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传知行研究所的讲演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聊聊台湾问题。刚才大军介绍了，我自己5月份刚刚去台湾讲学，呆了一个月，和台湾学生、教师，另外和他们的媒体，还有各方面的朋友做了不少接触，对台湾的宪政问题和宪政改革问题也搞了一点材料。其实我现在还在消化这些材料的过程当中，许多问题也还没有完全吃准，所以今天这样一个机会，算是把我自己这次赴台的一些感受，以及回来以后对有关材料的消化，目前已经有的一点心得和大家作一个分享和交流。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自己不是以研究台湾问题为专业，严格来说宪政问题也不是我的专业。我原来是学哲学的，更早是学经济学，这几年对宪政问题关注比较多，也写了一些东西，的确是出于一种公民的焦虑，总觉得这个话题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来讲非常重要，总得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才开始研究宪政问题。台湾的民主化从30年前就开始了，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台湾和我们同文同种，大家都是中国人。台湾在制度建设、宪政转型方面，已经做过的事情，做的比较成功的地方，也包括做的还不太成功的地方，以及他们对过去30年的种种反思，我觉得对我们都很有价值。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到那儿去，我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材料。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今天下午跟大家聊这么几个话题，因为整体的题目叫做“台湾的宪政和宪政改革”，我们四个题目都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第一个题目我想简单聊一聊台湾宪政改革的背景，也就是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蒋时期的台湾政制。大家对这个背景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为什么台湾在过去的30年、40年在宪政转型方面要做这么多事情。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二个题目，我想来介绍一下1991年以来的台湾修宪的过程，或者叫做宪政改革的过程。台湾一共经过七次修宪，每次修宪都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但是七次修宪联系起来，又能够看出一个总体的趋向。所以要把台湾七次修宪的过程简单梳理一下。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三个问题，在梳理的基础上来分析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讨论一下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什么问题，目前台湾学界和政界关于台湾宪政体制的看法。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前面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旁边的小岛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台湾的宪政转型和宪政改革方面，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于大陆未来的宪政改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启示。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一个话题，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和两蒋时期的台湾政制。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后，如果从宪政发展和宪政建设这个角度看，过去的民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他们还是做过很多事情。1928年以前是北京政府，或者叫北洋政府，他们在制宪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1913年的《天坛宪草》，后来到了1923年的“曹锟宪法”，都是北洋政府时期在制宪方面所做的事情。 ( http://www.aisixiang.com )      国民政府从1928年定都南京以后，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典型的就是1936年，搞了一个“五五宪草”，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按照孙中山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设想，他有一套计划，比较著名的叫做所谓“三期之说”，就是国民党要完成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孙中山认为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叫做“军政”，然后是进行“训政”（由国民党帮助老百姓获得掌握政权、实施民主政治的能力），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以后再进入“宪政”。这是当年孙中山关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提出的设想。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关于中国未来的政制，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分治和五权宪法理论，他认为未来中国应该由老百姓掌握权力，四万万人大家都要来做皇帝，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要建设这么一个国家。要建设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具体的制度方式，孙中山当时的设想是通过建立一个国民大会，由全国各个省、各个县来推举代表组成国民大会，由国会大会行使政权职能。具体来说就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罢免，国家根本政制的创制、复决，这叫四项最基本的民权。孙中山认为这是属于行使人民最根本的民主权利，要通过国民大会来具体实施。 ( http://www.aisixiang.com )      除了政权以外，还有治权，治权是通过所谓“五院制度”，就是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这“五权”在孙中山那里是属于治权，而不是政权，这两者是区分的。“五权”具体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来行使各个方面的职能。五个治权大家看得出来，前面三个立法、行政、司法是从西方学来的，后面的监察和考试这两权被认为是吸收了中国古代官僚体系当中比较合理的成分。孙中山对于未来中国的宪政体制的设想就是这样一个权能分治、政权和治权相结合、上有国民大会、下有五院，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来建构的现代民主政体。所以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整个国民党当政时期，制宪过程基本上就是在孙中山这样一个构想之下来进行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然，话说回来，当时一些宪法学专家对孙中山这套东西也不是完全没有看法，但是毕竟孙中山被国民党称为“国父”嘛，“国父”的东西不能随便怀疑。这有点类似1949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东西不能随便怀疑。30年代、40年代有一批研究宪法方面很有造诣的学者，比如说张君劢，还有像王世杰、钱端升等等，当时民国时代一些很著名的宪法学方面的权威。在国民政府制宪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三权分立”原则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尽可能做一个融合。这是当时宪法学者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所以我们现在看，1936年国民政府搞了一个宪法草案，叫做“五五宪草”，本来是准备就要召开国民大会来进行制宪，但是后来战争爆发了，1937年卢沟桥枪响，日本鬼子进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原定的召开国民大会制宪工作就只能推迟，还是先抵抗外侮为主。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八年抗战期间，制宪工作就没有做。不过我们要强调，在1937-1945年期间，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要求推进宪政建设。抗战期间有两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都跟这个有关，时间关系就不讲这一段了。抗战胜利以后，到了1946年，当时中国主要政治势力，包括国共两党，一些其他的第三势力，一些民主党派，大家坐下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以后中国的路到底怎么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共产党当时也提出来要建设联合政府，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就叫做《论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有这样一个议题，而且这个议题其中一个就是要建设一个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宪政结构和宪政体制。国共两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谈判，其他的民主党派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很可惜，这个东西谈出一个草案来了，但后来由于内战爆发，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打起来了，已经达成的草案就搁在那儿没动。 ( http://www.aisixiang.com )      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虽然两边打起来了，和共产党已经兵戎相见，但是这个制宪工作该做还得做。到了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仍然召开了，不过这个会共产党没参加，当时一些主要的民主党派，像民盟也没有参加。1946年底这样一个制宪国民大会是国民党一手操盘的，当然还有那么两三个小党也参与进来充充样子。1946年底的制宪国大搞出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1947年1月1号公布的，从1947年12月25号正式实施。后来台湾一直到今天所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这么来的。这部宪法到现在仍然是台湾宪政体制的原初，一个起点，也是台湾后来历次修宪所修正的东西。这个宪法从基本精神来看，是融合了张君劢这样一些宪政学家对西方民主的理解，特别是英国这种类型的内阁制的宪政体制，他们把这个东西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作了一个结合。这是1947年宪法的一个基本点，形式上是五权框架，有国民大会，有行政院，有立法院，有司法院，有监察院，有考试院，当然也有总统，但是总统是虚位的，没有太多的实权。总统发命令的话，需要行政院院长副署，总统作出的一些决定需要立法院来同意。所以总体来说，1947年的宪法赋给总统的权力并不多，这样一个宪法的原则更接近于内阁制，同时还保留了孙中山那套权能分治的东西，保留国民大会，制宪就是由国民大会来制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之所以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多作一些解释，是因为后边，台湾整个修宪过程和这个东西都有关系。理解中华民国两蒋时期，特别是1949年到了台湾以后，还有两个东西需要大家来了解，一个是1948年在第一届国大上搞出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什么要搞这么个条款？大家知道当时正在打仗，国民党、共产党两边的军队正打得不亦乐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来讲，共产党就是共匪嘛，那我们就有一个动员戡乱的任务，要把共匪消灭，再建设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既然是在这样一个动员戡乱时期，原来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显然就不够用了，就需要给总统一些额外的特殊的权力。比如说在某些特殊紧急的场合，总统应该有权宣布紧急状态，建立一些特殊的机构，发布一些特殊的命令，总统应该有这个权力，才能适应战事的需要。《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由1948年的第一届国大搞出来的，当然也正是在这届国大上选举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就是蒋介石本人。( http://www.aisixiang.com )      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些著名的宪法学者，包括提案的联署人，像王世杰，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的，他曾解释说，根据文件的条文，这东西只管两年，两年以后要重新经过国民大会正式作出一个裁决，这个东西是不是继续。但目前来讲，的确只有两年的时间，临时条款本身的条款也很短，文字也很短，一共就几百个字。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觉得好像打共产党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搞了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吗？临时条款一直延续到1991年，存在了40多年！这是当初这个条款的提案人恐怕也想象不到的。所以临时条款在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自己叫退守，大陆叫逃窜到台湾，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老蒋到了台湾以后，这个东西又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成为和宪法同时起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还有一个所谓《戒严法》，《戒严法》本来开始也是在大陆搞的，双方在打仗，通过国民大会搞了一个《戒严法》，除了像新疆、西藏这样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这些地区，全国其他地区一律实行戒严。国民政府退到了台湾以后，因为大陆都丢了嘛，说你是实行戒严也瞎扯，台湾可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又把台湾列为戒严地区，非常明确，这个地方实行戒严。实行戒严就意味着，必要的话，可以采取一些超出宪法所规定的做法，比如限制公民的集会自由，使它获得合法性。 ( http://www.aisixiang.com )      理解老蒋退守台湾，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的台湾政制，这三个东西是一个基本框架，也就是1947年的《宪法》、1948年的《临时条款》，再加个《戒严法》。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然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从两蒋时代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改选和选举的问题。第一届国民大会是1948年召开的，当时那一届的代表年轻的大概30多岁，年纪大的就得40、50岁或者60、70岁，到了台湾以后，根据原来宪法的规定，国民大会的代表一任是6年，6年以后就应该改选。但是他们到了台湾以后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大陆的30几个省全都沦陷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国大代表重新改选就不可能从匪区再来产生什么新的国大代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没办法，就搞了一个说法，说我们原来的代表仍然有效，任期继续往下顺延。这一有效不要紧，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后来到了80年代，老蒋都不在了，形成一个所谓“万年国代”，这些国大代表从一开始30多岁当代表，40年以后都七老八十了还是代表，而且不变。当然从代表本身的合法性，这是成问题的，另外实际运行、工作都成问题。所以“万年国代”后来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可是又没办法。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总统，按照1947年的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总统连选是可以再任一届的，一共可以干两届。老蒋从1948年第一任，1954年第二任，到了1960年他不应该再干了，但是他还想干，觉得反共复兴的大业就在他自己的肩上，所以还要继续干。这种情况之下，通过修改临时条款，增加条文，这总统还可以继续，连选还可以连任，他就这么来解决问题。所以大家注意，临时条款在50年代、60年代是经过几次修订的，实际上是为老蒋继续连任总统提供了合法性。 ( http://www.aisixiang.com )      理解50-70年代的台湾政制，这三个文件，加上我刚才说的两个难题，就可以基本上把握那一段历史。后边大家知道，从老蒋1975年去世以后，到了1978年小蒋正式成为第6任中华民国总统，进入8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开始加速。原因当然很多，包括党外势力的成长，也包括体制内像蒋经国这样一些高层逐渐顺应民主化的历史大势。此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国际因素，比如说1971年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用我们的说法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台湾被逐出了联合国，这件事对台湾影响很大，打击也很大。后来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和台湾断交，虽然还有个《与台湾关系法》，但总体来说这个位子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小蒋有个提法，叫做“处变不惊 ，庄敬自强，”现在台北那儿还有一条隧道就叫“自强隧道”，当时建的，用了这两句话。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台湾民主化启动以后，特别是到了1987年正式宣布解严，这是小蒋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言禁、报禁、党禁都打破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民主转型进入一个快车道。蒋经国本人是在1988年去世的，1990年，李登辉成为新一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在李登辉上任以后就开始更认真地来考虑往下台湾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民主怎么往前走，这就引出了所谓七次修宪这么一段历史。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二个问题，七次修宪。            1991年开始到2005年，一共十几年的时间，台湾先后进行过七次修宪，这七次修宪如果我们给它分分类，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包括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修宪，就是1991年的修宪、1992年的修宪和1994年的修宪。这三次修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解决两蒋时代，威权体制遗留的那些宪政上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解决“万年国代”这个问题，解决“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问题，然后为台湾的宪政改革创立一个新的基础，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他第一个阶段修宪，我觉得主要是要完成这么个任务。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91年4月份，召开国大，就是所谓“万年国大”，由它正式召开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刚才说了，1987年宣布解严，但是临时条款是到1991年才正式废除。因为当时确定这个临时条款就是由国民大会来做的，最后废除这个条款，权力也在国民大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当初的老国大，老国大一直没有改选，到了80年代有了一点新人的补充，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那一届老国大，由这届老国大宣布废除临时条款，同时议决新一届国大代表如何产生。新一届国大代表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这30多个省产生，人家产生的是全国人大代表，那是大陆的事儿，没有人跑到台湾做你的国大代表去，也没这个可能。所以必须要解决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怎么产生，这只能从台湾本地来产生。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92年进行第二次修宪，就是新产生的国大，他们来考虑往下台湾的宪政改革应该怎么走。如果说原来1947年的宪法是以整个中国作为一个考量，作为基础产生的，那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现在虽然号称中华民国，也还号称对整个中国大陆拥有主权，但是别人不承认了，实际上也没到那儿，整个大陆共产党管着，他们管着的是台湾这一块，再加上澎湖列岛、金门、马祖。这就要考虑宪法在修改当中怎么适应变化了的局面。因为法律，包括宪法不是空的，它必须要符合实际情况，否则的话就成为空中楼阁。( http://www.aisixiang.com )      1992年的修宪还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新一届的国大代表里面主要还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当时已经有了政党政治了，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政党政治，民进党已经合法化。民进党是1986年9月成立的，台湾宣布解严之前就成立了。这得说小蒋干了件好事，他明明知道民进党自己组党了，也没有取缔他们。但是1992年第二次修宪的时候，民进党虽然已经有一部分人进入了国民大会，有他们自己的代表，但从代表的比例来看，还是国民党占大多数，民进党占的比例很小，或者说主导1992年修宪的仍然是国民党，民进党开始有自己的声音，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修宪提案。简而言之，国民党对宪法修正的基本点是坚持原来的孙中山的五权框架，在这个基础上，适应变化的现实，考虑台湾的宪政如何去建设。也就是说，国民大会制度、五权宪法制度这些东西都不变，在这些大的框架之内做一些局部性的调整，这是当时国民党修宪的一个基本设想。而民进党他们已经开始提出自己新的政纲，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应该和过去划一条线，民进党主张搞总统制，不再搞过去1947年宪法的内阁制，也不再搞什么五权宪法，完全按照总统制的办法办。另外，民进党还提出要建设台湾共和国，和过去的中华民国在法统上要有一个了结。当然这一套东西在大陆就说你是“台独”，你这是鼓吹台湾独立。 ( http://www.aisixiang.com )      由于1992年在国大里面国民党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且整个台湾来讲，国民党仍然还是执政党，实际上主导了1992年的修宪，修宪的结果大体上也还是按照国民党原初的设想来实现的。当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总统以后怎么产生的问题，在1992年这个事情也已经提出来了。民进党很清楚，总统应该是全民直接选举，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有的赞成直选，有的主张还是应该用过去的办法，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所以在1992年的修宪条文上关于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用了一个很模糊的表达，就是以后选总统要全面选举，但是全面选举怎么选呢？是直接选举还是委任式的选举？没有定。正因为这件事没决定下来，所以下边修宪还得继续，所以就有了第一个大的阶段里面的第三次修宪——1994年修宪。1994年修宪之所以必要是因为1996年台湾面临着新一届总统选举的问题。原来总统任期是6年，1990年李登辉上来当总统，到了1996年要再选举，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必须解决。1994年的第三次修宪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三次修宪的结果就是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民进党本来就是这样主张的，国民党里面有不同意见，但是逐渐的赞成全民直接选举的意见占了上风，特别是当时的总统，也是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他力挺公民直选这件事情。这是1994年第三次修宪，简而言之就是解决了总统要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这么一件事情。这在台湾整个宪政的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台湾民主化进程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http://www.aisixiang.com )      可以随便作个比较，我们这里别说总统，连个乡长目前都还不能直选。即便是在两蒋时代，中央层很独裁，老蒋本人很独裁，但是台湾从50年代初，地方选举就已经实现了公民直选，台湾的21个县市长从1950年开始就已经是公民直选，尽管直选当中，国民党可能会做些手脚，会操纵。没有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就不可能有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台湾的党外运动是两个渠道发展起来的，一个渠道是自由办刊，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地方选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96年人家实现总统直选这事儿也不奇怪，的确是因为前边已经有了铺垫。比较台湾和大陆双方在政治体制构造上面的差异，我们现在确实还很落后。不用说别的，这么一比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这边过去讲为什么不能搞直选？是我们老百姓素质还比较差，文化水平也还不高。我记得那个时候朱镕基在两会上接受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还这么表示。现在好像有点变化了，不说我们人民的素质低了，说我们有中国特色，我们就是这样（笑）。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二个阶段，1997年第四次修宪。这一次修宪是很重要的阶段，它的背景大家一想就能明白，1996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当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也正因为已经有了民选的领导人，那往下走，台湾的宪政制度如何根据这样的情况作出调整，总统和行政院、总统和立法院、总统和国民大会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行调整。所以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第四次修宪涉及到的议题非常广泛，总统既然是民选，总统的职权应该包括哪些，总统和其他机构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要重新加以界定。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96年的总统大选结束以后，12月份台湾召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会议，叫做国家发展会议。国家发展会议当然不仅仅包括执政党、在野党，也包括很多民间人士，包括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宪政改革的人士。这个会议对1997年的修宪问题进行了磋商、讨论，尽可能形成共识。我们可以看看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两个大党在修宪过程中的主张。首先要说明一下，到了1997年，台湾的政治势力当中，政治天平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不再是一党独大，民进党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非同过去了。1997年的制宪，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自己的主张，在国家政制选择上面，国民党的基本主张是搞法国式的双首长制，或者叫半总统制。我简单解释一下，在世界现行的主要的政治体制里面，民主政治体制，过去是两大类，一类叫做内阁制，一类叫做总统制，内阁制最简单的说就是政府由议会产生，议会议员由老百姓直接选举，各个不同的政党通过竞选，在议会里面占据相应的席位，看看议会里面哪个党占的席位多，成为多数党，就由这个党来组阁。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要对立法机构负责，内阁要对议会负责，这叫做内阁制。内阁制的起源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还有一类叫做总统制，总统制和议会制不一样，总统制的特点是，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议会也由选民直接选举，双方在民意基础上是一样的，总统就是最高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力，和议会之间处在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状态。总统制是美国最先发明，设计出来就是要搞这么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来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当然还有一个第三权力，就是司法权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原则在这方面确实是很不一样，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比较通行的两种主要类型的宪政民主体制。1997年国民党主张我们既不搞原来的内阁制，但是也不搞总统制，好像是法国的半总统制更好。半总统制简单地说，就是行政权力由两个首长来分担，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理。1958年法国所谓第五共和，戴高乐搞的制度就是这个特点。行政权力由总统和总理分享，总理当然要由总统提名，但是总理也要对立法机构负责，搞了这么一套说起来好像有点不伦不类的制度，既不是严格的内阁制，也不是严格的总统制，叫做半总统制。当然法国搞出这套东西，后来运行当中似乎证明也还是有成功的地方，所以到了90年代，台湾第四次修宪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政府就派了很多人，大概数十次跑到法国去研究双首长制度到底怎么运转，可以从中学习什么。第四次修宪的国民党提案就是搞双首长制或者半总统制，认为那更适合台湾现在的需要。民进党内部的意见不完全统一，民进党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案，一个方案就是总统制，还有一个方案半总统制，民进党两个方案都提出来了，这很有意思。也就是民进党没有完全拒绝半总统制。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97年这次修宪的实际结果，从后来宪法的条文来看，确实是接受了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在一些条文的规定上边，至少有些接近于半总统制的特点。比如强调总统有权任命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出自五权制度嘛，五权里面最高行政权就在行政院，在法国叫总理，在大陆也叫总理，台湾叫行政院长。总统有权任命行政院长，而且无须经过立法院同意。这是1997年台湾修宪过程当中确定的一条。但是另一方面，立法院和行政院之间有一个相互制衡的配套机制，这在1997年修宪的时候也确定下来了。简单说，立法院有倒阁权，可以对行政院提出不信任。在立法院对行政院提出不信任以后，总统有权解散立法院。这样一个宪法设计里面包含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互制衡的配套措施。第三条，冻结省自治的地位也是1997年。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知道中华民国过去是全中国的考量，三十几个省，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实际上真正只有一个台湾省，好像还有个福建省，但福建省也是个虚的，除了金门、马祖、澎湖，很小很小的地方，真正就是台湾省，当时台湾省的省长是宋楚瑜。这给人一种很荒唐的感觉，台湾总共就这么大，中央政府和台湾省政府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还搞屋下架屋，似乎没这个必要，所以1997年修宪就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1997年修宪把省作为自治机构取消了，你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权力就不一样了，机构的设置也不一样。这在当时用的术语叫“冻省”，把省冻结了。像这种修宪的结果，宋楚瑜肯定不乐意，因为这个事儿当时还打的很厉害。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非常重要，它为台湾实现总统直选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 http://www.aisixiang.com )      最近三次修宪可以归结为第三个大的阶段，这三次修宪的时间分别是1999年、2000年、2005年。如果给它一个大的概括，简单说就是要了结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国民大会从哪儿来？国民大会不是体现孙中山的权能分治吗？总统的选举原来也是由国民大会来产生，国民大会代表全国的民众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四项民权。但是国民大会原来是隔几年开一次会。国民大会说得形象点儿，跟我们现在的全国人大差不多，上千人凑在一起开上10天、8天或者半个月的会，就一些议题作一个形式上的讨论，最后大家举手，现在按表决器，然后表示通过。孙中山原来想的挺好，用这个方式实现直接民权，但事实上两三千人凑在一块的会能开得了吗？最多就只能走个形式而已，我们的全国人大现在仍然如此，每年开两会，花那么多钱跑北京来，中央政策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最后大家举举手。当年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也差不太多。在台湾经过前面几次修宪之后，民主化已经走的如此之远，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遗留下来的国民大会制度确实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理论上，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三者加起来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是一个代议机构。这样的话，干嘛又搞一个国民大会，又一个立法院呢？没那个必要。因为当时孙中山就这么设计，你现在要把它纠正过来，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到了1999年，台湾朝野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越来越达成共识，觉得国民大会怎么着也是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99年第五次修宪本来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准备把在任的国民大会的代表任期适当延长，到立法院改选的时候，同时进行改选，这样就使得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事实上向一块儿走，让它们的任期一致，并且逐步减少国民大会代表的人数。但这个修宪案提出来并且通过以后，没几个月受到挑战了，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有一个释法（“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99号解释），对国民大会新的宪法修正案提出了否定，说你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这一届国大代表凭什么能够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说要延长任期？当初老百姓选你们上来，让你们当这一届的国大代表，你就是干这一届，该干四年就是四年，该干五年就是五年，到点儿就应该下来，你没有权力自己决定我这一届可以延长，这不行。大法官会议作了这么一个裁断，说这修宪无效，不成立。1999年的修宪是以这样一个结果告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0年才不得以又进行第六次修宪，因为大法官把原来的修正案推翻了，而且人家说的也在理，你没有权力给自己随便延长任期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主观动机。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六次修宪是2000年的4月，这一次修宪还有一个背景，2000年发生了什么？陈水扁当总统，政党轮替。2000年3月，正好是台湾又一届总统的大选，从1996年那一届开始，已经把台湾总统的任期从原来的六年变成四年，这样到了2000年是新一届台湾总统的大选，而这一届总统大选民进党获得了执政权。那一届总统选举很有意思，民进党票数是39.3%，宋楚瑜36.8%，比民进党稍微低几个百分点，第三名是连战，代表国民党，他是23.1%。这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有关系，如果连战和宋楚瑜联手，民进党还是没戏，结果国民党自己内部分裂，宋楚瑜是一独立参选人。结果是鹬蚌相争，民进党得利，阿扁上来当了总统。宋楚瑜虽然说功败垂成，但是他也还是很得意，不管怎么样我这30%几也不得了嘛。他借着这样一个风头，自己搞了一个新的政党—亲民党，也要进入国大，要争取更多的席次。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这个背景之下，国民党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总统选举也失利了，自己内部还分裂出去一部分人，人家反过来跟自己抢票源，抢席位。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要反思、调整，即便是从国民党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也不能继续让国大存在下去了，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舞台提供给别人。而民进党一直就主张废除国大。几个不同的考虑最后达成一个结果，就是在2000年4月份的修宪，修宪的结果是把国民大会变成了所谓“任务型国大”。国民大会不再是一个常设机构，有任务的时候就开会，没任务的时候就不开会。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高，会想出各种词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变成“任务型国大”，所以在后面好几年时间里面，国大真是无事可做，不给你派任务你还开什么大会？当然国大不开会，也就谈不上修宪。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都没有再修宪，一直到2005年第七次修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宪过程里面的最后一次修宪。 ( http://www.aisixiang.com )      修宪就是由“任务型国大”来做的，因为修改宪法是国民大会的职责，只要国民大会还存在一天，修改宪法就是他的任务，别人还没这权力。立法院可以提出修正案的条文，但是立法院本身是不能议决这件事情的，只要国民大会还存在，这件事就要通过国民大会来做。所以尽管它是个“任务型国大”，但是也还是国大，所以2005年是所谓“任务型国大”召开的唯一一届国民大会。而它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正式废除国大，自己给自己最后这一刀。“任务型国大”议决的结果有这么几条，一个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最终结束国民大会这样一个制度，把它的职能转交给全体公民，因为国民大会的职责在前面几次修宪当中已经是逐渐逐渐在减小。本来就代表国民行使那四项基本民权，选举，特别是总统的选举、罢免；另外就是所谓创制，也就是宪法的制定；复决，由立法院提供一个什么东西，要由国民大会进行复决。这四项基本民权到了2005年第七次修宪，任务型国大也不再存在了，这样一些权力主要的都转交给了全体公民，这样就有一个所谓“公民复决”的新条文出来。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2005年的最后一次修宪，宪法修正案里面第一条把这说得非常清楚，涉及到修改宪法、领土变更之类重大问题，最后要通过全民公决最后认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个材料，台湾国家档案管理局编的，这本书叫做《时代轮廓》，副标题叫“崭新与蜕变的历程”，再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国民大会修宪档案专题选集”，把七次修宪前因后果非常详细的记载下来，一些重要的档案原件这里都有，每次修宪的文字这里面都有。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就是七次修宪的大致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宪法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原初稿相比，甚至可以说面目全非了。尽管没有重新制宪，整个都是以修宪名义进行的，但是是根据台湾的治理需要，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三个问题，目前台湾朝野围绕宪政改革和宪制的主要争论。            2005年以后没有再修宪，原因很简单，2005年的修宪版本里面设置了非常非常高的门槛，不太容易再修宪了，现在国民大会已经不存在了，立法院里面要有1/4的人提出修宪，而且要超过3/4的人同意，向社会公示半年后，公民还要投票复决，超过半数才有效，实际上给修宪提出了非常高的门槛。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台湾宪政从1947年的宪法变到今天，到底怎么来看目前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在这些问题上，台湾的学界、政界是有很多争议的。本人5月份在台湾一个月，主要给东吴大学的学生讲学，前前后后也参加了他们几个不同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东吴大学本身在5月中旬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标题就叫“2010年：转变中的行政与立法关系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是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国会研究中心。那个会整整开了两天，请了好几十位学者，几乎把台湾各个大学里面主要搞这一行的人全给请来了。会议的主题讲演是由台湾现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做的，叫“国会沟通的艺术”。会上台湾学者对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做了很多讨论和研究，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简单来说，有一个共识就是觉得台湾目前的宪政体制有点“四不像”，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阁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总统制，也不是一般认可的半总统制，好像这些因素都有一点，但是彼此之间有矛盾。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比如说，按台湾现行宪法，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说起来有点像内阁制。但是行政院的院长是由总统来任命，而且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这样又像半总统制，而和内阁制相差甚远。从1996年开始，台湾的总统是民选的，比大陆先进多了，2200万人大家投票选总统，现在我们做梦都还不敢想，人家确实很先进。但如果从宪法体制意义上来看，它也有问题，总统民选当然是像总统制，但台湾现行的宪法明确规定，行政院才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这很清楚，1947年规定的，而且这么多年没变，七次修宪从来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七次修宪主要关注的是国民大会怎么改，总统怎么选，行政院基本没动，还是最高行政权力机构。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总统制的话，总统才掌握最高行政权力，而不能是行政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又不是总统制。你说它是不是像法国的半总统制？刚才我们说了双首长，总统是首长，总理也是首长，但是总统和总理之间是有一个制度性的连接渠道的，比如总统可以参加内阁会议，发表一些实质性的意见。但是在目前台湾的体制里面没有，总统没有参加行政院会议的权力，没有这样一个渠道。尽管在实际的党派运作当中，阿扁当了总统，行政院长又由他自己任命，这当中当然有很多桌子底下的事情，但是法理上有问题。两个首长之间正规的政治联系渠道到现在来看是不完整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总体来看，台湾现在的宪政体制，既不是内阁制，也不是总统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半总统制。当然也有人说，它什么也不是，就是台湾制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制度一定要自洽，逻辑上不能发生矛盾。而台湾在七次修宪过程当中，一方面要考虑到原来1947年的宪法基础，以内阁制为主要导向，又要照顾到原来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构架，后来又引进了法国式半总统的某些设计，这之间有些内容是相互矛盾的，而这些冲突在七次修宪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解决。现在为止台湾宪政体制存在着内部法理上的矛盾，当然运作上也有一些矛盾，理论和实践之间往往不一致。 ( http://www.aisixiang.com )      鉴于这个情况，今后台湾宪政改革的走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台湾学界有很多争议。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会，他们讨论的很深入。到底怎么使台湾的宪政体制更合理，你总得要偏向于某个东西，达到逻辑上的自洽，并且能够满足台湾治理的现实需要。这方面还是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学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有的学者就认为如果台湾今后的宪政要走向内阁制的话，基本上还是以1947年宪法作为基本精神，走向内阁制，总统就不宜直接民选。但是反对意见就说了，你要这样搞的话，就偏离了台湾公众的期待，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奋斗了这么多年，可以选总统了，现在搞来搞去又把它免了。老百姓总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当家人为好，所以有一种意见就觉得内阁制不行，直选总统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不能轻易地放弃。如果要搞一个更彻底更纯粹的总统制，就必须要取消现在行政院才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的这个规定，要明确规定总统就是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另外现有的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相互制衡机制就要取消掉，在总统制条件下，没有必要搞那套国会可以对行政机构提出不信任，总统又可以宣布立法院解散，这套东西属于内阁制相互调整，相互制衡的办法，在总统制下不是这样。现有的宪法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就要重新修改，但是这个修改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真要走向总统制也不容易，尽管民进党很多人一直主张台湾应该搞总统制，不仅是民选总统，而且在整个制度设计上应该突出总统制的原则。但是现在看来，真正要这么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 http://www.aisixiang.com )      要是走向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也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要建立一个正规的制度化的总统和行政院长之间的联系机制，使得总统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实际的行政过程。另外，要考虑引入公民投票机制，解决立法和行政之间可能出现的僵局。当然，引进公民投票机制在2005年已经部分解决。台湾的宪政体制究竟以后怎么往前走，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学界仍然在热烈争论，还没有答案。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作为旁观者来看台湾整个宪政改革的过程，有两条应该提醒大家关注，一就是台湾的党派政治或者政党政治对于台湾宪政改革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在整个七次修宪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很多党派利益纠缠，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其他一些相对小的政党，在修宪、提出不同的议案背后都有自己的动机，党派利益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这里面可以总结出对于今后大陆宪政改革应该注意的点。 ( http://www.aisixiang.com )      国民党是百年老党，过去长期是执政党，民进党是由原来的党外运动和反对运动起家，虽然在2000-2008年曾经获得过执政权，但是两个党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遗绪好像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解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台湾的政党政治还不能说已经很成熟。另外从这两个党的基本主张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的基本主张还是要继承原来中华民国的法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修正。而民进党更多主张和过去一刀两断，一切从头开始。这个问题延伸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两党之间的争议涉及到各自的合法性和所谓资格问题。比如说国民党或者“深蓝”方面，他们不认为民进党或者“泛绿”势力有资格领导中华民国；反过来说，泛绿方面也不认为原有的中华民国体制仍然适合于治理今天的台湾。这当然是一个更深刻的矛盾。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在今天也还没有形成共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在台湾和两方面的朋友都有接触。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是个泛绿色彩比较浓的地方，很多学者都是泛绿。我还到中央警察大学讲过课，也参加过他们的学术会议，那是蓝营比较集中的地方，当年蒋介石就是那里的校长。你听他们讲起话来很有意思，最简单判断他是蓝的还是绿的用一个词就够了，他谈到这边的时候是用中国还是大陆，如果张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一般来讲就是泛绿的，如果张口就大陆如何如何，那么他可能是泛蓝。现在在台湾岛内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这种矛盾、区别甚至是对立，仍然比较明显。在考察台湾宪政改革过程当中，出现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背后的因素之一，台湾这样一个政党政治恐怕应该要关注。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还有一个要关注的是两岸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是旁观者，或者大陆本身不是旁观者，在台湾宪政改革的进程、两党之间的博弈当中，大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说两岸之间经贸联系如此之广泛、深入，台湾就是最绿的人也必须重视这个现实，对于大陆不可能视而不见。即便在几年前，两岸之间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么热火，大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刚才谈到第七次修宪，废除了国民大会，连“任务型国大”都不要了，把一些国大的职能交给公民，由公民全民复决。这套东西在那儿如果按照刚才所讲的台湾宪政改革逻辑发展来看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大陆，特别是官方的解读，就认为你在搞“台独”，让台湾独立获得合法性。你以为全民公决，大伙儿都赞同台湾独立你就独立了？没那么简单，你要搞这个，我立刻颁布《反分裂国家法》，禁止以任何名义把台湾分裂出去。所以两岸关系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台湾的蓝绿两党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背地里都有这个考虑。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两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下面准备聊的话题。在台湾宪政的转型过程当中，两岸因素一直很重要，尽管他们现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直接触动两岸议题。讨论宪政改革的会议里面，学者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一般来讲不会直接把两岸议题搁进来，相反会很谨慎地把两岸议题先悬置化。所谓统独议题，这问题很敏感。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问题不是台湾一方面说了就算的，有些问题台湾是无能为力的，比如大陆这边到底政治结构怎么改，马英九没上台的时候也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后来当了总统以后，这方面有点儿缩水，今年好像又有一点进步。但他们至少都知道，大陆这边究竟能不能改，怎么改，这不是台湾说了算的，他们当然可以从旁边做一点工作。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这次去台湾，跟他们这方面也没少聊，但是他们在学术场合，一般来讲这个话题是回避的。大家只是讨论台湾岛内关于宪政改革怎么来做，各种体制怎么来搞，立法、行政应该是什么关系，总统的职权应该怎么定等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两岸框架里面考虑，比如说台湾的宪政改革和大陆的宪政改革今后如何去协调。 ( http://www.aisixiang.com )           最后一个问题，大陆可以从台湾的宪改中汲取些什么东西。            研究了半天台湾，当然我们最终关心的还是大陆自身的宪政改革。刚才咱们讲到了，从民主化转型的角度来讲，台湾远远走到了大陆的前面，尽管现在还有不少问题，我们作为旁观者也觉得还有问题，像刚才说的，经过七次修宪现在也不能说宪政结构很合理了。最近龙应台重新发表她的《野火》，20年以后重新发表，她也在反思台湾初期民主化完成以后，现在的台湾社会还有什么问题。这次在台湾期间，本人正好在香港出了一本书，是谈我自己被社科院扫地出门的这件事儿，香港的出版社就拿了一部分书跑到台湾，在台湾搞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搞得还挺热闹，请了一些台湾学界、媒体界的人士共同来探讨。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包括中研院、政治大学、台湾大学等等台湾顶级研究机构、高校里面的学者几乎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民主化到现在有很多需要重新反思的地方，而且他们很清晰，他们知道台湾虽然30年民主化取得很大成就，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我深有感慨，因为从民主化转型这个历史阶段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最根本的步子还没迈出去，而且最近这几年好像人家越来越不想迈，原来还说我们条件不成熟，私下里还这么讲，现在变了，据说要成为一个什么“中国模式”了，还讲得理直气壮，而且要向全世界输出、传播，这就比较麻烦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台湾已经走过的这30年民主化的进程，包括他们在宪政建设方面的经验，我觉得对大陆的确可以琢磨、吸取、斟酌。这个话题当然很大，今天没有时间充分展开，我也想听听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我的感觉是这样，大陆现在在建设公民社会，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大家都在呼吁，而且也在做。除了这些以外，从宪政建设这个意义上来讲，制宪或者修宪这些很专业同时又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从台湾已经有的经验里面，的确还是可以学很多东西，包括成功的地方，也包括不太成功的地方。刚才说了半天修宪和制宪，这两个之间你可以说有区别，也可以说没太多区别。台湾整个过程叫修宪，不叫制宪，但是最后修宪的结果和原来那个东西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修宪、制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但是根据转型学者的一些研究，从世界上已有的经验来看，的确修宪和制宪各个不同的国家采取的办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台湾学者是这么来概括世界上已有的关于修宪和制宪、民主化转型的几种不同路径：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转型初期的一次性制宪，从原来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东西。符合这样一种制宪模式的，比如像前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那些小国原来就不是苏联的，后来他们率先从苏联解体出去，他们基本上采用了一次性制宪的方式。另外像罗马尼亚、蒙古这些国家大概也是这样子。第二种叫做转型初期的大幅修宪，南韩、阿根廷基本上跟这个类似。第三种叫做阶段式制宪，整个过程是在不断制宪，但是又分阶段，不是一次性完成。最典型的是南非，南非废除了种族主义制度以后开始全民修改宪法讨论，先搞出了一个过渡宪法，而这个过渡宪法里面又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下一步宪改过程的时间表，整个过程设计得几乎是尽于完美。这是南非在宪政改革当中非常独特的、也应该说很成功的经验。第四种类型叫渐进式修宪。在东欧，匈牙利是属于渐进式修宪，亚洲的印尼、台湾也可以属于这个类型，台湾学者也是把自己宪政改革的过程纳入到第四个类型。 ( http://www.aisixiang.com )      假设这四个类型还能说得通，我们要考虑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以后的宪政改革如何走。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不行，非改不可。如果我党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当然最好。运转了60年，现行的中国政府体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体制，它确实有很多专制色彩，不管这个专制来自于中国的前现代的皇权制度还是来自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的列宁、斯大林主义，从实际运转和结果来看，它的确是一个非民主的制度。既然是这样一个制度，那么它一定要改，不管这个改革可能会经历多么艰难的过程，这件事情总是要做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不妨可以把事情想得更远一点，既然这件事早晚要做，以后宪政改革的进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们早晚有一天要遇到这样一个任务，或者说这个任务现在就已经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就是重新制宪。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许多规定是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个序言，后边有些内容，像公民的基本权利，至少理论上是对的，35条、48条都还不错，可惜执行当中没这么做,也不可能这么做。 ( http://www.aisixiang.com )      重新制宪，要思考中国如何建设既符合宪政的最基本原则，又满足中国这么一个特殊国家的现实需要的这样一个宪政体制。通过宪政设计，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方案。这件事情我之所以说早晚要做，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的一百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现在马上就一百年了，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做过制宪工作，后来1928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做过制宪工作，但是很可惜，前面这两段宪政建设历程到了1949年被中断了，1949年以后中国所谓宪政的建设是按照另外一种原则来做的，就是苏维埃式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这一套与真正的宪政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的文章里面有一个提法，1949年以后，这样一个社会演进实际上是对1912年已经开辟的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社会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的背离或者扭曲。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被扭曲的东西重新掰回来，重新回到1912年已经开辟的路上去，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 ( http://www.aisixiang.com )      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现行宪法、1949年以后的传统和我们要创制的这样一个符合现代宪政民主原则的宪政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历史继承性？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我自己现在倾向于认为，今后我们要做的这样一个宪政建设更多的是接续1912年的传统，纠正1949年以来的错误。如果详细分析这60年，是很复杂的问题，这里边不涉及对主观动机的评价。从实际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显然1949年代表的制度选择和制度路径是错误的。如果这样一个判断能够成立，我们就势必会面临一个任务，就是未来的中国宪政民主需要有一个重新制宪的过程，不管我们今后建设的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还是什么其他制，总而言之，我们要建设一个既能够提升公民权利，又能够满足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的现实治理这两方面要求的宪政体制。宪政原则虽然说全世界普适，但是每一个国家具体的宪政制度的确都不一样，会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有一些特殊的设计。究竟中国今后要找到一个什么样更合理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今后真正要做的、很难但又充满魅力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的机遇或者责任。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台湾过去宪政建设的过程对我们有价值，也是在提醒我们要通过一种更理性、有效、前瞻性的选择和比较，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转型目标和路径。民主化启动后，也许先要有个修宪过程，但这至多是一种准备，未来重新制宪的准备。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做的很不够，但这的确应该做，我确实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做这件事情。 ( http://www.aisixiang.com )      说到这儿，顺便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刚才主持的张大军，还有北京的一些年青朋友，现在搞了一个小网站，网站的名称叫做“中国转型智库”，网址是www.minzhuhua.net，翻墙可以看。这个网站就是想干这件事情，严肃、认真、建设性地讨论未来中国的宪政转型目标应该是什么，路径怎么样去选择，去走。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先说这么多，关于制宪，关于未来中国大陆的宪政改革，我们可以从台湾那里汲取些什么东西，这个话题我们远没有展开，但是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请大家发表意见。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环节            提问：张老师您好！首先我不同意您一个观点，就是说台湾的模式对大陆民主化转型的借鉴问题，台湾是一个威权体制，大陆是极权体制，不适合于威权民主化的进程。按照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转型模式，就可以看到，一个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要走向民主化，必须首先执政党解体，政府垮台，民主化才有可能。至于政府和政党解散、垮台之后，是走向民主化还是威权化，就可以有两条路径的选择，一条是直接民主化，像东欧的一些国家，前苏联一些国家是通过颜色革命，转化为威权然后再走向民主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另外咱们今天谈的是台湾的宪政和宪政改革，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来谈，对照民主化转型模式，我想有一个阶段问题，就是说从口头政治到街头政治，然后到政党政治，这是一个阶段论。从台湾转型的过程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首先是党外运动，对威权口头的不满，这通过蒋经国时代，得到了一个释放。通过街头政治、组党，2007年可以百万围城反阿扁，反台湾贪腐，这就叫做街头运动。中国这样的社会，从启蒙到口头，到不满，然后到行动的实施，特别需要现在就经历一个街头政治的阶段。如果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话，可能就会进入到政党政治的阶段。还有您提到台湾的立法院和行政院之间有一定制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参考欧美的模式，欧美是三权分立，司法在这中间制衡，最高法院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我先来解释一下，你刚才说台湾宪政改革作为模式，大陆作参考，这个观点我完全同意。我刚才可能有一个地方没有讲清楚，也可能是你误解了，我所说的大陆应该去认真汲取台湾民主化进程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台湾这样一个具体的体制作为今后中国大陆宪政改革当中要参考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台湾和我们同文同种，过去有些经历类似，虽然不完全一样，台湾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成功和失败的地方，我相信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宪政改革会有一种启示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搞个半总统制，我们今后也搞半总统制。很简单，大陆是体量要大得多的一块，台湾七次修宪的确更多地照顾到台湾目前的现实，是在2000多万人口这么一个相对小的规模里面进行的宪政改革，所以我们不可能按照台湾现在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我只是说台湾在宪政改革当中经历的一些成功的东西和不太成功的东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同文同种，而且比它更复杂的地方来讲，需要认真地去考虑、去汲取它可能的参考价值。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你刚才谈的一条我完全赞成，就是台湾宪政改革最开始的东西和我们现在改革所面对的的确有很大区别。如果可以把台湾国民党的政权归结为威权政权的话，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体制有更多的极权色彩，这两者之间有不同的地方。甚至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国民党、孙中山的建国理想的确是经过军政、训政，最后达到宪政，他是要建设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孙中山的晚年，由于革命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并且提出以党治国，要把党建在国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孙中山是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虽然从当时的背景条件看，孙中山的错误也不是不能理解。不管怎么说，孙中山要建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是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最开始的建党以及1949年建政，它的理想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共产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人民民主专政也好，被认为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民主。他们压根就不认为我要建设一个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民主，要建设的就是专政，而且这个专政是由我共产党代表。既然这样，我就没有一个当年孙中山说的国民党训政几年以后，所谓还政于民的问题。现在共产党说，我要代表人民执好政，并且永远执政下去。这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极权和威权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因此在这方面，我完全赞成你的理解。也可以说宪政改革面临着一个更加艰巨或者更加苛刻的条件。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从口头政治到街头政治到政党政治，这是民主转型一般会经历的阶段，各个国家、地区不完全一样，但的确这几种不同的抗争方式都存在，这需要单独讨论，我就不多说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制衡，台湾只是提供了一种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自身也不是很成功。英、美各国也各有各的做法，所以究竟在中国未来的宪政体制当中，怎么设计立法、行政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自己前几年写了一个宪政改革的报告，那其实只是一个主报告，按照我的计划，后面还有十个分报告，这十个分报告现在还有八个没写，而且八个分报告简而言之都是想解决宪政国家结构里面，立法、行政、司法，中央、地方、军队等等所谓结构性要素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关系。至少，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把它梳理清楚。实际的演进过程，还会有很多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那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我们现在能做的，至少是理论推演吧，把一些事情做的尽可能成熟一点。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老师，谢谢您！宪法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法律是超越的法，在西方，《圣经》或者基督教告诉人们，要生活得现实，同时又远望于来世，他们在转型中有这么一种超越的东西。西方的转型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而我们现在转型是几十年，用几十年的历程走他们几百年的历程，转型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想知道的是，对于宪法上的更高级法，官方和民间是否明确？有没有一种共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超越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现在不明确，我们能不能走出转型的困惑，从而成功走向民主转型？西方可能在某一阶段取得了成功，但不见得是普适的，也不见得适合我们。张老师您怎么看？谢谢。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谢谢这位朋友。你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超出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关于此世彼世的问题，或者宪法之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更高的法，这个话题的确现在有各种不同的争议，也有不同的理解。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陆民间的朋友里边，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朋友里面，有不少是有基督教信仰，很多很著名的维权律师、学者，包括海外的也有不少是基督徒，我和这些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反对派朋友有很多接触，也有很多沟通。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不要下结论，因为如果我们超出某一个特定信仰来考虑宪政转型的更一般性的话题，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我们把宪法理解成一个国家的最高法。所谓宪政改革所涉及的就是对国家根本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改革，至于说改革背后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的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去沟通。的确，即便在反对派朋友当中，除了基督教信仰以外，也可能还有其他信仰，也有无神论。所以这个话题，我认为应该把它留在今后的转型当中，大家不断沟通，看看能不能达成某种共识。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更接近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他有一个提法叫做所谓“重叠共识”，不管大家是什么样的信仰，但是在认可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共同的，我们现在有这个就够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您好张老师！我也看了很多文章，我很困惑的是，宪政民主与民主宪政之间有什么区别？第二个问题，中国宪政转型是否要建立一个广泛民主的多政党的基础，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设计的两个政党？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第一个问题，宪政民主、民主宪政在我这儿没有区别，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朋友这方面作出一个区别。因为宪政民主、民主宪政这里边，“民主”这个词更宽泛一些，从古希腊开始就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民主形式。我们现在加上一个“宪政”作为限制词，宪政民主当然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包含了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尊重，同时也包含了对权力的制度性制衡，这是我理解的宪政民主。当然有时候在表述上，我们也反过来说民主宪政如何如何，至少在我自己处理这些词的时候，没有把它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来处理。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二个，宪政转型是要建立在多党制的基础上，还是只是两党制，这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深度的话题。我记得前两年好像翻译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区分了这么一对概念，一个叫所谓多数民主，一个叫共识民主。多数民主一般来讲指的是两党制这种情况，在议会里面谁占多数谁就来组阁执政。共识民主更多指的是同时存在若干个政党，按照比例代表制的话，选举当中，凡是越过门槛的都可以进入议会，然后在议会里形成多个层面互相竞争的局面。根据这位美国学者的研究，他认为这两类民主的优劣不可概而论之，每个国家要看它具体的特点，有些小国可能适合于多数民主，比较复杂的大的国家，可能共识民主要更好一点。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就中国而言，现在中国共产党还在强调一党执政，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多党合作，不过是个招牌而已，这大家都清楚。我们要往后想，要考虑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或者宪政民主，它这个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也可以想象，像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今后会有更多的不同利益表达，这些不同的利益表达在政治结构当中都有自己的代表。随便举例子，共产党现在是一个，进入转型以后，自身会分化，就可能变成两个，甚至三个。民间的反对派朋友们也可能像团结工会，我就搞成一个了，或者像今天台湾的民进党，各种反对力量全都组成一块儿。但是从现在来看，这只是一种可能，甚至我觉得还不是太大的可能，因为现在民间反对运动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山头太多，今后就形成两个吧，加上共产党里面两个，就四个，然后还有基督教，这么多基督教的朋友到时候搞个基督教联盟也没准，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更何况外面还有个法轮功。 ( http://www.aisixiang.com )      未来中国这样一个宪政体制的建设，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多党竞争的局面，当然党太多了也不行，党太多了也不稳定，从整个政治结构这个角度考虑，党太多了也是问题的。这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怎么样来设计一个更合理的宪政体制，包括选举制度，使得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又适合于中国治理需要的政党格局，除了现实的博弈以外，在学理建设上面也应该去思考。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提到紧迫的日程上来，我们至少应该在学理上把这件事情搞的更明白一点。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老师您好！我们是twitter网友，我代表twitter网友提一些问题。刚才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我是穆斯林，在中国转型期间，宗教团体能起到哪些作用？谢谢张老师。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这个话题好像超出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我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刚才已经谈到，宗教信仰对于个人来讲，在一个人一生当中非常重要，自己能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了以后感觉如何，的确有信仰和没信仰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宗教组织是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在转型当中会在客观意义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极权国家的民主化。大家知道，像我们这种体制，过去对宗教组织一向是要打压的，现在也是如此。之所以要打压，一个理由是宗教团体有自己特殊的信仰，这和极权统治要求思想统一是相矛盾的。再一个，宗教组织是有组织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这样一个组织状态又和极权体制要求控制所有人相矛盾，这是不能允许的。所以在这两个意义上面，宗教组织的存在和极权政体处在天然的对立当中。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实践层面，这些年的确中国的信仰组织发展很快，不仅仅是10年前的法轮功组织。大概在20年里面，一直在顽强成长的家庭教会，这些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宗教组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他是伊斯兰教信仰者，还有佛教甚至道教。这的确说明一个问题，宗教组织不管自己在主观上如何定位，在客观上他们在未来的转型当中是会发挥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对这个作用，我是从来不怀疑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老师您好！我有好几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只提一个。大家都知道在1989年有一个电视系列片叫《河殇》，这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因为中国的地缘性，内陆国家造成人民传统闭塞的思维。再加上1949年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从经济、政治上进行封锁。我想问，是不是地理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因素造成了中国的执政党长期以来没有一种变革思考的动力？谢谢！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谢谢这位朋友，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限于时间，我只能简单谈一点看法。      1988年《河殇》的确影响很大，它呼唤蔚蓝色文明，告别黄土地的专制，主题非常明确，当时在社会上反响也很大。实际上，把这个问题再放开一点，它确实涉及到如何来看待我们5000年历史传统的问题。这个文化在今天的转型当中，究竟历史命运会如何？另外，这样一个传统文明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面，当世界上也正在发生剧变而且欧洲文明处于强势的状态之下，怎么来看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觉得这的确需要认真去思考，也需要拿出一个成熟的答案。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个人写过一本书，叫做《从五四到六四》，副标题是“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这个书网络上也有，大家可以下载。这本书要写六卷，现在刚刚写完第一卷，后面五卷还没写。但是，对于讨论20世纪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兴起，它的文化发生学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构建一种合适的学理框架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更深入，这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直在想的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前现代文明，很辉煌，5000年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很难见到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的前现代文明基本上是一个以皇权统治作为基本特征的文明，而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内陆型的农耕文明作为依托，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当然，还有政治化的儒学作为皇权统治意识形态的表达。 ( http://www.aisixiang.com )      到了近代，这样一种传统文明受到强烈的挑战，我们是在外力的逼迫之下考虑我们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事情显得有些吊诡的地方在于，外来挑战本来是代表近代人类文明的共相，特别是在现代化意义上，或者用我自己的一个词叫“制度现代化”的意义上，是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传播过程，从结果来看也是如此。但是它采取了非常吊诡的形式，就是所谓殖民侵略、经济扩张这样一些形式。这个东西在我的书里面用了一个概念，叫做“征服者逻辑”，它体现了文明进程的某种二律背反。理解1840年以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挑战、所经历的内心紧张，我们的痛苦和欲迎还拒式的内心焦虑，都可以从这个背景里面找到解释。 ( http://www.aisixiang.com )      所以如果要讨论过去200年或者100多年现代化转型当中经历的种种曲折，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样一些东西往往对年青人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甚至形成所谓愤青群体，都一再证明，理性地追求现代化，客观看待过去200年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理性资源，合理看待文明的冲突、扩张当中所包含的悖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话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那本书，其中有一节，应该是第一卷第十六或第十七节的样子，其中就谈到“论征服者逻辑”，大家可以参考。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根据您了解的情况，在转型期间，台湾政府是怎么处理民族问题的？      张博树：对于台湾来讲，民族问题主要是所谓原住民问题。台湾居民的构成是这么几部分，1949年老蒋撤退台湾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万人过去，这些人后来一般被称之为外省人。在这之前，大概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面，从福建一带，还有南中国也陆陆续续过去了不少中国人，到了台湾定居，这一部分人到了1949年以后，他们已经被认为是本地人，其实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台湾原住民，真正的台湾原住民就是土生土长，世世代代在台湾岛上生存，大概有十多个少数民族。现在在日月潭这个地方还有原住民，因为日月潭是在台湾中部，高山之间的湖泊，湖泊四周住的都是台湾的原住民。这是台湾意义上的民族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这次到台湾，日月潭还去了一趟，算是旅游吧，在游船上我还长了一点知识。日月潭有个码头，叫做伊达邵码头，我当时就问导游为什么叫伊达邵码头，他说很简单，这个伊达邵原来就是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根据他们的语言译出来的。后来老蒋到了台湾岛以后，曾经把这个地方命名叫德化地区，派出所就叫德化派出所。原住民就很不高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德化，那我们原来就没有道德吗？就很不满意，所以到后来台湾民主化转型启动以后，名字也作了些调整，现在这个码头叫伊达邵码头，尊重人家原住民的语言和原来的理解。但是派出所好像还叫德化，不知道为什么。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在台湾是否尊重原住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现在在台北有原住民博物馆，他们对原住民政策上的优惠也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是如果和大陆相比较的话，台湾的民族问题应该说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确实不像我们的新疆、西藏，有这么多让当政者头疼的问题，在台湾没有。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老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被社科院辞退的原因是什么？      张博树：关于我和社科院这段小小的故事，事情发生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与中国社科院”，这个文章大概有5万字，详细回顾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文章在互联网上可以查到，在转型智库的网站里面就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点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之所以还是写了一篇文章，而且前不久在香港还就这个话题专门出了一本书，也是考虑在中国今天这么一个环境下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公开的批评。刚才大家都提到我们是一个极权体制，我们还不如原来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不允许批评，你一说它不好，它不爱听。有些事儿是这样，它明知道错了，甚至可能暗暗去改，但是不能说，说出来就不行。事情就是这么微妙。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大家都是按照一个口径去想问题，按照一个口径去说话，那这个民族的创造性确实都被扼杀了，这个民族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13亿人口就真成为豆腐渣了。我们要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民族要有更好、更理想的明天，肯定要改变这个现象。就我个人来讲，无非是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文章大体上就是把这件事情当作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博弈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案例，大家如果觉得不占用时间的话，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也欢迎大家批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根据您的研究或者感觉，您估计中国宪政转型的关键期或者是突破期，大概还有多少年？我们此生能否见到？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问问题的朋友应该是年青人吧？我是这么看，甭说你能看到，我想我也能看到，而且现在在座的有些比我年岁更大的老者，也许都能看到。但是话说回来，能不能看得到，不是看能解决的，我们还得做。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老师您好！在您研究的政治哲学之中，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经过社会转型之后，存在着一党制之下的自由而不是一党制之下的民主？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那就看你如何去定义自由，如果你把自由定义为不受控制的生活和思考，那么你这个设想就是不可能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我的问题是，因为台湾被日本殖民了50年，从民族感情上来讲，作为中国人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客观上来讲，日本也有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说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消灭传染疾病等等。在您的印象当中，普通台湾人或者学者如何面对这段历史？或者说这段殖民经历对台湾今天的社会有哪些影响？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了，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我在台湾呆了一个月，一个直观印象就是台湾生活的许许多多方面，的确还保留着当年日据时代的影响。日本我也去过，比如像台大的建筑现在基本上还是日据时代的帝国大学建筑，没有变，不像我们现在北大、清华，新楼一栋又一栋。台大门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矮的门，个子高一点的话都要顶住，但它现在仍然保留着。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买件日用品，他给你包装，包装完了以后还要把口细心地封上，这么一些细节都非常类似于日本。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表面化的观察。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说台湾今天的社会里面，包括民主化转型当中，是不是受到当年日本统治的影响，这不好作一个总结。但是至少可以说，台湾今天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台湾今天的影响应该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传统中国的影响，一个是国民党在民国时代形成的威权政治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再有一个就是日本文化的影响。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次我在那儿一个月，跟很多人都聊，其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们就讲当年日本人在台湾，和当时对满洲国的治理不完全一样，真是把台湾当作他自己的一块地方，所以下了很大的工夫，当然日化得也更为彻底。这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台湾本地的人也是反抗的。我这次去台湾花莲附近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太鲁格大峡谷。一条深涧穿山越岭，确实极其惊险。当地导游就讲，你看这个地方，山川如此之高，地形如此之险，当年这个地方活跃的就是台湾抵抗组织。日本刚刚占领台湾的时候，的确受到强有力的抵抗，但是后来抵抗越来越减弱，以至于到50年统治快结束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统治的接受已经成为事实。这究竟对今天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有多大影响，我没做过研究，不敢随便说，但至少从日常生活和文化层面上，的确还是处处都可以看到当年日本的影响。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先生您好！您刚才提到中国的传统对现代化转型的影响或者负担的问题，我有一个观察，譬如说大陆和台湾，北朝鲜和南韩，甚至包括1975年之前的北越和南越，能够发现事实上去传统化更为激烈的那一方面，往往是我们在价值上予以批判，在更大程度上不能接受的政权。在这一点上想请教您一下，能完成转型的政权，对传统是否有比较好的吸纳？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如果是谈大陆和台湾、南韩和北韩、东德和西德这种话题，我们首先把它的区别理解成是制度上的区别。东德统一于西德，这是目前为止三个里面唯一比较成功的统一，更多的确实也是制度上的统一。南韩和北韩现在还不好说，两个国家孰优孰劣大家都很清楚，今后他们如何走到一起，不是我们现在所能预料的，但是有一条，北韩这个政权能够保存到今天，也可能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说文化问题，在这样一种比较当中究竟占多大的分量，这需要去梳理。就拿台湾和大陆相比较，两个地方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变当中，本身的背景不一样，也经历了很不同的过程。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建设一个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破四旧、立四新，对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1949年以前就开始了，1949年以后更加极端，到了文革达到顶峰，这是大陆经历过的这么一个过程。台湾情况不一样，你到台北就会发现，台北许多主要的公路、街道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概念命名。比如说最繁华一条街道叫做孝忠，孝忠南路、孝忠北路，有很多这类从儒学和传统文化中延伸出来的概念。的确是一直在维护传统文化，而且是把它当作政权继续维系的很重要的东西。(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和台湾的同龄人坐在一起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基础训练方面，大陆的人一般来讲不如台湾，这是事实。我们从小这方面的教育就中断了，我11岁的时候就爆发了文革，后来学了一点传统文化还都是自学的。整个系统的学习过程是被中断的。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台湾学界和台湾的普通公众考虑民主化进程和传统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方面对他们的思考有没有影响，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个人的观点，的确更多的是把前现代的华夏文明，特别是以政治化的儒学、皇权制度、小农经济和家族式的社会整合所共同构成的前现代文明理解成是现代化进程当中需要扬弃的东西。尽管传统文化当中也有很优秀的部分，但是我们需要对它作一个严格、细致的梳理。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总体来讲，既然把前现代文明理解成中国所特有的内陆农业文明的产物，当然它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更多的应该是通过解构，重新梳理，改变原有的形态和结构，使它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当今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融合起来。但是很有意思，台湾人未必这么思考问题。我在台北期间，曾经接受过台北一家媒体的采访，这个媒体叫中央广播电台，也是台湾的国家广播电台，他们的采访主题是《我与社科院》这本书，其中也问到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我就把我刚才那套说了。后来很有意思，现场录制完以后半个小时就播出，结果我在听的时候，就发现整个采访大概聊了半个多小时，其他的部分全部照收照录，唯独我谈传统文化多多少少有点批评的观点被删掉了。我们来悟这件事情，对传统文化质疑或者批评的声音，是不是在台湾还是一个问题，或者只是这个记者在处理上的个案，这确实不大好说。但总体来讲，这的确很微妙。两岸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如何面对共同的遗产，怎么更理性、更科学地界定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转换，以及转换进程中所包含的张力，这是一个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张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关于传统批判的问题，也使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在北大听高全喜老师的讲座，他提到了您，说您的观点他都赞成，但是您对传统的批判太过严厉，太过苛刻这是他不能赞同的。而高全喜老师和中国当下很多学者一样，经过对哈耶克的研究，想取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路径，对传统多有珍视，现代性的诸多层面往往视为对自由反而不利，高老师经常把现代性个人自由的种种博弈视为一种迷雾之下的罗马亡国之兆。上周他又这么说，我就很疑惑，他们这种保守自由主义的路径在当下的中国，在传统之中又吸取不出来。像秋风老师这样，他们在传统之中想吸取一些有利于自由的东西，但是吸出来的东西又不能扶正，他们愿不愿意像您这样直面传统中的糟粕？他们的状况岂不是非常尴尬？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我跟高全喜老师很熟，经常沟通，还有刘军宁、秋风这些朋友大家也都很熟。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认识的不同，就是对所谓保守主义或者叫自由主义当中的保守立场如何看。哈耶克是国内很多自由主义学者喜欢援引的权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经常谈到这一点，哈耶克何许人也？哈耶克保守主义的自生自发更多指的是英国。而英国从现代化的转型来看，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政治转型应该是从1215年大宪章算起，如果说经济转型，从16世纪以后就开始有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的准备。整个过程的确是在原有的文化和文明基础上，逐渐自身演变，最后变成后来的样子。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是不成文法国家，很多按照惯例来走就可以了。为什么是这样？我的观点是，英国这样的国家，原来的文明里面就有更多的文化因子是适应了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的，这两者之间有着一种结构上的偶合关系。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哈耶克的理论抽象，那是另一回事情。哈耶克抽象出自生自发的秩序，并且把它演化为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命题，这个命题如果说以英国的经验作为基本背景，完全可以理解。但哈耶克基于一个特殊的民主国家的历史演进的经验，把这个命题一般化、抽象化，这是不是有问题，可以讨论。换句话说，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能不能作为普适性的宪政原则来加以引用，我是抱怀疑态度的。无论是对什么样的学者，还是理论权威，我们都要考虑理论产生的具体背景，具体的历史语境。对哈耶克的观点同样如此。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具体到中国国内的学者，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刘军宁、秋风，也包括其他一些致力于从传统文化的资源当中寻找中国宪政改革的本土文化根据的学者，我很钦佩他们的执著，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核心的问题就在这儿，你自生自发，就要看你前现代的东西和现在要建设的东西，它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程度在结构上是能够吻合的，如果缺乏吻合性，你非要从那里面找点什么对于现代有用，这恐怕就成问题，属于一厢情愿。反倒不如用一种更彻底的姿态，坦荡面对我们的历史，面对文化，也面对我们的未来。我相信，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已经有的、优秀的、好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在今后新的文明里面，也会有一席之地。但凡是确实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的要素或者文化因子，你就是再想保留它，恐怕也做不到。至于这些学者们，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在引用哈耶克的观点从事这样一种努力的时候，关键是一个思维的方法，学理的考虑方式是不是也应该作一些调整。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问：谢谢张老师！我提两个问题，一个现实问题，一个理想问题。现实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讲到台湾修宪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过程，这肯定是一个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更想了解一下，真正推动台湾宪政改革和变化的实际社会力量来自于哪里？比如说是现实里面的宪政的力量，还是外来的政府压力，或者经济问题的推动，还是文化的因素，到底是哪种力量占主导？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二个是理想的问题，将来中国采行联邦制讨论的比较多一些，联邦制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以及将来宪政的秩序前景怎么样？遇到的主要挑战或者解决方案是什么？谢谢！ ( http://www.aisixiang.com )     张博树：你又问了两个很大很大的问题，简单回应一下。      第一，关于台湾的宪政改革究竟推动的社会力量来自何方，我很同意你刚才的判断，它的确是一个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多方面的力量，除了当政者、在野派，社会的民间力量在里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时间有限，在介绍七次修宪过程当中，我完全没有介绍在这个过程里面台湾的普通民众发挥了多大作用，其实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民进党在几次修宪过程当中，都动员了台湾的一些社会组织，通过民间修宪的形式，甚至是街头运动影响宪改事件。台湾还有很多的民间组织，很多学人的组织，也都很深地介入到台湾的宪政改革进程中。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说这些力量之间哪个是主要的，好像不能这样来问。一个社会的转型当中，从来都是不同的力量在互动，如果一定要找出主要的因素，我相信它来自社会自身变革上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深深植根于社会最广大的民众的要求当中。至于说以政治党派的名义、行动出现的，他们也都在某种意义上折射着或者代表着社会的要求，这需要具体去分析。 ( http://www.aisixiang.com )      第二个是关于中国未来的联邦制设想，这当然是民间反对派朋友里面多少年来都在议论的话题。两岸最后究竟前景如何，就台湾方面来看，蓝绿两界的朋友关于两岸的前景问题确实观点不完全一样。大陆这边据我了解，好像更多的朋友还是希望两岸最终能够走到一起，至于走到一起的形式是什么，的确有各种可能，联邦制是一种可能，但是联邦制的前提就是这是一个国家。至少到现在为止，从我对台湾的考察和观察来看，不用说绿营，就是蓝营的很多朋友，他们好像也并不认为两岸现在已经到了从政治上往一块走的地步，远远没有。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他们自己在统独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有一条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认为两岸今后究竟如何走，两岸关系究竟如何来处理，能不能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这些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大陆的宪政改革一定要启动，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办法坐在一块儿讨论实质问题。别看现在ECFA已经签订了，但是在台湾内部争论很激烈。ECFA签订是经济层面往前走的一步，但两岸真的在政治上坐下来谈，还有很远的路。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台湾这样一个已经经过30年民主转型的地方，你让那里的老百姓也好，官方也好，学界也好，反过来再接受大陆这一套，怎么可能？除非你用武力强迫他接受，其他的方面不可能。当然现在的确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两岸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要想让已经建立的经贸联系完全退回到过去两边互不交往，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两个不可能之间是有张力的，有矛盾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在台湾期间，台北的殷海光故居基金会有一个系列讲座，我在那儿也讲了一次。其中就谈到一个观点，我说既然两岸之间，让台湾完全接受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但是两岸之间的经贸联系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再想逆转也不大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化解这样一个矛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两岸应该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两岸讨论今后前景的一个基本前提，而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没有别的，就是现在所讲的宪政民主。中国的政治体制远远落后于台湾，是不符合社会发展总的潮流的，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的确有这样一种责任，应该完成自身的政治结构的改造，实现自身的政治民主化。在这个前提之下，两岸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再来讨论两岸未来怎么走。你说采用联邦制，联邦制意味着我们回到一起，都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能叫中华民国，也可能再琢磨一个别的词，比如就叫中国。我自己曾经提过叫中华第三共和国，当然第三共和现在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些海外朋友也提第三共和的概念，但是他把第一共和解释成1912年，第二共和解释成1946年，今后建设的就是第三共和。我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还得给大陆的当政者一个台阶嘛。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管怎么样，我所理解的第三共和，1912年是第一共和，1949年是第二共和，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有不同意见，搞了半天专制，你怎么能说是共和呢？这是个政治智慧问题，也包含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某种尊重。总之，第三共和是一种可以想象的前景，是联邦制，大家在一个共同的主权国家框架内共事。当然也有其他可能，比如邦联，邦联前提就是大陆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台湾也承认大陆是个独立国家，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建立邦联，这也是一种可能，这是未来政治演变的问题。不管是邦联也好，联邦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两岸要能坐下来认真地谈，而且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就政治议题来进行讨论，共同的政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谈。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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