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
2001年以来，宪政研究从荒芜到成为显学，经历了极大的复兴，无论是译介，还是理论研究，乃至宪政理论在中国处境的原创都盛况空前。到2012年前后，以民间的宪政热，以及2013年官方舆论高调反击宪政话语为标志，宪政理论在中国大陆已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政治思潮之一。
宪政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宪法文本和规范的研究，以宪法解释为重点，当前大陆的宪政研究由于宪法没有进入法律实践过程，宪法解释难以实质推进。
第二个层次是规则和制度的研究，制度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进路等可以给立宪规则的积累、宪政的运行等提供丰富的启发，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的宪政研究在规则与制度层次仍远远不足，中国经济变革的丰富实践，以及快速、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宪政的规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我们却缺乏普通法宪政或规则秩序理论等进路的富于洞察力的学术著述。
第三个层次则是宪政的超验之维。宪政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当下的所谓儒家宪政论者并未理解到现代宪政的两个核心特征，第一是自由价值，第二是宪政为一套制衡的秩序。而认为中国自古即有宪政，实则把宪政等同于政制。
现代宪政的产生奠基于基督教整合希腊罗马政制而形成的中古对立复合体，英美宪政的重要成果是在现代性的神圣与世俗、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精神与政治分化、瓦解、崩溃的大背景下，恰当整合五种元素：希伯来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或圣约传统；希腊民主；罗马共和；英国的普通法宪政；法国人权，尤其在美国宪政中实现了成功的综合，现代宪政的这一成果不仅已扩展到全球，成为普遍的现代政制程序，而且有潜力在全球化进程中顺应后现代处境的多元主义文化挑战，建设世界宪政。就此而言，在现代性的理性与进化两大核心观念皆遭遇重大危机的背景下，宪政乃是现代性为人类文明所贡献的科技与工业之外的最为重要的遗产。现代宪政所奠基的神圣秩序，是大陆学界十分陌生的，仅有刘军宁先生寥寥可数的学者注意到。所以，汪正飞博士的这篇论文，对于宪政的超验之维研究而言，乃是开山之功。
正飞兄是我安徽师范大学的本科校友，他勤勉刻苦，好学深思，本文不仅是正飞兄的学术成果，也是他心灵探索、寻求真理的足迹。
本书在讨论宪政的超验之维的领域中，以圣约观念为中心，这把握了犹太基督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使得其研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就宪政的观念和制度而言，圣约传统都有奠基性的贡献。以色列由圣约建构了十二支派的多中心秩序，到新约由耶稣身体所建立的基督教会，再到清教徒政治神学形成神人之约、治者与被治者之约的双重互约思想，上帝启示自上而下的纵贯轴为宪政的制衡思想提供了根本保证，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也是当下所谓儒家宪政无法解决的根本难题。
本书在清教徒圣约神学与美国宪政关系的探讨中，提出圣约自由的精义之一在于自我限制。即“人类缔结圣约时，上帝部分放弃了对人类生活的控制，从而赋予了人类在圣约之下的自由。同样，人类也通过圣约而自我约束，这样一来，清教徒为圣约之下的自由而放弃了本性自由。因此，相互之间的自我约束是圣约自由实现的保障。”这一论述对于理解法律之下的自由，对于中国当下有法律无法治、有外在规范无内在规则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本文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值得提出与正飞兄商榷，以期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本文在《导论》部分提出研究宪政的政治社会学的三种进路，即自然法、普通法，和契约论，其后另行提出圣约宪政主义的进路。这一立论过于仓促，难以成立。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传统中，自然法和契约论传统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神学的研究，很难将其视为政治社会学的进路。本文提出的圣约宪政主义在我看来，主要应视为政治神学的进路，而以政治社会学进路为补充。而论文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对圣约政治神学的梳理。
其次，圣约宪政主义本身即属于自然法传统，而自然法、普通法与契约论进路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张力，很难把普通法视为一种独立的进路，西方学界近十多年兴起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研究进路强调正义观念、司法中心、自由传统，其实质是哈耶克的规则秩序理论的深化，以期整合超验之维和制度之维，但规则秩序进路本身的局限使其对政治神学对于宪政的贡献缺乏足够的洞见。
继本书之后，另一可以深入研究的领域，是中古教会及政治思想与圣约传统的关系。在沃格林看来，中古时期已孕育现代宪政的主要元素，包括选举、分权、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离等。但现代宪政如何借助其后的清教徒圣约传统，有效解决了现代性灵知主义的局限，则是沃格林所估计不足的。可能正是在这里，隐藏着全新的可能性，即中国宪政汇入超验之维，以圣约传统建设中国宪政的公共秩序，整合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宇宙秩序，且承继包容包括儒家传统、共产主义新传统等，从而化解传统与自由、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张力。
这是我们的期待与盼望，是为序。
范亚峰
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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