
[2] 李凡：《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背景与分析》专刊），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本刊的繁文中文版已经由香港明报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
[3] 李凡：《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背景与分析》专刊），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第15页。
[4] 同上，第157页。
[5] 同上，第169页。
[6] 范亚峰：“维权运动与宪政转型的中道模式——和谐稳定模式和非常政治的危机”，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xianzhengzhuanxing/20090123/236.html。
[7] 同上注3，第145页。
[8]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2页。
本文链接：丁谷泉：论中国的民主——读《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