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中，林肯最具有传奇色彩，也最具有争议。他的传奇之处如同一部真人版的阿甘正传。他身体力行了“牛仔也能当总统”的美国梦，可谓名满天下：出身卑微、自学成才、奋斗不息，这些如果都能再现于笔端，都应当是史家之绝唱。
然而，对于法律人而言，他也可谓谤满天下：他既是力挽狂澜、亟扶大厦于将倾的铁腕强人，又是违宪中止人身保护令的帝王总统———尽管打着国家安全这面冠冕堂皇的幌子。甚至我们可以说，林肯开了帝王总统的先河，充分展现了行政权能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之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尼克松、乔治·W·布什可谓过之而无不及。
弗莱切《隐藏的宪法》一书认为林肯以内战为契机重新诠释了美国民主，构建了一个新的宪政秩序：以他那篇脍炙人口的葛底斯堡演说为导火索，以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为突破口，第二部隐形宪法应运而生———新法律体制的诸原则与1787年起草的第一部宪法迥异。这个新宪法，用作者的话说，甚至“实际上建立了美利坚第二共和国”。
南辕北辙：分裂之家在所难免
艺术史家爱德华·福克斯认为，至少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沿海法国，充满活力、灵活，一切视线都转向外部世界；另一个是内陆法国，土气、保守，意识局限，与外部缺乏联系，但政权却常常为第二个法国所左右。
这种论断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用来形容美国的南北差异，尤其是内战前夕南北的大相径庭却分外恰当。正如18世纪8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弗逊在写给一名法国记者的信中所言“北方人冷静、稳重、勤劳、坚毅、独立，珍惜自身的自由、奸诈、迷信，还假装虔诚坚信自己的信仰；南方人暴躁、贪图享乐、懒惰、浮躁、独立，热衷于使用他们的自由，却肆意践踏他人的自由。”这段耳熟能详的比较大致奠定了之后两世纪的基调，即尽管南北方都珍视自由(实现自由的手段却有天壤之别，北方视自由为目的，南方视自由为手段)，但北优南劣———北方外向、进取、欣欣向荣，南方保守、褊狭、固步自封。
即使是生于南方长于南方的历史学家韦尔伯·卡什在其《南方的精神》一书中也不无偏激地鞭挞罪恶的南方，例如“崇尚暴力、观念褊狭、充满憎恨，常常怀疑新观念，缺乏分析能力，做事凭感觉而不是思考，沉迷于虚构的事物和错误的价值观，最后他们太过纠结种族问题，并且有为残暴和不公行为正名的倾向”。
国内对美国内战的研究大多着重南北经济形态的差异性：北方工商业劳动力匮乏，南方种植园束缚了青壮黑人劳动力，因此战争一触即发。这种论断诚然可信，但南北文化上与生俱来的差异却被掩盖了。
事实上，即使今天的美国北方人对南方人的看法也好像英国人看待美国人一样———粗俗、无知、傲慢、自大，所以如果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重音强调某女孩是南方女孩时意味着善意的揶揄，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内“山窝里飞出金凤凰”的说法。考察美国民主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悲观地坦承“在南方你看不到几座教堂，也没有学校”，甚至盖棺定论———“南方社会就如同南方人，似乎不会作出什么贡献。南方已没落，她会被北方所统治”。
由此可见，分裂之家虽然不能持久，却也不能避免，因为制宪会议时南方和北方就已种下祸根。当时南北的讨价还价在《联邦党人》文集里都有翔实记载，当时的妥协似乎也预示了日后的冲突。
现在看来似乎北方在经济、军力和名分上稍占优势，但南方自恃棉花优势———这在当时欧洲战场可是紧俏货以及法国的外交支持，也可以说得上是“稍逊风骚”。这也造成开战之初北方节节败退的怪现象。但是《解放奴隶宣言》的签署让我们感受到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尤其是群众中的流氓无产者。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扭转了战局。
但耐人寻味的是战胜方却没有将战败方送上断头台。南方军队的CEO罗伯特·李竟然没有背负内战元凶的恶名，反而还能终老田林。即使现在还能在西点军校见到李将军的雕像，南卡罗来那甚至将当时南方叛乱时的“国旗”悬挂到了2003年，美国人对内战同胞的包容让我们深为汗颜。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今天你和美国人谈及美国的内战，南北两方对其定义也大相径庭：北方对其命名是CivilWar（国内战争），南方仍然是South-northWar（南北战争）。
按照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北方潜意识里还是大联邦政体，南方还是州权至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如果用弗莱切的视角来诠释，北方的大联邦心态揭橥于第二部隐藏的宪法———所有人的平等、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而南方自由主义的州权至上立场则肇始于第一部宪法———自愿联合、个人自由和共和主义精英政治。尽管前者隐性，后者显性，但是前者却时常在紧急状态应运而生，哪怕度尽劫波，却还是能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前者带有浓郁的国家本位色彩，例如西奥多·罗斯福面对经济危机采取的以工代赈的新政措施就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子，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借此东风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如美国记者华莱士在其《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里所言：“美国人民评判自己的领导人不是看他在和平年代的所作所为，而是看他在危急时刻能不能力挽狂澜”。第二部隐形宪法通过修正案条款强化了总统的行政权，也对总统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因为运用权力并不难，难就难在知道什么时候不运用手上的权力。
后内战时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
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解放黑奴是一回事，转变对黑人根深蒂固的成见，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内战后的人民及官员和内战前并无本质差异。
如果我们沿着美国宪政史溯流而上，沿途的险象环生难免让我们感叹积重难返。即使美国这么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都难于改弦更张，更何况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梁启超语)。比如，林肯解放黑奴宣言签署几十年后，一群黑人孩子要在联邦军队的护卫下才能进入学校，否则要被白人至上分子打得半死。
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基本上仍是包容奴隶制的同一拨人。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史考特(DredScott)案中，大法官曾判决非洲裔美国人永不能成为合众国公民，不管他们是生来自由还是生来为奴。而内战后的法官，仍跟德雷德·史考特案中作出判决的法官拥有同样的背景和教育。换句话说，旧体制里出来的官僚能不能彻底接受新社会的洗礼，还真是个问题。
尽管第二部宪法强化了所有人平等，而不仅是1787年宪法里的新英格兰白人男子平等，但是法典上的平等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相对民商法的“关心粮食和蔬菜”，宪法总是有大而无当的缺憾。
徒法不足以自行，第二部隐藏的宪法对白人的用脚投票无济于事，即使到了20世纪，美国的白人家长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从招收黑人的学校转学，而且还常常是集体转学，这在法律上也无可厚非。
20世纪上半叶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还是奉行“隔离但平等”，这种白人至上的积习惯性影响之深以至于在一次心理测试中黑人孩子在选择认为可爱的布娃娃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白人娃娃，然而黑人布娃娃却无人问津。
这不仅让我想起晚清遗老辜鸿铭，当民国的人民嘲笑他的辫子时，他的辩解意味深长：“你们身体上的辫子虽然剪了，但心里的辫子还在。”林肯可以在制度层面上解放黑人，却不能从心理层面，或者说文化层面解放黑人，前文黑人孩子“心理上的辫子”就是白人优于黑人，哪怕是可爱程度上。哀莫大于心死，信夫！
内战不是万金油，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内战种下了复仇的种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林肯会遇刺。美国没有中国或英国这样厚重的历史，不用担心旧势力的复辟，但是政治和种族仇恨引发的暗杀屡见不鲜，不管是马丁·路德·金，还是肯尼迪。
仇恨虽如春草，更行更远更生，但只要宪政基石不倒，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就会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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