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多在建立法治、公民社会、领导人问责制等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之前建立了自由选举制度。相反，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则在普选引入之前已经先建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第三波民主化中这种反方向的民主化造成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形成的是不完全的民主制度。不完全的民主有三种发展前景：1）继续向前，完成民主化；2）民主选举制度失败，转向一种不民主的制度；3）在统治精英低效但公众对民主政治要求也低的情况下，更会堕入一种低水平平衡的陷阱。本文通过分析三个新民主国家的大众观念调查数据，展示这样一种不完全民主的各种问题。这三个国家的前身各不相同：过去属于专制体制的俄罗斯、过去曾有民主和专制的捷克、过去是专制军事政权的韩国。

　　一个幽灵正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游荡：通常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如选举）的建立，并没有（至少尚未）创造出符合成熟民主标准的政权。短短的五年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从把二十世纪末期描绘为民主化的第三次高潮期转向宣扬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1] Larry Diamond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的研究中，强调指出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大。[2] “世界民主运动中心”（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指出其基本任务是“超越形式上的选举，深化民主建设。”[3] 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各种建设性批评意见中，重点并不是Robert Dahl所担心的理想的民主与现存的多头政治之间的差距。这些批评的主要担忧集中在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中对法治的严重违反、政府的腐败、政府缺乏问责制等问题上。

　　无可否认，引入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是建立民主的必要一步。选举制度的建立，公开地、无可争议地表明旧政权已经结束，而且从此公众有权来选择谁来治理国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如何治理国家。最初，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学者认为选举制度的确立就是民主制度得以巩固的充分条件。现在，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这一条件是完全不充分。Linz和Stepan指出，光有选举制度不一定就有高质量的民主，也不一定就能造就一个高质量的社会。[4]

　　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尽管非民主的国家中发生了很多正面的变化，但是更多必须的变化仍然尚未发生。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分析，目前世界上民主水平居中的国家，尚未具备第一波民主化国家的全部各种特征。其评价报告认为，当今世界191个国家之中，有 81个定为“自由”，这些国家的公民享受基本民主公民和政治权利；另外57个为“不完全自由”；剩下53个为“不自由”。[5] 相对于十年前来看，象加纳、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等国家的自由程度可以说有所提高，但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民主化则言之过早。 比如说，许多国家尽管举行选举，法治却很糟。作为法治程度的评价标准之一，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程度评分指数中排名后一半的53个国家里，有23个国家大体上都有自由的选举。[6]

　　虽然选举是民主化所必须的，但它并非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许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都缺少一些东西。缺少的到底是什么？简单答案是：现代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本文的目的是要区分两个不同的发展过程：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自由民主选举的引入。对新民主国家的担忧是由于第一波民主国家和第三波民主国家的不同发展次序引起的。第一波民主化国家，如英国和瑞典等，先建立成为现代国家――即先建立了法治、公民社会制度和对贵族议会负责的水平问责制度等。在英国，首先形成了政府向议会负责的制度，然后议会的选举范围才逐步扩大，直到扩大到全体的公民。在此过程中，民主制度逐渐形成。相反，第三波民主国家一开始就是反方向的民主化过程：在建立基本的现代国家制度，如法治和公民社会之前，先引入自由选举。到现在，他们仍然还没有完成建立既是现代国家、又是民主国家的过程。[7]

　　二十世纪的政治巨变说明，政治转型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注定一定会有完美结果的。事实上，政治转型之后形成的不完整的民主政治，不见得就一定会成为完善的民主。原有体制解体后，不见得必定会完成民主化，也不一定会退回专制体制。一个政体可能持续维持一种“断背”的民主，即，一方面存在自由选举等民主的形式，但是缺少法治、健全的公民社会、政府问责制等现代政治必须的成分。

　　民主化的次序

　　一个民主政体，是由一套现代的国家制度和一套大众参与和代表制度构成的。一个稳定或成熟的民主是由两个独立过程形成的结果：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和民众参与国家治理制度的民主化。在历次民主化浪潮中，国家现代化和引入民主选举这二者的次序是极不相同的。

　　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法治和各种公民社会制度的基础上的。首先，国家是个Rechtsstaat, 即它是依靠法治而不是个别领导人或其属下的专断决定。法治是控制政府官员执行领导决定所必须的，从而在政府管理中实现可预见性，亦即理性。法治可以制约统治者，不管而领导者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第二，现代国家里，社会并不是统治者家庭的延伸物。它有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机构，如大学、教堂，商会、工会和媒体等。而且，这些机构都能自由表达自身利益。第三，即便是在非民主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统治者对于社会精英仍然有一种水平的责任性；精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除了传统政体中统治者与精英之间存在的表达渠道外，甚至还有代表社会各阶级的议会或者在有限范围内选举产生的议会。一个现代的国家，不见得必须要是民主的。早期的一些现代国家，如君主制的法国和普鲁士，完全具有专制主义的特征。事实上，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国家的标准模式中，并不包括民主这项内容。[8]

　　根据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关于民主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于通过全民普选和自由选举实现垂直的责任性。这样，当权者要依靠大众的选举来获得执政的权力，而不是对一个由非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贵族议会负水平的责任性。不过，人们通常忽略的一点是，熊彼特关于民主的理论以迪斯累利（Disraeli）和格莱德斯顿（Gladstone）时代的英国为例。这就是说在建立民主的时候，现代的国家制度已经形成了。[9] 熊彼特认为自由选举是民主的根本特征，但他忽略了很多选举很可能是不自由和不公正的，还有一些混乱的和被操纵选举无法断定是否自由和公平。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前很久，在大量的缺乏韦伯所谓的现代国家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远非自由的选举。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竞争性选举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了，虽然不少国家尚未建立现代的国家制度。[10] 结果，尽管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举行自由选举的国家增加了77%，但达到真正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只增加了40%。[11]

　　熊彼特这种民主的最低限度定义可以说犯了Terry Lynn Karl 所说的选举主义（谬误fallacy of electoralism），即“认定选举比民主的所有其它特征都重要。”[12] 达尔（Robert Dahl）所定义的多头政治（Polyarchy）可以说是现实政治中最接近于理想的民主体制的制度。在这个定义里，他在熊彼特的最低限度的以选举为中心（即选举主义）的定义上，增加了一些制度特征和程序的要求，如承认个人自由和组织政党和压力集团的自由。但是，达尔的定义事实上也假定了该政体已经具备了现代的国家制度，因为没有Rechtsstaat，就没有个人自由的保障、结社自由或者公正计票。[13] 一般都可以将这些制度特征（个人自由、结社自由等）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给各国依次就这些制度方面评分。将这些评分加总后就得到一个评价一个国家民主的程度的数量指标。或者，根据该指标，可以将各国简单地区分民主和不民主两大类。[14] 对于那些归为“不民主”的政权，并没有专门的标准来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大概，“独裁只是一个‘其它’的类别，或许最好被命名为‘非民主’政体”。[15]

　　现代国家和民主的组合是不确定的：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家既是现代国家又是民主国家的概率只有四分之一。[16] 除了现代民主国家和既不民主亦不现代国家，二十世纪出现了纳粹德国这样的现代国家和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如果从经济特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来衡量的话，一般认为印度并非现代国家。从政治上来讲，印度从十九世纪开始现代化。在英殖民者建立了精心设计的法院系统后，印度的法治得到确立。而公民社会的机构则在印度从英国独立并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的很久前便开始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压力集团，对英统治者实施影响。实施上，一些后来使得英国成为现代宪政官僚政体的制度，如公务员通过考试的择优录取制度，最早是由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改革者如Macaulay、Northcote和Trevelyan在印度开始实行的。[17]

　　在第一波民主化中，各国都在开放全面的竞争性选举之前建立了现代国家。以英格兰为例，该国在十七世纪就建立了法治，而且国王开始对议会负责。公民社会的独立机构，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在十八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从1832年以后，国会立法逐步扩大选举权的范围，直到1918年确立全民的普选权。到二十世纪初，经过与上议院的冲突，才确认政府只对下议院负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低地各国、老英属殖民地等地的民主化的次序也大体相似。[18] 美国宪法在十八世纪制确立了法治和公民社会等制度；但是，普选权则直到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通过后才得以实现。现在回头来看，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可以说是孕育第一波民主国家的胚胎阶段。

　　第二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第一次引入自由选举都造成了失败，只是接下来的第二次努力才获得成功。德国和奥地利是典型的成功例子。虽然这两个国家在一战后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但是1919年引入普选后，很快民主就失败了。[19] 之后，纳粹德国政权的“去民主化”到1945由于军事失败而中止。到战败后在德奥第二次引入民主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同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了。所要做的，只是要将已经有的现代国家去纳粹化，根除反民主的传统，同时建立一些制度以防止民主再次失败。此间，德国由一些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或更早前成长起来的政治家确立了《基本法》。而在奥地利，其“第二共和国”则重新确立了该国1920年宪法。两国主要政党的基础可以追溯到187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1889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党)。西班牙的民主化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西班牙的现代国家的发展要慢一些，但佛朗哥独裁政府并不是极权政府。它允许公民社会的组织在划定的范围内发展。在佛朗哥死前的十年里，他有意地将他的独裁去个人化，创造了一个宪政君主制的框架，成为了他1975年死后，西班牙民主化的工具。

　　但是，第二波民主化的国家中，有一些遭遇到了长期的困难。二战后，意大利和希腊在现代国家确立之前就引入了民主选举。希腊接下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而意大利的民主则受到了来自被左翼和右翼的挑战。两个国家都符合熊彼特的最低的民主标准：选民有权力把政府里的无赖扔出去。但问题是，他们的政府里一直都有很多的无赖。由透明国际评定的十点腐败指数，希腊是4.9点，意大利是 4.6点，比许多亚非拉和东欧国家要差。

　　第三波中民主化的国家，是一种反方向的民主化。在现代国家制度完全确立前，这些国家就引入了自由选举和政府对选民的责任性。这样，这些新民主国家的领导者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又要与其批评者在自由选举中竞争。如果一个民主国家是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政府倒台之后建立的，那么新政权面对的挑战要比在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国家之后建立新政权面对的挑战要大。[20] 在威权主义国家里，虽然大众没有政治参与，但他们一般会满足于被动的服从政权的命令，而政权一般也会允许一定范围内某些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和一定程度的法治。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使命使得其强迫大众为理想主义目标奋斗（例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代国家的组织往往被连根拔起或者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民主政权缺乏治理社会所必须的现代国家制度。同时，官员失去控制经济的权力，新政权又增加了一个挑战：引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21]

　　虽然从逻辑上讲，一个政权如果是完全的民主国家或者完全的不民主国家，就只有一种形式，但是，如果一个新政权是不完全的民主国家或者不完全的非民主国家，则可能有许多方式。[22]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三个新民主国家为例：韩国、俄罗斯和捷克。这三个国家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发展民主的次序上各不相同。因此，根据我们的理论，它们在跨过选举的门槛后，迈向完全民主的进步速度也应各不相同。

　　俄罗斯是一个反方向民主化的极端例子，因为它在完全没有建立现代国家之前就引入自由选举。 沙皇俄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苏联的列宁主义政权又被斯大林发展成为一个极权政体。极权政体破坏了公民社会制度，损坏了法治。而一党制选举则使得责任政府成为笑谈。勃烈日涅夫的“自由化”只是放松了党国对社会的压力，而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政府一直是对党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1993年俄国引入自由选举时，由于此前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不存在任何政党，所以民主完全是“从零开始”。[23] 由于苏联政权的“反现代国家”的遗产，[24] 我们应当预期当前的俄罗斯离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俄罗斯的情况，乐观地说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挑战是“在海上重建一条船”，[25] 但是更确切的说法是“在海上完全从头开始建一条国家之船。”

　　韩国是第三波民主化另一种起点的例子；民主化从一个威权主义的现代国家，而不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开始。Linz对这两种非民主政体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南北朝鲜的比较看出来。韩国即使在的军事独裁之下，工会和学生组织仍然能够表达一定的诉求。而且，经济的发展要依赖一个强力的政府，同时出口导向式增长的压力使得大财阀对全球市场和本地政治压力都很敏感。[26] 直到 1980年代中期之前，韩国是一个“标准的被强大的军政府统治的发展的专政国家”，和拉美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非常类似。[27] 之后，韩国引入了民主的各种制度。1992年一个非军人（金泳三）当选总统。到1997年，著名的反对党政治家金大中当选为总统，标志着韩国的选举民主具备了责任性。目前，“自由之家”把韩国的民主程度归为和智利和希腊等相当。韩国主要的民主缺陷是在法治上。《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使得政府可以压制批评者；而银行、财阀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导致贿赂和腐败，甚至牵涉到总统的家庭。[28] 但无论如何，因为有公民社会的遗产和充分的法治保障财产权，我们应当预期韩国的民主化要比俄罗斯更进步。

　　捷克的历史包括了所有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在1918年独立时，继承了哈布斯堡皇室所建立的现代国家制度。在两次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是中东欧国家中唯一维持民主政体的国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残暴的纳粹占领。纳粹失败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获得了民主。但只在三年后，从1948年起，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沉重的共产主义统治。其间，政治家受到清洗，公民社会受到压制。同时，工业化程度极高的捷克经济被扭转成命令经济。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捷克人只能运用“无权者的权力”、伪善的奉承、口是心非和逃脱。[29] 在共产主义瓦解、民主被重新引入后短短的时间内，由于选出来的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导人不能就该国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终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如果按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捷克民主化的进程，比较难以定夺。这是因为，如果以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情为主来分析，我们应当预期捷克具有俄罗斯的大部分缺点，所以它的民主化程度应当比韩国低。但如果强调早期历史，比如十九世纪里建立的现代国家，两次大战间建立的民主国家等因素，我们又应当预期捷克在民主化上比俄罗斯和韩国更进步。下文中，我们用实证的数据来检验这些预期。

　　民众对不完善民主的评估

　　政治学家通常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民主：一种强调民主制度，一种强调大众的民主观念和态度。如果按照熊彼特的定义，那么要衡量民主的发展程度，可以用选举中政党竞争的激烈程度或者政府中政党更替的强度、频度等来测算。而按照达尔对民主的定义，许多学者也设计了一些指标，来综合评价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来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使用这一类评估方法，可以做成哪个国家比另另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程度更高，哪个国家比哪个国家的民主发展程度更低的判断。另一种做法是由阿二蒙德（Almond）和Verba的开创性着作《公民文化》开始的。学者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公民中有没有民主态度和民主观念。这种公民社会行为和态度的“民主性”，也是Harry Eckstein的一致性理论所强调的。同时，普特南（Rober Putnam）社会资本理论也强调公民观念和行为对民主的重要性。[30]

　　一般来说，可以用问卷调查来评价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比如，可以问被调查者：“总的来说，你是非常满意、满意、不非常满意、或者根本不满意民主在你国运行的状况？”不过，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假定该国是民主的，或者至少是在民主化当中的。但是，在欧洲委员会的晴雨表民意调查（European Commission’s Barometer surveys，ECB）使用这个问题所调查的二十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11个是被“自由之家”归为民主或自由的国家，九个国家被列为部分自由，一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阿尔巴尼亚并非一个民主化的范例，但是76％的被访对象回答说满意本国的民主状况。[31] 事实上，我们发现各国的“自由之家”民主程度评分与民意调查中的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为零（0.001）。[32] 另一方面，即便承认这种问题和回答没有误差，他们也测不出公民对民主发展的不满意是对选举结果不满或者选举过程不完善所致，还是由于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缺失不满所致，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既然现代国家的特征——法治、公民社会制度、责任政府三者是相互独立的，在测量公民对他们的政权的民主程度的评价时，民意调查就应当包括公民对三者和选举过程的评估。我们在三个新兴民主国家的晴雨表调查中，就问到了这些问题。在韩国，我们用新韩国晴雨表民意调查（New Korea Barometer surveys，NKB）， 在全国范围抽取代表性的随机样本。第一次，在1996年一月，我们面对面访谈调查了1000名韩国公民样本。第二次，在1997年五月，我们面对面访谈了1117名韩国公民样本。这两次调查，正值韩国政治制度的缺陷非常明显的时候；其后，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于1998年十月面对面访谈调查了1010名韩国公民样本。[33] 对俄国，这里用的是第七次新俄国晴雨表调查（New Russia Barometer，NRB）。该调查在全俄范围内抽了1908个随机样本，由俄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意调查机构VCIOM在1998年三月五日和四月十五日之间完成。该调查发现的俄国公众的普遍焦虑，到1998年8月卢布崩溃时，国际银行家们也都感觉到了。[34] 在捷克，维也纳的Paul Lazarsfeld协会主持的第五次新兴民主国家民意调查（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NDB）在1998年2月访谈了1017个人的公民样本。[35] 这几项调查在本文中我们统称为晴雨表调查。

　　将新兴民主国家中的民众对民主的评估与成熟民主国家民众对民主的评估进行比较，即便不是错误，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在某种情况下更是不可能的。在成熟民主国家中，由于没有发生过政体变更，所以问民众对旧的、不民主政权和新政权的比较之类的问题毫无意义。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新民主国家却是基本的、至关重要的（参见下文表一）。即使是使用同样的问题，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对问题的含义的理解也会各不相同。或许可以说，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比成熟民主国家的公民更加能够容忍民主发展中的缺陷，因为对他们来说，虽然现在的民主不完善，但相对于不民主的旧制度还是算较小一些的邪恶。相反，在成熟民主国家，人们会用Dahl所说的理想民主来衡量现行制度，自然容易产生不满。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委员会的晴雨表调查（ECB）发现，76％的阿尔巴尼亚人、56％的罗马尼亚人对他们的民主制度满意，而瑞典只有55％、英国只有46％的人表示满意。[36] 奥地利对新兴民主国家晴雨表调查（NDB）的资助，使该项目对奥地利民众点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奥地利特别适合与前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因为历史上奥地利的领土包括后来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许多国家的部分或者全部。而且，奥地利是一个第二波民主化国家，而不是第一波民主化国家，在1938年和1955年之间，先后被纳粹和苏联军队占领过。1998年NDB调查了1048名奥地利公民样本。[37]

　　法治

　　上文强调过的，法治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不民主的政体里，有两种偏离法治的类型。一种是剥夺个人的基本自由，通常是由于官员的霸道行为。第二是分散的或系统性的腐败：从普通公民榨取小额金钱，或从分配公共财产和资源中攫取大笔财富，特别是在与富有的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

　　在一个新民主国家中，政府对公民的直接镇压应当基本没有了。这是由于取消不民主的旧政权时，通常都要摧毁旧政权的镇压法律和机构，来实现艾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不受政府压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state）。”[38] 不过，这并不表示官员的霸道行为也会随即消失――虽然要让政府官员避免霸道和强迫行为的经济成本是很低的（这和经济上的许诺不同），但是这样做意味着官员失去了很多权力，因而实现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当问到人们是否感到今天比在前政权下更自由，各国大多数人都感到获得了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平均81％的捷克人感到更自由，俄罗斯是73％，韩国是70％。（表一）。更多比例的韩国人报道没有感到自由的改变，也许反映了民主化之前韩国政府的镇压程度相对已经较低――1987年以前，韩国的政府虽然不民主，但不是极权的。在所有三个国家，没有人认为他们的自由比在不民主政权之下减少了。

         

　　在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里，腐败比随意压迫人民对法治的威胁更大。[39] 腐败行为会从旧政权被继承下来，同时在新政权重新分配旧政权的财富时还有新的腐败机会。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私有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对那些具有内部消息的人和旧官僚体制的成员和朋友更有利。好多研究俄罗斯的学术着作都会问道：“莫斯科会是下一个巴勒莫吗？”[40] 在捷克，腐败丑闻涉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主要投资基金，在1997年使总理Vaclav Klaus被迫下台。在韩国，在民主化前后的经济发展导致腐败一直影响到总统的层次。

　　我们的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精英腐败非常关注——一种倾向认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腐败恶化了。在俄罗斯74％的人认为腐败比在共产主义时代更严重了，而捷克69％的人也这么认为。在俄罗斯，只有4％的人认为腐败在民主化后减轻了，而捷克6％的人持有这种观点。在1997年的韩国民意调查，当时正好总统金泳三家庭的成员由于腐败被起诉，85％的人认为腐败程度高或者非常高。但是，1998年在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当选总统后的调查中，仅有26％认为腐败程度高。 “透明国际” 十分制的腐败指数重点监测精英的腐败程度，显示各国差异巨大：奥地利7.5，捷克4.8，韩国4.2，俄罗斯2.4。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高层的腐败是遥远的，而对本地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腐败的则会有切身体会。本地官员收受贿赂或礼品会导致广泛的愤慨。[41] 我们的晴雨表调查问人民他们是否指望在分配日常服务方面受到公平待遇。在捷克，至少六分之五的人预期医生、银行、本地商店、邮局和警察会公平对待普通公民。在俄罗斯和韩国法治的脆弱则很明显，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预期会得到警察的公平对待，至少五分之二的人预期在市政办公室得不到公平待遇。在韩国，公民在本地商店（92％）和警察（45％）那里受到公平待遇的机会完全不同。在俄罗斯在医生办公室（83％）和银行（24%）之间则存在巨大差别。

　　由于面对不是以现代模式运行的公共服务（即符合韦伯所说的不带个人色彩、符合规则、科层型等特征），公民有很多的对策选择。他们能够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施加压力得到他们应得的。或者，如果可行的话，他们可以转向市场。再者，他们会利用私人关系、行贿等来应对政府的不足。当然，他们有些也只好无可奈何甘愿接受官员的决定。如果大多数公众都预期领导者照章办事，而且公众自己也照章办事，就会对领导者施加很大遵循法治的压力，因为如果不如此，领导人就会在选举中的受到惩罚。但是如果公众认为要想办成事就必须动用贿赂或关系，那么全社会的法治就会被损害。为了确定人们预期使用什么样的标准程序，晴雨表民意调查问人们会建议朋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纠正政府的缺失。[42]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执行法律的机构不是象韦伯的理想的自动售货机一样的科层组织，人们一般都会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不过，各国公民的行为还是会明显地不同（表二）。在官员失职的情况下，韩国和捷克人倾向于转向市场（如果得不到补贴的房子，就买一所房子；进不了好的学校，就给孩子请家教；公立医院暂时没空位，就请私人医生。）或者，他们也会施加压力让官员做应该做的事情。相反，俄罗斯人则更倾向于利用贿赂或关系来得到政府许可或者医院的治疗，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和有政府补贴的房子。如果申请政府许可遇到托延，一般韩国人和捷克人会写信给有关官员要求处理，而俄罗斯人则更可能使用贿赂或者关系。

         

　　公民社会

　　良好的公民社会要求有值得公民信任的政治机构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然而，共产主义政权取消了所有重要的社会组织，以避免形成有组织的大众观念和动员对党国的支持。结果，人们只好转向非正式的朋友和家庭关系网络。这样造成一个沙漏型的社会，公民对政治机构完全脱节，同时也避而远之。由于公民对于大型组织不信任，导致捷克的“公民论坛运动”搞得象一个压力团体集团，而不是一个政党。用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话来说，“政党为党（即共产党），而公民论坛为所有大家。”[43] 与此相反，韩国的不民主统治者没有仿效北朝鲜的极权统治。韩国的公民社会组织能够独立于国家，而且的确也独立于国家。前政权的遗产在今天的公民组织的成员情况当中就能反映出来。在韩国，我们的晴雨表民意调查的75％的人说他们是某种社团的成员。俄罗斯则只有10％的人报告他们属于体育、休闲、音乐、艺术、政治、邻里或者慈善组织的成员。[44]

　　我们调查中发现，大众对公民社会的代表性组织的不信任比较普遍。奥地利和三个新兴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既不信任国会，也不信任政党。唯一的区别在于这种不信任的程度（表三）。不足八分之一的俄罗斯人信任国会或者政党。捷克人中信任率只高一点。而在韩国，信任国会和政党的人还不到四分之一。在奥地利，对国会的信任率要高一些（31％），但是对政党的的信任率要低（17％）。这种低的信任度，预示了后来选举中公民抗议性的投票：在1999年奥地利大选中，民粹主义和煽动性的自由党得票比例高居全国第二。对于其它社会组织，在所有三个新民主国家，大多数人对各个主要政治组织都不信任；在奥地利所问到的14个组织中，稍高的只有警察（54％）和法庭（53％）。用七分制的话，在我们晴雨表民意调查中的中间被访者对这些组织并非非常地不信任，但也只在中间点上（4）。这个立场说明，中间公民对这些组织至少是持怀疑心态。[45]

      

　　在一个非民主的政权下社会化的人们有理由不信任镇压政权的组织。出于对来自大型组织的压力的自我防卫，他们能够信任他们认识的人的面对面关系。事实也大致如此。超过四分之三的奥地利人和韩国人信任他们的熟人，在捷克也有55％的人信任熟人。不过，俄罗斯人中，这个比例只有三分之一。这也许反映了前苏联的政治灌输，要求公民向国家安全机构报告家人和朋友的政治不正确言论。更深入的统计分析显示，公民对他人的个人的信任并不溢出成对政治组织的信任。[46]

　　自由选举

　　自由选举是民主必须的。但是由于不同的党派要靠相互批评和攻击对方来争取选举上的优势，所以选举对一个社会来说又是分裂性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以集体主义文化为主（如共产主义文化或东亚文化），则公众可能会不喜欢由自由选举带来的分裂性的、有时甚至是恶毒的选举竞争。但事实上，我们研究的这几个国家中，大众对竞争性选举都有广泛的支持。1996年的新俄罗斯晴雨表（NRB VI）问俄罗斯人当时计划于六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是否应当举行或推迟。叶利钦总统的班子据说当时在考虑是否要推迟大选。所调查的人中，只有6％的人认为应当推迟，73％的人支持应当进行选举，其余的人说不知道。在捷克，1998年新民主晴雨表发现92％的人支持人们可以选择支持哪个政党的政治制度。当韩国人被问到是否支持有多个候选人和政党供公民选择的选举时，79％的反应是正面的。

　　在这些国家中，公民对各政党和国会的不信任，并不以意味着人们愿意放弃那些在非民主制度下不能存在的主要机构，自由地公开地批评今天的政府。晴雨表民意调查也问道公民愿不愿意国会关门、废除政党等等。这种事情在这些国家不久的过去都发生过。大多数人扞卫这些制度，虽然一些人可能只是把这些制度看作相对于一党制或个人独裁更不坏的一种选择。在奥地利，89％的人反对暂停国会和政党活动；在韩国是81％、 捷克79％、俄罗斯62％。

　　责任政府

　　将集中的权力分立，使国会和法庭能够对行政部门进行制衡，就实现了水平的责任机制。在韩国，这种责任机制表现为，法庭能将一些被指控有腐败行为的主要政府领导人判为有罪。同时，制度设计上将总统和国会的选举时间错开，这样总统有时就必须和由不同政党的人担任的总理“同居”。捷克也已经确立了司法独立。而且，在1997年政府危机当中，执政党的分裂制约了傲慢的总理，使腐败问题被揭露出来。不过，俄罗斯宪法是在叶利钦的指令下写定的，所以宪法给了政府很大的相对于杜马的独立性。

　　当政治上事情变得糟糕时，责任政府的原则就意味着，政府应当受到谴责。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都广泛持有这种观点。当韩国人被问到谁应当为该国的政治问题被谴责，95％的人说是总统，94%指向支付巨额贿赂给高层政客的大财阀；没有任何其他集团的被选中的频率有这么高。同样，在新俄罗斯晴雨表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在国家出问题时，那些根据宪法应该对国家的问题负责的人，最应当受到谴责：紧接着1996年总统选举后，75％或者更多的人认为应当谴责叶利钦总统、政府、或者在叶利钦周围的那些国家机关。

　　光谴责是不够的；公民应当也能够影响那些他们想谴责的人。但是公民并不能确定，他们的新民主制度是否比不民主政权更能对他们的愿望作出反应。我们的问卷问被调查的对象，与从前相比，象他（她）一样的普通人对政府的影响是否增加了。中间的回答者说的是：基本无变化（表四）。在韩国和捷克，第二多数的人说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增加了。但是，在俄罗斯，最多数人（46％）说普通人对政府的影响比苏联时期减少了。尽管许多成熟民主国家的公民也抱怨政府忽略他们的愿望，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新民主国家的公民认为现在的政府给普通人提供的影响政府的机会，和军事独裁或共产党专制政府相比并没多大变化，那么应当说在新民主国家里，政府造成的民众对它疏远还是很深的。

      

　　在公民的眼中，韩国，捷克和俄罗斯有一些民主的特质，但不是全部。缺点主要不在于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自由、竞争性的选举在所有三个国家都得到普遍支持并基本能够正常举行。同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认为现在人们比过去享有更多更广泛的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不完善之处在于现代国家制度。公民社会的制度，包括政党和议会，在各国都无法获得公民的信任。与此同时，选举出来的官员因为公共政策的失误而备受谴责。

　　在韩国、捷克、俄罗斯的公民看来，大家有一个正面的共识，即国家的新政权已经符合一个最低限度的选举民主的标准。人们感到比以前更多自由表达观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竞争性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公民也都愿意支持自由选举、允许党派争夺权力、允许国会批评政府。选民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把执政党选下台。但是，只要新民主国家仍然缺乏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民主化就尚未完成。在这几个国家的公民中，都有一个负面的共识。从他们认为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加腐败来看，他们认为新的政权并不尊重法治。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极低，而且大多数认为他们的新政权并不比老政权对普通人民更加负责。

　　从根本上讲，对新民主国家里公众对民主的评估不能与成熟民主国家比较，因为后者没有发生政权更迭。大多数奥地利人出生在1945年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中数公民出生在1955年以后，即苏联占领军离开下奥地利和维也纳的那一年。因此，大多数奥地利人早已认定他们的自由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在新兴民主国家里，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对公民来说却是全新的经验。纳粹的七年统治造成的法治断裂，远比共产主义的的四十年或更长的统治造成的小。在总共85个国家中，“透明国际”评给奥地利的腐败指数在全球各国列前五分之一内，排名和美国一样高。而韩国和捷克排在只排在前一半的廉洁国家中，俄罗斯则属于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之一。就像许多不论新民主国家还是成熟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奥地利人对国会和政党的也有高度不信任。事实是，奥地利认为建立在1945年后的第二波民主化中的第二共和国，是一个法治的现代国家。但是像许多其他成熟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奥地利人也会对自己的民主体制中和理想模式有差距的地方感到不满。这样的不满，表现在一些人在选举中把票投给海德（Jorg Haider）的自由党。这是大众对政府的不足表达的一种抗议。[47]

　　不完全民主前进的各种可能路径

　　逻辑地说，一个不完全民主政体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道路：完善为完全的民主、倒退、不完全民主无限的持续。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各个民主国家要想发展成完全的民主，那么光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现代国家。这里，国家建设不是指在国人中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是指建设制度和机构来有效地实现法治、制裁腐败的政府官员、提高大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提高政府对普通公民的责任性等。

　　不完全的民主反应出在民主制度上供给和需求的缺陷。在民主制度的供给方面，统治者供给不足主要显示在腐败、不值得信任和对普通人民没有责任性等主要问题上。在民主的需求方面，韩国人清楚地看到，对于民主供给不足的解决方案是完善民主，而不是回到不民主制度。在1997年的调查中，以完全民主为10分，完全独裁为0分的十分制评分法，韩国人给金泳三政府平均打了6.2分。而当被问到韩国应当有多少程度的民主时，韩国人打的平均分数是8.4分。[48] 可见韩国人对民主的需求远远高于他们感到政府所供给的民主的水平。捷克人也相信他们的新政府的缺点能够被克服。当被问到如何评价现政权，57%给予正面评价，73%对于现政权未来五年作出正面评价。俄罗斯人对于民主能否完善却不那么乐观。在1998年，民意调查只有36%对现政权作出正面评价，同时只有不到一半（49%）的俄罗斯人对五年后的叶利钦后政权有正面的预期。比较而言，奥地利人对现政权的支持度更高些（67%），对未来的预期的变化更小些（66%对未来五年的政府有正面评价）。

　　倒退是不完全民主批判可能走上的第三条道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的倒退在整个中东欧都出现过。在亚洲，新民主倒退还没有太多出现，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亚洲还没有发生过多少民主化的例子。而且，在一些亚洲国家，政治家可以毫不掩饰地为自己的政权供给民主的不足辩护，说这样做更符合本地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但是，这种观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就已经受到过挑战。[49] 而且，系统分析显示，民主或者不民主的政府与经济成功与否之间并没有关联性。[50]

　　为了测量公民对各种不民主选项的支持程度，我们调查了人们是对三种不民主政体的的态度：军事统治、独裁统治，以及后共产党国家回到共产党统治。在这三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拒绝军事统治，包括有长达数十年军事统治历史的韩国（表五）。捷克八分之七的人拒绝由独裁者来取代国会，韩国是75%，俄罗斯则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反对这个选项。在捷克人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支持回到共产党统治，但是有五分之二的俄罗斯人支持这种倒退。

         

　　在俄罗斯，精英供给大众的是一个腐败的、不可信任的、不负责任的半民主政权。公民对不民主的选项也显示出比较高的支持度。总共61%的俄罗斯人至少支持一种不民主的选项，是韩国（28%）和捷克（25%）的两倍。但是，对于这些不民主的选项，在俄罗斯人中并没有哪种为最好的共识。最多数的意见是回到共产主义统治（41％）。但这还不到给予旧政权正面评价人数的一半。既然表五显示59%到85%的人拒绝上述任何一个不民主的选项，说明要作出新俄罗斯政权会崩溃的结论还是要谨慎些为好。

　　介于完善民主和民主倒退之间，有一个可能的前景是长期陷于不完善的“断背”民主之中。如果统治者的缺陷导致公众降低需求以符合政治精英的对民主的供给水平，就会陷入一个低水平平衡的陷阱。公民尽管会不满意，但是他们或许可以接受丘吉尔所说的民主相对于他们经历过的选项，至少还不是最坏的。[51] 文化上的民主化研究也认为，不完善的民主将会长期存在，因为精英的行为规范和大众政治文化改变起来是很慢的。意大利是一个第二波民主化持续维持不完善民主的显着例子。尽管有对法治的无视（例如黑社会的影响）、1970年代中来自左和右的暴力挑战、高水平的腐败、公民对政治领导的不信任等因素，该国不完善的民主还是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在1990年代，公众对完善民主的强烈要求已经改变了意大利的政党系统，但是其他结果目前还有待观察。

      

　　今天的俄罗斯显出陷入低水平平衡陷阱的迹象。一方面，公民不满意新政权没有达到现代国家的标准。但是另一方面，比起高效强力的不民主政权，他们还是愿意选择现在这个新政权。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人对是否要实施法治的矛盾心理看出来（表六）。一方面，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法治是负面的，因为法律对普通人太严厉。因此，几乎有75%的俄罗斯人希望俄罗斯法律得不到实施，认为这样法律的镇压性作用就软化了。连续几代人都在没有现代国家的情况下生活，俄罗斯人已经学会了如何接受他们所有的东西。[52]

　　不完善的民主化的代价

　　有自由选举但是缺乏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的不完善民主政权，或许会持续生存下去。但这是有代价的。背离法治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不值得信任制约着这种断背民主，使其无从提高治理的效率。

　　发展现代的市场经济要求有一个现代的国家。市场的基本资源——财产、资本、合同需要法治来保障。法治是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主要社会资源之一，而民主则不是。英国和德国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很久之前就实现了工业化。缺乏法治，即使是韩国一样蓬勃发展的经济，也能在一场金融危机中终结，如我们在1997所看到的那样。俄罗斯1999年的赖帐造成了自己发展经济的巨大损失，因为它会大大减少长期投资和外国借款。正如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行长所说，“制度的缺陷是发展经济的主要障碍。”[53]

　　现代国家也是建设福利国家所必须的。历史上，建设福利国家首先要求尊重法治，以界定个人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收来取得享受福利的资格及能享受的福利的多少。奥地利的历史就是这样。公民社会的制度，包括工会、教会、民间社团等，也和福利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埤斯麦的德国率先发展了福利国家，提高了社会福利，以作为预防民主化的专制性措施。[54] 北欧各国福利国家发展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特征之一是，在普选推行前，他们已经实现了法治的制度化。同时，丹麦、芬兰、瑞典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中评级是最优的。

　　世界银行为新民主国家开出的药方事实上要从两方面来理解：“政府应当集中力量于它所能够做的（Focus the state’s activities to match its capability）。”[55] 这些不完善的民主国家，缺乏能力维持一个公平的和有效率的福利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共机构不能给每个公民分配他们应得的福利，而公民也不见得会缴纳必要的税款为社会福利提供财政支持。只有人们相信国家会公平对待他们每个人，并能够提供有效率的服务时，他们才会指望国家的福利，并向国家纳税。象另一个经济现代化但是腐败的亚洲民主国家日本一样，韩国鼓励公民依靠市场解决福利问题。在韩国的总医疗开支中，只有一半是公共部门支付的――这比例几乎跟美国的一样低。在韩国的总教育支出中，41%是私人支付。相比之下，美国是25%，而瑞典只有2%。总体上，韩国的公共开支仅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而美国是32％，瑞典是57％，丹麦是58％。[56]

　　慷慨的福利项目不是民主化必须的环境，第一波民主化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不能替代国家应当提供给公民的政治利益。勃列日涅夫的“福利国家专制主义”就是一个用教育、卫生和就业与养老的保障要换取公民在政治上的沉默的社会契约，但它完全失败了。[57] 俄国的国家能力从那时起就一直恶化了下去。即使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新俄罗斯晴雨表调查表明，75％的雇员和养老金领取者常常不能按时领到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或者根本领不到。领不到工资比例最高的是政府职员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

　　没有值得大众信任的政党，会造成严重的选举动荡。从供给的方面看，政治精英可以很快的建立、合并、分裂各政党。但是，如果一个人投票支持的党在国会任期还没结束之前就消失了，那么选民就无法要求他们所选的党对他们负责。如果主要政治人物不代表某个政党参选（例如叶利钦和普京），或者他们所谓的“党”只是他们个人的支持者，那么公民就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党认同。党派的迅速分裂与合并以及后共产主义新兴民主国家肤浅的政党认同造成了这些国家一次次选举中的剧烈动荡。这种选举的动荡性要比成熟民主国家高三到五倍，也比第二波民主国家如奥地利的最初选举要高得多。[58]

　　白痴化（idiotization）也是不完全民主一旦制度化的可能结果。在苏联长大的社会学家Ghia Nodia把白痴化定义为公民有意地拒绝自己作为公民的各种责任。[59] 在个人层次上，这是对一个没有责任性和对公民的需求无动于衷的政府的理性反应。由于过去苏共政府强迫性的公民政治参与，造成了今天人们都想将个人生活尽量能够“去政治化”。比较而言，韩国的军人独裁允许个人加入民间公民社会社团，容忍一定的反对派和工会示威等。这为参与性抗议奠定了基础，而不是造成了白痴化。

　　一旦人们在一个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现代国家的政权下生活了几代人后，就会觉得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尽管不好，但终归还是好过一个有力的专制政权。不完善的民主下，政府的虚弱至少保证了公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要改善这些政治精英腐败和违反法治的半民主政权，不能依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来解决。对付不完全民主统治者的更恰当模式应当是法治下的权力制衡宪政。詹姆士 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为这是奠定美国国本的宪法的有点之一:

　　如果由天使统治人类，那么对政府从外在和从内的制衡都没有必要。但是要建立一个人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这里：你必须使得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让政府必须控制其自身。[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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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Richard Rose:

　　苏格兰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1976至2005间曾任苏格兰斯特拉克利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苏联、东欧政治、后共产主义民主化转型、西欧政治、英国政治等。有专着、合着37部，编着25部，学术期刊文章和编着书籍章节近300篇。作品被翻译成法、德、西班牙、意大利、俄、乌克兰、波兰、希伯来、阿拉伯、日、韩、中等18种语言。

　　Doh Chull Shin

　　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伊利诺易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比较政治、民主化问题、东亚文化和政治、公民生活质量问题等。最近十余年来，主持韩国民主晴雨表大型公民价值观念调查，并参与系统地观察韩国民主化中的文化、制度变迁。着有专着、合着、学术期刊文章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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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中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的是亨廷顿对世界上民主化的历史划分。他认为从英国、西欧、北美等第一批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有三次比较集中的浪潮。从1970年代末南欧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主化开始，和后来1980年代的拉美大批国家的民主化，他界定为“第三波”民主化。这个说法他1991年在一本专着中首先提出（见下注释1），很快被学术界接受。但他1991年发表该书时，完全没有来得及包括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产生的大量新民主国家。但是不少学者将1989年以后民主化的各个国家也包括在“第三波”中。本文使用的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因而文中将俄国、捷克两个1989年后由于东欧剧变而民主化的国家也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国家。事实上，1989年以后、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民主化的各个案例，和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之间民主化的案例，在起因、过程、结果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是否也归入第三波还是应当算第四波，或者民主化的历史本来就没有一波一波的规律，等等，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关于第四波的提法，参见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54, no. 2 (2002). 关于民主化历史中是否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等，参见Renske Doorenspleet, “Reassessing the Three Waves of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no. 52 (2000).――译注。

　　[1] 显然后来国家，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2]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页10。

　　[3] 参见 “Documents on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1999). 参阅 Robert Alan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Juan J. Linz and Alfred C.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0页。

　　[5]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1997-1998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8). 根据Robert Dahl对没有绝对民主的论述，“自由之家”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只将其中26个评定为其评分体系中的最高分（7分）。

　　[6]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Ranks 85 Countries in Largest Ever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Berli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1998). 第3页。

　　[7] 关于新民主国家的评论，参见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and Christian Haerpfer,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Oxford, Baltimore: Polity Press and John Hopkins Press, 1998).；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Michael Bratt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Ira J. Cohen, “The Underemphasis on Democracy in Marx and Weber,” in A Weber-Marx Dialogue, ed. R. J. Antonio and R. M. Glassman (Manhanttanville, K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x Weber, The Theory Of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47).

　　[9]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2). 页269。

　　[10] Jorgen Elklit and Palle Swensson, “What Makes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Journal of Democracy 8 (1997), Guy Hermert, Richard Rose, and Alain Rouquie, eds., Elections without Choice (London: Macmillan, 1978).

　　[11]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1997-1998, 第5页。

　　[12] Terry Lynn Karl, “Electoral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lections, ed. Richard Rose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0).

　　[13] 同样，Lipset 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前提，也是先假设一个现代的国家已经建成（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0).）。但同时，很多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也指出，有可能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现代国家Rechtsstaat提供的法定权利以及公民社会中的结社自由等，为经济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参见：Surjit S. Bhalla, “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 A Virtuous Circle·,” in Democracy's Victory and Crisis, ed. Axel Hadeni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1999).

　　[14] Robert A. Dahl,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重点参阅附录C，“On Counting Democratic Countries” （论如何计算民主国家的数目），第196－199页。

　　[15] Adam Przeworski et al., “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7 (1996).

　　[16] 从历史上来讲，绝大多数国家是既非现代又非民主的。在Finer的人类政府历史一书中（S. E. Finer,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全书的四分之三后，现代政府才开始出现。

　　[17] 参见本书中对印度的论述：Henry Parris, 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9).

　　[18] 参阅 Dankwarts A. Rustow,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A Study of Parties and Cabinet Government in Swe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以及Hans Daalder, “Paths towar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in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Honor of Juan J. Linz, ed. H. E. Chebabi and Alfred Step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19] 参见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 Fred I. G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21] 在Kornai 关于共产主义体制的经典着作中（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先讨论的是权力、意识形态、官僚控制等，才轮到讨论货币、投资、工资等问题的章节。

　　[22] 如果将现代民主政体的四个特征――法治、公民社会、自由选举、责任政府――两两组合，则可以得出16中逻辑上的种类，其中在现代民主和非现代非民主两者之间有14种中间种类。不过，由于这些特征之间有相互依赖性，所以新民主国家并不是在这14种类型之间随机分布的。而一些类型中的国家（如没有自由选举的各种类型）是没有民主化的，所以也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新民主国家。

　　[23] 参见M. Steven Fish, Democracy from Scratch: Opposition and Regime in the New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关于从不自由选举到自由选举的转变，参见Stephen White, Richard Rose, and Ian McAllister, How Russia Vote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97).

　　[24] Richard Rose, “Living in an Antimodern Society,”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99).

　　[25] 这是一本书的副标题：Jon Elster, Claus Offe, and Ulrich K Preuss,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参见Hagen Koo,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Kore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以及Sun Hyuk Kim, “Civil Society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5 (1996).

　　[27] 参见Robin Luckham, “Crafting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the Milita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th Korea, Chile and Ghana,” Democratization 3 (1996),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以及Chung-in Moon and Jongryn Mo, eds.,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Korea: Assessments and Prospects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1999).

　　[28]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n Mee Kim, Big Business, Strong State: Collusion and Conflict in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 1960-199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29] 参阅Vaclav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London: Hutchinson, 1985).; Victor Mamatey and Radomir Luza, eds., A History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1919-19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以及David M. Olson,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zech Republic,”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 ed. K. Dawisha and B. Parro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0] Gabriel Abraham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Harry Eckstein et al., eds., 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 Explorations 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1] 此数据参见Hans-Dieter Klingemann, “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 A Global Analysis,” in Critical Citizens, ed. Pippa Norris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表2.10。关于调查公民对民主的支持度的各种不同的调查方法，参见Rose, Mishler, and Haerpfer,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第五章。

　　[32] 这个相关系数是此文中表11.4报告的：Dieter Fuchs, Giovanna Guidorossi, and Palle Svensson,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Citizens and the State, ed. Hans-Dieter Klingeman and Dieter Fuch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3] 此调查的田野工作由盖洛普韩国公司（Korea-Gallup）承担。关于该调查的详细情况，参见Doh Chull Shin and Richard Rose, Koreans Evaluate Democracy, vol. 292,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Glasgow: 1997), Doh Chull Shin and Richard Rose, Responding to Economic Crisis: The 1998 New Korea Barometer Survey, vol. 311,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Glasgow: 1998).

　　[34] Richard Rose, Getting Things Done with Social Capital: New Russia Barometer Vii, vol. 303,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Glasgow: 1998).

　　[35] Richard Rose and Christian Haerpfer,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V: A 12-Nation Surve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Glasgow: 1998).

　　[36] Klingemann, “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 A Global Analysis.” 表2.10。

　　[37] 关于奥地利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系统比较，参阅Rose and Haerpfer,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V: A 12-Nation Survey. 第五章。

　　[38]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39] 参见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第90页

　　[40] Stefan Hedlund and Niclas Surdstrom, “Does Palermo Represent the Future for Moscow·,”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6 (1996), Jeffrey D. Sachs and Katharina Pistor,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巴勒莫--Palermo--意大利城市，西西里的首府，黑手党活动的中心，政府腐败严重。——译者注)

　　[41] T. Wing Lo, Corruption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2] 关于俄国的环境下，公民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参见Richard Rose, “Getting Things Done in an Anti-Modern Society: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in Russia,” in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ed. Partha Dasgupta and Ismail Serageldi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9).

　　[43] 引自David M. Ols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Regime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s 13 (1993). 第642页。

　　[44] 详细情况请见Doh Chull Shin, Mas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Democratizing Kore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四章。Rose, Getting Things Done with Social Capital: New Russia Barometer Vii. 第56页。

　　[45] 参见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s 59 (1997). 由于“世界观念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问卷中用的词是“信心（Confidence）”，而不是“信任（Trust）”，而且给受访者的选项是四分制，没有中间点，所以和本文的数据无法比较。参见Ronald Inglehart, Miguel Basanez, and Alejandro Moreno, 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46] 参见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no. 1 (2001), Kenneth Newt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ed. Pippa Norr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7] 参见Richard Rose, “The End of Consensus in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2000).

　　[48] 详细请见Richard Rose, Doh Chull Shin, and Neil Munro, “Tension between the Democratic Ideal and Reality: Evidence from Korea,” in Critical Citizens, ed. Pippa No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 参见，Kuan Yew Lee,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no. 2 (1994).; Francis Fukuyama, “Asian Values and Asian Crisis,” Commentary 105 (1998).; David Kelly and Anthony Reid, eds., Asian Freedom: The Idea of Freedo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0] John F. Helliwell,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994). 另请参见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51]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见Rose, Mishler, and Haerpfer,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52] 参见Rose, “Getting Things Done in an Anti-Modern Society: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in Russia.”以及Alena V. 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3] Horst Kohler, Transition Report 1999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54] Peter Flora and Jens Alber,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 P Flora and Arnold 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1).

　　[55]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第iii页。

　　[56] OECD, Oecd in Figures 1998 (Paris: OECD Observer, No. 212, 1998).第50、54、46页。这些数据说明，Adam Przeworski认为民主化的成功需要政府提供较高的福利给公民是有问题的。

　　[57] Linda J. Cook,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8] Richard Rose, What Is Europe· (Harlow: Longmans, 1996).第153页图7.2。

　　[59] “How Different Ar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7 (1996).第26页。

　　[60]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8). 第51号（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